摘 要：
吴淞江在清代时仍是松江府境内最大的河流， 是太湖水入海的重要路径， 也是江南一带商船、漕船往来的必经之路。吴淞江的淤塞是东南政务中最棘手的问题之一， 清代历朝均会对其进行规模较大的治理， 其中以道光朝的治理影响最为深远。本文通过对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藏的嘉庆、道光年间两次重浚吴淞江的石刻文献的研究， 对此历史事件作了全面的梳理和还原。
一、重浚吴淞江案的石刻文献述略
《郭嵩焘日记》载， 清咸丰六年 (1856年) 二月初十日， 郭嵩焘乘船从上海大东门开行去往苏州。十一日在陈家渡遇到风浪， 他上岸等待风浪平息， 闲步中来到周公祠。周公名中， 是清朝的松江知府， 清雍正六年 (1728年) 修浚吴淞江承筑大坝， 与河标把总陆章一同殉职。雍正皇帝闻讯为之落泪， 追赠太仆寺卿， 故亦称周太仆。祠中有碑， 郭嵩焘阅读碑上文字， 得知建祠在道光年间， 两江总督蒋攸铦与江苏巡抚陶澍重浚吴淞江， 奏请为周中建专祠。祠后周太仆寝室右壁立有一碑， 刻唐仲冕任江苏候补道时所撰《督浚吴淞江记》;左壁也立有一碑， 碑阳刻《陶公验收图》。郭氏描述图中所刻， 中立长须者即陶澍， 左为江苏布政使梁章钜， 右为苏松太道陈銮， 同碑碑阴刻陶、梁、陈三公为挑浚吴淞江工竣所作诗。
舆图易稿， 河道改制， 石碑亦荡然无存。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收藏的石刻文献中恰有一幅《重浚吴淞江纪绩图》拓片 (下称《纪绩图》) , 以吴淞江为背景， 刻画朝服人物九位， 落款“昆山顾春福”。顾春福， 号隐梅道人， 绘画师从改琦。其跋《红楼梦图咏》提及“忆丁亥岁， 薄游沪渎， 访光禄于绿波池上”, 根据他的生卒年， “丁亥岁”当是清道光七年 (1827年) 。《纪绩图》中间三位是所纪主角， 面向吴淞江勘察观望， 与郭嵩焘所描绘的验收图景大抵相同， 颇似郭氏所称“《陶公验收图》”。此外， 馆藏还有《陶澍吴淞江工竣放水作歌》《梁章钜和陶澍吴淞江工竣放水歌》拓片叙述此事。
结合《郭嵩焘日记》的记载可知， 周太仆寝室左壁石碑《陶公验收图》 (顾春福所绘《纪绩图》) , 是“上海令沈炳垣所刊， 并为之记， 而前令平翰书石” (拓本未见此记载) 。沈炳垣字鱼门， 号晓沧， 浙江桐乡人， 清道光十年 (1830年) 任上海知县。沈氏是颇有建树的名臣， 也是藏书家， 在道光二十五年 (1845年) 中进士前， 他有很长时间在江南苏松一带任职， 做过娄县、上海县、南汇县、崇明县、太仓州等地的知县、知州， 在兴修水利、救济民生方面均有可观政绩， 在民间的口碑也很好。[1]平翰字岳生， 号樾峰， 山阴人， 道光九年 (1829年) 任上海知县。[2]平氏的主要政绩可能是他在道光十六年 (1836年) 出任遵义知府后。例如他设立志局， 延请郑珍和莫友芝撰修《遵义府志》， 该书被梁启超誉为“清代府志第一”。平氏也是书法家， 书学褚遂良， 兼有王羲之、颜真卿、米芾笔意， 贵州博物馆收藏了多件他的作品， 主要是对联和横幅。此碑刻立年代应当在沈炳垣任上海知县期间， 即道光十年 (1830年)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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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纪绩图》曾经摹拓， 那么平翰所“书石”的沈炳垣记文也当有拓本留传， 惜尚未发现， 今人编纂《上海碑刻资料选辑》自然未有收录， 不啻为憾事。
今分别从馆藏拓片和《江苏水利全书图说》中录出三家诗， 为此次重要水利工程作资料之集合。①
陶澍《道光戊子二月十七日吴淞江工竣放水作歌》
东南水利首太湖， 三江分泄通尾闾。吴淞居中势尤顺， 建瓴万古唯东趋。六府一州若堂奥， 开合门户此其枢。迩来沙泥日壅塞， 潮水远隔惟亭隅。篙人渔郎坐太息， 涉浅几化舟为车。遂令旱涝靡所备， 百万亿顷田无租。天子临朝下诏谕， 南顾窃恐民其鱼。道谋筑舍凡几载， 一旦豁然成鸿渠 (吴淞自道光四年来， 屡欲浚治， 未果。去秋， 襄平节相至， 始得佥议， 甫拜折而寄， 谕适至， 仰蒙圣询及之， 遂得举行) 。澜回可使蜃舍避， 路直尽断羊肠迂 (强家湾、居家湾俱经改直) 。天寒日短士挟纩， 自冬迄春五月余。今朝开坝息畚锸， 万人邪许闻欢呼。涛头一线立海色， 恰有浄绿先平铺。 (是日子刻， 开青浦上坝， 未刻开上海拦潮大坝①, 水势甚畅) 樯帆随风行客乐， 鱼龙得意争归墟。推波助澜势未已， 且喜百年民患除。香花溢路走且告， 鼛鼓不到茅檐居。回思神禹陂九泽， 三千年中湖不淤。饱闻秋风动归客， 巨口细鳞江多鲈。曷来自宋逮明代， 扬尘几见沧海枯。作俑良由智者凿， 建闸之议堪揶揄。以闸御潮沙亦滞， 闸内闸外生崎岖。岂知江潮在天地， 本若元气相转输。一呼一吸荡肠胃， 焉有塞口防沾濡。来源不裕闸何用， 刻舟颇笑前人愚。不见黄浦江不闸， 未闻阻隔须爬梳。浏河白茆近有闸， 浅涩更与吴淞殊。夏海诸公事已邈， 眼前蠡测诚区区。三吴治水宜最亟， 请以此举为权舆。
抚吴使者楚南陶澍
落款后刻有“臣澍之印”“印心石屋”两印。
梁章钜《吴淞江工竣放水和云汀中丞韵》②
扬州之浸惟五湖， 厥利灌溉滋田闾。利源所在患亦伏， 赖有三江分道趋。西来具区荡昏晓， 动而不息如户枢。中条浩瀚今异昔， 吴淞一线东南隅。潮汐往来沙愈积， 褰裳可涉行可车。栽芦树簖恣填阏， 通津为陆田无租。沟防宣蓄久不讲， 安得育育歌群鱼。圣人令下若流水， 真看水到先成渠。承流大府早集议， 损上益下言非迂。彊圉大渊霜月吉， 农事不害三时余。残年雨雪亦劳止， 春晴倍觉声欢呼。井亭迤逦迄曹渡， 并刀快剪江光铺。强湾可凿崖可划， 建瓴直泻沧溟墟。帑无虚縻民不扰， 大役之弊齐蠲除。腊鼓自喧鼛鼓应， 尔田尔宅胥安居。比年沟洫政屡举， 回环泖荡犹垫淤。我来旬宣敢告瘁， 挂帆四食松江鲈。洒沉□□①视此役， 旱涝贯注无偏枯。坐看万井并受福， 黄粱白粲交舂揄。欣逢襜帷十日驻， 剔除坝埂销崟岖。降雨成云竟邪许， 前波后澜立委输。群僚用命固其职， 神力也助恩波濡。临流赋诗岂偶尔， 崇论要辟前人愚。洪惟明诏义卓阔， 泽国一一须爬梳。浏河茆港尤急务， 先劳劝相何差殊。愿公虎帅我拱听， 谋深虑远非区区。合群策力百废举， 三吴大利书方舆。
长乐梁章钜谨和韵
落款后刻有数印， 但仅“吴中方伯”印可以辨识。
陈銮《和云汀中丞韵》
江南利薮开五湖， 鱼盐蜃蛤通乡闾。井烟宛在水中沚， 膏腴万顷民争趋。长沙中丞勤抚恤， 虚堂平政持钧枢。海运荿功讲水利， 三年四度来海隅。登高岂为乐游豫 (公所至辄登绝顶揽其形势) , 思意所至甘随车。吴淞疏沦甫数稔， 摊征尚借丰年租。何期癸夏苦霖雨， 平江泛溢人为鱼。公来抚膺三太息， 请帑重浚郑白渠。长乐方伯相原隰， 故道一改强湾迂。滩沙一千五百丈， 取直才可百丈余。事半功倍便行旅， 旱涝有备忘耕呼。嘱僚奔走四阅月， 清流停蓄如练铺。建闸留坝不一议， 千古聚讼诚拘墟。惟公明威具特识， 弊窦一洗疑窦除。诚心直欲贯金石， 周巡何惜经旬居。坝足先教刷涤尽， 河身肯使铁毫淤？我从乙酉守松郡， 来往江上尝莼鲈。凿陂功业惭白傅， 差幸引泉溉其枯。前年从公祠大海， 目睹荡迅波挑抡。赋诗作图了如掌， 胸襟浩荡凌八岖。百五万粟千帆顺， 四千余程十日轮。朅来放水曹家渡， 又见百里潮涵濡。建瓴势下一战捷， 元僧歌诗何其愚 (元僧维澄诗有“海水一日两赴战， 战退吴淞水倒流”之句) 。况有群策善事后， 铁篦更向江心梳。中江课功已有效， 娄河踵事应不殊 (公将奏请浏河、白茆以次兴挑) 。钟贾峰高细林窈， 可惜眺览止一区。愿求金匮十四卷， 追随六合穷堪舆。
而郭嵩焘所述唐仲冕所撰《督浚吴淞江记》碑文， 应即《江南重浚吴淞江碑》， 写于清嘉庆二十五年 (1820年) , 这件拓片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也有收藏。其时唐仲冕任江苏候补道， 嘉庆二十三年 (1818年) 江苏巡抚陈桂生命其与海州知州师亮采督浚吴淞江， 历时三月， 耗费二十余万两， 疏浚一万一千余丈。师亮采也有《重浚吴淞江告成刻石纪事》诗：“济运通商又利农， 舆情久欲浚吴淞。地消积潦期丰岁， 天助穿渠值暖冬。伫见春涛归岛屿， 还看秋水跃鱼龙。不烦鼛鼓成功易， 浩荡群沾圣泽。”[3]不过这块石碑或其拓片未见流传。
这次挑浚是清代治理吴淞江工程中较为大型的一次， 然而没过多久， 吴淞江再次严重淤塞， 大水成灾， 不得不再议疏浚。《同治上海志·卷四》记载“道光三年复浚吴淞江”, 江苏巡抚陶澍檄署巡道陈銮总其事。事实上， 清道光三年 (1823年) 并未疏浚吴淞江， 吴淞江的重浚直到道光七年 (1827年) 才正式开工。《黄渡镇志·卷四》述之颇详， 可补府县志之缺：“道光七年， 巡抚陶澍浚吴淞江， 嘉定知县淡春台、青浦知县蔡维新分督之。自三年大水成灾， 次年， 给事中朱为弼奏兴修江浙水利， 经总督孙玉庭勘明， 修浚吴淞、浏河及泖湖浦港， 已奉允旨， 专派皋司林则徐综办两省水利， 嗣因高堰兴举大工， 仅将黄浦一路水道先为挑浚。总督蒋攸铦覆估自井亭渡起至曹家渡， 工长一万八百八十九丈八尺， 十月兴挑， 次年二月工竣， 征调淮夫赴工， 颇奏功效。”
《江苏水利全书图说》收录《重浚吴淞江全案》六卷， 第一卷即当时承担这项工程的江苏巡抚陶澍、江苏布政使梁章钜、苏松太道陈銮等就挑浚工程的奏折和上谕。今按《陶澍全集》[4]的整理研究结论予以命名， 按《重浚吴淞江全案》著录的时间顺序逐一罗列。
《附奏拟续办吴淞水利并拆除石闸折片》写于清道光五年 (1825年) 七月二十三日。陶澍上任江苏巡抚后， 对道光四年 (1824年) 兴办的黄浦水利进行勘估核定， 上《复勘黄浦水利工程核定办公各员奖励折子》， 上述折片即附其后。折片提出疏浚三江的工程需继续进行， 当务之急要拆除吴淞江上大坝以利流通。同年八月十三日奉到谕旨， 因高堰兴举要工， 着令其暂缓吴淞江工程， 详细勘察。
《筹备挑浚吴淞江银款折子》写于道光七年 (1827年) 七月十五日。折中提到吴淞江是漕船往来转运的要道， 往年吴淞淤塞， 漕船绕道黄浦。但来年再筹办海运， 黄浦是海运船只的出发点， 漕船再行绕道多有不便， 挑浚势在必行。考虑到道光三年 (1823年) 水灾后民间元气大伤， 不宜再行征摊， 恳请借用去年海运漕粮比以往河运所节省的经费二十万余两来兴挑， 并用来年海运所节省的经费填补这个空缺。同年八月初四日谕旨准请照办。
江苏道监察御史李鹏《奏为疏浚东南水利折》， 时间不详。道光三年 (1823年) 水灾， 江浙受灾严重。道光四年 (1824年) 筹议疏浚江苏水利， 由于经费不足， 仅将黄浦一路挑浚。此折中奏请复挑暂行停办的吴淞等工。七月二十日 (当是道光七年) 奉到谕旨， 准奏并着令蒋攸铦、陶澍通盘筹划议定。
《勘估吴淞江工程折子》写于道光七年 (1827年) 十月二十一日。折子奏报勘估吴淞江挑浚工费二十九万九千余两， 除用海运节余平粜米价银外， 不敷处由外筹措。工程由上海、青浦、嘉定三县与沾得水利的元和、吴江、震泽、昆山、新阳、太仓、镇洋、宝山共同承挑。十一月初八日内奉到谕旨“该部知道”云。
《验收吴淞江挑工并出力各员请奖折子附清单》写于道光八年 (1828年) 三月初六日。其时吴淞江工竣， 陶澍亲赴吴淞江验明如式， 折中对验收结果作了汇报， 并为出力各员请奖。三月二十一日奉到谕旨， 对上报的挑工、银款、奖惩予以答复。
《吴淞江岸请建死事知府专祠折子》亦写于道光八年 (1828年) 三月初六日。雍正年间松江知府周中承筑大坝， 与河标把总陆章俱殁于水， 堤坝亦即合龙。该处士民追思恩泽， 在吴淞江畔私建小祠祭奠祷告。该折奏请在吴淞江岸建周中专祠。三月二十一日奉到谕旨准建专祠， 列入春秋祀典。①
《挑浚吴淞江银数工段折子》写于道光九年 (1829年) 三月十八日。陶澍将挑浚吴淞江河道各工段长宽高深丈尺并土方银数， 开单奏报。从所开缮的清单来看， 这次挑河共四十三段， 工长计一万八百八十九丈八尺， 共估土方银二十九万三千二两零， 筑坝土、柴坝二十四道， 用银六千一百八十五两零。除动用平粜米价银二十六万五千七百三十二两零外， 自筹银三万三千四百五十五两零。四月二十一日奉到朱批“工部知道”云。
《同治上海县志·卷二十七》著录《重浚吴淞江上谕奏稿》共十二道， 勒石于周太仆祠， 如不计谕旨“工部知道”“该部知道”的两道， 恰与上述吻合。馆藏石刻文献中亦有这几块石碑的拓片， 然而残缺颇为严重。今与《重浚吴淞江全案》对比， 知存者为清道光五年 (1825年) 八月十三日、七年 (1827年) 八月初四日、七年七月二十七日三道谕旨全文， 道光八年 (1828年) 三月二十一日谕旨“作为调浚吴淞江经费”以下文字。七件奏折中第一、二、三件未见， 第四件缺“谕旨及时疏浚”以上文字， 第五件缺“雇集人夫戽水兴挑”以下至“六万五千七百三十二两零”以上文字， 第六件开头至“转行遵照去后今”, 第七件全。
根据馆藏的这组石刻文献资料， 可以梳理出这样的线索：清嘉庆二十三年 (1818年) 江苏巡抚陈桂生饬令候补道唐仲冕、海州牧师亮采督浚吴淞江， 工竣后于嘉庆二十五年 (1820年) 立《江南重浚吴淞江碑》于江畔。清道光七年 (1827年) 江苏巡抚陶澍、江苏布政使梁章钜、苏松太道陈銮等复浚吴淞江。道光八年 (1828年) 吴淞江工竣， 议建周中祠。建成后为龛二层， 上祀夏公 (夏元吉) 、周公 (周中) 、海公 (海瑞) , 下祀陶公 (陶澍) 、陈公 (陈时夏) 。道光十年 (1830年) 前后立碑刻重浚吴淞江案中的奏折和上谕、《重浚吴淞江纪绩图》以及陶澍、梁章钜、陈銮为吴淞江工竣放水所作诗。同时， 嘉庆二十五年 (1820年) 所立重浚吴淞江碑也移入周中祠中。
清道光十五年 (1835年) 重浚浏河、白茆河， 与重浚吴淞江全案汇总为《江苏水利全书图说》刊行。其中《重浚吴淞江全案》三卷， 第一卷为水利全图和奏折、上谕， 第二卷为重浚吴淞江工程相关的禀和札， 第三卷为禀、札和参与工程的官员所作纪事诗， 卷末附陈銮所撰《历治吴淞江叙录》。后陈銮编《重浚江南水利全书》， 将此次重浚吴淞江的奏折、上谕再次收入书中。
二、石刻文献之治水线索探微
(一) 周中祠辨析
唐仲冕《江南重浚吴淞江碑》写到：“我朝凡三兴是役， 厥有成绩， 阅今五十余年矣。”“三兴是役”当指清代自顺治以来， 至此次疏浚前， 吴淞江共有三次大浚。
第一次在清康熙十年 (1671年) 。巡抚都御史马祜奏请开浚浏河、吴淞江， 挑浚自黄浦东口起至新泾口施家港止， “计该一万四百九十一丈”, “共实用银一十万一千二百七十九两一钱二分有奇”。经费来自康熙九年 (1670年) 江苏省苏、松、常三府和浙江省杭、嘉、湖三府分漕折银。徐文元记其事。[5]
第二次在清雍正五年 (1727年) 。雍正四年 (1726年) 发帑银兴修江南水利， 江苏巡抚陈时夏请浚刘家河、白茆塘、吴淞江。谕旨钦命陈世倌、鄂尔奇督成。雍正五年 (1727年) , 刘家河工竣， 即挑浚吴淞江， 由嘉定、上海、青浦和新分宝山、南汇、福泉诸县分挑自闵家渡至野鸡墩三十六里。次年再由嘉定、上海、福泉、宝山四县分挑自野鸡墩至陈家渡十二里。
第三次在清乾隆二十八年 (1763年) 。江苏巡抚庄有恭奏请疏浚吴淞江， 耗费六万一千七百一十七两二钱二分有奇。①
传奇人物周中即殉职于第二次挑浚吴淞江工程中。周中时任松江知府， 《清史稿·循吏列传》有传。传曰：“ (雍正) 六年二月， 筑坝于陈家渡， 一再溃， 与千总陆某昼夜冒险指挥， 仓卒覆其舟， 既殁而筑合。事闻， 赠太仆寺少卿。当中令华亭时， 奉贤犹隶境内， 后析为县， 中适为知府， 至是民怀其泽， 奉以为奉贤城隍之神， 岁时祈报， 著灵异， 长洲王芑孙为庙碑纪其事。道光七年， 巡抚陶澍复浚吴淞江， 疏请立庙江干。”
根据史传和碑刻记载， 可知周中殉职后， 民间和官方对他都有祭奠行为。大致可以分为即地建祠纪念和移像奉神。嘉庆《松江府志·卷十八》载：“周郡侯祠， 在吴淞江陈家渡口， 祀松江知府周中。侯浚吴淞江， 死事， 松民惜之， 为立祠， 雍正六年建。”即此民间私建小祠。乾嘉时华亭人钦善写《周祠事迹记》， 其文称：“祠在城西北隅清风桥下云峰、禅定二寺之间， 始奉太守遗梓于此。梓归山阴， 士民悲思不已， 即其室设象奉之。”[6]清道光八年 (1828年) 陶澍等奏请在原址上建专祠， 列入春秋祀典。
周中任华亭县令和松江知府时， 除了治理水患， 其他方面的治绩也很好， 为老百姓办了许多实事， 在民间有很高的威望。于是有不少地方从周祠请得他的雕像， 奉为神灵， 祭祀祈祷。《奉贤县志·卷六·祀祠志》即提到奉贤县将周中奉为城隍事， 并录有清乾隆三十九年 (1774年) 知县常辉撰《重修奉邑庙碑记》、清嘉庆十四年 (1809年) 王芑孙撰文知县张敏求立《奉贤县城隍神庙碑》二篇， 详叙其事。
在浦东严桥地区有一座大型的道观三元宫， 即由当地周太爷庙移址重建。据《严桥镇志》和《川沙县续志》记载， 严桥地区居民黄氏， 在周中任华亭知县时曾受其恩惠， 得知恩公殉职后， 即前往周祠请得塑像， 供奉在本村三官堂内， 后改称除虐庙， 俗称周太爷庙。[7]
(二) 嘉庆年间一次民捐民办的烂尾工程
前已述及， 从碑文和其他史料看， 吴淞江在康熙、雍正、乾隆朝分别有一次大浚。清嘉庆二十一年 (1816年) , 江苏巡抚胡克家奏请疏浚吴淞江， 估银二十八万三千六十两， 按岁征粮额分两年摊捐。嘉庆二十三年 (1818年) 捐足开工， 工长自青浦至上海共计一万一千余丈。从规模上来看， 也是一次大浚无疑。但挑浚后不久即复淤塞， 道光初年在吴淞江剥运的漕船已不得不改道黄浦， 重浚提上议程。
这次大浚似乎是失败的， 但工竣后却立碑纪功， 道光初年重浚吴淞江后也将该碑保留， 这样的做法不禁使人疑惑。
由于吴淞江黄渡一带来潮衰弱， 河道浅涩， 清嘉庆十九年 (1814年) 江苏巡抚张师诚饬令司道府县勘估应挑河段， 估得工段绵长， 工费甚巨， 是民力不能负担， 所以奏请缓办， 至嘉庆二十一年 (1816年) 秋成兴挑， 而中间两年运粮船均改由黄浦、泖湖行走。嘉庆二十一年 (1816年) 四月， 张师诚因父亲病重挂冠离职回乡， 胡克家调任江苏巡抚。胡克家上任后， 即稽查志乘档案， 博访周询， 并征询两江总督百龄与河道总督黎世序意见， 派苏松太道龚丽正、长洲知县万承绍带同特地选调而来的运河高宝营千总寇殿邦， 对吴淞江应挑工段重新勘察估算， 估得工长一万一千余丈， 挑口宽九丈五尺至十二丈五尺不等， 需银二十八万三千六十两有奇。这笔经费以摊捐的形式获得， 由沿河的上海、青浦、嘉定三县承担三分， 占得水利的元和、吴江、昆山、长洲等十三州县承担七分， 预计两年捐足后开工。《清实录·嘉庆朝实录·卷三百二十五》记载了嘉庆皇帝对胡克家这一奏请的批复和圣谕：“一切俱听民间自为经理， 不令官吏涉手。工系民捐民办， 毋庸造册报销。”这一旨意得到了严格执行。时任江苏布政使的陈桂生详定章程， 即命诸县令预选公正殷实乡邑耆士， 分董其事。据《江南重浚吴淞江碑》落款知上海县的董事为陈焕、李心奉、李筠嘉、朱增慎四人， 均是乡绅， 并无熟悉治水之人。
嘉庆二十三年 (1818年) 工费捐足， 已升任江苏巡抚的陈桂生命候补道唐仲冕督办， 由上海、青浦、嘉定三县承挑开工。①其工自青浦筑拦湖大坝始， 至上海县万安渡以下筑拦潮大坝止， 计长一万一千余丈， 凡六十余里， 为土五十八万八十余方， 共集挑夫六万余人。以分挑三县中工段最长的上海县为例， 工长约三十余里， 则为土近三十余万方， 集挑夫三万余人。如此绵长的工段如何兴挑， 数量庞大的挑夫如何管理， 有没有具体的方案， 有没有写定的条款可以遵循， 唐仲冕在工竣后撰写碑文时并未提及。除了碑文， 他还写过一篇《浚吴淞江工竣善后议》， 也没有一字提及。
恰恰相反， 他在文中写下了自己的担忧：“吴淞之久而比浚者， 以潮汐挟沙而淤也。人言潮一日夜淤一钱之厚， 则一岁当厚三百六十钱， 不十年而淤平矣。无以治之， 直目前之利耳。”他认为疏浚吴淞江应“疏来源， 使湖水畅大， 力能攻沙”, “除内壅， 禁江中茭草渔簖， 使无停沙之处”, “建插坝”。而这次挑浚， 仅“建插坝”一条得用， 但做得仍有问题。[8]
由于这次工程是“民捐民办”, “官吏不得涉手”, 而“民间董事不谙工程或贤愚不一， 若任其所为则弊端百出， 一加抶罚， 动称民捐民办， 官不得过问焉。其何以蒇成事”。[8]所以唐仲冕和其他的县令、司道不能把自己的治理之策强加执行， 只能协同董事勤力劝诫， 反复强调吴淞江畅通与否关系农田水利， 不容疏忽。
道光初年黄渡镇人陆曰寿辑录了历代关于吴淞江的诗作三百首， 总为《吴淞江杂事诗》一卷， 请唐仲冕作序。唐仲冕顺势回忆嘉庆二十三年 (1818年) 仲冬， 上海、嘉定、青浦三县同时开工浚江， “新春雨雪次黄渡神祠侧， 猝难讫工”。[9]“猝难讫工”四字叵耐寻味， 在唐仲冕眼里， 这次工程是“烂尾”了。唐仲冕去世后， 陶澍为作墓志铭[10], 提到嘉庆年间疏浚吴淞江不得其法是唐仲冕一生的遗憾。
(三) 道光重浚吴淞江始末
道光年间全国经济衰退， 有学者称之为“道光萧条”, 从今天各学科的交叉研究结果来看， 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原因是全球性的气候剧变带来连绵不断的自然灾害。清道光三年 (1823年) , 发生了一次罕见的水灾， 史称“癸未大水”, 加重了吴淞江淤塞的速度和程度。
《清史稿·卷十七》记载“ (道光三年) 七月， 青浦霪雨两月”。《松江府续志·卷十四》云“道光三年夏大水成灾， 赈饥， 七县一厅并募民捐助赈”, 随后收录了林则徐的《劝捐赈谕》， 林则徐于道光三年 (1823年) 接任江苏按察使一职， 在道光三年 (1823年) 十二月至道光四年 (1824年) 四月间并署理布政使印务。他写到“总之灾分太重， 灾民太多， 灾区太广”, 大抵可以概括当时苏松地区的受灾情况。刘文远《林则徐总办江浙水利考述》[11]一文对林则徐在江苏、浙江治水的行迹作了详细考证和分析， 认为此时道光皇帝就属意林则徐将江苏、浙江两省的水利作通盘考虑进行治理， 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成事。林则徐也于道光四年 (1824年) 八月丁母忧回原籍守制， 暂时退出了苏、浙水利事务①, 两省水利作通盘考虑综合治理的理想方案未能继续。
吴淞江虽是江苏水利网络中的要道， 然而筹议重挑却相当不易。第一， “癸未大水”不仅直接使全国百姓受灾， 更加重黄河和运河的淤塞， 阻碍清廷的经济命脉。运河道上高家堰连年兴举大工， 耗费巨大， 清廷拿不出太多钱款支持其他的水利工程。道光四年 (1824年) 两江总督魏元煜和江苏巡抚张师诚议先挑浚黄浦一路， 用银七万余两。由于经费不敷， 吴淞江的重浚搁置不议。第二， 清廷对吴淞江是否畅通的重视程度有限。道光四年 (1824年) 《移会稽察房奉上谕孙玉庭奏遵查吴淞运道折》称：“现在太湖水旺， 吴淞积水犹深， 第来源弱旺糜定， 难以目前勘准。而上海、南汇、川沙□□厅粮艘自改道黄浦泖湖， 前后凡经五运， 无风水之虞。其吴淞一带历年行走□属稳便， 嗣后着该督等令该司道相度吴淞消长情形， 定该三县厅漕船趱行□路， 免致逐年临事具奏。”①可见苏松地区部分漕船因为吴淞江的不畅而改道黄浦已经连年实行， 以至于朝廷考虑将改道作为惯例， 来应对吴淞江的淤塞。第三， 嘉庆年间的疏浚在民间摊捐， 花费很大， 功效甚少， 民间对此多有怨言。梁章钜《自题淞泖扁舟图》诗中记述道：“偏当国难艰， 又难民力督。摊征虽旧章， 借款难入告。往事在人口， 劝输令先恧。”[12]重提挑浚没有一定的魄力和策略恐怕是难以执行的。
此后接手江苏水利事务的是晚清名臣陶澍。陶澍， 字子霖， 号云汀， 湖南安化人， 清嘉庆七年 (1802年) 进士。按《清史稿》本传的说法， 他“巡中城”则“决滞狱”, “巡南漕”则“革陋规”, 在四川“剖决狱讼”, 改革盐政， 执行力极强。道光五年 (1825年) 五月， 道光皇帝将陶澍从安徽调至江苏担任巡抚， 对他整顿江苏政务寄予厚望。陶澍到任后即上折陈情[13], 道光皇帝朱批“朕所以调任江苏者， 观汝颇可干济， 借资整顿”, 又谕示“于地方应办事务或有掣肘作难之处， 不妨据实直陈， 即或露章未便， 亦当密折陈奏”。事实上， 调任陶澍的直接原因， 是道光皇帝决心筹办漕粮海运。
清代漕运主要依赖运河， 与运河交叉的黄河是否安澜又直接影响着运河的流畅， 这是清廷的经济命脉。乾隆朝以来， 运道梗塞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运送漕粮的效率越来越低。南漕海运的想法便开始萌发。①嘉庆、道光年间， 海运之议屡屡提起， 但总由于支持者寡、方案未妥或利益关系等原因， 始终未能执行。道光五年 (1825年) 大学士英和奏请通筹漕、河全局， 提出将滞运的漕米一半雇商船由海道运输进京， 一半改征折色作为治理运河的经费， 所选起点是江苏松江府下辖的上海县。道光皇帝遂将反对海运的魏元煜、张师诚等撤换， 调支持海运的琦善为两江总督， 陶澍为江苏巡抚。
海运的筹办和告竣为重浚吴淞江之事带来转机。道光五年 (1825年) 七月九日， 陶澍前往上海县验收黄浦挑浚工程， “自苏州启程， 先赴吴江震泽县境察看太湖水势， 旋由青浦、泖湖至华亭、娄县汇送黄浦之处， 逐细履勘”。[14]借勘察苏松水利之便， 查看海口运道情况， “勘得上海县东南门外黄浦江一道， 阔五六里， 据海口五十余里， 为各商船聚泊之所”, 一方面雇商船运漕粮行得通， 一方面黄浦码头是各州县剥船兑米汇集出发的绝佳地点。清廷为了缓解漕船在河水浅阻处不易通行的问题， 建立了剥船之制， 即以小型浅水船往来盘剥漕粮。黄浦码头自东迤北连接吴淞闸门， 往南一带是黄浦江， 都是剥船行经之路。由于吴淞江的淤塞， 剥船改由吴江县之平望， 绕嘉善、金山等处， 再出黄浦江， 水道曲折不便。[15]为了海运的顺利， 吴淞江不可不浚。此其一。
其二， 道光六年 (1826年) 海运告竣。此次运送苏、松、常、镇、太四府一州漕粮一百六十余万石， 较往年河运减少米粮损耗、节约盘剥等成本折银二十二万二千余两。这笔钱款正好可以用来重浚吴淞江。道光七年 (1827年) 议覆海运， 陶澍同时上《筹备挑浚吴淞江银款折子》， 提出借用去年海运节省的银款作为挑浚吴淞江的工费， 以来年海运节省银款归还， 如有不敷， 自行筹款， 不动国库。虽然海运没有再次实行， 但吴淞江已浚， 所借款项后经陶澍奏请也予以豁免。
其三， 海运从制定方案， 各方筹措， 到交兑运输、护航弹压都稳妥进行， 与任事官吏的能力密不可分。部分在海运案中表现出卓越才干的官员成为了此次重浚吴淞江工程的主要干将， 而在这两件事背后出谋划策的幕僚实际也是同一批人。
江苏布政使贺长龄“综理全局， 布置精详”[16], 是海运案的首要功臣。吴淞江既将重浚， 贺长龄在赴上海督办海运事宜时已开始勘察吴淞江情形。他发现太湖地势东北高而西南低， 与古时不同， 这是黄浦之所以夺吴淞之流的主要原因。而吴淞江下游湾曲甚多， 闸座也多， 阻住口门。海潮倒灌势猛， 挟沙而入， 江流入海势弱， 泥沙遂积。根据这一现状， 他草拟了几条勘办之法：一则首尾合勘， 因地势高低勘察太湖出水口哪些于吴淞有益， 吴淞江身深者是何处塘浦灌注而来， 浅者又是何处塘浦擎引而去;二则查勘水口要审度风向， 查勘下游要区分潮汐;三则各处堵截土坝要详细勘审其是否能资助吴淞后决定留存;四则绘图要定准方向;五则勘查过的河道要详细记录册档;六则勘查与估工要分开， 避免估计土方者因便于计算而将深浅牵成一律， 估完要由勘查者复核;七则江尾筑坝要预先筹划;八则勘办人员要能有效责成。道光六年 (1826年) 十二月， 贺长龄调任山东布政使， 梁章钜接任苏藩[17], 后吴淞江重浚工程即由梁章钜亲赴上海督率筹办。
松江府知府陈銮在海运案内“督办本属运务一切妥洽”, “派驻上海综司验船兑米各务井井有条， 经理咸宜”[16], 后升任护理苏松太道。署松江府知府川沙厅同知李景峄， 在海运案内“派驻公所料理全局”, “任劳任怨， 力肩终始”, 后升任署苏州府松江知府。后重浚吴淞江即由陈銮与李景峄总理全局。包世臣《江苏水利略说代陈玉生承宣》云：“丁亥， 宫保陶公命予 (指陈銮) 摄上海道， 以松守李君葛峰 (李景峄字葛峰) 尤属意吴淞， 筹款决策， 遂得举行。”[18]李景峄在浚治吴淞江之前曾浚治圆泖， 功已过半， 因同僚异议而止。直至吴淞江工举， 才得以一并完成。朱珔《和梁章钜自题淞泖扁舟图》诗云：“翻然遽同志， 善举相观摩。两役期并兴， 一一输澄波。”[19]
太湖厅巡检谢元淮“委办查船兑米各事极为得力”[16], “遇事能任， 解机权， 无苟且”[20], 后升任苏州府照磨。事实上， 谢元淮因海运案中显示出的才干， 在道光六年 (1826年) 十二月， 被选派至徒阳运河帮办六年一次的大挑。在重浚吴淞江的工程中， 他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治水人才， 帮办上海险工。
除了具名的官员之外， 还有一批深谙经世之学的学者， 作为陶澍、贺长龄、陈銮等人的幕僚， 在海运案和重浚吴淞江案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贡献最大的当属魏源和包世臣。
魏源， 字默深， 邵阳人。道光二年 (1822年) 举顺天乡试后为中书舍人， 直至道光二十四年 (1844年) 才中进士。魏源有很长时间的游幕生涯， 在道光初年是贺长龄的幕友， 佐其筹办海运， 编订《江苏海运全案》与《皇朝经世文编》。贺长龄调任山东布政使后， 魏源进入陶澍幕府， 佐政长达十余年之多。[21]在治理东南水利的问题上， 他前后撰写过《江南水利全书叙》《东南七郡水利略叙》《三江口宝带桥记》等文， 持论与陶澍任江苏巡抚至两江总督期间疏浚吴淞、浏河、白茆的理念相同， 以吴淞为太湖泄水之正流， “宜宣不宜节”。[22]魏源对朝章国故、学术源流极为精熟， 从理论上为治水大张旗帜。
包世臣， 字慎伯， 泾县人， 嘉庆十三年 (1808年) 举人。《清史稿·包世臣传》称他“精悍有口辩， 以布衣遨游公卿间。东南大吏， 每遇兵、荒、河、漕、盐诸巨政。无不屈节谘询， 世臣亦慷慨言之”。又云：“初， 海盗蔡牵犯上海， 镇道迎世臣阅沿海岛屿。见黄浦停泊商船千艘， 遂建海运可救漕弊之议。”①不过他的这一建议直到道光年间英和奏请河海并运后才有望实践。读到英和的奏稿后， 他即刻写《上英相国书》畅言海运之便， 又撰写《海运十宜》详陈筹办海运的要点。包世臣入陶澍幕大约也正是此时。他在重校自己的《海运十宜》后批注道：“是时新抚至吴， 茫无津涯， 得此稿， 依仿定章， 海运事乃举。”[23]此后一年多里， 他经常为陶澍主持的水利工程效力。《养默山房诗稿》序中提到道光六年 (1826年) 冬“就食徒阳工次”。[20]在《却寄陶宫保书》中又写到道光七年 (1827年) 祀灶日“自吴淞江工次返棹， 晋谒铃阁”, 落款自称“旧部人”。[24]
包世臣深谙河工， 他一生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为治理南河奔波。此次重浚吴淞江， 他应当提出了不少好的建议并被采纳， 所以向陶澍感叹通工完竣后自己“亦获免素食之诮”。①从吴淞返回苏州的路上， 他仍在体察河形水势， 发现野鸡墩一段还有问题， 建议在夏驾浦增筑草坝一道。同时向陶澍举荐从南河暂调吴淞帮工的卢永盛， 列举其过人眼光和成绩， 希望陶澍亲自了解后， 保以“应升”, 为南河储备人才。[24]此外， 重浚吴淞江所花款项， 部分由海运节省而来， 部分由官员自行筹措， 可以说既未动国库， 又未扰民生。魏源《陶公行状》[25]、《陶文毅公神道碑铭》[26]称漕、盐“文法委曲繁重， 致利不归上， 不归下， 而尽归中饱， 官民交困”, 而海运所节省的就是“闸河冗费， 仓胥勒索”。截断“中饱蠹食之人”所获之利， 用于民生工程， 节省国库开支， 这与包世臣的思想、主张不谋而合。包世臣后佐陶澍改革盐政之法即以此主张贯穿始终， 其《上陶宫保书》云：“……其要尤在‘节帑’, 世臣生平为中外所中伤， 在此二字。”[27]他与陶澍在这点上的共识， 若说是肇始于海运， 贯穿于水利、盐政， 当不为过。重浚吴淞江工程是其中之一。
重浚吴淞江工程即在工费到位、人员齐备的情况下， 由陶澍挂帅， 梁章钜、陈銮二人筹划开始。②
道光七年 (1827年) 七月， 李景峄与范博文③在对吴淞江进行详细勘察后， 提出“照河形浚治”的办法， 对原估挑工做出了因地制宜的增减。八月， 梁章钜、陈銮、署按察使潘恭常拟订了挑浚的具体方案， 约计二十余条。有些是针对嘉庆年间挑浚失败所特别订立的。第一， 嘉庆年间上海、青浦、嘉定三县承挑全部工程， “工段绵长， 照应难周， 人夫不力， 以致挑浚迟误”。本次则将工程分为十二份， 上海承挑二份， 青浦、嘉定、元和、吴江、震泽、昆山、新阳、太仓、镇洋、宝山各承挑一份。第二， 上次浚治由民间董事自发办理， 官吏不得插手。本次则帮办委员均由州县遴选， 州县亲自验收， 草率者州县与委员一并参惩。同时专设督催工程之员， 按时稽考， 五日一通报， 并拟订了惩罚措施。第三， 上次浚治每一段分管挑夫太多， 难以约束管理。本次对挑夫的管理采用责任制， 五十名设小夫头， 二百名设大夫头， 各段之首钉木牌写其工作数量和限定日期。第四， 各州县承挑工段立杆标记， 以便查验问责。其余条款对挑起之河土如何安放， 人夫重担来空担往的路线如何安排， 如何抽子沟应对阴雨天气不致停工等， 均有明确详细的规定。八月， 李景峄等拟订起土筑堤界限方案。九月， 梁章钜、陈銮、潘恭常再次对工程进行复勘、估算， 落实为四十一工段， 并对应挑土方和用银做出估算。
九月下旬， 吴淞江开工浚治。首先在上海县工尾处抢筑拦潮大坝， 以抵御海水的倒灌， 大坝于十月十一日合龙。然后根据预估宽深对河道进行挑挖疏通， 其中新阳县挑至见底， 起出远年沉溺粮船一只， 宝山县起出下方上尖石器四个， 上海县起出远年沉溺海船一只， 内有洋木、秤杆、铁秤砣、铁秤钩等物， 足见挑挖之深。
此次浚治按既定方案严格执行， 但仍难免突发情况。其一是上海曹家渡工尾筑拦潮大坝， 不能按期合龙。《吴淞江岸请建死事知府专祠折子》称因风雨潮汐坝底刷深三丈有余， 危急之势为人力难救。经土人指点， 藩司梁章钜、太道陈銮亲往设祭， 向周太仆虔诚祈祷， 才使得风向逆转， 堵筑合龙。
然堵筑此坝的实际情形在《重浚吴淞江全案》所收公文案牍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事因上海知县李廷锡奏请选调河工帮办筑坝， 调来南河营守备卢永盛、后补把总朱雯带同效用兵丁三十五人到工。不料因语意误解， 误选为估算、筑坝兵丁各半， 最后实际效用兵丁仅二十四名。人手吃紧之外， 又发现勘估有误。当年潮汐时间与程度均与往年有差， 使大坝屡屡坐蛰。大坝坐蛰后方知原估河底坚硬者并非淤泥胶土， 只是远年板沙， 随着坝身逐渐收窄不断刷深， 难以合龙。同时李廷锡、卢永盛希望加筑一座土坝来擎托大坝。苏州府总捕同知范博文则提出反对意见， 认为大坝难以合龙是由于卢永盛等人不肯按原估高宽筑坝， 执意加高加宽， 延误工期。陈銮写《历治吴淞江叙录》， 提到“办工者因归咎于估计不敷， 以致坝形单弱;估工者则委过于未浇戗土， 以致埽不交粘”, 指的正是这双方的矛盾。
首先， 作为资深河工， 卢永盛在知县李廷锡的支持下并没有自作主张， 而是在抢筑的同时将筑坝情形逐级上禀巡抚陶澍。其次， 作为主理的梁章钜和陈銮此刻并不追究过错， 而是到工地反复查勘， 当机立断， 就近选择合适的地点移筑大坝。最后， 身为巡抚的陶澍在了解实际情况后， 一面支持卢永盛等人的筑坝方案， 一面对其延误工期、推诿责任的做法严厉批评。在工竣后奏请嘉奖的折子里， 陶澍称李廷锡为“承挑各工第一出力之员”, 卢永盛“勤奋认真， 不辞劳瘁”[16], 可见对事不对人， 赏罚严明。
其二为上海县境内居家湾等六处河道取直。上海县居家湾等六处河道最为迂曲， “下停潮水， 上阻清流”, 嘉庆年间挑浚吴淞江时曾有改直之议， 但未能成事。上海县文生诸尚慎、诸迪堂、朱庄、朱书， 监生诸廷钧、朱劬， 武生朱超， 耆生陆镛联名具禀， 请求将六湾取直。陈銮将详细情况向陶澍禀报后， 获其认可， 会同上海县令李廷锡、署苏州府知府李景峄、苏州府总捕同知范博文、署镇洋县令景寿春、宝山县令陈玉成一起详细查勘， 又征询该处耆老， 证实六湾在乾隆年间尚是径直， 后因泥沙淤积而愈久愈弯。梁章钜再会同陈銮等逐段勘查， 确认有必要并能够切挑取直， 再行办理。可见其谨慎之至。
道光八年 (1828年) 二月吴淞江工竣， 七日陶澍自苏州启程， 由白茆等处一路查勘验收， 按照估册逐段勘量， 验明如式。通工计长一万八百八十九丈有零， 各州县在原估丈尺之外均有增加挑挖， 皆为自行捐资办理。陶澍又亲至上海工尾处， 督饬该道府及各员弁， 竭五昼夜之力， 将拦潮大坝柴草坚埽及下戗积土清除干净。十七日丑刻， 开青浦上游头坝， 清水注满吴淞江。午刻， 开上海下游拦潮大坝， 任江水冲出， 坝外淤泥立即冲散。未刻， 海潮大至， 内外刮刷。陶澍随即乘潮回苏州， 沿途按段测量， 水深均有一丈九尺至二丈不等， 吴淞江一律深通， 毫无浅滞。
后来陶澍升任两江总督， 在规划内的开浏河、白茆等处则由继任巡抚林则徐完成。林则徐在致信陶澍时， 自谦道“前数年之所以清和咸理者， 赖有硕画鸿规， 今学步邯郸， 滋愧寿陵余子”[28], 未尝不是对陶澍在任巡抚期间政绩的客观评价。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所收藏的重浚吴淞江案拓片， 是一组比较独特的石刻文献。在过去立碑纪事、勒石记功的传统中， 所刻一般是一篇记文， 而这次事件却将所涉奏折全部刻石， 后又将所涉公文结集刊行， 务求为后世资鉴， 这与早几年魏源编订《皇朝经世文编》的理念一脉相承。孔飞力先生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一书提出中国包括民主政治在内的“现代性”并非完全由外力所致， 实有其内在动因。魏源、冯桂芬等游幕人士的“广开言路”即是其一。通过对重浚吴淞江事件的梳理， 不仅牵连出海运、河漕等重大问题， 也看到了当时朝廷封疆大吏与同僚、幕属的工作方式， 感到孔飞力先生所说的“现代性”的内在动因似已见端倪。期待有朝一日， 这组残缺的拓片能配补齐全， 在形制上将这段故事完整保存。
都会遗踪 2018,(02),5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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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陶澍诗在《陶澍全集》《江苏水利全书图说》《吴中唱和集》《清诗纪事》等书中有收录。梁章钜和诗在《退庵诗存》《江苏水利全书图说》《吴中唱和集》中有收录。陈銮和诗在《江苏水利全书图说》《吴中唱和集》中有收录。各版本不影响文意的文字异同， 本文不作辨析。
2 (1) 子刻， 《陶澍全集》作“丑刻”;午刻， 《陶澍全集》作“未刻”。陶澍《验收吴淞江挑工并出力各员请奖折子》亦云“丑刻”开青浦上坝， “未刻”开上海拦潮大坝。
3 (2) 题目据《退庵诗存》加。
4 (1) 原字漫漶， 《退庵诗存》作“澹菑”。
5 (1) 据《同治上海志·卷十三·职官下》记载， 陈銮在清道光六年 (1826年) 任上海县巡道。前后记载官职不一， 实为舛误。
6 (1) 三次大浚详见《重浚吴淞江全案》所收《历治吴淞江叙录》。
7 (1) 胡克家于清嘉庆二十二年 (1817年) 即病逝在江苏巡抚任上。胡克家逝世后， 李尧栋短暂代理巡抚一职， 即由陈桂生接任。事见《清实录·道光朝实录·卷三百三十四》。
8 (1) 清道光六年 (1826年) 五月《辞两淮盐政呈》：“五年二月， 以南河高家堰要工， 亲奉谕旨派令督催， 遵即驰赴工次， 催办竣事。嗣因染患疟疾， 经两江总督琦奏蒙恩准回籍调理， 并即终制。”载《林则徐全集》第五册， 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10月第一版， 第54页。
9 (1) 时在二月。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内阁大库档案， 编号219734。
10 (1) 清嘉庆八年 (1803年) , “上以谏臣言， 饬有漕督抚议海运” (包世臣《海运南漕议》序) , 时任浙江巡抚的阮元即作《海运考》陈述海运之可行。魏源编《皇朝经世文编》收录此文， 并说明与清道光六年 (1826年) 所行海运方法不同。
11 (1) 时在清嘉庆七年 (1802年) 。《清史稿·包世臣传》。
12 (1) 此议终未采纳。包世臣重校《却寄陶宫保书》后写道：“宫保得此书后， 临工遍询， 多以为不必， 遂罢其说。”详见《包世臣全集·中衢一勺》， 第163页。
13 (2) 其时蒋攸铦任两江总督， 因在清江浦勘工， 实未参与重浚吴淞江工程。
14 (3) 时任太仓州知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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