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融让梨”是我国家喻户晓的德育典故，通过传统蒙学读物《三字经》的传播，教育孩子从小就要懂得谦虚礼让。然而正如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曾表示：“虚假的谦让一出现，真正的谦让就及时消亡”，当这个中国的美德故事流传到美国，那里的人们就给出了截然不同的反面解读。
“孔融让梨”讲了一个什么故事？
“孔融让梨”的故事来源于《后汉书·孔融传》中李贤注引的《融家传》，讲述了孔子的第二十世孙、东汉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的孔融年仅四岁时，与哥哥们一起吃梨，总是拿最小的梨子吃的故事。当被问及为什么这样做时，他回答道：“自己年幼，理应吃小梨。”宗亲族人们知道后都为他的早慧礼让而啧啧称奇。
成书于宋代的国学启蒙教材《三字经》以三字一句，通俗易懂、朗朗上口著称，其中有“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这句话就记载了“孔融让梨”的故事，传递了中华民族长幼有序、谦逊礼让的美德，从小就为孩子们树立了符合传统道德的行为典范。到了全球化的今天，东西方文化交流频繁，当“孔融让梨”走出国门，尤其流传到了美国课堂后，却被那里的师生们吐槽是小孩作秀。
美国人眼中“孔融让梨”的不良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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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维现代化的美国人眼中，孔融的父母给孩子们所分的梨子有大有小这件事本身就非常不公平，无论年龄大小都应该对子女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即使梨子天然就个头不一，也可以在数量上加以倾斜。
同时家长授权让一个年仅四岁的孩子分梨既不负责任又不合理，如果年龄可以作为分梨的标准，那么高矮胖瘦甚至性别也可以，这是在助力滋生主观武断心理。
还有人提出了一分为二的假设：如果孔融喜欢吃梨，那么他克制内心欲望去赢得大人赞扬的做法就是扭曲人性的虚伪行为；而如果他不喜欢吃梨，但是又碍于情面不好拒绝，那么就是在堂而皇之地作秀，既把自己不喜欢的东西推给了别人，还一举两得地收获了“懂事”的好名声。
东西方文化差异导致“孔融让梨”褒贬迥异
美国人对象征中国儒家思想典范的“孔融让梨”各抒异见，体现的西方个人本位文化下的独立思考、存疑、批判能力，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同时也是脱离了中国人尊老爱幼、待人接物、家庭和美的社会本位文化土壤后的纯粹就事论事，观点价值贵在新锐，值得辩证看待。
需要指出的是，“孔融让梨”其实体现了现代社会的平等思想。在这个故事中，孔融不是没有吃大梨的权利，只不过他出于一定的考虑选择了让梨。让梨并非年幼小孩的义务，他只是行使了自己的选择权，这也符合现代社会权利与义务统一的普世价值观。
当代中国人应该如何看待“孔融让梨”？
处于全球文化交流、融合背景下的现代社会价值观多元化趋势显著。“孔融让梨”的实质就是大小利益的分配原则，是中国人传统的道德礼义标杆，而在美国人眼中就成了不公平、主观武断、虚伪作秀。他们更青睐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中社会财富“分粥”论的五种方法。第五种就是让分粥者最后一个领粥，促使平均分配，否则分粥者只能领到最少的一份，这样看起来更为合理性。
那么，在如今的中国社会，“孔融让梨”就真的一无是处了吗？当然不是，中国人的恭谨谦让是有底线的。分配争端无处不在，大到国际上的领土纷争、文化入侵、贸易纠纷，小到每个人的考试、面试、就业等竞争，该争的绝不“放水”，不可能动辄言和损伤自身利益来彰显“谦虚礼让”。但当面临道义与功利的取舍时，义利无贵贱，舍小为大，舍家为国仍然是我国人民毫不动摇的道德信念。
我国自古提倡“以和为贵”并非畏惧竞争、压抑人性，而是希望构建和谐的社会、家庭、人际关系。“孔融让梨”故事中的人格主体从本能上来说想吃大梨，却主动把大的让给了哥哥们，表面上看作了损己利人的“傻事”，但这一手足情深之举促使一家人相处得更加和美，因此受到了大人的一致好评。
孔融的得失不能只通过物质层面来衡量，更应着眼于在社会生活中和光同尘的传统文化价值。
“孔融让梨”争议的现代教育意义
综上所述，作为历经千年流传的蒙学德育典范，“孔融让梨”对于我国孩子的人格塑造是有积极意义的，让他们从小就受到谦虚礼让、友爱大方、长幼有序等传统美德的熏陶。但随着时代的进步，21世纪的教育理念不断更新孩子的成长要求，经典国学小故事也应该引申出适应社会需求的公平意识、合理竞争、自信敢为等当代价值观才能历久弥新。
乘坐公交车时鼓励孩子“孔融让梨”为“老、弱、病、残、孕”等特殊人群让座，待人接物礼貌得体，与小伙伴们分东西时考虑礼让他人。但是如果大梨子是竞赛奖品，那么就要敢于全力以赴赢到手！该自我展现的时候就决不谦虚示弱，个人利益都无法维护，还怎么实现人生的价值？
就像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所言：“谦虚对才华无奇的人来说只是一种诚实，对才华绝顶的人来说是一种虚伪。”
总体而言，“孔融让梨”是我国传统儒家思想文化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典型事例，表现了“义”（兄弟情、家庭和谐）大于“利”（梨子大小）的礼让品德。
其实，“小弟弟把大梨子让给哥哥们”中主人翁背后的行为逻辑是个人价值可以让位于社会价值，这也是中国家庭历来倚重长子的文化心理体现。美国人从自身的文化角度出发，从这个故事中有损个人利益和制度不合理的层面给出了“小孩作秀”的另类解读，实际折射出的是东西方文化根源上的功利与道德、个人与社会的错位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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