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裕禄的主要事迹50字数限制.急需?王进喜、焦裕禄的事迹_焦裕禄_兰考_玉门

焦裕禄的主要事迹50字数限制.急需

焦裕禄(1922.8.16~1964.5.14),山东淄博博山县北崮村人,干部楷模。194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2年被调到河南省兰考县担任县委书记。时值该县遭受到了严重的内涝、风沙、盐碱三害,他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领导工作方法,同全县干部和群众一起,与深重的自然灾害进行顽强斗争,努力改变兰考面貌。他身患肝癌,依旧忍着剧痛,坚持工作,被誉为“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公仆”、“县委书记的榜样”、“共和国的脊梁”。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铸就了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

王进喜、焦裕禄的事迹

王进喜:王进喜,1923年出生于甘肃玉门亦金村。6岁时因家贫,用棍子拉着双目失明的父亲沿街乞讨,8岁时给有钱人家放羊。1938年他进玉门石油公司当徒工、干活时被砸伤了腿,被厂主赶出大门,伤好后才顶了别人的名字混了个差使。当时,玉门油矿的美国技帅垄断了采油技术,王进喜在矿里干了十几年没有上过一次钻台,没有摸过一次石油钻机的刹把。他作为一个干杂活的穷工人,多少年里连铺盖卷也没混上,盖的是破羊皮,铺的是稻草。新中国成立后,王进喜当上了国营甘肃玉门石油管理局勘探公司三大队的石油工人,副司钻,1956年升任1259钻井队队长,同年加入了共产党。当时中国的钻井技术还很落后,他提出了“月上千,年上万,钻透祁连山,玉门关上立标杆”的口号。在1958年,他领导钻井队创造了月进尺5OOO米的全国纪录,成为中国中型钻机最高标杆单位,荣获“卫星井队”红旗,被命名为“钢铁井队”。那时美国等西方国家一直以禁运方式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而我们的国产石油量又很少,中国政府每年人得不拿出极其有限的外汇从苏联进口油料。50年代末经济进入困难时期,中苏关系已开始紧张。1959年王进喜到北京参加群英会,看到北京街头的公共汽车因缺油背着煤气包,作为采油工人的他,心里很不是滋味。这时因在黑龙江发现了大庆油田,中央决定抽调力量展开石油大会战。王进喜从玉门油田率领1205钻井队赶到当地的马家窑,于1960年4月14日经苦干五夜五夜后,大庆第一口油井开钻,不久即喷出原油。第一口油井打好之后,王进喜的腿被滚落的钻杆砸伤,他却顾不上住院.拄着拐杖缠着绷带连夜回到井队。第二口油井在即将发生井喷的危急时刻,没有重晶石粉,他当机立断用水泥代替。当时由于没有搅拌机,水泥沉在泥浆池底。王进喜便扔掉双拐,纵身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在他的带动下,工友们也纷纷跳进入。经过三个多小时,井喷被制服,保住了油井和钻机,工进喜身上却被碱性很大的泥浆烧起了大泡。房东老大娘见他连续几天几夜奋战在井场没有回来,就感慨地说“王队长真是个铁人啊!”从此“王铁人”的名字传遍了油田,并通过新闻媒介的宣传响彻了全中国。1964年,王进喜出席了第三次全国人大会议,受到毛主席的接见。1965年他任油田钻井指挥部副总指挥,1966年领导钻井队创年进尺10万米的世界钻井纪录。1969年4月在党的“九大”上,他以工人代表身份当选中央委员。1970年4月,王进喜在玉门参加石油现场会回到大庆之后,经医生检查确诊是胃癌晚期,11月15日在北京去世,时年47岁。-------------------王进喜同志简介王进喜同志1923年10月8日出生于甘肃省玉门县赤金堡镇上赤金王家屯一个贫苦农民家庭。6岁开始讨饭,10岁给地主放牛,14岁被抓夫到玉门油矿做苦工,直到玉门油矿解放。1950年春,他成为我国第一代钻井工人,先后任司钻、队长等职,195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9月,他率领的钻井队月进尺创当时全国最高纪录,荣获钢铁钻井队称号。1959年9月,王进喜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出席了全国群英会。1960年3月,王进喜率队从玉门到大庆参加石油大会战,曾组织人员用“人拉肩扛”的方法搬运和安装钻机,用“盆端桶提”的办法运水保开钻,不顾腿伤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压井喷,被誉为“铁人”。同年4月11日,会战指挥部号召全体会战职工向铁人王进喜学习。在大庆油田,王进喜先后任1205钻井队队长、钻井指挥部装建大队和钻井二大队大队长、钻井指挥部指挥,大庆革委会副主任、中共大庆核心小组副组长等职务。1964年12月,出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69年4月,出席党的“九大”并被选为中央委员,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亲切接见。1970年11月15日患胃癌医治无效逝世,享年47岁。铁人王进喜是大庆人的杰出典范,中国工人阶级的光辉形象,共产党人的优秀代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英雄人物。他为加快发展我国石油工业奋力拼搏一辈子,在为我国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还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铁人精神,与其他伟人和英雄人物一道被列为“百年中国十大人物”。邓稼先:邓稼先,1924年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翌年,他随母到北京,在担任清华、北大哲学教授的父亲身边长大。他5岁入小学,在父亲指点下打下了很好的中西文化基础。1935年,他考入志成中学,与比他高两班、且是清华大学院内邻居的杨振宁结为最好的朋友。邓稼先在校园中深受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1937年北平沦陷后秘密参加抗日聚会。在父亲安排下,他随大姐去了大后方昆明,并于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1945年抗战胜利时,邓稼先从西南联大毕业,在昆明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投身于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卖国独裁的斗争。翌年,他回到北平,受聘担任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并在学生运动中担任了北大教职工联合会主席。抱着学更多的本领以建设新中国之志,他于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翌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1950年8月,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九天后,便谢绝了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决定回国。同年10月,邓稼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此后的八年间,他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1953年,他与许鹿希结婚,许鹿希是五四运动重要学生领袖、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许德珩的长女。1954年,邓稼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8年秋,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邓稼先义无反顾地同意,回家对妻子只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难。从小受爱国思想熏陶的妻子明白,丈夫肯定是从事对国家有重大意义的工作,表示坚决支持。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他的身影只出现在严格警卫的深院和大漠戈壁。邓稼先就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后,先挑选了一批大学生,准备有关俄文资料和原子弹模型。1959年6月,苏联政府中止了原有协议,中共中央下决心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邓稼先担任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后,一面部署同事们分头研究计算,自己也带头攻关。在遇到一个苏联专家留下的核爆大气压的数字时,邓稼先在周光召的帮助下以严谨的计算推翻了原有结论,从而解决了中国原子弹试验成败的关键性难题。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邓稼先不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费尽心血,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他最后签字确定了设计方案。他还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他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按照“邓-于方案”,最后终于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两年零8个月试验成功。这同法国用8年、美国用7年、苏联用4年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1972年,邓稼先担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1979年又任院长。1984年,他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翌年,他的癌扩散已无法挽救,他在国庆节提出的要求就是去看看天安门。1986年7月16日,当时的副总理李鹏前往医院授予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同年7月29日,邓稼先去世。他临终前留下的话仍是如何在尖端武器方面努力,并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焦裕禄:田梦焦裕禄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公认的好党员、好公仆、县委书记和厂大干部的好榜样。为了深切缅怀这位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笔者专程拜谒了位于河南省兰考县城北的焦裕禄烈士陵园,并从焦裕禄的亲人及早年与其一同工作过的老同志那里,了解到焦裕禄生前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随军南下扛过枪矿机厂里是内行焦裕禄生于1922年8月16日,家住山东省淄博市北崮村。由于焦裕禄的爷爷焦念礼不识字,被财主欺骗过,在焦裕禄6岁时,老人家力主全家勒紧裤带供孙子读书,焦裕禄才勉强上了4年小学。1939年,焦裕禄的父亲被财主逼债而死,同年,焦裕禄又被日本鬼子抓到辽宁的抚顺大山坑煤窑做苦工。两年后,焦裕禄逃出日寇的魔掌,在江苏宿迁县靠给地主打长工过活,直到1945年,焦裕禄得知家乡成了解放区,才返回了日夜思念的北崮山村。焦裕禄回乡后,积极参加革命斗争,1946年春被党组织接纳为中共党员。1947年秋,为支援新解放区,焦裕禄被调到属部队编制的渤海区南下工作队,并被分配到淮河大队一中队任班长。1948年,南下工作队到达河南境内,焦裕禄被派往尉氏县彭店区,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1950年,28岁的焦裕禄被上级任命为尉氏县大营区委副书记兼区长。在广大读者的印象中,焦裕禄是一位农业专家,其实不然,他在没有担任兰考县委书记之前,在工业战线上摸爬滚打了八九年。1953年7月,时任共青团郑州地委第二书记的焦裕禄,被选调去洛阳参加新中国的工业建设。他怀着火热的激情,来到了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援建的重点工程之——洛阳矿山机器厂,担任了刚刚兴建的工厂临时公路总指挥。1945年8月,路面刚刚竣工,厂党委决定派焦裕禄和一部分干部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翌年春,洛阳矿山机器厂决定提前生产,又选焦裕禄到大连起重机厂机械加工车间学习,并担任实习车间主任。仅有4年小学文化程度的焦裕禄为尽快掌握机械加工技术和车间管理知识,如饥似渴地投入到高度紧张、困难重重的学习之中。1956年底焦裕禄满载着丰硕的学习成果,返回洛阳矿山机器厂,被任命为一金工车间主任。焦裕禄上任不久,厂党委决定,试制重量达108吨的大型卷扬机。生产这种大型卷扬机在国内尚属首次。一金工车间担负主要零部件的生产任务,时间紧,任务重,技术难度大。身为车间主任的焦裕禄没有退缩,为解决生产中的一个个难题,他索性把铺盖搬进了车间,连吃饭也蹲在机器旁。在焦裕禄的拼搏精神感召下,工人们夜以继日地争先恐后赶任务。经过合力奋战,直径4米的卷扬机终于试制成功,得到了上级通令嘉奖。由于过度劳累和无规律的饮食,年纪轻轻的焦裕禄患上了肝病,厂“党委得知后多次劝他住院治疗。焦裕禄放不下手里千头万绪的工作,一直带病坚守在岗位上。1959年,洛阳矿山机器厂全面投产,焦裕禄因突出的管理才能,被任命为调度科长。他经常深和入各车间了解情况,帮助车间解决问题,与此同时,还不忘了解工人的思想问题、家庭困难等,总是想方设法化解工人的思想包袱。工人们说:“焦科长不仅搞技术抓管理是内行,做政治思想工作也是行家。”因此,工人们有时也亲切地称焦裕禄为“政治科长”。正当焦裕禄在工厂里忘我地工作篇时,1962年,为了加强党对农业战线的领导,河南省委决定调他担任中共尉氏县委副书记,从繁华的洛阳回到了他曾经战斗过的贫瘠的豫东地区。舞台上能拉会唱“顺口溜”出口成章焦裕禄有文化,能读书看报,人也机灵活泼。还是在1947年南下工作队行军途中,为了鼓舞大家的士气,每当部队停下来休息时,他不是教战友们识字,就是从背包里抽出竹板,给大家即兴来一段山东快书。一天,他被中队领导选中,参加排演大型歌剧《血泪仇》。《血泪仇》是由延安调到南下工作队的杨指导员导演的,内容是控诉地主阶级残酷压迫剥削劳动人民,号召人民勇敢地团结起来推翻万恶的旧社会。焦裕禄扮演剧中主人公一一苦大仇深的贫雇农“王东才”。焦裕禄的苦难身世与“王东才”极为相似,一接触剧本就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和参与排戏的同志们边行军边背台词,连休息吃饭时也忙里挤空唱上几腔,很快进入了“角色”。《血泪仇》这出戏,南下工作队一路行军,一路演,连续演了10多场,取得了圆满的演出效果。焦裕禄不但是文艺演出积极分子,自谦“大老粗”文人的他,平日里开展群众工作时,还有一个拿手好戏——自编打油诗,也就是北方人常说的“顺口溜”,以这种诙谐幽默的民间文学形式来“旧瓶装新酒”,宣传革命道理,发动、鼓舞群众。解放初期,针对工农干部中文盲较多的现状,焦裕禄来了段这样的“顺口溜”:“大老粗,不要怕,干工作,学文化,蚂蚁能啃大骨头,咱遇座大山也搬走它!”以此与大家共勉。焦裕禄在尉氏县大营区工作期间,正值剿匪反霸、土地改革的关键阶段。为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激发群众参与斗争的勇气和信心,他编了很多“顺口溜”。譬如:“恶霸为啥霸?旧社会,天黑呀!反动派,护着他。老百姓,腰杆塌。现如今,天亮了。共产党,反恶霸。有靠山,不用怕。穷人一起挺腰杆,抱成一团打倒他!穷人一起挺腰杆,翻身解放力量大!”这段长短句结合、蕴含昂扬斗志的“顺口溜”,极富鼓动性在剿匪反霸斗争中很有威力。1951年,焦裕禄在尉氏县担任团县委副书记期间,了解到有个区的几个团干部,由于工作方法不当,急于求成,和区里搞土改抓救灾的于部发生了冲突,思想上有情绪。于是,他在开会时给大家来了一段开场白:“怎么了,遭霜打了?赶路谁人不跌倒,下地哪个不绊脚?有点挫折怕什么,振作精神最重要。”大家一听这段“顺口溜”,情绪当即放松。“顺口溜”这种语言形式,好像很“土”,但焦裕禄却因地制宜,使其焕发生机,即使他后来当了兰考县委书记,也依然喜欢用这种语言形式总结问题,抒情言志。他在讲到治理兰考“三害”(风沙、盐碱、内涝)的方案时,曾说了这样一段“顺口溜”:“兰考有‘三害’,害咱兰考人;‘三害’不治理,兰考难翻身;立志治‘三害’,富咱兰考人;团结同奋斗,挖掉‘二害’根……”焦裕禄创作的这类闪耀着奋斗精神、幽默风趣的“顺口溜”还有很多,至今仍在兰考大地广为流传。重宣传爱写文章听意见才让照相焦裕禄担任县委书记后,县里既有秘书,也有通讯干事,但只要能挤出时间,工作总结、大会讲话、调查报告等文字材料,他都是亲自动笔写。在兰考,他主持并起草了《关于治沙、治碱、治水三五年的初步设想》、《造林防沙方案》、《排涝治碱方案》等根治“三害”的重要文件;还亲笔撰写了《关于盐碱地的普查报告》、《一个七季受灾的特重灾队,今年生产一片繁荣景象的调查报告》等调研文章。即使在肝病晚期,他依然忍受着极度的病痛,在病床上撰写《兰考人民多奇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这篇宣传兰考、鼓舞士气的文章。焦裕禄写稿子文风朴实,修改稿子也不尚空谈,不唱高调,总是注重事实,用典型事例来增强文章的说服力,震撼力。凡是按照焦裕禄的意见采写,又经他修改的稿子,绝大部分都能被报纸、电台采用。经焦裕禄修改的稿件,之所以能够屡屡见诸新闻媒体,主要因为他很有“新闻敏感”。早在1950年,焦裕禄任大营区区长时,这种“新闻敏感”就已经具备。一次,他途经一个村庄,发现了年仅16岁的姑娘王小妹在犁地种地,干起活来比有些小伙子还利落,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好的妇女参加社会劳动的典型。于是,他便走到地里,一边帮王小妹干活,一边详细询问她家的情况。颇有些男孩子气的王小妹便告诉焦裕禄,自己家中没有兄弟,父母年老体弱,打土豪分田地后她就学会了干各种农活。王小妹还自豪地对焦裕禄说,她还是村里的土改积极分子。焦裕禄回到区里已近深夜,他抑制不住写作激情,连夜赶写了一份王小妹的典型材料。第二天,就带着乡村干部到王小妹的田头开起了现场会,还在会上即兴编了一段“顺口溜”:“王小妹,十六岁,斗地主,抓土匪,犁地耙地她都会……”这次现场会不久,王小妹这个典型就从大营区推广到了全县,成了青年妇女学习的楷模。焦裕禄曾对同事们坦言:“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抓工作,就是要抓典型,带一般;抓两头,带中间。”在尉氏、兰考两县工作期间,焦裕禄发现并树立了许多正面典型,也批评了不少反面典型,但对于自己的典型事迹,却从不让通讯员和外边的记者报道。会摄影技术的兰考县委通讯干事刘俊生跟他一起下乡,焦裕禄每次都提醒道:“带上你的照相机。”很多次,刘俊生想抓拍焦裕禄带领群众除“三害”、与老农促膝交谈、艰苦朴素、忘我工作等感人镜头,但均被焦裕禄制止了。焦裕禄要求刘俊生只拍摄广大群众的镜头。1963年秋的一天,刘俊生再次随焦裕禄下乡,路过老韩陵胡集南地时,焦裕禄看到社员们正在劳动,又放下自行车走了过去。随行的城郊公社党委书记恳请:“焦书记呀,我很想跟你照张相片,留个纪念。”焦裕禄平和地说:“咱拍照片没啥用,还是给群众照吧。”刘俊生一听焦裕禄又在“老生常谈”,就壮着胆子给他提起了意见:“给群众照相不错,为啥就不可以把你和群众在一起劳动的情景照下来哩?群众和你在一起合了影,一定很高兴,这对他们的鼓舞不就更大吗?”焦裕禄听刘俊生批评得有道理,就大笑着说:“照你这么说,以前,我是有些个人主义思想了。好吧,叫你照,叫你照!”拍个什么样的镜头呢?焦裕禄两眼一亮,笑着说:“我爱泡桐,就在泡桐跟前给我照一张吧。”焦裕禄披着外衣,敞着怀,两手掐腰,兴奋地对刘俊生说道:“照吧!”随着相机快门一声脆响,焦裕禄与兰考的泡桐树一起,便永远定格在了历史的画册里。焦裕禄生前曾指着这张照片,笑着对刘俊生说:“这一张好,这一张好。”焦裕禄何以如此偏爱泡桐树呢?这是因为他深深钦佩泡桐树那不畏盐碱,不畏风沙,敢于同不利条件作斗争,且能造福于民的天性。泡桐的性格,其实也代表着焦裕禄的性格。清正廉洁品德高亲人亲戚难沾光身为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为改变兰考面貌可谓殚精竭虑,劳苦功高。以他的身份和威望,别说以权谋私,就是平日里稍稍对自己及亲友们放松一点,也可以得到当时好多人难得的“好处”。然而,焦裕禄始终没让一点私利替代兰考人民的根本利益,他始终坚持党的原则和正气,真正做到了送上门的不要,递到手上的不沾,与兰考人民甘苦与共。1963年春节,连年灾害的兰考肉类和副食供应比较紧张。县委办公室的一位同志就给焦裕禄家里送去了几斤肉。焦裕禄问他:“人人都有份吗?”这位同志回答:“要过年了,书记们工作忙,顾不上打肉,这是待意照顾几个领导同志的。”焦裕禄听后对这位同志说:“谢谢了,我家的肉已经买好了。请你把肉提回去,看办公室还有谁没买,这肉就照顾谁吧。”他还嘱咐这位同志,以后可不要再单独照顾领导了。焦裕禄到兰考后,看到城内有个大水坑,就建议城关镇在坑里种莲菜放鱼苗。半年后,放养的鱼苗已长到1斤左右。城关镇鱼场为感谢焦裕禄的指导,又想让身患肝病的焦书记补补身体,就派一名职工用水桶装了10多条活鱼,送到了他家。焦裕禄的孩子们一见活蹦乱跳的鱼儿,高兴得围着水桶直嚷着要吃鱼。焦裕禄回家后,问清楚了来龙去脉,就对嚷着要吃鱼的孩子们说:“这鱼是鱼场的叔叔辛辛苦苦养大的,是集体财产,咱一家咋能先吃呢?如果大家都沾集体的便宜,那集体的事业还能办好吗?焦裕禄的一席话,使孩子们明白了白吃别人的东西是不好的这个道理。他的大儿子国庆当即就带着弟妹们,把一桶活鱼又送回了养鱼场。一次,国家给兰考拨来一批救济棉花,救灾办公室的同志看到焦裕禄的棉袄补丁摞补丁,决定照顾他3斤,让他做件新棉袄。焦裕禄的妻子徐俊雅拿着3斤棉花票,等焦裕禄一进家门,就兴奋地跟他商量做新棉衣的事。焦裕禄一听又是“照顾”他的东西,开口就说:“那不中。”稍停,他平心静气地对妻子说:“兰考现在还有好多群众缺衣少穿,救灾物资是给群众的,这棉花咱咋能要?我是领导,可不能搞特殊啊!”焦裕禄夫妇尽管省吃俭用,但因要赡养两位老人(双方的老母亲),抚育6个子女,有时还接济穷困群众,日子过得相当紧巴。1964年春节前的一天,风雪交加,焦裕禄到县政府大院找到县长程世平,说他多年没回山东老家看望母亲了,打算春节带着全家回老家一趟。接着,焦裕禄显然有些难为情地说:“老程,你手头宽不宽裕,能不能借给我三四百元?”程世平虽知道焦裕禄家的日子过得紧巴,可没想到他一个十五级干部连回老家探亲的路费也凑不够。见焦裕禄说话直打哆嗦,程世平急忙问:“老焦,你是不是病了了’焦裕禄这才随意说:“没有,就是有点冷。”程世平顺手摸了摸焦裕禄的胳膊,吃惊地说:“老焦,大腊月里下着雪你咋穿个空筒袄,连件秋衣也不套?”焦裕禄也是当着真人掏心窝说话:“老程,我没啥衣服套啊!没布票,手头也紧,能将就过冬就行了。再说了,老百姓有的连空筒袄还穿不上哩!”听了焦裕禄的心里话,程世平又钦佩又心酸,直想流眼泪。焦裕禄宁可借钱也不向组织伸手要救济,他的亲戚和子女们也没有谁能从他那里得到所谓的“便宜”。他有两个侄子,高中毕业后一直在山东老家务农,多次写信请求给找个工作。焦裕禄回信向他们解释;“招工是有计划有政策的,我即使有权也不能搞特殊。”亲戚们没能走成“后门”,自己的子女在找工作时焦裕禄也不“关照”一下。他的大女儿焦守凤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在家待业,有人向他提议:“小学教师不够用,让守凤去学校教书吧?”还有人向他透露信息:“邮政局要招收话务员,小梅(焦守民小名)干这个工作挺合适。”焦裕禄对于这些热心的提议,一再摇头否定。后来,焦守凤到兰考县食品加工厂当了一名临时工。刚去上班,焦裕禄就专门找到时任厂长的张树森,特别交待,“我的女儿来厂里当临时工,分配工作时一定要把她安排到酱菜组,这样对改造她的思想有好处。”临走时,焦裕禄又强调一句:“你们不要以为是我的女儿,就另眼相看,应该对她严格要求。”当时,焦守凤不认为爸爸让她经受劳动锻炼是关心她,让她养成自食其力的本领,心中“实在不满意”。而今,已经退休的焦守凤满含感谢之情地说:“现在想想,爸爸对我们兄妹的爱是一种大爱,他是在教我们怎么做人,怎么生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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