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师范大学边疆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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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花子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明清以来中朝边界史、中朝关系史。著有《清朝与朝鲜关系史研究》《明清时期中朝边界史研究》《清代中朝边界史探研》等。
摘 要：法兰西学院收藏的《天下诸国图》与韩国奎章阁收藏的《舆地图》，在图的构成及内容上很相似，特别是包含了康熙五十一年（1712）穆克登定界地图的摹本，但一直未能准确考证出其制图年代。结合地图上的地名变更，再参考后记中出现的朝鲜国王的庙号，可以断定法兰西学院收藏的《天下诸国图》制作于1767-1776年（英祖四十三年至英祖五十二年），而奎章阁《舆地图》制作于1834-1849年（宪宗在位）。两个图集包含的两幅“穆胡定界时所模图”，是清朝画员绘制的长白山图的摹本，为研究穆克登定界提供了珍贵的图像资料。
关键词：《天下诸国图》；《舆地图》；“穆胡定界时所模图”；长白山图
前 言
2010年，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在巴黎进行的“国外韩国古文献调查”过程中，在法兰西学院发现了法国东方学家莫里斯·古朗在韩期间（1890-1892年）收集的资料，其中包括《天下诸国图》。2013年，韩国学者郑大荣根据这一线索前往法兰西学院调查，他发现《天下诸国图》与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收藏的《舆地图》（收藏号：古4709-1）很相似，于是他撰写论文介绍了《天下诸国图》，以及对比分析了这两个图集。他在论文中指出，法藏《天下诸国图》与奎章阁《舆地图》有四个不同：一是地图的排列顺序不同；二是制作年代不同，即认为奎章阁《舆地图》制作于1735-1767年，而法藏《天下诸国图》制作于1767-1795年；三是“朝鲜八道图”后面的郡县顺序不同；四是《天下诸国图》中有新增加的内容等。基于此，他判断奎章阁《舆地图》制作在先，而法藏《天下诸国图》制作在后，或者二者有一个共同的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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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注意到了奎章阁《舆地图》中的“穆胡克登定界时所模”图，认为这是清朝画员绘制的长白山图的摹本。其依据，除了题记标有康熙五十一年穆克登定界时“所模”以外，图上标注的两条行进路线，与朝鲜随行译官金指南写的《北征录》及朝鲜接伴使朴权写的《北征日记》等能够相吻合。但是，一直未能准确考证出该图集《舆地图》的制作年代。郑先生的研究无疑是开山之作，颇具启发意义。
不过，笔者对于郑先生提出的制图年代不敢苟同，因为发现他利用地名变化及干支年份来判断制图年代时出现了差错，尤其是奎章阁《舆地图》的制作年代相差较多。比如，他根据《舆地图》附录（职官）部分出现的年份“英宗乙卯”，来判断制作上限是1735年（英祖十一年），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图集出现“英宗”庙号本身说明并非英祖时期的作品，而是英祖以后的作品，因为国王的庙号不可能出现在生前。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试对法藏《天下诸国图》和奎章阁《舆地图》的制作年代，进行考证，同时对两个图集里的“穆胡定界时所模图”进行对比分析，再结合中韩两国文献资料，分析其与清朝画员绘制的长白山图之间的关系，以阐明其对穆克登定界研究的史料价值。
一、法藏《天下诸国图》与奎章阁《舆地图》的异同及制作年代
法兰西学院收藏的《天下诸国图》与奎章阁《舆地图》是两个很相似的图集，里边包含的地图的构成及内容都很相似，只是图的排列顺序稍有不同，主要包括“天下诸国图”、“中国图”（明两京十三省图）、“琉球图”、“日本图”、“东国八道大总图”、“朝鲜八道图”、“盛京舆地全图”（康熙23年《盛京通志》的插图）及“穆胡定界时所模图”等。这其中，除了“盛京舆地全图”和“穆胡定界时所模图”以外，其他地图在朝鲜王朝13幅“天下舆地图类八道图”中常见，比如，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就收藏了多套类似的13幅《舆地图》。这说明，法藏《天下诸国图》与奎章阁《舆地图》的独特之处在于包含了盛京图和穆克登定界图。
如前述，郑先生论文提出了两个图集的四个不同，除此以外，两个图集的名称也是不同的。如法藏图实际上并没有总图集的名称，分为上、下两册，上册叫“天下诸国图”（其中一幅图也叫“天下诸国图”），下册叫“咸镜黄平两西图——京内各司职品列录附”。实际上，郑先生用上册图的名称代替了总图集的名称，此即《天下诸国图》。与之相比，奎章阁图有总图集的名称，叫做“舆地图”，不分册，将全部图和文都粘连在了一起，形成一个总图册，此即《舆地图》。这两个图集都是彩色笔写本，规格稍有不同，法藏图为30cm×17.5cm，奎图为31.8cm×21.2cm。
另外，郑先生在论文中，还指出奎图制作于1735-1767年，即英祖11-英祖43年。但是这里发现一个大问题：法藏图里的文字信息“今上乙卯”，到了奎图那里变为“英宗乙卯”，这恰恰说明奎图并非英祖时期的作品，因为国王的庙号不可能出现在生前。另外，两个图集里的职官“各陵殿参奉”条中，罗列了从太祖到当朝国王及王后的陵号、陵址及祭日，其中，法藏图只列举到景宗及其王后为止，而奎图补充了景宗以后的国王及王后的陵号，包括英宗、正宗、纯宗、翼宗等国王。对于这些文字信息，郑先生根本没注意到，他只利用地图上的地名变化来考察制作年代，因而出现了差错。显然，奎图的制作年代不可能是18世纪的英祖时期，而是19世纪的宪宗时期，具体而言，制作于宪宗在位的1834-1849年。
再看一下法藏图的制作年代，郑先生认为是1767-1795年，即是英祖43年-正祖19年。但笔者认为下限不可能到正祖时期。除了该图集的“今上乙卯”指英祖11年（1735）以外，还有其他英祖时期的标志，如功臣号写作“当朝奋武”，指的是英祖4年（1728）平定“李仁佐之乱”时授给吴命恒等人的“奋武”功臣号，这是英祖时期独有的功臣号；又如记载“万宁殿：当宁影帧”，指的是保存英祖国王肖像画的殿名，这些均将法藏图的制作年代指向英祖时期。另一方面，全图集里并没有出现英祖及其以后国王的庙号，只是到景宗国王（英祖之前）为止，这说明法藏图应该是英祖时期的作品。
再看一下法藏图的地名变更，如前述，庆尚道的“安阴”“山阴”，于1767年变为“安义”“山清”，该图集反映了这一变化，标为“安义”“山清”，说明是1767年以后的作品，这是制作上限。另外，1777年平安道的“理山”改为“楚山”，但该图仍标为“理山”，说明是1777年以前的作品，如果考虑英祖在位截止1776年，那么制作下限应为1776年。换言之，法藏图的制作年代应为1767-1776年（英祖43-英祖52年）。
总之，法藏《天下诸国图》与奎章阁《舆地图》在图的构成及内容上很相似，但总图的名称、图的排列顺序、朝鲜八道郡县顺序，以及制作年代等不同。法藏图制作于1767-1776年，而奎图制作于1834-1849年，并不是法藏图抄奎图，而可能是奎图在法藏图的基础上重新编纂，或者另有一套类似的早期母本存在，奎图在此母本基础上编纂。
二、《天下诸国图》及《舆地图》中的“穆胡定界时所模图”
法藏《天下诸国图》和奎章阁《舆地图》中，都收录了“穆胡定界时所模图”，这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新发现，以往学者们只知道奎章阁《舆地图》里包含了穆克登定界图。考察这两幅“定界模图”，所表现的地理范围、山水形势，以及地名标识等很相似，肯定摹自同一幅地图。尽管如此，仍发现两图有一些细微差别，如题记稍有不同，长白山即朝鲜所称白头山的画法不同，以及地名标识略有不同。以下试对比分析这两幅“定界模图”的异同，对从前释读错误的部分地名予以更正。
这两幅“定界模图”都表现了长白山以南的地理形势（见图1、图2），主要包括鸭绿江上游和图们江上游地区，即从西边的惠山到东边的茂山为止，以及从北边的“白头山”（中国称长白山）到南边的“长白山”（指朝鲜冠帽峰）为止。北边的松花江水系则做了简化处理，只画出了源头和东边的几条支流。
这两幅图最明显的特征是画出了康熙五十一年穆克登定界时的考察路线，共有两条路线，其中一条是清朝二等侍卫布苏伦和朝鲜年老的接伴使朴权、咸镜道观察使李善溥及译官金指南等，从惠山出发，经三池渊前往茂山的路线；另一条是清朝乌喇总管穆克登带领朝鲜年轻的差官、军官及译官等，从南坡登上长白山天池，顺图们江而下，前往茂山的路线。在这两条路线上分别用小圆圈和三角形标注了两拨人马的住宿处，这些内容与金指南的《北征录》和朴权的《北征日记》相吻合，表明法藏、奎藏“定界模图”反映了穆克登定界结果，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然而对比这两幅“定界模图”，仍发现有细微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其一，题记内容稍有不同。法藏“定界模图”标为“壬辰穆克登胡定界时所模”，而奎图标为“康熙五十一年我肃宗三十八年， 壬辰穆胡克登定界时所模，朴权定界使”。可见两图均为康熙51年穆克登定界图的摹本。另据记载，穆克登定界时，清朝画员绘制了两幅长白山图，其中一幅转交给朝鲜国王，另一幅上奏康熙帝。那么，法藏、奎藏“定界模图”，很可能就是穆克登送给朝鲜的长白山图的摹本。
图1：“穆胡定界时所模图”，引自法兰西学院《天下诸国图》
首尔：国立中央图书馆网上资料
图2：“白山图”，引自奎章阁收藏《舆地图》（收藏号：古4709-1）
其二，两图的地名标识略有不同。如图1、图2所示，法藏图在碑的右侧标注了“玉关”二字，而奎图标注了“玉门”二字。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未能准确释读出奎图的“玉门”，误以为是“土门”，在此应予以更正。如果只参考奎图，那么定界碑旁边的“玉门”二字不太好辨认，由于碑正好位于土门江伏流处，所以误以为是“土门”。但是如果联系法藏图的“玉关”二字，那么奎图上的“玉门”应该是正确的，“土门”是错误的。总之，法藏图、奎图将立碑处视作玉门关，这体现了制图者对立碑处的重视，显然将这里比作汉代西部重要关隘玉门关。
此外，法藏图还在碑下标注了“江源碑”三个字，这是正确的，而奎图标为“江原碑”是错误的。另一处地名也略有不同，法藏图在“缓项岭”以北标注了“辇岩”，而奎图标为“辇峰”，如果对照韩国文献，会发现“辇岩”是正确的。如1766年徐命膺的《游白头山记》记载：“东南见辇岩，东见宝多山（指甫多会山），东北见枕峰，北见小白山。”又如他的《白头山诗》记载：“岩岩彼宝多，实为此山胄，群峦列在傍，仙女珮容臭，东南依辇岩，象以属车副。”在两图还发现有两个相同的错误，如“水卢隐东山”中的“水”字系衍文，应指“卢隐东山”；鸭绿江上游支流“申大信大”，应为“申大信水”之误，这表明两图共同沿袭了同一个母图的错误。
其三，白头山即中国所称长白山的画法不同。法藏图将白头山及其南边的第二高峰“长白山”（朝鲜冠帽峰）均涂成了白色。这是因为两座山海拔较高，夏季很短，几乎四时披雪，所以称之为“白头山”和“长白山”。而奎图则将“白头山”和“长白山”都涂成了绿色。
两图上长白山附近水系的画法也略有不同。众所周知，长白山三大水系是鸭绿江、图们江及松花江，只有北流的松花江源与天池水相连（从瀑布落下形成二道白河），其他两个水系都不与天池水相连。但奇怪的是，两图均将鸭绿江西源和天池水连在了一起，此外，奎图还多连了一个松花江源，这是为什么？奎图作为稍晚时期的作品，可能认识到松花江从天池发源，所以将二者连在一起，但两图为何将鸭绿江西源和天池水连在一起？这恐怕与朝鲜随行译官、军官及差使官等力争以鸭绿江西源为界，以及天池以南属于朝鲜有关，这部分内容将在后面详述。
其四，两图的保存效果不同。法藏图虽然制作时间早，但是其保存效果优于奎图。奎图由于虫蛀厉害，有些字迹难以辨认，但法藏图都很清晰。如法藏图里图们江涌出处的“甘土山”，在奎图里只能辨认“甘”字，其他两个字都被蛀掉了。又如，法藏图里甘土山上的“水出”二字很清晰，但奎图却很模糊。以上两图有关图们江伏流之水在甘土山涌出的信息，与《朝鲜肃宗实录》的记载相吻合，如记载：“甘土峰下一息许，始自土穴中涌出，凡三派，而为豆满江云。”这里的“一息”相当于30韩里（12.6公里），那么图们江涌出处即真正的源头，位于甘土山以东约30韩里处。
总之，法藏、奎藏“定界模图”，除了少数地名和长白山画法略有不同以外，其他内容都很相似，肯定摹自同一个母本，表现的是长白山以南的鸭绿江、图们江上游的地理形势，最突出的特点是标注了穆克登定界时两条不同的行进路线，是了解穆克登定界的不可多得的珍贵图像资料。
三、法藏、奎藏“穆胡定界时所模图”与清朝画员绘制的长白山图的关系
据史料记载，在穆克登定界时，清朝画员一路绘制山水形势，特别是受朝鲜译官金指南的要求，穆克登曾将清朝画员绘制的长白山图交给朝方。这个长白山图一共绘制了两幅，其中一幅交给朝鲜国王，另一幅上奏康熙帝。但中方的长白山图至今没有下落。
通过爬梳文献资料，可以了解清朝画员绘制的长白山图的特征，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长白山图所表现的地理范围是长白山以南的朝鲜地方。如穆克登曾在茂山对金指南说：“此是白山以南朝鲜地方图本也。画出二本，一则归奏皇上，一则当送国王。而缮写未完，完后出给。你告重臣，归达国王前可也。”穆克登的这一番话与朴权的《北征日记》也是相吻合的，如记载：“自吾时川至鱼润江，长白山（今朝鲜冠帽峰）以北、白头山以南，周围千余里之地，本是我国之土。而以《舆地胜览》及《北关志》中，皆以‘彼地’悬录之，故我国人之采猎者，恐犯潜越之禁，不敢任意往来是白如乎。今则界限既定，沿边之人，皆知此之明为我境。其间西水罗德、虚项岭、缓项岭等地，及甫多会山左右前后，皆是参田是白遣，貂鼠则在在产出是白乎㫆。白头山下，所谓天坪、长坡等地，桦木簇立，一望无际。三甲（三水、甲山）、茂山三邑之民，若许采于此中，则衣食自可饶足是白在果。”即从东边的鸭绿江上游吾时川，到西边的图们江上游鱼润江，以及从南边的冠帽峰（朝鲜长白山），到北边的今长白山为止，都属于朝鲜领域。朴权所说的这个范围与法藏、奎藏图所表现的地理范围相吻合（见图1、图2）。
其二，在清朝画员绘制的长白山图上，既有图们江伏流之水，也有图们江水源。比如，在茂山穆克登与朴权争论哪一条水是“真豆江”（图们江源）时，“穆克登即出山图一一指示，曰：‘我与鲜人在山时详察形势，下山后遍寻水源，此水之外实无他水。’”这里穆克登指的“真豆江”应指红土水，而朴权争的是在临江台附近汇入图们江的今红旗河。此外，在讨论设栅问题时，穆克登也拿出了长白山图，如记载：“总管（指穆克登）即出山图，令二使（朴权、李善溥）离席近前，亲手一一指示，其间道里远近，断流与否，缕缕言说，不啻千百。”以上穆、朴二人对话是在图们江断流处设标之前，图上肯定没有土石堆、木栅等人工标识，长白山图的这一特征与法藏、奎藏“定界模图”相同，后者只画了断流之水和水出处（见图1、图2），而没有画出后世朝鲜地图普遍存在的土石堆、木栅等人工标识。
其三，清朝画员绘制的长白山图的东边范围到茂山为止。如果继续往下画的话，穆克登不会刚过茂山（在丰山）就将长白山图交给朝方。这一点对照法藏、奎藏图也是相吻合的，其东部范围到茂山为止。那么，长白山图的西边是否截止惠山为止呢？史料对此无明确记载，但是考虑到穆克登在送给朝鲜二使（朴权和李善溥）的咨文中强调，“于茂山、惠山相近此无水之地”，“如何设立坚守，使众人知有边界，不敢越境生事”，由此可以看出，两国边界模糊处正是长白山以南的惠山、茂山之间，那么长白山图所表现的就是这一段地理形势，亦即表现了穆克登定界的结果，以防止后世空口无凭，还可以防止朝方随意移动碑址或移设堆栅。
其四，清朝画员绘制的长白山图标有两个鸭绿江源，一个是东源，另一个是西源。据《北征录》记载，最初长白山图上只有一个鸭绿江源，此即东源，后来穆克登将长白山图交给朝方以后，接伴使朴权发现了破绽，从图上看，靠近天池的鸭绿江有二源，但图上只在东源标注了“鸭绿江源”四个字，西源并没有标注，他认为这对朝鲜不利，可能会使朝鲜疆土减缩，于是他派译官金指南与穆克登周旋。在金指南的再三请求下，特别是他提到回国后无法向国王交待时，穆克登百般无奈，只好在送给朝鲜国王的长白山图上（西源）标了“鸭绿江源”四个字。这个西源是穆克登还在山上时，朝鲜军官、译官要求和东源“一体立碑”而遭到拒绝的水源。如果通过法藏、奎藏图查看（图1、图2），鸭绿江西源和天池水连在一起，恰好与图们江伏流之水（黑石沟）形成“人”字形分水形势，碑文所谓“西为鸭绿，东为土门”应指此。在送走金指南以后，穆克登考虑到只在送给朝鲜的本子上（西源）标注“鸭绿江源”，而呈送给皇帝的奏本上没有标注有欠诚实，于是他拿出奏本（西源）同样标注了“鸭绿江源”四个字。这说明在朝鲜、清朝两个长白山图上，都有两个鸭绿江源：一个是东源，从长白山南边发源；另一个是西源，从其西北边发源。
总之，通过爬梳文献资料可以了解长白山图的大致轮廓：图上画有鸭绿江东、西二源，图们江源有断流之水，图们江上游到茂山为止，鸭绿江上游到惠山为止，整幅图表现的是长白山以南的朝鲜地理形势。以上这些特点与法藏、奎藏图相吻合，可以说，清朝画员绘制的长白山图就是法藏、奎藏图的母本或底图，更何况后者题记标注“壬辰穆克登胡定界时所模”。今天虽然无法看到长白山图的原貌，但通过重新摹绘收入法藏《天下诸国图》及奎章阁《舆地图》中，从而保存了穆克登定界的珍贵的图像资料。
结 语
法藏《天下诸国图》与奎章阁《舆地图》，是在朝鲜13幅“天下舆地图类八道图”的基础上，增加了康熙二十三年编纂的《盛京通志》的“盛京舆地全图”和“穆胡定界时所模图”，这表明了制图者对中国东北地区及朝鲜北部疆界的重视，这与朝鲜英祖时期强调“宁古塔败归说”及加强对清防备的政治氛围有关。综合地图上的地名变更，以及法藏图只标注英祖以前的国王庙号，而奎图除了英祖（英宗）庙号以外，还标有其后正宗、纯宗及翼宗等国王庙号，可以判断法藏图是英祖时期的作品，制作于1767-1776年，而奎图制作于其后宪宗在位的1834-1849年。
法藏、奎藏图里的“穆胡定界时所模图”，其底图或者说母本是穆克登定界时清朝画员绘制的长白山图。两幅“穆胡定界时所模图”虽摹自同一个长白山图，但仍有细微差别，如立碑处一个标有“玉关”，另一个标有“玉门”，以往将其看作“土门”是错误的。另外，两幅摹本对长白山及其南边的第二高峰（今冠帽峰）的画法也稍有不同，一个涂成白色，另一个涂成绿色；还有一处山脉，一个标“辇岩”，另一个标“辇峰”；图们江涌出处一个标“甘土山”，但另一个由于虫蛀厉害，不清楚标的是“甘土山”还是史料中的“甘土峰”。此外，两幅摹本中的“水卢隐东山”中的“水”字系衍文，“申大信大”为“申大信水”之误，看得出两图共同沿袭了同一个母本的错误，此即清朝画员绘制的长白山图。
总之，法藏、奎藏“穆胡定界时所模图”，是根据穆克登定界时送给朝鲜的长白山图摹画的，题记标注“壬辰穆克登胡定界时所模”最能说明问题。两幅图的制作时间虽有不同，但可以确定摹自同一个长白山图。两图互为补充，用最直观的形式再现了穆克登定界的历史原貌，特别是设栅以前的原貌，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注】文章原载于《清史论丛》2022年第1辑，插图为新补充。为方便手机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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