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袁凌的家乡陕南，位于巴山汉水之间，生长于汉水之畔的他，自幼便与这条大河有着深厚的情感联结。《汉水的身世》是袁凌的最新非虚构力作，成书历时8年。他陆续走访了汉江沿线的水坝、移民、纤夫、船工、渔民，了解它的过往与现在，繁华与寂寞，抚慰与疼痛，从汇入长江的终点到源头，触碰一条河流的躯体和灵魂。
他说，“我需要为她写些什么，记录她悠久的生命和变迁，记录她眼下为整个中国的付出，记录下她是怎样一条伟大的河流”。今天分享的选摘来自书中的第二部分《迁徙与回流》，写的是一个被叫作“水娃子”的人漂泊不定的一生，述说着汉水与“汉水人”的身世变迁。
此外， 2月25日、2月26日， 袁凌将分别做客 中信书店启皓店和 雍和书庭，和作家 尘雪、学者 罗新、文化记者 李予澈一起，同读者朋友们聊聊他们记忆中的母亲河。
【活动信息】
【第一场】
活动主题|我们都有一条母亲河——《汉水的身世》分享会
活动时间|2月25日（周六）14:00-15:30
活动地点| 中信书店启皓店（北京市朝阳区新源南路8号北京启皓大厦1层）
活动形式| 线下参与，请扫描下方海报二维码报名
【第二场】
活动主题|第三条母亲河——《汉水的身世》分享会
活动时间| 2月26日（周日）19:00-21:30
活动地点| 雍和书庭（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西街雍和宫壹中心B座一层）
活动形式| 线下参与
展开全文
水娃子
撰文：袁凌
2021 年 4 月的一个雨天，水娃子生前栖身过的堵河口坡顶小学一片寂静，人去园空，只有雨水落下树木和屋檐的滴答。
水娃子是康国芬的娘家哥哥，从黑龙口移民村回流的。这并不是他生平中第一次移民和回流。
水娃子姓康，一家四代打渔，因为长年在水上讨生活，人都忘了他的姓名，只叫他这个绰号。1968 年丹江口水库蓄水时，水娃子一家被纳入移民范围，搬迁到长江南岸的嘉鱼县，离老家有一千多里地，地势低洼，涝灾很厉害。
待了几年，水娃子没法习惯异乡的生活，携家小“跑”了回来。这是大势所趋。辽瓦店上游崩滩河出生的董正刚，随父母移民去嘉鱼县时只有两岁，他回忆当时跑回来的人达到 90% 以上。董正刚随父母回到十堰，成了没有户口和口粮的黑户，在汉江渔船上讨点生活，改革开放以后才重新在老家落户。父母去世之后，董正刚做了韩家洲的上门女婿，户口上在妻子家，这次又移民搬迁到随州凤凰山。
回流之后，水娃子一家和董正刚家一样成了黑户，除了一条漂泊的小船，在岸上没有了立足之地。
在水面上也要东躲西藏，回避政府的抓捕遣送。儿子康正宝在水上出生，一岁多的时候全家一条船划到了堵河上游，这里有几户姓康的人家，以前遭遇大饥荒的年月，水娃子给生产队捕鱼搞副业经过这里，曾经用打到的鱼周济他们免于饿死，这几户同姓人家报恩，给水娃子一家提供了两间窝棚。在此之前，全家还在废弃的红薯窖里安过身，躲过遣送。
一家人在堵河栖身，卖鱼换粮食吃，岸上只是在恶劣天气有个过夜处，升火做饭也在船上，屋顶就是船篷。辛苦辗转之中，水娃子妻子过世，他一个人带着几个孩子水上漂，康正宝从小在水里泡大，十来岁开始和父亲搭手捕鱼。
电影《三峡好人》| 图片来自网络
直到改革开放，全家才找关系上了户，回到了老家堵河口，在江边起了土房子。以后赶上丹江口水库第一次加高，按国家要求后靠搬迁了几十米，重新起房子。1999年总算起了两层楼房，以为能够从此安居，谁知道住了十来年，再次赶上南水北调移民搬迁。
水娃子无法接受。
“他坐到堵河口大桥上就哭了，说搬来搬去受罪，再搬就从桥上跳下去。”在学校破旧的楼房里，遍地杂物之中，康国宝坐在马扎上回忆说。水娃子哭了好几场，不得已跟着大家搬下黑龙口，一下去又哭，待不住，完全无事可干，在移民村修了几天路，手上完全没有感觉，看着旱地心里发慌，“做梦都是在老家的日子”。只要回来，怎么活着都成。耐着性子待了半年，打听到家里的孙子回来还能上学，父子就一起搬回来了。
江边的老屋早已拆成废墟，康国宝寄居在亲戚家中。水娃子的大儿子回流后在十堰城里租房居住，水娃子两头轮流住，但他显然更喜欢待在小儿子的住处。每次从住处去上游的辽瓦店理发，路过江边老屋的旧址，“他都哭得跟啥样的”。库区蓄水没有到达规划的水位线，始终没有淹没老房子的地基，但地基上已经片瓦无存。
搬迁之前，已经年过八十的水娃子自己还有一条小渔船，一副粘网，自己弄些鱼换酒钱。回来之后他无船可弄，坐在亲戚院坝里，每日望着江面发呆。以后康国宝找到了坡顶学校作为栖身之处，学校因为大部分生源跟随移民搬迁流失，已经废弃。水娃子的一半时光跟随小儿子在这里度过。2015 年腊月二十八，小儿子的轮次还没到，长子看到父亲身体不行了，发高烧，赶紧送到康国宝家里来，半路上就去世了。
电影《三峡好人》| 图片来自网络
去世的水娃子和父母葬在了一起，地处坡上一处小松林，遥望汉江。他终究如愿在家乡入土，有了一处可以安心休憩之地。
送走了父亲，康国宝仍旧在废弃的学校里度日，每年缴纳三百块钱。2016 年夏末我来到这里时，学校的院落长了一地芝麻。一家人栖身的二楼教室里，只有一张床和各类杂物，唯一的电器是一台没有防护壳的电风扇，黑板上还留着“团结向上，活泼守纪”的标语。康国宝一边聊天一边补着渔网，这是他和妻子回流之后的生计。教室里还有一张水娃子的遗像，是去世前一年照的，穿着黑色夹克的水娃子须发透明，背景是北京天安门，这是他一辈子也没去过，却由于南水北调有了某种关联的地方。
2021 年 4 月，我再次来到这座学校，康国宝和妻子也出门打工了。学校的铁栅门虚掩着，院里的芝麻已变为倾倒的豌豆，颓圮的围墙核桃树之间搭了一副破旧的渔网，在长江和汉江流域十年禁渔之后，它已经失去用场，这也是康国宝夫妇被迫去南方打工的原因，此前他一直觉得打工不如捕鱼自由。教学楼年久失修，四处是雨水侵蚀的黑色霉斑，急雨从裂缝和拳头大的洞眼中倾注而下，门口残留半边“喜”字，是头一年康国宝长子娶亲的遗迹。上锁的教室中一无长物，只有散发微光的盆罐，和一堆返潮泛红的麸皮，或许是用作鱼饵，以及蒙尘的泡菜罐子。教学楼后窗失去了玻璃，正在成熟的樱桃林在雨中闪闪发亮。
站在校园里，我给康国宝打了个电话，得知他和妻子都在广州建筑工地上打工盖房子，今年三月初一才下去，很不习惯梅雨季节，但也没有办法，因为打渔的行当干不了了，船卖了废铁。由于是做小工，打工的收入并不高，夫妻俩一天干上十个小时，只能分别挣到一百四五十和一百二三十块钱，梅雨季节一连好多天干不了。租了个四五百一月的单间，没有空调，等到了夏天再看有多炎热。家中三个孩子，老大出外打工，老二在武汉上职校，老三在郧县上高中，周末去亲戚家寄居。
至于黑龙口的房子，已经卖掉给孩子筹学费，和随州的联系，只剩下户口本和身份证上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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