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初，大明王朝已到了生死存亡前夕，李自成带领起义军向北京打来，一路所向披靡，离北京越来越近了，形势危急。
为筹集粮饷，从二月中旬起，崇祯皇帝就下达捐饷令，号召皇亲国戚，王公贵族、文臣武将及地方缙绅富户捐款应急，并规定“以三万为上等”，然而竟然没有任何人捐款达到此数，最高一笔是二万，大多数“不过几百几十而已”，纯属敷衍。
崇祯皇帝一看远远未达到预期效果，只好又下谕每一大臣从故乡举出一位有能力捐款的富人，然而却只有南直隶和浙江各举一人，“余省未及举也”。
三月十日，北京城已到了生死存亡之际，崇祯帝派太监徐高到周皇后之父、国丈周奎家劝捐，先晋其爵为侯，然后开口让他捐10万两银子。
然而，周奎一听要捐钱，就如丧考妣，并说，“老臣安得多金”，还说家里穷得只能买发霉的米吃，一口咬定只能捐1万两。徐高悲愤之下质问道：“老皇亲如此鄙吝，大势去亦，广蓄多产何益？”
多次催迫之下，周奎捐了一万，崇祯觉得一万实在太少，让他再加一万两，周奎便进宫向女儿求援，周皇后把自己多年积攒的五千两私房钱，交给父亲，并劝父亲要深明大义，为大臣们作出表率，挽救大明的江山社稷。周奎却又从中扣了2000两，只拿3000两作为捐款交给崇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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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太监、东厂提督王之心最有钱，崇祯要他慷慨一点，王之心却推诿说：“连年家计消乏。”勉强凑了一万两，曾经的状元，当时的内阁首辅魏藻德为保住其家财，率先表示家无余财，反对崇祯征饷。
其他的官吏更是一个个装穷叫苦，有的在住房门上大书“此房急卖”，有的装模作样，把古董玉器拿到市上出售。据统计，崇祯在最后关头所倡导的“捐银助饷”活动，仅募得区区二十万两。
捐饷令响应者寥寥，崇祯只好改以实物代替现钱，让前三门一带富商豪门给前线供应粮草，或给士兵家属提供口粮，以为较易实行，但是同样被消极对待，不了了之。
三月十九日，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崇祯在景山歪脖树上自缢身亡，明朝灭亡。
李自成进京后，向明朝官吏追赃，周奎献出家财52万两银子，其它珍宝折合银子2万两；王之心经闯王军队用刑，被逼献出现银15万两，以及与此价值相当的金银器玩；魏藻德本想为新朝效力，却被捉进监狱，重刑之下捐了几万两白银，最后还是受刑脑浆迸裂而亡。
据统计，李自成通过追赃，从明朝勋戚、内监、百官，还有民间，总共搜刮达到7000万两，这与崇祯只募得20万，形成鲜明的对比。
崇祯向大臣下达捐饷令没有效果，不会把国库的钱拿出来应急吗？不是不拿，而是国库里也没有钱了。赵士锦在《甲申纪事》和《北归记》两本书中，写了当时国库的库藏情况。
赵士锦任工部营缮司员外郎一职，他在三月六日接到通知，接管国库之一、工部所属的节慎库，城破前三天，三月十五日，办理交割，城破后，他辗转南归，后来将这经历写成《甲申纪事》及《北归记》两篇文字。
《甲申纪事》中说：十五日，予以缮部员外郎管节慎库。主事缪沅、工科高翔汉、御史熊世懿同交盘。……新库中止二千三百余金。老库中止贮籍没史家资，金带犀杯衣服之类，只千余金；沅为予言，此项已准作巩驸马家公主造坟之用，待他具领状来，即应发去。外只有锦衣卫解来加纳校尉银六百两，宝元局易钱银三百两，贮书办处，为守城之用。
《北归记》中说：库藏止有二千三百余金。外有加纳校尉银六百两、易钱银三百两，贮吴书办处；同年缪君沅云：“此项应存外，为军兴之用。”予如是言。
库藏仅二千三百余金，国家已一贫如洗，崇祯下达捐饷令也是迫不得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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