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克力博士，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新经济智库（CiNE）首席研究员、湾区新经济研究院院长
各地两会陆续召开，成都市政府工作报告显示，过去5年成都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2%，2022年总量超过2万亿元；今后5年的目标是，地区生产总值超过3万亿元，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
这意味着，作为我国西部地区经济规模最大、发展水平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超大特大城市之一，成都在跨越2万亿大关后站上了新起点。未来5年，能否实现再上一个万亿级台阶的小目标，加快建设西部具有全球影响力和美誉度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值得期待。
21个超大特大城市，将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特征，即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首先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城市作为人口聚集和产业集聚的重要载体，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活动的中心，尤其是超大特大城市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动力源和增长极的作用。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提高城市规划、建设、治理水平，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
按照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我国城区人口1000万以上的超大城市有7个，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的特大城市有14个。这些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和经济体量巨大，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日益重要的引领作用和标志作用。从人口规模看，21个超大特大城市的人口占全国人口规模的比重超过20%。从经济规模看，这21个城市经济总量占全国三成以上，其中有17个的GDP过了万亿门槛，经济规模最大的城市甚至已逾4万亿。
随着产业和人口向优势区域集中，以城市群为主要形态的增长动力源越发强劲，进而带动经济总体效率提升。超大特大城市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和火车头，不仅具有难以抵挡的人口聚集效应，无可比拟的巨大规模经济效应，同时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日益成为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强大引擎。
超大特大城市的崛起带动了都市圈和城市群。与此同时，超大特大城市治理能力也正在走向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成都作为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西部超大城市，无论是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地位，还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意义，都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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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进化论，能级进阶背后的量与质
2022年，成都实现地区生产总值达20817.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2.8%。其中，第一产业增长3.8%，第二产业增长5.5%，第三产业增长1.5%。值得关注的是，35户龙头企业增加值合计增长11.3%；高新技术产品产量增长较快，智能电视、锂电池产量比上年分别增长4.8倍、5.1倍，新能源汽车、城市轨道车辆分别增长47.2%、65.4%。
2万亿的背后，既有量的增长，更有质的提升。
成都城市创新指数升至全球第29位，在蓉世界500强企业达315家；航空旅客吞吐量达3109万人次，居全国第一；中欧班列（成渝）辐射亚欧100余个城市、累计开行突破2万列、年开行量连续4年保持全国第一。与此同时，深入推进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连续14年荣登“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榜首，卫生和社会工作、教育等投资分别增长19.3%、8.0%。
在超大城市上台阶的同时，成都也彰显了作为省会城市的首位度。2022年，成都全年GDP占四川全省总量超过36%。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成都极核作用也愈发凸显。例如，电子信息产业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点建设的万亿级产业之一，去年川渝的产业产值规模达到2.2万亿元，有半壁江山来自成都。
此前GDP超2万亿元的城市分别是上海、北京、深圳、广州、重庆和苏州，成都的加入，意味着西部地区诞生第二座2万亿城市。我国7座超大城市，从迈入万亿GDP俱乐部到跨越2万亿台阶，用时在5到9年之间。其中跨越最快的是上海，只用了5年（2006—2011年）；用时6年的有三座城市，分别是北京（2007—2013年）、深圳（2010—2016年）和重庆（2011—2017年）；还有两座城市用了8年，分别是广州（2010—2018年）和成都（2014—2022年）；用时最长的苏州，则用9年（2011—2020年）完成了跨越。
应当说，在这些超大城市中，成都是较晚起跳的选手，其一跃而起上台阶的难度也随之增大。尤其结合近三年疫情等诸多不确定性冲击，这次在外界看来顺理成章的跨越，实则并不轻松。
在城市能级进阶的过程中，从市场主体活力到城市治理能力，都同步实现了提升，这为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同时也积蓄了强大势能。
未来三个着力点，“换道超车”的重中之重
如何提高超大特大城市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中的位置，增强城市产业体系的核心竞争力，培育城市创新体系的竞争优势，是我国超大特大城市未来迫切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
于成都而言，今后5年，以2万亿为新起点，加快实现3万亿的新跨越和新突破，是其奔赴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成都推进未来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在于锚定科技创新和数智赋能，做好产业建圈强链、场景营城、智慧蓉城、梯度培育等重点工作，加快实现城市经济蝶变跃升。在笔者看来，以下三方面或是提升成都城市竞争力，进而实现“换道超车”的重中之重。
一是助力产业建圈强链。围绕成都产业建圈强链行动，推动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深度融合，提升现代产业体系区域带动力和发展竞争力，聚焦集成电路、新型显示、高端软件及文化旅游等产业链关键环节、重点企业、重点产品和重大装置补链强链，提升链环相扣、集群高效的产业链系统能力。同时在电子信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领域建设从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到营销服务的产业全链条服务体系，开展技术平台、科学装置、数据中心等关键配套设施建设，构建产业生态体系，降低产业链协作配套成本，提高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二是促进数实深度融合。围绕成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顺应全球生产方式加速变革趋势，抢抓国家实施“东数西算”工程机遇，坚持工业互联网思维，依托国家超算成都中心、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发挥数字化引领、撬动、赋能作用，引领构建“5G+工业互联网”生态，加快融入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建设，促进先进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同时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创新引领作用，积极引导赋能者参与成都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智算中心、边缘计算节点等设施建设，以及数据、算力、算法、应用资源协同的产业生态建设，围绕高端芯片、新型显示、信息终端、网络信息安全等领域，推动数字技术形成产业规模，赋能装备制造、传统家居等产业数字化融合发展。
三是推动智慧蓉城建设。构建实时感知、全域覆盖的城市运行生命体征体系，做强云网融合、智能敏捷的“城市数据大脑”，加快提升城市数据归集整合、深度利用、安全保护水平。同时构建绿色生态、宜居生活、宜业环境、现代治理等智慧应用场景体系，示范引领智慧韧性安全城市建设工程落地落实。组建创新应用实验室，并以揭榜挂帅、赛马制等方式参与城市未来场景实验室建设，开展应用规范和接口标准市场化应用攻关，提供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融合创新的场景实测和市场验证，构建智慧蓉城应用场景试验场。
通过系统性举措，发起新经济突围战，厚植创新土壤，让最具潜力和活力的经济元素长成参天大树，就一定能发挥超大城市优势，探寻出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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