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一位知名作者去世，引起了不少非议和“起底”，甚至还有人说，这是一种“鞭尸”。
事实上，有一位更有名的文人，虽然他还活着，但已经有很多人迫不及待地想用语言来打击他了。“可怜人”正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的名字叫“莫言”。
莫言是当今小说中最有感染力的作家，他的史诗般的叙述力无人能及，他的文笔也比贾平凹、陈忠实等人要好得多。
三十多年的煮字生涯，四十多部著作的汇集，使他形成了一种关于中国的乡土文化的国家志。他的同僚余华曾经公然说过：“以文学水准而言，莫言至少可以获得十个茅盾文学奖。”
余华是个骄傲的人，只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形容鲁迅。
但同时，莫言这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也引起了不少人的“公愤”。有一种声势浩大的呼声，把莫言当成了“叛徒”，8年来，“讨伐”的呼声一直在持续，并在公众中引起了很大的分歧。
在有些人看来，莫言不但水平不足，而且他所描绘的中国社会，对中国人民的形象造成了极大的扭曲和污染，他所描绘的中国人民，充满了愚昧、野蛮、黑暗、肮脏、堕落等消极因素。他们宣称：莫言为何要这样做？就是为了迎合西方人的口味！
老实说，这样的怀疑虽然有些过分，但也的确有几分道理。即使是再冷静的读者，看着莫言的小说，也会感到奇怪：中国有那么多的人，为什么莫言却要沉浸在这种让人毛骨悚然的东西里？这其中的用心，究竟是因为文艺表演的需求，抑或仅仅是一种迎合西方观众的手段？
虽然莫言在接受了所有的指责和辱骂之后，8年来，他始终保持着沉默，但是，他的心里却充满了怨恨。他的新作《晚熟的人》，不但描写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的生活，还用书中的角色来自嘲：“你的作品里没有一个是好人，我要起诉你。”
虽然我很同情莫言，但不可否认的是，莫言的作品，从《红高粱》，到《檀香刑》，都有一种让人无法抗拒的强烈的“国家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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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莫言最初在中国文学领域崭露头角时，创作的《透明的红萝卜》等题材，都是围绕着中国人的民族问题展开的，虽然他的创作目标是“一日三餐都有好吃的水饺”。
80年代初，他的同龄人还在文学道路上摇摇欲坠，对“伤痕文学”和“右派文学”之类的粗制滥造一无所知时，他一出现，立刻就站在了中国文学的“天花板”上。
而且，从那以后，他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审视、批判、拷问国人的道德，将自己和国家当成了罪犯。
我记得很清楚，有一位著名的老师，每当提到莫言的时候，都会摇着头，感慨道：“你看看莫言的《酒国》吧，他就是一个真正的奇才！”
他和莫言年纪相仿，三十多年了，他怎么也不明白，像莫言这种年轻人，怎么可能创作出这么好的一部小说？
确实，这些东西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不管是语言上的描述，还是心理上的震撼。但是，“莫言悖论”一开头就很明显：从技术上看，它们都是那么的精致，那么的优雅；但从国家的角度来看，中国人就好像是被挖掉了骨头一样，充满了中国传统的狰狞，让人看了就觉得恶心。
更糟糕的是，莫言的作品，往往会用一种极具“复制感”的方式，来描述类似的情节，比如《酒国》的“婴儿”，比如《红高粱》和《檀香刑》，比如《蛙》中的“迫害狂”，比如《生死疲劳》中的“变态心理”，比如《中国人的恶作剧》。
在他的小说里，男性总是卑鄙不堪，女人永远满足不了，偷窥、虐待、残杀，这些都是中国人的特征，经常被用来比喻。
不管你是中国人，抑或只是一个人，阅读他的作品，都很难理解这种文化的平衡和艺术的美。看起来傻乎乎的莫言，是不是在他的文学领域里，就是一朵“恶之花”？
这也是他为什么被“征讨”的原因，莫言这个中国的作者，只能展示自己国家的暴力、肮脏、丑陋，这是一种自我贬低，是向外国摇尾乞怜。他们由此得出结论：莫言“背信弃义，居心叵测”，不管是创作上，或是性格上，都令人恶心。
以我的观点来看，用这样的方式来解读莫言，明显是不公平的，也是愚昧的。说句不好听的，这种擅长“诛心大法”的人，和莫言的“偏激”相比，更像是一种思维和智力的双重偏见，也更能说明，那些看似正义的人，在文学上的造诣，究竟有多浅！
当时，79岁的诺贝尔文学评委会主席韦斯特博格对莫言赞不绝口：“我要告诉中国人民，还有别国人，莫言是中国最好的作家，也是最好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因为他的书已经证明了这一事实。东方和西方的心态，就这么不一样吗？
韦斯特伯格莫言，不管他是不是“伟大的作家”，但在当今中国，他的名望却是无可争议的（虽然我更倾向于贾平凹），但他的一生所做的一切，都不值得受到任何诋毁。这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问题：不管是“批判现实”，还是“反省民族”，都不是“不爱国”。
莫言对待“中国人的丑恶”，比如控诉，揭露，甚至批判，仅仅是作为一个作者的考量。而且，这种批评既是对自己的批评，又是对自己的反省和悔改。每一位伟大的创作者，都会从更高的角度去看待人类的悲欢、人性与社会的困境，而不是去歌颂、去掩盖。
文学中关于民族的描述，无论是赞美还是批评，都可以互相映衬，折射出人性的各个方面。如果你真的看了几本《莫言》，就会发现他的“用心”：他把中国人的一部份描写得如此丑恶，是最令人痛苦的一次，但他从未轻视“中国人”，也与“不爱国”、“憎恨”毫无关系。
二十多年来，他一直在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辩护，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是杜撰出来的，而是发自内心地想要让人们铭记过去，纠正现在的错误，这是一种道义上的义务，也是一种深刻理解。
这种感觉，在他的作品中，已经很明显地表达了出来：“作家要学会从反面去想问题，要有一种忏悔和反省的觉悟，去发现善的本质。”
《白鹿原》的作者陈忠实也严肃地“反击”那些质疑他的人：中国的文学家，最终跻身到诺贝尔奖的行列，我认为，这不但是莫言的荣幸，也是中国的一大荣誉，它一定会在中国文学界造成长期和广泛的影响。
莫言，这个自称为“中国山东高密东北乡的一名农夫之子”的人，是我们国家真正的文坛大家，他的文学天赋在国际上被公认，但在中国人的污蔑和谩骂下，实在是太可笑了。鲁夫子的话语还历历在目：不团结，内斗，嫉贤妒能，这是他们最大的弱点！
另外，一个很大却逐渐被人淡忘的常识就是：文学创作和阅读要多样化，百花绽放，百家争鸣。有些痴迷的人，由于思想狭隘、缺乏理解力，他们只能看见莫言把自己的同胞描绘得像一个情感粗糙、心智不健全、行为幼稚的民族，他们对暴力、屠刀、肮脏等印象深刻，然而，他们对莫言对中国底层人民的赞美，却是选择性地置之不理。
莫言的小说，对于中国的下层人民，有许多“怒其不争”的批评，但更多的却是一种“哀其不幸”的怜悯，最终将希望和理想寄托在了“芸芸众生”身上，而不是什么名医、才子佳人、帝王将相。在他的作品里，中国人的崇高情怀总是会在危急关头表现得更为突出：
《红高粱》中，“睡在高梁上”的中国人，在外敌入侵的时候，也义无反顾地站在墨水河上，在高高的高梁地上，为自己的国家流血。对于“病态畸恋”的观众来说，他们只是从《丰乳肥臀》里读到了“病态畸恋”，而不愿意去欣赏莫言在他的小说里描绘的20世纪中国辉煌的历史。
换句话说，莫言所展示的民族历史，在“魔幻现实”技术的限制下，难免会被放大，但他并没有把自己的作品写得太难看，而是在反思、审视、拷问、警示、批评、改进。
况且，我们身为读书人，也已经读过、讨论过了，假如我们的心灵仍然朴实，也能看出莫言所指的中国人的丑恶之处，乃是一种根植于民族心理的根源，事实上今天仍有许多。没有哪个国家、哪个社会、哪个时代是十全十美的。要不然，还用得着“正能量”来宣传么？
有些作者执着于美丽，有些则偏重于阴暗，这只是兴趣和取向，而不是观点和性格。可以说，中原人民在历史与真实生活中所遭受的种种磨难与磨砺，使得莫言的创作充斥着侵略性的力量，而在更高的层次上，却又闪烁着不熄之光。山东故乡的生命，正是他创作的灵魂！
在这样的争论中，“看见所有人都在指手画脚地评论”，莫言在过去的八年里一直保持着沉默。他的唯一反应就是在中国美术学院举行的莫言学术讨论会上。那一天，当他被称为“叛徒”时，一脸沮丧地说：“接受别人的指责，会让我受益匪浅。”
自此，任尔东西北，我自问不悔。“莫言”这个名字，就像是预示着什么，在那之后，他就再也没有说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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