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我国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莫言的名字早已家喻户晓。
1985年莫言发表《透明的红萝卜》后正式成名，次年《红高粱》的出版更是引起了文坛不小的轰动，随后《红高粱》被改编为多部影视作品，无一例外地赢得了一片掌声。
之后莫言的《丰乳肥臀》《蛙》等作品成功将他送进了诺贝尔的视野，获得此等殊荣后莫言也接到了许多采访。
有人提及二十世纪的文学大家鲁迅先生，问莫言对其作品有何观点，不料莫言却说他所有的作品，都无法与鲁迅先生一篇《阿Q正传》相比。
莫言的这句话其实很容易理解，鲁迅先生身处时代巨变的洪流当中，有着超脱常人的眼光与格局。
他笔下的文章致力于揭露黑暗，针砭时弊，唤醒国人沉睡的灵魂。作为其代表作品的《阿Q正传》，更是能够将国民的劣根性与社会的阴暗面揭示得一览无余。
深入骨髓的奴隶性
毫无疑问，阿Q是整部小说的主人公，他没有自己的名字，家中一贫如洗，只能靠给人做短工过活。
相比起长工、月工或者其他雇农，阿Q没有属于自己的土地或农具，工作时间久且薪资十分微薄，是生活最困难，地位最低下的劳动者。
面对这样的生活，阿Q自己少有什么评论发表，但是一个老者曾夸赞他：阿Q真能做。
听到这种话的阿Q立刻洋洋得意，为自己能得到这样的夸赞而自豪，这是他深刻在骨血里的奴隶性，他从未想过服务于地主的生活是不公平的。
展开全文
阿Q地位低下且生活穷酸的现状很难改变，但是他又拿不出更好的办法，所以逐渐开始自我安慰，也就是广为人诟病的“精神胜利法”。
在被人抓住辫子，按到墙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之后，阿Q是这样自欺欺人的：“我总算被儿子打了，这个世界真不像样。”
他把殴打他的人想象成自己的儿子，这样自己在地位上好像就要高出许多来，儿子殴打父亲无疑是不孝不敬，身为被害者的自己似乎也没那么无能。获得了这样的心理暗示之后，阿Q立刻将那些屈辱遗忘，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他致力于从奴隶生活中寻找一点点“幸福”，好让自己陶醉在编织出来的假象中。他在被别人欺负之后，反而抬起手来也打了自己两巴掌，他把自己当作殴打别人的人，而被打的则是另一个自己，用精神上的胜利来消解肉体上的疼痛。
阿Q的奴隶性还体现在他的欺软怕硬，他同未庄的闲人们打架，是知道自己处在弱势地位的，所以即使打输了也正常。
而在第三章中阿Q是和平时看不太上眼的王胡子打架，此时阿Q认为自己是处在强势地位的人，然而他依旧打输了。
这种情况下的战败对于阿Q来说就成为了生平第一件屈辱的事，他心里的阶级秩序被打乱，一时间还不太能适应这件事。
他无所适从地站了一会儿，心中有气却无从发泄，转而看见了从静修庵走过来的小尼姑，于是上前去摸人家新剃的头皮。
这是个很有标志性的动作，阿Q心里对自己的奴隶地位非常清晰，而且是认同的。他不会反抗未庄的闲人，受气了就去找地位上平起平坐的其他人找茬，到了最后，却要依靠欺负一个小尼姑来宣泄内心的苦闷。
藏于表皮下的劣根性
阿Q欺软怕硬的这种劣根性正是鲁迅先生着重批判的，他曾经在其他文章中写过：“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这不只是偶然出现的情况，而是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很多人的常态。
阿Q所表现出来的国民劣根性是非常全面的，他虚伪、麻木、卑怯，一切都以自己的私欲为中心。
阿Q是没有姓氏的，对于中国这样有着古老传统的国家而言，没有姓氏也就意味着他不过是一株无根之木，与任何人都没有任何血缘上的关联。
阿Q所在未庄最有钱势的一户人家姓赵，阿Q在喝多了之后曾说他也要姓赵，不料却被赵老太爷得知，他将阿Q叫过去狠狠训斥：你怎么会姓赵！你不配姓赵！由此可见在当时，一户人家发达了之后，连带着他们的姓氏也跟着“尊贵”了起来，是不能够随便效仿的。
这些有势力的人可以随意主宰别人的想法，阿Q被斥责后丝毫不敢出言顶撞，他捂着被打肿的一侧脸颊，讪讪地离开。
外人得知阿Q被打的原委，只觉得他的行为太荒唐，就算他真的姓赵，也不能轻易地胡说，冒犯到赵老太爷只能是他自己招打。
那些看热闹的人与阿Q、赵老太爷一样的愚昧而封建。当阿Q被人嘲笑穷酸时，经常用来反驳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先前，要比你阔的多啦。言下之意他明白自己现在处境艰难，只能靠提起过去可能有过的辉煌来安慰自己，弥补心理上的平衡。
显然鲁迅先生内心对于这种自欺欺人的心理是非常鄙夷的，他认为国人总是不肯直面自己的窘迫，每当有人揭开他的伤疤时，要么怒目而视，要么就从其他方面为自己找安慰。如文中的阿Q，他对癞疮疤一词就非常地忌讳。
不仅仅是癞疮疤三个字，与之相关的光亮、灯烛等字词都成为了阿Q听不得的话，他在前几章同人打架的原因也多半出于此。
有缺点但是不允许别人议论，并且想把所有与之相关的概念都封杀掉，这正是封建时代里统治者阶级的特权。
但是阿Q只是一个地位卑下的雇农，他在环境的影响下竟也不知不觉沾染了这种“贵族”习气，或许这是鲁迅先生从侧面讽刺那些看起来高高在上的贵族们，他们的内心并非多么高尚，剥开来仍旧是最本质的“阿Q精神”。
国民启蒙的艰难性
鲁迅先生做文章的目的一直十分明确，就是能够借此激发国人反抗心理，启蒙知识分子，让新一代的年轻人为挽救国家而努力。
但是这个过程是无比艰难的，当时中国被迫打破闭关锁国的状态，无可避免地受到了外来文化冲击。
然而知识分子们面对这些文化并不是站在同一战线上，当时的文学大家们面对究竟如何启蒙国人，新一代知识分子该做什么等问题都有着不同的理解。
有能力的一部分人去到国外留学，归来会被人嘲笑“洋鬼子”，而这些留学者同样看不起坚持本土文化的人。
就连最初一起创办《新青年》的这部分人，因为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主张最后都分崩离析，鲁迅先生内心深处的寂寞感更是自不必说。
他在报纸上或者文章里对许多人进行嘲讽，或许也是希望大家探索出一条能够齐心协力的道路。
在《阿Q正传》这本书的序中，鲁迅先生把胡适和林纾两人放在一起进行了讽刺，前者是新文化的主张者，后者则是持反对态度的人。所以《阿Q正传》并不仅仅在于批判国民，它更深层的意义是启蒙民智。
小说当中的赵老太爷之所以地位尊贵，是因为他有一定的知识，民众文化程度普遍较低的情况下，去过几天洋学堂的人回来就可以做大官了。
国内土生土长的读书人，若是考中了举人秀才，同样可以一步登天，而这两种人都成为了对阿Q进行精神虐杀的人。
同时“假洋鬼子”和本土秀才之间的争端在小说中也有多次影射，小说中在后面写到革命要来了，这促使两种知识分子结合起来。
赵秀才听说了革命党已经进城，立刻将辫子盘在头顶上去找“假洋鬼子”商量，他们作为知识分子应当参与这次革命。
两人聊得非常投机，他们之间以往的嫌隙也消散了，成了相约一起去革命的同志。然而他们所谓的革命就是砸烂了一块写着“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顺手拿走了观音娘娘座前的一个宣德炉而已。
鲁迅先生这段描写无疑在讽刺那些打着革命旗号，却只会从中投机取巧，为自己谋利的人。
他们根本不敢有什么实质性的动作，心中放在第一位的是如何保全自己。同时也说明革命不仅仅是简单的武力斗争，而是要让人们的思想彻底改变。
结语
阿Q这个形象之所以能如此成功，与鲁迅先生对国民劣根性的鞭辟入里是脱不开关系的。
正是因为鲁迅先生不惮于将最屈辱、最丑恶的一面揭露开来给人看，才能够对世人有所警醒，不必再用“精神胜利法”来掩饰和欺瞒自己。
辛亥革命固然不是一场彻底的革命，但它同样不可或缺。它让诸多如鲁迅先生一般的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也看到了尚有欠缺的地方，才能够在未来不断探索，为人们找寻出最正确的道路。
特别声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