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云南的银矿业已经初具规模，云南银矿的兴衰已经对全国的经济产生成影响。进入到明朝，白银逐步取得流通货币地位和财政收支的白银化，使得社会上对白银产生巨大的需求。
云南银矿储量丰富的先天优势，使开发云南银矿成为必然。云南长久以来在矿业开发的技术储备，加上外来人口的注入和觊觎者推动，这些因素为云南银矿业的持续开发形成了良好的氛围。
一、明代社会对白银需求的持续增长
明朝建立后，在货币政策上推行“钱钞”之法，但因政策不善造成钱钞拥塞不行。而白银却在流通中被广泛使用，降至明中叶出现了“金花银”为主，漕粮折银为辅的田赋白银化的趋势，白银实质上变成了明代社会的通行货币。白银使用范围和规模的扩大，为明代银矿开采提供了不竭的动力。
（一）白银取代钱钞成为主要的货币形式
宋朝白银产量的增加，但社会使用白银范围和规模仍然有限。元朝将纸币与白银兑换，允许百姓存银。明初在货币政策上推行使用钱钞，并强制白银退出流通领域。由于明朝政策的不善造成钱钞政策的失败，白银反而逐渐成为社会上最主要的货币形式。明朝“白银的货币化过程是一个社会内部自发的发展过程，首先出现在民间社会，随后得到了明朝事实上的认可，遂向全国展开。”明代社会对于白银的持续需求，直接推动银矿的大范围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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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以来社会交易中存在用银的习惯，尽管明朝废除用银改用钱钞，但在民间交易中用白银的现象仍十分常见。明朝政府却将推行钱钞失败的原因归罪于白银的使用，所以明前期推行严厉“银禁”政策。
明朝既将白银定义为“货物”，禁止交易否定金银的货币价值。同时允许白银代输赋税，可以与钞兑换的做法，又赋予其货币的作用。钞钱在明朝地位不断下降的同时，白银的货币地位却在不断提升。
（二）赋税收入中白银的广泛使用
明朝的田赋分为“夏税”、“秋粮”，其征收范围有麦、米、豆、等。明初“所收天下田赋，未尝用银。”洪武九年，因战争开销和兴建南京城急需银钱，命“天下税粮，令民以银、钞、钱、绢代输”，云南则以金、银、贝等代秋租。在各种折色物中，由于银在民间的使用且稳定性胜于钱钞，所以白银固定作为税粮的折纳物逐渐被社会各界所接受。
正统元年开始，朝廷将南方部分税粮折纳成白银上缴皇帝内库，谓之“金花银”。
嘉靖后期开始，明朝颁布一条鞭法，一条鞭法的实施，全国各地的田赋开始以征银为主，进一步巩固白银的货币地位。 明代赋役折银之风兴盛，使得社会与官府中已经普遍用银。白银的使用量和范围显著增加，持续刺激着明代社会对的白银需求。
（三）明代社会对白银财富的需求
白银作为贵重金属，历来被视为财富的象征。明代白银的流通性好，其稳定性远高于钱钞。
正因为白银价值较大且易贮存，社会上存在将白银窖藏的风俗。甚至在入殓的棺材中也要放置银器，富家、穷户皆是如此。大量的银锭、银条等，因各种原因被埋入地下。此外，白银制做的首饰、器物也深受上层社会的欢迎。在翻阅的明代史料中，将白银作为财富贮藏的现象十分普遍。
二、明朝财政支付的白银化趋势
明初开始，明朝就不断颁行银禁之令，禁止社会上白银的流通。但由于白银成为实质上的货币为社会所接受，朝廷在赏赉官员、支付官俸等领域也不断用银。白银成为财政支付中的首选，其使用范围、规模被不断刷新。
（一）赏赉的需求
元朝时，皇帝常将大量的白银作为封赏王公、官员的赏赐。自明初开始，皇帝在赏赉中也将白银作为重要赏赐之物。洪武、永乐战事频多，大量的白银被赏赐给征战将士和有功之臣以示“皇恩”。
明初，皇帝用作赏赐的银两主要来源就是元朝府库遗留。府库中大量的白银储备，使得洪武年间能赏赐不断而不必大开银矿。永乐时，“郑和下西洋”、外征蒙古等大事，使得国家“府藏之积往往不胜其烦”。明朝的这种大量白银赏赐，使得朝廷积储的白银重新回到社会，促进民间社会上白银使用。朝廷赏赐用银的惯例，刺激明朝政府对于白银的需求。
（二） 财政支付形式的调整
景泰时将发放俸银的范围扩展到两京的文官。明中叶开始，财政形势持续恶化，入不敷出的局面屡有出现。明朝将田赋折银，作为缓解财政危机的一种工具使用。国家财政要负担大量官员俸禄支出，为缓解财政危机，明政府“通过征收田赋和支放禄米之间的折银的差价”弥补亏空。
明朝政府在不自觉中，已经白银作为国家支付的主要形式。各类支出均以白银计算，白银的地位实质上得到官府的认可。
（三）财政支付中白银量的剧增
明朝建立之后，各种官僚体系不断完善，依靠国家供养的人口的不断增加。明朝财政负担日益增加，国家财政每年需要支付巨额粮饷。唐文基在《明代赋役制度史》认为，明朝财政支出的最多、恶性膨胀最厉害的是军队消费和宫廷、宗室消费。
自明初开始宫廷中的各项费用不断攀升。巨大的支出造成作为皇室内库压力巨大，经常靠挪借太仓银两支用。一直被世人称道的孝宗朝经济状况也不乐观。
总之，明朝为解决支出所需的白银，采取各种手段增加白银收入。而大面积增加税收必将引起国家的动荡，而开发银矿业无疑是当时最佳的选择。银场产出的白银能最直接的改善财政，所以永乐之后的历代皇帝，将开采银矿作为缓解财政危机的良方。
三、觊觎银矿利益者的推动
由于明朝皇帝穷奢极欲式的挥霍，国家库藏已难以应付。若朝廷擅加赋税又将引起民间愤怨，所以明朝皇帝特别重视银矿开发，将银课视为充实内库的捷径。此外，觊觎银矿开发者中还有朝廷的官员、宦官，也包括地方“细民”。
明太祖时期，地方官员曾多次进言请开山东、陕西等地的银矿，均被明太祖以“戕民”之由申饬。而从明成祖开始，银矿业的开采得到皇帝的认可。在媚言开采之利的奏折中，明朝银矿的开发范围遍及全国，云南银矿也在这时被大规模开发。
万历中期，明神宗采取鼓励银矿开发的政策。凡言开采银矿之事，多任命其参与银矿的管理。这种激起觊觎银矿利益者的热情，一时间“献矿峒者日至”。这些被派往地方的官员、内使经常利用职权侵占银场所得，并用压榨所得魅惑上主。尽管矿使四处，这并未真正改善明朝的财政状况，地方财政反要承担缺额部分。
皇权高度集中的明代，皇帝多次以“国用不足”为由开禁银矿。巨额的银课收益流入皇帝及其党羽囊中，银矿开采成为既得利益者的“提款机”。以皇帝为代表觊觎利益者的存在，必然其利用权力推动全国的银矿开发。
四、云南劳动力的持续补充
云南被司马迁统称为西南夷地区，因其崇山阻隔交通闭塞，长期人烟稀少，劳动力不足。自元代始，政府通过军队戍屯、移民、谪戍等方式，对云南地区不断补充人口。明洪武年间，为稳定对云南的控制，不断通过大规模移民充实云南人口。
明朝洪武年间将大量的民籍转为军籍，前往云南的巨量人口中不乏掌握冶金百姓。在军屯中的军户中，有大量技术工匠。英宗正统年间，为压制闽浙等地银场盗采形势。采取严厉的打击措施，规定聚众偷挖者首犯“枭首”，而“为众及诱引通同有实跡者，连当房家小发云南边卫充军。”沿海地区的冶炼技术和管理模式，也随着“盗矿”犯人的到来被传入云南。
云南本为人口稀少之地，劳动力严重不足。明前期大量内地人口的迁入，不仅为云南带来大量劳动力，同时内地矿业文化和矿冶技术也被引入进来。数十万优质劳动力的到来，为云南银矿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人力储备。
五、总结
明代云南银矿业的发展对云南和整个明朝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云南在明代逐渐成长为全国银矿的重要产地，其出产的白银极大的促进了明朝经济的发展。明代社会经济因云南银矿业的开发获得源源不断的动力。
伴随着银矿的开采的进程，云南与内地的交流更加频繁，云南的社会生活更加内地化，市镇经济空前繁荣。以云南银矿开发为契机，明朝不断加强对于云南的管理。云南在国家的版图中被稳定下来，这为之后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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