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到万家》中，何幸运在姐姐的婚礼上遭到猥亵。
婚闹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是“风俗”能搪塞得过去的，如果仅仅对当事人作一点不痛不痒的道德批评，并不能使风气焕然一新。
近日，一段婚闹的视频震惊全网：身穿红衣的新娘虽然不停闪躲，但还是被参加婚礼的男性亲友亲吻。旁边还有人起哄“一口两口三口”，另一男子也上前亲吻她，还用手拍打她臀部。
引发争议的这场婚闹，出现在2月9日中午江苏省徐州市丰县的一场婚礼上。然而，参加这场婚闹的新人朋友陈先生却辩称这只是本地风俗，甚至还有“摸一下新娘的腚，三年不生病”的说法：
“就是闹喜，就亲一下、摸一下屁股，新娘肯定不反对，家人也不会反对，开心嘛！都是祖辈流传下来的不都这样！”
2月10日，江苏丰县民政局回应称，视频所展示的并非当地风俗，可能是个人恶作剧，已开展移风易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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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已经见过太多类似的不雅行为。对这种所谓“风俗”，我们究竟该怎么看？婚闹又为何屡禁不止？
婚闹是怎么来的？
山东泰安，一名伴娘被人们以婚闹的名义扒光衣服；陕西西安，伴娘被两男子按在车内强行摸胸；江苏盐城，公公在婚礼现场强吻新娘；贵州遵义，新郎被捆绑后不慎致残；山西太原，新郎被伴郎团群殴致死……
2013年，山西太原，年仅24岁的李瑞佳在新婚当天被殴打数小时，5天后被送往医院抢救，40多天后不治身亡。
每隔一段时间，你大概都会听到各地传出一些堪称恶俗的婚闹事件。有些婚闹的尺度之大，真可说突破一般人的想象力。这种奇葩的婚闹之风，究竟是怎么来的？
按民俗学的观点，婚闹其实是社会在原始时期抢婚制的残余。
汉字“婚”源于“昏”，因为古代“士娶妻之礼，以昏为期”（《仪礼·士昏礼》）。那为什么要在黄昏时举行婚礼？从世界各地古代习俗推测，极有可能是因为此时光线昏暗，便于下手抢亲。
英国社会学家爱德华·甄克思在《社会通诠》中提出，男女傧相原本分别是古代抢婚时协助男方抢婚、帮女方抵御的助手。古人在黄昏抢劫女性之后，随即立刻举行婚礼，而协助新郎抢婚的宾朋也一同参与闹洞房。
到社会文明化之后，这种强抢的色彩逐步淡化，但男女傧相、闹洞房戏谑、婚礼在晚间举行这些却依然保留了下来，成为传统婚俗的组成部分。
《社会通诠》
原作名:A History of Politics
作者: 爱德华·甄克斯
译者:严复
出版社: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另有一种观点认为，闹洞房实际上是初夜权的残余。
原始时代初夜权的方式之一，是由亲友和宾客行使初夜权，因而“闹洞房者其实是注目于新娘今天的作为‘性对象’的身份，内心深处恨不得参加对她的集体强暴”（见《万象》2005年第10期）。只不过文明人将之变成了一种仪式，以弱化和压制内在的原始冲动。
虽说是“仪式”，但对新人来说仍然是难关，尤其是新娘。
就在三四代人之前，日本的新娘还要在婚礼上忍受亲友的种种无礼冒犯：“新娘在婚宴的酒席中更是叫苦不迭，因为她要在婚宴上几次换装，就像给人看的玩具人偶一样，接二连三地补妆，被差使去更换和服，甚至在醉汉面前被拉拉扯扯。”（《战后日本大众文化》）
若论婚闹的恐怖程度，这些都还比不上近代早期的法国人：直至17世纪初，法国的新郎新娘行婚礼时，都要在众人面前脱光衣服，还得等宾客允许之后，他们才能重新穿上。
诺贝特·伊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中提到的这一场景，对现代欧洲人而言已感觉不可思议，但那也只是因为近四百年来，人们逐步接受了新的“文明”礼仪。
晚清时美国传教士卢公明来到中国，惊奇地发现福州婚俗中有“看新人”一项，允许街坊邻居、未经邀请的朋友乃至过路的陌生人在婚礼当晚进门看新娘：
“这对新娘是个很大的折磨。新娘不能拒绝别人看她，不能躲避开。看客们还经常肆无忌惮地评头论足，调侃新娘。新娘在众目睽睽之下站着面对打趣的调笑或粗鲁的评论，必须时刻保持礼貌，保持平静，不能笑，也不能生气。除了伴娘，她不能跟其他人说话。如果她不能控制自己，将会带来长时间的懊悔。”（《中国人的社会生活》）
这和现在的一些婚闹相比，简直堪称“文明”。
《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发生和心理发生的研究》
作者:诺贝特·埃利亚斯 (Norbert Elias)
译者:王佩莉 / 袁志英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虽然总有人将婚闹归咎于“传统”，但儒家其实一直强烈反对民间这些“不合礼法”的做法。
早在东汉末年，仲长统就在《昌言》中严词抨击：“今嫁娶之会，捶杖以督之戏谑，酒醴以趣之情欲，宣淫佚于广众之中，显阴私于族亲之间，污风诡俗，生淫长奸，莫此之甚，不可不断之也。”这明白指出当时的婚闹，和新人打闹、趁酒非礼，严重冲击礼法，理应禁断。
那为何此风就是无法禁绝？原因之一或许在于，婚闹在正常礼法之外，扮演着类似于狂欢节的功能：在这个难得的聚会时光，人们可以暂时不顾社会秩序的约束，尽可能地找乐子。
因此，民间有所谓“新婚三天无大小”的说法，即宾朋在婚礼三天内可以不管辈分，逾越礼法规矩，肆意取乐。近代学者杨树达在《汉代婚丧礼俗考》中考证：“为之宾客者，往往饮酒欢笑，言行无忌，如近世闹新房之所为者，汉时即已有之。”
在这短暂的狂欢假期里，人们可以不受责备地背离日常规范，因为按照节日庆典的功能法则，“宣泄离心”本身能带来“凝聚向心”的作用：肆意开玩笑，或许反倒能让彼此之间更加亲密无间。
“婚闹”之所以变得低俗乃至恶俗，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不闹不开心”。也就是说，人们很自然地觉得，在这样特殊的日子里，把日常的规范冒犯、打破得越厉害，就越能宣泄内心的快感。
这道理不难理解。就像工作中威严的男老板，在年会上当众穿上裙子跳芭蕾舞，越是搞怪越能让下属开心不已。
苏北等一些地方的婚礼上，甚至有当众恶搞所谓“扒灰”之举。诸如“婚礼上公公亲吻媳妇，一口一万块”的视频，网上能搜出一堆。因为在中国人原本的道德观念里，“公媳通奸”可说是最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刺激的？
李安曾借《喜宴》一片断言：中国式婚闹，其实是“五千年性压抑的结果”。
这不无道理，越是平日里禁忌的，终于有机会做了就越令人兴奋。
婚闹固然是“假戏”，但闹的那些人内心被压抑的欲望却是真的。即便把婚闹禁了，不解决背后的根源也仍然无法消除根源。
正因此，虽然一些恶性事件在曝光后往往一片挞伐之声，然而低俗化的婚闹并未就此消歇。过了一阵，又出现了另一堆突破下限的新花样来。
是“风俗”还是“恶俗”？
有人觉得没了婚闹，参加婚礼就少了很多乐趣。但和年会上恶搞老板不同的是，在婚闹时针对的不是权威，而是最难以反抗的新娘、伴娘这样的女性。
在日前的丰县婚闹事件后，参与闹喜的那些男性亲友说，亲吻新娘、拍她臀部只是“开心”，但问题在于：是谁开心？正如微博上有人质问的：“为什么不去采访那位新娘，问问她的感受？”
每次曝出婚闹的争议事件，总有两种针锋相对的看法：正方辩称这只是“风俗”，而反方则质问“一直如此便对吗”，谴责这是野蛮的残余，是“恶俗”。
2018年春，在江苏盐城一场婚礼上，公公疑似亲吻新娘，也曾引起舆论哗然。事后，那位公公卞先生发出律师函，辩称自己不过是“假装”吻儿媳，顺应当地婚俗“闹公公”的仪式。
盐城当地民俗专家何玲珑说，婚礼上“闹喜”确实是当地普遍风俗，“但无论怎么闹，天理人伦是不能罔顾的”，其底线是“不违背公序良俗”。
然而，从事件的争议来看，麻烦之处就在于：究竟算是“恶俗”还是“风俗”，其分寸尺度的拿捏本身就有很大的模糊性，因而当事人才能以此自我开脱。
不仅如此，怎样才算“不违背公序良俗”，不同人的看法也不一致。在这件事中，公公自称只是风俗，然而另两位关键当事人儿媳和儿子是否也赞同这一说法，至少在媒体上看不到。
“风俗”，意味着某些做法被人们习以为常地接受。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争论或许表明，年轻一代开始质疑这些“风俗”只不过是“恶俗”，是在为自己不文明的行为找的借口。
在丰县婚闹事件中，亲吻新娘并拍打其臀部，以“风俗”的名义仿佛就能免责了。但脱离了这个语境，对任何一个陌生女性做出这样的行为，显然都是不能被容忍的。
不同文化的尺度当然也很不同。在西方，亲人之间亲吻或贴面是常有的事，但在中国文化中却带有强烈的性意味。
2007年，在重庆开县的一场婚礼上，留学归来的魏和夫娶了俄罗斯新娘嘎丽娜，新娘按照俄罗斯人的礼节，上前拥抱公公准备亲吻时，场面极为尴尬。公公魏培荣满脸通红，连连后退，嘴里说着：“要不得，要不得哟！”
如果是在俄罗斯婚礼上，江苏盐城那样“公公吻儿媳”可能根本算不得新闻，只不过是个普通的祝福仪式罢了——当然，那也得是贴面颊发出亲吻声，而不是吻到嘴上去。
贴面礼。图/《完美陌生人》剧照
所谓“公序良俗”是很难界定的，因为社会对它的“边界”往往没有一个清晰的社会共识。
从西欧的情况来看，从17世纪初法国人那种恶俗的婚闹到后来的彬彬有礼，经历了一个长达两三百年的“文明的进程”。这不仅仅意味着新的社会价值观和行为规范，更重要的是也包含着对个人权利和他人意愿的尊重。
婚闹在欧洲历史上的退场，与个人权利，尤其是女性权利意识的觉醒及其社会地位的提高同步，这恐怕很难说是偶然的。
曾有学者调查指出一个规律：女性地位越低，婚闹越严重。这一点看起来合乎逻辑。至少这些年，在国内曝出恶性婚闹事件的地区，的确大多都算是男权思想的沃土。而在上海、北京这样的大都市，则很少出现这样失控的场面。
这在某种程度上或许也因为，在这些地方，人们更缺乏渠道释放日常生活中的压抑感。即便释放，也不敢颠覆权威。
值得补充的是，从恶性婚闹中不难看出，地位低的不只是女性，也可能是当地的每一个个人。因为闹到那样的地步，新人、伴娘即便再三抗拒都未能阻止，可见个人意志被完全无视。不然，太原那位不幸的新郎，何至于在婚礼上被活活暴捶数小时至死？
这正是中国近些年来多起恶性婚闹中最缺失的地方：这些事之所以闹到不可收拾，其共同点是边界感的模糊和对个人权利的漠视。
过去，婚闹或许能在社会中起到类似狂欢节的作用，促使社会凝聚。但在如今这个注重个人权利的时代，它可能适得其反，导致各方关系破裂。毕竟，婚闹对个体造成的侮辱和损害，始终存在。
从这一意义上说，婚闹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既不是“风俗”能搪塞得过去的，也绝非只是少数人道德不检点的“恶俗”。对当事人作一点不痛不痒的道德批评，并不能使风气焕然一新。它是一系列社会价值观变动的呈现。
2018年8月，山东省日照市推行“遏制恶俗婚闹专项整治行动”，这是地市一级政府层面首次把这作为专项工作来抓，可见婚闹已成为引发关注的社会问题。
不久前，河北省民政厅、河北省文明办等十部门也联合印发《关于全面推行婚俗改革工作的意见》，要求到2025年，重点要改善“低俗婚闹”等“陋俗”。
这些举措，能否在短期内扭转局面，我们且拭目以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中国，近年来婚闹逐渐被视为一个“问题”，正表明我们所身处的是一个道德观转折的时代——
一方面，原先那些“风俗”已经很难被年轻一代的新道德观所接受了，那些无节制的恶搞在传统风俗中或许能得到谅解，但现在会被看作越界了；另一方面，这种新道德观强调一种更严格的个人权利意识，以及仅限于恋人之间的亲密行为。
只有当人伦底线刷新，对女性权利和他人意志的尊重也发生改变，婚闹的土壤才会真正消除。而那正意味着，中国社会的价值观正在完成“文明的进程”。
作者 | 维舟
编辑 | 晏非
校对 | 赖晓妮
排版 | 郑李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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