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现俊 | 《金瓶梅词话》中「南河南徙」时代考_金瓶梅_黄河_新河

《金瓶梅》第六十八回，「安郎中道：『蒙四泉过誉。一价寒儒，……备员冬曹，谬 典水利。……今又承命修理河道，况此民穷财尽之时，……而今瓜州、

南旺、沽头、鱼台、徐沛、吕梁、安陵、济宁、宿迁、临清、新河一代，皆毁坏废北（圮），南河南徙，淤沙无水，八府之民皆疲弊之甚，又兼贼盗梗阻，财用

匮乏……』」

「南河南徙」犹如第七回孟玉楼与张四（龙）对话时所说：「世上钱财倘来物，那是长贫久富家？紧着起来，朝廷爷一时没钱使，还问太仆寺借马价银子

支来使」一样，除此一处外，《金瓶梅词话》中并没有任何详细的叙述。这里主要涉及到「南河南徙」的时间问题。

香港学者梅节先生在〈《金瓶梅》成书的上限〉一文中，据天启《淮安府志》，说淮安地区的百姓称西北之泗水为「北河」，西南之淮水为「南河」。

万历五年闰八月，淮河被迫南徙，督漕侍郎吴桂芳和管理南河工部郎中施天麟为此都有详细的报告。

官方的文书称为「淮河南徙」，而《淮安府志》则称「南河南徙」，由此梅节先生证明，「南河南徙」是发生在万历五年（1577）闰八月的事情，《金瓶

梅》的成书上限亦不能早于此时。

在1989 年首届国际《金瓶梅》研讨会上，有位老先生发言时非常称赞这一看法，指出：既然「南河南徙」发生于万历五年闰八月，那么，《金瓶梅》当

成书于此之后，已不可置疑。

《淮安府志》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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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并非如此简单。现在有两个问题需加以辨证。一是第六十八回「南河南徙」中 的「南河」究竟指的是哪条河，是单指「淮河」，抑或还指别的河流？二

是「南河南徙」 是不是最早发生在万历五年闰八月？

《金瓶梅》是「借宋写明」的，所以，作品中凡涉及到的历史事件，必须既考查宋， 又考查明，否则就会发生偏差。

据史料记载，淮河入洪泽湖后，下游原有入海河道，宋光宗绍熙五年（1194）黄河夺淮后，河道淤高，淮河被迫南徙，渐以流入长江为主。

看来，这是最早的「淮河南徙」。

明朝时的「淮河南徙」，主要是黄河南徙，夺淮入海，迫使淮河向南迁移的。

《明 史‧河渠志一》「黄河上」载：「黄河，自唐以前，皆北入海，宋熙宁中，始分趋东南一合泗入淮，一合济入海。金明昌中，北流绝，全河皆入淮，元溃

溢不时，至正中受害尤甚，济宁、曹、郓间，漂没千余里。贾鲁为总制，导使南，汇淮入海。」[1]

可见明时的黄河是从开封即流向东南，汇淮入海的。即在明代，「淮河南徙」亦不数万历五年（1577）为最早。

《明史》卷八十七「河渠五」「淮河」「万历三年三月，……黄水蹑淮，……载：总漕侍郎吴桂芳言：『河决崔镇，清河路淤。黄强淮弱，南徙而灌山阳、

高、宝，请急护湖堤。』」[2]

这次「南河南徙」的时间为万历三年，所以，以此确定《金瓶梅》成书时 间的上限，是大有问题的。

梅节先生显然没有理解《金瓶梅》独特的艺术手法。

其实，「南河」在明代的官方 文书中并非专指「淮河」，它是与「北河」相对而言的，不单指某一条河流。

至于《淮安府志》中称「淮水」为「南河」，那只不过是当地老百姓的称呼而已。

在古代，称黄河自今潼关以下由西向东流的一段为「南河」。

又，清以前黄河自今 《汉 语大词典》《辞海》等都是这样解释的。

内蒙古巴彦高勒镇以下分为南北二支，南支即今黄河正流，当时为支流，称为南河[3]。

所以，明代文献中的「南河」称呼不一，黄河、 淮河都可称为「南河」。

梦梅馆《金瓶梅词话》

那么，《金瓶梅》中的「南河」到底指的是哪一条河？如果我们明白了它的独特艺术手法，找出它的界定词的话，这个问题就可迎刃而解。

《金瓶梅》的作者惟恐读者不明白其意，特意在第六十九回作了明确的界定。

夏提刑 与西门庆商议，要差人往怀庆府同僚林苍峰那里打听上司考察的消息，西门庆随即唤一个走差答应的，吩咐道：

「与你五钱银子盘缠，即去南河，拿俺两个拜帖，怀庆府提刑林千户老爹那里，打听京中考察本示下，看经历司行下照会来不曾。务要打听的实来回

报。」

「怀庆府」属河南布政使司，在黄河北岸，临近黄河，西门庆差人去「南河怀庆府」，显见《金瓶梅》中的「南河」必定指的是「黄河」而不是「淮

河」，因为「淮河」两岸绝没有「怀庆府」，这是肯定无疑的。

既然《金瓶梅》中的「南河」指的是「黄河」，那么，「南河（黄河）南徙」在明代 是否曾经发生过呢？可以肯定地回答，有，而且还不止一次。

黄河的入海河道很复杂，自明洪武至嘉靖时又改道多次，本文不便缕述。简言之， 黄河自汴梁（开封）始分为南北二流。

南流又分二道，皆入于淮。北分新旧五道，皆入漕渠（大运河）而南汇于淮[4]。

从《金瓶梅》第六十八回所涉及到的几个地名来看，「南河（黄河）南徙」当指北流，因为这些地名除「瓜州」外，都在明朝的大运河边上，而宋时的运

河是不通过所有这些码头的。

上文已经断定，《金瓶梅》的故事上限为明武宗，下限为明世宗，与万历基本无涉。

据史料，明武宗正德「八年六月，河复决黄陵冈。……乃命管河副都御史刘恺兼理其事。

恺奏，率众祭告河神，越二日，河已南徙。」5「黄陵冈」在仪封和考城之间而靠近考城， 黄河在此决口泛滥次数甚多。

嘉靖十三年、十四年、十七年、十九年、二十一年都有「南河（黄河）南徙」的记载。

那么，《金瓶梅》所写到底指的是哪一年呢？笔者认为，《金瓶梅》是杂糅了正德、嘉 ，而并非专指哪一年。

何以为证？靖时期的史实，泛指这一段时期的「南河（黄河）南徙」请看《明世宗实录》卷一八二（嘉靖十二年十二月）的记载：

辛亥，总理河道都御史刘天和修议治河事宜。……其一，鲁桥至沛县东堤一百五 十余里，旧议砌石，以御横流。

今黄河既已南徙，……臣等以为，黄河之当防者，虽北岸为重，且水势湍悍，冲徙靡常，其堤岸之去河远者，间获仅存；

而濒河者，无不冲决。……坍者增修，缺者补完，断绝者接筑，使北岸七八百里间联属高厚。……但工役甚巨，而时诎民穷，须以渐修举。工部以其议为

当，上从之。[6]

又，正德六年二月，（李）堂言：

「陈桥集、铜瓦厢，俱应增筑，请设副使一人专 理。会河南盗起，召堂还京，命姑已其不急者。」[7]

《金瓶梅》第六十八回所提到的那十一个地方，「皆毁坏废北（圮）」，何况「八府 之民皆疲弊之甚，又兼盗贼梗阻，财用匮乏」，故安郎中才说：「三

年钦限河工完毕」。

《词话》中的这一段，正是上文《实录》文字的艺术再现。当然，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与 「安忱」同时期的那些明代真实历史人物。

治河之事从第六十五回写起，到第六十八回「南河南徙」，这几回涉及到的明代人物有王玉、王经、黄甲、黄元白、何其高、钱成、孙清、狄斯彬、徐

嵩、韩邦奇、任廷贵、赵讷、周采、傅铭、温玺等，这些人物都是明武宗、明世宗时期的，特别是韩邦奇、狄斯彬、傅铭三人，惟正德、嘉靖时有而明代别的时

期没有的特殊性的名字，而「安忱」的治河恰好与他们同时，这正好说明「南河（黄河）南徙」指的是正德、嘉靖时期而不是万历时期。

《明 史》

史料上还提到万历二十四年秋「黄河南徙」，这次持续的时间比较长，断断续续， 明政府为此多次更换漕运尚书，但成效都不大。

问题是，王世贞死于万历十八年，那时，他家已藏有《金瓶梅》的全本，这说明，至迟在万历十八年《金瓶梅》已全部成书，「黄河南徙」无论如何也不

能和万历二十四年到三十四年挂上钩。

这正是《金瓶梅》独特的艺术手法，如果不顾及它的内在联系，单单拈出其中的某一件事来加以断定，往往会发生重大失误。

「南河（黄河）南徙」正如「朝廷爷借支马价银」一样，明代几个时期都有这样的事件，但作者是有明确界定的。

《金瓶梅》中也写到了淮河泛滥，但它是用「淮洪」一词指称的，而不是用的「南河 南徙」。

第十一回，孙雪娥道：「你看他嘴似淮洪也一般」。

据天启《淮安府志》卷二十三「祥异」记载：嘉靖三十一年、三十四年，万历元年五月十八日等，都曾发生大溢，致使「民多溺死」。故民间有「嘴似淮

洪也一般」的比喻。

至于「新河」，并非是某一河流的专名，也就是说，没有哪一条河就叫「新河」。

明政府为防止黄河水溢入漕渠（运河），阻滞粮艘，或为使运河畅通，在大运河沿岸新开 了不少河渠，即所谓「新河」也。

大凡新开的河渠，都叫「新河」或「某某新河」，这在《明史》「河渠志」、《明史纪事本末》《实录》中多处可见。

《明世宗实录》卷十，嘉靖元年正月：

命工部主事江珊会同巡按御史、天津兵备督理新河工程。[8]

《明世宗实录》卷一五三，嘉靖十二年八月：

顺天府香河县郭家庄自开新河一道。长一百七十丈，阔五十一丈有有（衍一有字） 奇，路较旧河近十余里，有司以闻，诏管河诸臣亟为缮治，并祭告河

神。[9]

《明史》「河渠志一」：

三里沟新河者，督漕都御史应槚以先年开清河口通黄河之水以济运。[10]

这条「新河」开凿于嘉靖三十一年九月后，目的是引黄河之水以济漕运。

《明史‧盛应期传》：

盛应期，字思征，吴江人。……（嘉靖）六年，黄河水溢入漕渠，沛北庙道口淤数 十里，粮艘为阻。侍郎章拯不能治。尚书胡世宁、詹事霍韬、佥事江良

材请于昭阳湖东别开漕渠，为经久计。

议未定，以御史吴仲言召拯还，即家拜应期右都御史以往。

应期乃议于昭阳湖东，北进江家口，南出留城口，开浚百四十余里，……克期六月，工未成，会旱灾修省，言者多谓开河非计，帝遽令罢役。……世宁

言：「新河之议倡自臣。……」应期罢后三十年，朱衡寻新河遗迹成之，运道蒙利焉。[11]

梅节先生所指出的「隆庆元年五月己未，新河成」之「新河」，就是朱衡在盛应期 所开「新河」未成的基础上最后开凿而成的那条河，也就是《明史纪事本

末》卷之三十 四「河决之患」所说的「浚旧河自留城达境山五十三里，役丁夫九万余，八阅月而成」 的那条河。

《发微》 霍现俊 著

由此可见，嘉靖时期开凿的「新河」并不止一条，《金瓶梅》中所说的「新 河」，只是一个泛称，并不像其他地名一样是一个专称。 所以说，这些

材料皆不能作为 《金瓶梅》成书的证据。

《金瓶梅》正是采用这种简要的「新闻标题词」的形式，将正德、嘉靖时期的大事件 基本都摄入到了作品中去，诸如「朱千户」关联到正德时的刘六、刘

七起义； 「番子」 关联到武宗时厂卫之横行；

「会中十友」关联到「天子十弟兄」； 「藏春坞」关联到「豹 房」； 「宝应湖」关联到武宗之南巡； 「陈四箴」关联到朱厚烷对嘉靖之规谏；

「刊孝 帖」关联到「大礼议」； 「立东宫」关联到嘉靖立太子等等，几乎把武、世两朝的大事 件都包括了[12]。

《金瓶梅》中如果没有这些「新闻标题词」，单从所描写的家庭故事来 看，把它放在明宪宗之后的任何时期，似乎都可以，这肯定不符合《金瓶梅》

的创作意 图。

换句话说，正是这些简要的「标题词」，我们才得以判定它的时代。 同时，也正是 这些简要的「标题词」，才给我们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

这种独特的艺术手法，正是 传统史学「春秋笔法」在小说创作中的成功典范。 张竹坡把《金瓶梅》看作《史记》， 所言是不诬的。

《艺术论要》

注 释：（从略）

文章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

本文获授权刊发， 原文 刊于《霍现俊《金瓶梅》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