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社会的历史性转折
中国的资产本主义萌芽或胚胎实际上在北宋末年已经出现或萌生，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正是对这一事实的真实写照。
北宋时期豪绅地主以及北宋的各级官府，也有设置丝织作坊的。前者除满足自己的消费外，也生产一些商品，而且以此为主；后者则完全供皇室贵族和高级
官僚的消费之用。
这两类作坊的劳力都是雇募来的，官营作坊中的“募工”都要在手背上刺字；私营作坊则不然。这两类作坊中的募工，特别是私营作坊的募工，他们受封建
性之束缚虽然都很强烈，但实际上已出现了相当于资本主义前期的雇佣生产关系。
陶瓷生产、造纸业和印刷业生产方面的情况亦与丝织品生产的情况相仿佛。
马克思说：“商业依赖于城市的发展,城市的发展也要以商业为条件。”（《资本论》第三卷，372页）
北宋的商业和城市，较之唐代，已有明显的发展。大城市，如两京，已经突破了坊和市的界限，并且出现了夜市，城市规制和商业经营情况已接近于近代都
市。
作为资本主义萌芽在北宋出现的另外两个重要标志是：
一、纸币的出现；
二、在手工业工人中出现了行会。
前者不必多说，后者，即这种行会虽受封建政府、官吏之操纵，但实质上已经有了某种资本主义前期工会的性质；我们决不能只看到它封建性的方面，也应
该而且必须看到它的上述“工会”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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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引人注目的是这时出现的下层知识分子组成的“书会”和由艺人组成的“社会”。
它不仅不同于商人的行会，也不完全等同于手工业工人组成的行会。
组成“书会”和“社会”的是社会上的一种特殊的生产精神食粮的劳动力。
我在《论文艺的商品化对文艺的巨大影响——试论宋代“瓦肆文艺”在中国文艺史上的地位》（1）一文中，对文艺在这一时期的商品化倾向作过较为详细的
叙述。
这种文艺的商品化倾向的出现，在中国历史中，特别是中国文艺史中，是很值得重视和认真加以研究的。
我以为它实在是这一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重要表现，并从而有力地反证了资本主义萌芽已的确存在。
成吉思汗的马蹄无情地践踏了这种自发自生还非常嫩稚的资本主义萌芽。
一个社会制度和文化层次远比汉民族（或中原人民）落后的民族入主中原，使中国的社会进程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某种逆转。
但是明代初期，中国的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到明代中后叶，即《金瓶梅》一书中所述及的嘉、隆、万时期，资本主义萌芽不仅复苏，而且有了新的发
展。
中国封建社会的母体中，已经孕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胚胎，中国社会处于重大的转折时期。
《唐前歌舞》 叶桂桐 著
二、明中后期的资本主义萌芽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看明代中后叶的我国社会状况。
（一）商品货币经济迅速发展
明代中后叶，我国的商品货币经济较之北宋末期有了更大的发展，这不仅表现在生产规模的扩大上，也表现在商品货币经济的广泛程度上。
这时纺织手工业作坊主有的“富至数万金”，有的甚至达到“百万金”，（张翰《松窗梦语》卷六《异闻记》，沈德符《野获编》卷二八）他们雇用的工人
已达数十人、上百人之多。
万历时期分散在苏州的“机坊”和“染坊”里的织工和染工就各有数千人。
景德镇的制瓷业的佣工，“皆聚四方无籍之徒，每日不下数万人。”（光绪《江西通志》：萧近高《参内监疏》）徽州的炼铁业每炉需工四五十人，尤溪的
炼铁业每炉需工达五、七百人。（嘉靖《徽州府志》卷七）
《金瓶梅》中的描写正与此相当。孟玉楼的前夫杨某的染坊是“见一日常有二三十染的吃饭”（第七回）。
陈经济落魄时，和他一起在冷铺内一铺睡的土作头儿飞天鬼侯林儿，“近来领着五十名人，在城南水月寺晓月长老那里做工，起盖伽蓝殿。”（第九十六
回）
苏州的机户遍布全城，万历时仅嘉兴的石门镇已有二十家大油坊专门榨油生利（康熙《嘉兴府志》卷十五《艺文》下：贺灿然《石门镇彰德亭碑记》），临
清的砖窑有上百座。（民国《临清县志》）
与商品经济发展的同时，工商业城镇也随之兴起和增多。当时工商业发展比较显著的城市，除去南北两京之外，江南、东南沿海和运河沿岸等三个地区商业
城镇林立。
江南的苏、松、杭、嘉、湖等五府都有很多商业城镇，其规模均相当可观，如苏州的盛泽镇、震泽镇，嘉兴的濮院镇、王江泾镇，湖州的双林镇、菱湖镇，
松江的枫泾镇、朱泾镇、朱家角镇，杭州的唐楼镇等等。
盛泽镇在明初还是一个只有五六十户人家的小村，随着丝绸业的发展，到了明末，已成为拥有人口五万的大镇。
《金瓶梅》中的人物的活动地点之一的临清，从南边的头闸到北边的塔湾，绵亘十余里，已经拥有近五万户人家。
这时商品的范围也大大拓宽，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所生产的粮食、棉花、生丝、蔗糖、烟草、绸缎、棉布、纸张、染料、木材、铜器、铁器、瓷器、砖瓦、
盐、麻、茶叶以及其他各种手工艺品都成为主要的商品。
商品经济的发展还表现在商业的发达上。此时全国出现了数量更多的商人。
他们虽然多为小商人，但拥资数万、数十万至百万的大商人亦不在少数。据宋应星估计，万历年间“徽商”的资本总额达三千万两，每年获利九百万两，比
国库税收多一倍。（《野议•盐政议》）谢肇浙说：新安大贾“藏镪有至百万者”。
（《五杂俎》）沈思孝说：“平阳、泽、潞， 豪商大贾甲天下，数十万不称富”（《晋录》）总观西门庆所掌握的商业资本约有数万两之巨，全部资产（不
包括土地庄园和房产在内）有十万两左右。
这时长途贩运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西门庆的父亲西门达就曾经“远走川广，贩卖药材”。孟玉楼的弟弟孟锐年方二十六岁，就要到“荆州买纸，川广贩香
蜡”，计划“从河南、陕西、汉州走，回来打水路从峡江荆州那条路来，往回七八千里地”（ 第六十七回）。
《<天工开物>序》说：“滇南车马，纵贯辽阳；岭侥宦商，衡游蓟北。”
《李长卿集》卷十九说：“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楚、瓯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
临清当时的商业也很发达，从头闸到塔湾，绵亘十余里，店铺栉比，商贾云集，城市人口在三十万以上，还不包括大量的流动人口在内。
与此同时，对外贸易空前发达。明朝中叶，在南洋的中国人空前增多，其中仅在吕宋的已多至数万人。（《明史》卷三二二《吕宋传》）
当时与朝鲜、日本、吕宋、暹罗、文莱、冯嘉施兰、苏禄、苗合里、美洛尼、古麻剌朗、彭亨、占城、满剌加、爪哇、阿普、真腊、三佛齐、渤泥、苏门答
腊、南渤利、柯枝等国都有商业往来。
正如万历《闽大记》卷十一《食货考》所说：“舟车于直省，流衍广外夷。”明代中后叶的中国，仍是世界贸易中心之一。
《闽大记》
（二）资本主义的雇用生产方式
明中后期，虽然不排除有些雇主还不以银计价，只是用某种产品或实物来代替货币付酬，但手工业和商业主几乎普遍采用雇工剥削方式。
雇工大致有短工和长工两类。短工是农闲时出来帮忙的人，但长工的数量无疑空前增多了。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作坊或矿场内的内部分工也日渐趋于细密。如苏州的丝织业中，有车工、纱工、缎工、织工等等；炼铁业则有“煽者、看者、上矿
者、取钩（矿）砂者、炼生者而各有其任”。
分工的细密必然导致工人技艺特长的长进与不同，也必然使有些技术工种不能不必需雇用长工。
在计酬方面亦大致有两种情况：
一为计件工资制，如在湖州等地就有专门替人养蚕、剪桑、缫丝的短工。如养蚕一筐，佣金一两，缫丝一车，佣金六分。
二是计时工资，如缫丝的雇工每日工资六分，剪桑的雇工每日工资二分。
这种计时工资《金瓶梅》中也是普遍采用的：生药铺付伙计是每月三两银子（第九回），温秀才作西宾，每月三两束修，“四时礼物不缺”（第六十八
回），陈经济跟侯林儿做建筑小工，工价是每天五分银子（第九十六回）。
工人中有的有家业，有的则无家业，专门靠出卖劳动力为生。他们就是“得业则生，失业则死”，又都“计日受值”，与机户的关系是“机户出资，机工出
力”的商品货币关系，已经从人身依附变自由了。
他们是“自食其力之良民”，又是短工，按照明朝政府法令上的规定，“有受值微小工作只计月日者以凡人论”，可知他们在法律上也获得较自由的地位。
（2）
《金瓶梅》中孟玉楼的丈夫杨某家的染工，侯林儿手下的工人，就是这种情况。就是长工，如付伙计、韩道国等，对于主人的依附关系也是自由的。
《新刻绣像本金瓶梅》
（三）城市居民反矿监税监斗争的出现
明中后叶，在城市中，行会的手工业工人，因为物价之提高，生活困难，纷纷组织起来，向东家要求增加工资。
而在宦官征商以后，各大城镇的市民，不能容忍朝廷的这种横征暴敛，先后掀起多次规模很大的反矿监、税监的斗争。
万历27—28年（1599—1600年），湖广人民举行了多次反抗宦官陈奉征商的斗争。苏州人民反抗孙隆征商。
万历30年宦官潘相在江西景德镇征商，引起了当地窑工的激变。万历31年，宦官王朝在北京门头沟征商，一支由窑工和运煤脚夫组成并有部分窑户参加的队
伍向北京进发，他们在京城内“填街塞路”，举行大示威，迫使明朝皇帝不得不把王朝撤掉。
这种斗争在各地此起彼伏，波及范围比较广泛，同一时期中，陕西、直隶、福建，以至辽东、云南等地也纷纷发生。在《金瓶梅》故事发生地的临清亦有
之。
万历27年（1599年），天津和临清税监马堂雇流氓恶棍数百人，以征税为名搜刮民财，致使临清工商业者家破大半而激起暴动。临清“州民万余，纵火焚堂
署，毙其党三十七人。”
参加这种反税监斗争的基本群众是城市的手工业者、小商人、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其中有很多是流入城市从事佣工、小贩的破产农民，一部分居住城镇的
地主兼工商业者、中产以上的商人、作坊主、窑主等等，也参加到斗争中，因为他们的利益也因征商而受到一定的损失。
这种斗争，就性质而言，正是资产阶级和手工业工人、城市贫民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这种斗争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这种斗争正是此时资本主义在中国已有了相当的发展的确证。
《万历十五年》
（四）中国广大农村的状况
中国迄今还是一个农业大国。十六世纪中后叶的中国自然更是典型的农业大国。因此要谈及这一时期的社会转变，便不能不涉及到农村或农业方面的状况。
这里主要指出两点：
第一是土地的高度集中。王公勋戚和地方豪绅疯狂地兼并土地，大多数农民相继失掉土地。几乎在全国各地，绝大部分肥沃的土地，都被王公勋戚和地方豪
绅侵占。
晋绅富室占田多者至十余万亩。而最为突出的是藩王占田，即所谓大批皇庄的出现。最多者有占田三百万亩者。失掉土地的农民或沦为地主的佃农、雇工和
奴婢，也有相当数量的变成流民。
这些流民有不少在工商业城镇发达的同时，进入城镇，成了雇工或其他手工业者。这实际上是为城镇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
第二是由实物地租到货币地租转变的完成。
神宗万历9年（1581年），宰相张居正在全国土地丈量的基础上，把嘉靖初年已在福建、浙江等地实行的一条鞭法，推广在全国范围内实施。
无论税粮、差役，一律改为征银，差役俱由政府用银雇人充当。这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它表明中国封建经济的剥削方式已从实物地
租转变为货币地租。
不管张居正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何在，这种做法本身都必然导致两种结果：
一是大大地促进了农民乃至整个社会商品货币经济的发，二是大大地减弱了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这两种结果都有利于资本主义商品货币经济的
发展。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明代中后叶，即嘉、隆、万时期，特别是万历时期，无论是城镇还是广大农村，商品货币经济空前发展，货币的地位空前提高
了。
金钱成了人们的崇拜物，成了人们追逐的最为重要的东西。这在中国，正是前所未有的历史性转折。
这种转折，必然带来人们的观念与社会心理意识的巨大变化。
《张居正》
三、社会观念、社会心理意识、社会风俗的历史性转折
（一）人们的社会观念的重大转变
社会观念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概念，它包含着很多要素。但我以为其中至为重要的在某种意义甚至可以说起决定作用的要素则不能不是人们的价值观念。
人们的价值观念是不断变化演进的，而判别这些变化的主要标志就是人们评判价值的尺度或标准的变化。
明代中后叶，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变化的重要标志就是人们评价人的价值的标准或尺度发生了重大变化。
为了清楚地展示这种变化或者准确地把握这种变化，我们不能不从纵的人们的整个价值尺度或标准的演进史上予以考查，即把这时的人们的价值尺度或标准
放在历史的大坐标中进行考查。
一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马克思早已用一句话把它说穿了，就是人的本质物化或对象化的过程。
过程是分为阶段的。明中叶以前，中国人的本质物化或对象化的过程，大体上经历了下述几个阶段：“我在”，“存在”，“保我性灵”。（3）
在这三个阶段中，人们所使用的评价人的价值标准或尺度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伦理道德的；二、功业的；三、声名的。这三个标准或尺度不是绝缘分开的，是有交叉重迭的。
伦理的尺度是孔子总结并确立的，实际上是以血缘关系为主，孝是其中的重要方面。道德的尺度与伦理的尺度关系最密，一般说来符合伦理的，也就是道德
的；但道德的尺度也不完全等同于伦理的，比如在老、庄那里就是如此，在孔子那里道德与伦理才比较一致。
伦理道德的尺度主要是衡量与活着的人之间的关系，但也包括对于已经死去的祖先等等的关系在内。
功业的尺度既指有利于社会和国家、人民的，所谓建功立业就是，既包括文治，也包括武功。
所谓声名的，也就是名誉的，它虽然往往以前二者为基础，有了前二者也就可以有声名，但却也并非是前二者所能完全函盖的，比如曹丕的所谓“盖文章，
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文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
后”。
实际上是用文章（自然包括文学）来创造或追求人生的永久价值。这虽然有功利（所谓“经国之大业”）方面，但似乎亦不无“为文艺而文艺”即为声名而
文艺的成分在内。
伦理的、道德的、功业的尺度比较为人所注意，但声名的，特别是用文学创作来追求人生的永久价值，作为评价人的价值的尺度，则不为一般研究者所注
重，其实在中国这种价值尺度也是源远流长的。
比如曹丕之前有“词赋悬日月”的屈原，接着有“思垂空文以自见”的司马迁。
曹丕之后则有“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的李白，有“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杜甫，更有“唯留一简书，泥金泰山顶”的李贺，等等，可
谓代不乏人。
但是在明中后叶，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以及货币地位的空前提高而形成了一种新的价值观念，一种新的价值尺度，这就是用金钱来衡量人的价值：一
方面用这尺度来衡量自己，一方面也用这尺度去衡量别人。
这种情势在《金瓶梅》中显示得再清楚不过了。潘金莲家里很穷，与大把使金银的阔太太李瓶儿相比，自感低一头，因此不得不用别的手段或自己其他方面
的优势来抬高自己的地位。
正因为潘金莲很穷，管账时便不能不斤斤计较，她没有钱乱赔，也没有钱去买弄人心，广施小恩小惠，所以下人们就觉得她远不如李瓶儿。
王六儿、贲四嫂、宋惠莲的输身西门，为的是钱!李瓶儿嫁给西门庆、桂姐的讨好西门以及瞒着西门接客，为的也是钱!常时节的老婆是典型的城市贫民，且品
行并不错，但她未有钱买米下锅时便不免与常时节吵闹，可一见了银子，马上对丈夫无限地尊崇了起来!
难怪常时节发自心腑地说道：“孔方兄，孔方兄!我瞧你光闪闪响当当的无价之宝，满身通麻了，恨没口水咽你下去。”（第五十六回）
最为惊世骇俗的自然是西门庆的那句名言：
却不道天地尚有阴阳，男女自然配合。……咱闻那佛祖西天，也止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营求。
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五十七回）
金钱使一切传统的评价人的标准，无论是伦理道德的、功业的、还是声名的，都黯然失色！什么偶象，什么神圣，什么天堂地狱，皇帝宰相，三坟五典，名
教纲常，统统失去了圣洁的灵光，金钱才是最有用的最实际的宝贝!金钱才是衡量人的价值的尺度!
人体的美也是一种价值!这种价值也跟金钱联系了起来用金钱这把尺子来衡量。 漂亮的女孩子多卖钱!
宋惠莲就因为长得漂亮，就不愿意去上灶，西门庆也不让她上灶。庞春梅就因为长得漂亮，在西门庆家就自视高人一等，也正是因为漂亮，就又格外受到
周守备的宠爱。
《金瓶梅》中女人的美丑已开始用金钱的标准来衡量。
《金瓶梅词话》
（二）人们的社会心理的重大转变。
人们的社会观念制约着人们的社会心理，社会观念的变化必然带来社会心理的变化。
在社会观念中，人们的价值观念既然发生了重大变化，金钱既然成了评价一切的尺度，成了至高无上的法宝，成了人们日逐夜想的追求物，那么社会心理的
变化必然正是如上所说的对金钱的崇拜。
与金钱地位空前提高的同时，即与人们的价值观念变化的同时，人们对于自身价值的重视与追求也必然空前增强。
这种追求不是伦理道德的，不是功业的，也不是声名的，而是人性的，物欲的，情欲的。
这种对自身价值的重视与追求在《金瓶梅》中的妇女身上体现得最为充分。
潘金莲看不上“恪恪缩缩”的三寸丁谷树皮武大郎，而爱“绉绉搜搜”的武松；武松不可得，相中了西门庆。
潘金莲的毒死武大郎，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在法律上都是并将永远是一种犯罪行为，但她本人也同样是不合理的社会不合理的婚姻制度下的牺牲品。
《金瓶梅》中的潘金莲已经大大不同于《水浒传》中的潘金莲，她知书识字，不仅会“描鸾刺绣”，有一手好女工；而且会“品竹弹丝，又会一手琵琶”，
能唱曲，能写歌词。
潘金莲说自己：“是个不戴头巾的男子汉，叮叮当当响的婆娘。拳头上也立得人，胳膊上走得马，人面上行的人，不是那喂脓血，搠不出来的鳖老婆！”
这话并不夸张，潘金莲虽然未免手毒心狠，但她无疑是个女强人，老实说，无论就能力还是本事，《金瓶梅》中那一大帮妇女，除了宋惠莲（她也正是潘的
影子！）不论外，谁也不是她的对手！
她败在吴月娘手下，并非因为不如吴月娘有能力、有本事，而是时势使然。 在西门庆的一大帮妻妾中，只有她和西门庆才相当。
如果说《水浒传》中的潘金莲毒杀武大郎主要是因为看不上武大郎，或被称作淫，那么《金瓶梅》中的潘金莲的与武大分手则还因为有些怀才不遇！
潘金莲对自身价值的重视与追求在西门庆家中显示得十分明显。
《金瓶梅》中的潘金莲不同于《水浒传》中的潘金莲的突出标志是潘金莲更懂得自身的价值。
《金瓶梅》中的妇女形象中最能显示这一时代人们的社会心理有着重大转变的还有李瓶儿、孟玉楼 和林 太太。
李瓶儿看不上花子虚、蒋竹山，而爱的是西门庆，她说西门庆是治自己的“药”。
这个“药”字很耐人寻味，就《金瓶梅》一书对李瓶儿的描写来看，当然这“药”有治李瓶儿的“欲”的功用，但就二人之感情，特别是李瓶儿死之前前后
后二人的感情而言，这“药”显然也有满足“情”的作用。
花子虚，蒋竹山虽然不像武大郎那样恪恪缩缩，但实在比武大郎除了身材稍高些外，也好不到哪里去，无论就魄力和胆识，还是能力而言，都远远不能和西
门庆相比。
李瓶儿的舍弃花子虚、蒋竹山而奔向西门庆，正是因为她认为西门庆比花子虚、 蒋竹山更为合乎自己的理想，有相同的价值观念。而这正是她对自己的价值
重视和追求的反映。
孟玉楼在丈夫小作坊主杨宗锡死去后，想改嫁。她的丈夫的舅舅张四“一心举保与大街坊尚推官儿子尚举人为继室”, 媒婆薛嫂则动员她嫁给西门庆做小。
按照传统的观念，这两种选择之间确有悬殊的差别：嫁给尚举人就是举人夫人，嫁给西门庆只不过是做一位中药铺老板的第三房小老婆。 但孟玉楼自己坚持
嫁了西门庆。
庄田地主、功名门第，都失去了以往的诱惑力。孟玉楼的嫁给西门庆，不同于潘金莲和李瓶儿，因为在孟玉楼并不存在所谓的淫行，那么到底是为什么呢？
作者说 “媒妁殷勤说始终，孟姬爱嫁富家翁”。 可见这“富家翁”比“斯文诗礼”等更具有吸引力。
孟玉楼爱西门庆这位富家翁也是合情合理的，她本来就是一个小作坊主的妻子，她不仅知道西门庆的产业远远超过自己的家业，也知道他远比尚举人家的家
业大得多，而且在再婚之前孟玉楼与西门庆见过面。
孟玉楼是一位很有心计的妇女，她看人视事都非常有见地，她无论对什么事情都有自己的主见。
《中华文学趣闻大观 · 小说卷》
除了产业之外，她当然要将西门庆与前夫杨宗锡各个方面进行比较，她的爱嫁西门庆自然是这种种比较的结果。
另外也表现了孟玉楼处事总要按自己的意志、心意去做，这不仅表现在她的自愿嫁给西门庆，表现在她在西门庆家中的为人处事，而且更表现在西门庆死后
的再改嫁上。对此我们下边还要谈到。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金瓶梅》中以“好风月”著称的林太太。林太太的消息最初是由妓女郑爱月透露出来的：
王三官娘林太太，今年不上四十岁，生的好不乔样， 描眉画眼，打扮狐狸也似。他儿子镇日在院里，他专在家，只送外卖，假托在个姑姑庵打斋。但去就
他，说媒的文嫂儿家落脚。文嫂儿单管与他做牵儿，只说好风月（第六十八回）
我们再来看看林太太住宿的地方吧：
文嫂导引西门庆到后堂，掀开帘栊，只见里面灯烛荧煌，正面供养着他祖爷太原节度使邠阳郡王王景崇的影身图，穿着大红团就蟒衣玉带，虎皮校椅坐着观
看兵书，有若关王之像，只是髯须短些。
迎门朱红匾上写着“节义堂”三字，两壁隶书一联：“传家节操同松竹，报国勋功并斗山。
西门庆与林太太的风月战场就是在这背景之下摆开的。
人们把《金瓶梅》仅仅视为一本淫书，自然是不公平的，但也应该承认，在中国古代小说中它是直白地描绘这种淫秽场面比较多的一种，而在这些场面中气
力花得比较大、铺排得最厉害的恐怕正是西门庆两战林太太。
在《金瓶梅》中，恐怕只有林太太才是西门庆的真正敌手，作者似乎是这样来描写的。但很可惜，这样一位著名的人物，中外的研究者们，几乎很少有人认
真加以研究，大概以为她的价值不大吧！
其实不然，林太太这一形象的塑造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所在。 仅就门第而言，《金瓶梅》中的这一大群妇女，就没有一个抵得过她。
潘金莲、孟玉楼、李瓶儿自不待说，吴月娘亦不过是清河左卫吴千户的女儿，嫁给了商人西门庆。
李瓶儿身份稍微高些，也不过是梁中书的小妾。林太太则不相同，这从以上的介绍已经不难看出。
仅此一点就很值得人们深思了！而且妻妾之外，与西门庆发生性关系的人，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为了 “钱”，林太太则大不一样，她干的基本上是赔钱的买
卖！
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功业、声名、门第、纲常、忠孝、节义、天理都被西门庆与林太太在“节义堂”后，在“传家节操同松竹，报国勋功并斗山”对联之
下的鏖战粉碎了！ 留下的正是赤裸裸的“人欲”！
本来，无论到什么时代，只要人类存在，断不了有“人欲”，人欲是人的正常的合理的要求，只能疏导，不能断灭。但宋明理学却用所谓的“天理”来灭
绝人欲，否定的结果是走向了反面，到明中叶简直可以说到了人欲横流的地步，自上而下，莫不如此。
正常的合理的要求因压抑而变得畸形，以致使人觉得很多人的心理已经成了变态心理。
《人物正传》
（三）时代的风尚习俗的改变。
风尚与习俗，不过是人的心理意识的外化或凝聚；反过来，风尚与习俗也必然影响乃至改塑着人们的心理意识。
由于商品货币经济的迅速发展，城市的繁荣，人们的价值观念以及心理意识的转折变化，必然引起社会风尚及习俗的变化。
对于这一时期社会风俗之变化，吴晗先生在《〈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中引证了两条很有说服力的材料：
《博平县志》卷四《人道》六《民风解》：
……至正德嘉靖间而古风渐渺，而犹存什一于千百焉。……分社村保中无酒肆，亦无游民。……畏刑罚，怯官府，窃铁攘鸡之讼，不见于公庭。
……由嘉靖中叶以抵于今，流风愈趋愈下，惯刃骄吝，互尚荒佚，以欢宴放饮为豁达，以珍味艳色为盛礼。
其流至于市井贩鬻厮隶走卒，亦多缨帽缃鞋，纱裙细裤，酒庐茶肆，异调新声，泊泊浸淫，靡焉勿振。甚至娇声充溢于乡曲，别号下延于乞丐。……逐末游
食，相率成风。
崇祯七年刻《郓城县忐》卷七《风俗》：
郓地……称易治。迩来竟尚奢靡，齐民而士之眼，士人而大夫之官，饮食器用及婚丧游宴，尽改旧意。
贫者亦槌牛击鲜，合飨群祀，与富者斗豪华，至倒囊不计焉。若赋役施济，则毫厘动心。里中无老少，辄习浮薄，见敦厚俭朴者窘且笑之。
逐末营利，填衢溢巷，货杂水陆，淫巧恣异，而重侠少年复聚堂招呼，动以百数，椎击健讼，武断雄行。胥隶之徒亦华侈相高，日用服食，拟于市宦。
我们再来看一下介于郓城、博平之间的濮州的风俗变化情况。
李先芳在其万历九年完稿的《濮州志》中关于风俗的叙述结束时有一段总述性的话：
北山氏曰：予自成童时，睹记郡中多茅屋土壁，缙绅徒步往来城市间，出廓或策蹇驴。相招惟片纸数字，字必亲书。坐中无他味，鸡黍、蔬莱、杯酒而已，
相饮甚欢。
其邻垣高不及肩，男女婚姻不相较避。无亲疏，非兄嫂不呼，美食必相唤，患难相扶持也。
今也不然，财利相见，虽兄弟，锱铢必形于色。田登百亩，士膺一职，即高冠乘马，洋洋过问里不下。且负气上人，辄攻诘人长短；或乘人之危，相与下
石，虽公议不之恤也。 此风观城亦然。
至朝城，殊有可观者。邑有贤者，则众服而推誉之；有不韪，则群聚而救正之；及陷于事，则极辩而掩护之，有直在其中之意。由御史王公应以忠厚倡
之，有今曰也。
范士类，惟闭户自守而已。盖政由民便，县长不能自裁，故无苛政，不则佥谋而公讼之。
其东南，杂汶、郓之间，多殷实之家，户籍所不备，匀摄所不及，以居二三界，得相容隐也。
其性悍，其人粗俗，好与鲁王孙往来。其地肥，饶木棉，一亩可拾二百斤。
有万亩之家者，其尚奢，楼观相望，山岳棋布，服御不衷，驺从如在官者。睚眦一方，或容亡命，人莫敢谁何，有严遂、周氏之风。
把这些史志的记载同《金瓶梅》一书相比较，我们无须加一字，二者之关系就一清二楚了。
《金瓶梅词话》第九十二回写到临清是这样的：
这临清闸上，是个热闹繁华大马头去处，商贾往来，船只聚会之所，车辆辐辏之地，有三十二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
对这些花柳巷、管弦楼，书中都有具体细致的描写，这儿不去细说。
对于《金瓶梅》中真实地描绘到的风尚习俗之巨大变化，本文不能也没有必要全面系统地予以叙述，这里仅从两个方面即衣饰婚俗方面来阐述一下。
《濮州志》
关于人们的衣饰方面。社会风俗的变化，在人们的衣饰方面是率先表现出来的，这只要看看今天人们的衣饰变化之迅速，花样之翻新，也就不难理解了。
对于《金瓶梅》中衣饰方面表现出来的风俗上的变化，这里想从两个方面加以叙述：一是尚新异，二是“越礼”。
在《金瓶梅》之前，在中国古代小说中，还没有一本像《金瓶梅》这样真实细腻地对人物的服饰做生动的描绘，而又千姿百态，穷奇变化，不落程式俗套。
《金瓶梅词话》对西门庆的妻妾以及春梅等四个大丫头的衣饰妆扮的描绘是着实花了一番气力的。
不仅随人物性格之不同，以及地点的不同，衣饰也无穷变化，简直使你眼花缭乱。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再烦引。让我们来看看西门庆的伙计韩道囯的妻子王六
儿的衣饰打扮：
看见王六儿头上戴作时样扭心髻儿，羊皮金箍儿；身上穿紫潞绸袄儿，玄色一块瓦领披祆儿；白挑线裙子下边，显着趫趫两只金莲，穿老鸨缎子纱绿锁线的
平底鞋儿。拖的水鬓长长的；紫膛色，不十分搽铅粉；学个中人打扮，耳边带着丁香儿。（第四十二回）
后来得了杀人犯苗青行贿的一百两赃银，就：“白日不闲，一夜没的睡，计较着要打头面，治簪环，唤裁缝来裁衣服，从新抽银丝髻。”（第四十八回）
那常时节家里没有房子住，租了人家的房子交不起房租，受房主的气，后来得到了西门庆周济他的十二两银子，就马上到街上给老婆和自家买衣服。
给老婆买了 “一领青杭绢女袄，一条绿绸裙子，月白云绸衫儿，红绫袄子儿，共五件”，“自家也对身买了件鹅黄绫袄儿，丁香色绸直身儿，又有几件布草
衣服”，“共用去六两五钱银子”。
真所谓“家才担石，已贸绮罗；积未锱铢，先营珠翠”（《客座赘语》卷二），“家无担石之储，耻穿布素”（《巢林笔记》卷六）。
我国封建礼制规定：“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数，丧械器用，皆有等宜。”（《荀子·王制》）
这些礼制规定的目的是为了使“贵贱不相愈”，使尊卑贵贱各安其位，这样就可使封建秩序得以稳定。
所以朱元璋说：“贵贱无等，僭礼败度，此元之所以败也。”但是《金瓶梅词话》中的人物的衣饰，是明显地超越了国家的明令规定。
西门庆的白绫袄子上， 居然“罩着青缎五彩飞鱼蟒衣，张爪舞牙，头角峥嵘，扬须鼓鬣，金碧掩映，蟠在身上”（第七十三回）。
按照明代礼制规度，飞鱼蟒衣是二品以上大官或锦衣卫堂上官才准许穿的，山东提刑所千户西门庆仅仅是五品，根本没有资格穿，这是明显的越礼行为。
正月十五晚上西门庆的妻妾到狮子街灯市李瓶儿新买的房子看灯赏月，“吴月娘穿着大红妆花通祆儿，娇绿缎裙，貂鼠皮祆。李娇儿、孟玉楼、潘金莲，都
是绿遍地金比甲，头上珠翠堆盈，凤钗半卸”。终致引得人们议论纷纷：
须臾，哄围了一圏人，内中有几个浮浪子弟，直指着谈论。一个说道：“已定是那公侯府位里出来的宅眷。” 一个又猜是：“贵成皇孙家艳妾来此看灯，不
然，如何内家妆束？”是那一个说道：“莫不是院中小娘们儿，是那大人家叫来这里看灯弹唱。”（第十五回）
由此我们已不难看出西门庆妻妾衣饰之越礼，也不难看出当时衣饰礼制的混乱，公侯宅眷、贵戚皇孙家艳妾与妓院中的小娘们儿，衣饰已经难以分辨。
又，据《明律例》、《明会典》等，明初对服装的颜色限定很严，民妇限用紫、绿、桃红和各种浅淡颜色，对大红、金绣闪光的锦罗绸缎禁止民妇穿用，违
犯者本人、家长和工匠都要治罪。
但《金瓶梅词话》中的妇女，自上而下都有大红衣服：吴月娘有“大红妆花通袖祆儿”（见上述引文），李瓶儿有“大红五彩通袖罗袄儿”（第二十回），
潘金莲、孟玉楼、李娇儿也都有“大红五彩通袖妆花锦鸡缎子袍儿”（第四十回）,
丫鬟迎春、玉箫、兰香也有“大红缎子织金对衿祅” （第四十一回），而按明代礼制规定，只有官宦人家的贵妇人才能用金珠翠玉作为首饰，但《金瓶梅》
中则仆妇、歌妓都是珠翠满头。真可谓“礼崩乐坏”，“是可忍孰不可忍”了。
在《金瓶梅》的婚姻习俗中最为惹人注目的不能不是寡妇再嫁。
西门庆家中的仆人之再嫁自不待说，就是西门庆的妻妾，除吴月娘而外，都是寡妇再嫁，而且往往不止一次地再嫁，潘金莲、李娇儿、孟玉楼、李瓶儿，都
是如此。
在西门庆的这些小老婆的再嫁中，有两点非常值得注意：一是丈夫死后不久即再嫁；其二是所谓“初嫁从父母，再嫁由自己”。
孟玉楼是丈夫杨宗锡死了一年多之后，才嫁给西门庆的；西门庆死后也是一年之后才又嫁给李衙内的，这已经算是时间长的了。潘金莲、李瓶儿都是丈夫死
后过了百日就再嫁，李娇儿则在西门庆死后不久就盗财归院并再嫁了。
而随便你翻一下明末及清代的地方志，几乎无一例外，一长串的节妇烈女的名字、事迹占了很大的篇幅。
《金瓶梅》中的寡妇再嫁，而且丈夫死后不久就再嫁，不刚好与之形成鲜明的对照吗？
关于“初嫁从父母，再嫁由自己”的口号，不知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金瓶梅》中的妇女再嫁时几乎无一例外地用这一口号来反对别人干涉，这是很值得注意的现象。寡妇再嫁，在中国是很不容易的，不要说四百年前，就是
新中围成立初期，都不是件易事，它要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干涉。
我记得新中国成立初期，甚至有寡妇再嫁，抬东西都不准走大门，而且要从墙头上扔出去的习俗。但早在四百年前，《金瓶梅》中的众寡妇就已可以随意再
嫁了（潘金莲除外），可见当时的习俗的重大变化，以及思想的解放程度。
《巢林笔谈》
四、明中后叶的主要思想流派
哲学思想无疑是一个时代精神的代表，为了探究《金瓶梅》时代的社会氛围，便不能不考察当时的所谓时代精神的代表——思想流派。
而为此则似乎从有明一代的思想主潮的演进入手是必要的，这样我们便可更为清楚地把握明代中后叶思想流派的演进轨迹与地位。
明代从朱元璋1368年建立统一的政权到成化（1465年为元年）以前，约近百年时间，朱元璋面对的是一个由于战乱的破坏，经济衰败已经达到了濒于崩溃的
局面。
在高度强化中央集权制度的同时，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朱元璋采取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措施，如鼓励恳荒、减轻赋税、兴修水利、抑制豪强、恢复工商业
和手工业，等等。
这些措施的实施，使社会经济逐渐恢复起来，生产力有了相当的发展和提高。
这些措施在后来的永乐、洪熙、宣德年间也继续得到贯彻。经过近百年的努力，明代的社会经济出现了繁荣的局面。
但是由于明代统治者对文人采取恩威并举的手段，特别是文字狱的不断兴起，使得明初的思想明显地处于保守状态，毫无生气的“台阁体”诗文能够占据文
坛的领导地位就足以说明思想文化界的沉闷与保守。程朱理学成了占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
从成化年间的李东阳开始，在诗歌创作上力主宗法杜甫，作拟古乐府百首，开了前后七子文学复古运动的先河。
弘治年间，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的文学复古运动，实际上是一场思想革新运动，是中国早期的“文艺复兴”，他们穿起古人的服装，演出的
却是一出新戏。
嘉靖年间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则把这一思想革新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
这些文学复古派们把一只眼睛的视线射向古代，标举“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把另一只眼睛的目光投向现实的民间文学，空前地抬髙民歌与其他民间文艺
的地位，提倡戏曲和小说。他们标举“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实质上是在倡导一种汉唐气象。
汉唐之时，中国是世界上的强国，都城长安都曾经是世界的文化中心之一。国势强盛，人们的气度也不凡。
鲁迅先生说：“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
唐人也还不算弱，例如汉人的墓前石兽，多是羊、佛、天禄、辟邪，而长安的眧陵上，却刻着带箭的骏马，还有一匹驼鸟，则办法简直前无古人。”（鲁迅
《看镜有感》）
汉文与盛唐诗，是国势强盛人们气度不凡的盛大气象的表现。
复古派要倡导这种汉唐气象，不是没有原因的。除了他们自身（如李梦阳、何景明）雄视一切的气质以外，客观原因更为重要。当时明王朝仍是世界的经济
强国。
在从14世纪、 15世纪以来在全世界范围中的商品经济占领世界的大潮中，明王朝也自有人跃跃欲试，企图雄视天下。
从1405年到1433年，三宝太监郑和七次下西洋，正是这种企图的表现。 13世纪马可·波罗来到中国。
15世纪葡萄牙人进行了一系列企图征服世界的活动，1557年侵占中国的澳门。西班牙人幵辟了新航线，哥伦布航抵“新大陆”。
1624年，荷兰侵占台湾。整个世界的格局在发生着新的变化。复古派倡导汉唐气象，正是在这种国际国内的大气候下才出现的。
中国当时的社会，如上所述，虽然重萌了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也得到某种程度的发展，但与西欧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在一同占主导地位不同。
中国的复古运动也与西方的文艺复兴有着本质的差异。西方的文艺复兴反对的是中世纪的神权统治，要使人从神的统治威压下解放出来。
中国的复古派则是让人最终从王权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但它们也并非没有相似之处，最大的相似之处，正在于强调个人社会价值的人文精神。
西方的文艺复兴最终是胜利了；中国的复古运动却终于搁了浅。
《明史·李梦阳传》说：“后世有讥梦阳诗文者，则谓其模拟剽窃，得史迁、少陵之似，而失其真。”
复古派标举“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是失败了。但另一方面，他们抬高民歌与民间文艺地位，提倡戏曲小说，却取得了胜利。
而这后一种文艺，说到家，实则是市民文艺。这种胜利，实在是市民文艺的成功。
复古派的思想革新运动的矛头，实际上是指向程朱理学。但是他们却没有从根本上动摇程朱理学。
《明史》
从根本上动摇了程朱理学的是由王阳明标举心学开始的。王阳明最著名的口号是“人人皆可为尧舜”，这就从根本上肯定了人的个人价值。
王学发展到李贽，公开跟程朱理学唱反调，充分肯定“物欲”、“情欲”的合理合法，倡导“童心说”，在肯定个人价值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大步，即变成
追求个性之解放，追求个人人格的独立 。
“矫枉必须过正”，李贽的主张正是矫枉过正。在中庸之道毕竟占统治地位的中国，矫枉过正是必然行不通的。
中国的资本主义还只是萌芽状态，在整个社会经济体系中不占主导地位。随着晚明资本主义萌芽的再度被压抑，商业经济衰败，李氏之失败则不可避免。
早从景泰年间的丘濬幵始，中由张居正、海瑞、吕坤、谢肇淛、陆仪等在内的一班地主阶级思想反思派终于雄踞于思想界，他们重新解释儒学，他们也反对
程朱理学，那是因为他们以为程朱理学背离了儒学。
他们一方面尊经，同时又大力提倡子学。他们反对空疏的议论，而主张经世致用的学问。在思想上，他们反对李贽的无限制的肯定物欲、情欲，他们也认为
物欲、情欲是合理的，应该肯定，但要有个度，“随心所欲，不愈矩”（李贽亦强调过要有个度，但比他们走得更远些）。
他们多是当时的台阁重臣，并非不承认个人的价值与人格，似主张将这个人的价值和人格在经世致用中发挥和显示。
明后期的徐光冶，明清之际的顾炎武、王夫之，也是属于这一思想体系。
徐光启的重视引用西方科学技术，企图用西方的科技富国强民之举，实在是后世洋务运动之先声；而顾炎武、王夫之反对君主专制的民主精神，实则开了后
世康有为、梁启超资本主义改良的先河。
《金瓶梅》作者生活于嘉、隆、万时期，作品则完成于万历时期，他的思想在体系上正是属于这反思派一流。不过，他的思想中充满了矛盾。
对此，我们只要看看作者著书的整个宗旨是企图通过描写西门庆、潘金莲等的淫欲无度而导致了悲惨的结局，以此来“戒淫”，但在具体描写过程中，对这
些人物淫荡行为不免津津乐道，大肆渲染，就不难窥出其中的消息。
当然我们说作者属于“反思派”思想体系，还不仅限于这些方面，另外在对待佛道，对待整个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的态度等方面也都有所表现。对此我们在
后边的论述中还要分别加以论述。
《版本研究枢要》叶桂桐 著
注 释：
（1）叶桂桐《论文艺的商品化对文艺的巨大影响——试论宋代“瓦肆文艺”在中国文艺史上的地位》，《唐前歌舞》，台湾文津出版社，2013年9月。
（2）翦剪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三册）第206页。
（3）叶桂桐《中国文学史分期之我见》，徐州师院学报，1988年第1期。
文章作者单位：山东外事职业大学
本文获授权刊发，原文刊于《叶桂桐<金瓶梅>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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