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尚刑法，汉尚材谋，晋尚清谈，古人都崇尚过什么？结果是怎样？
我们的古人喜欢总结经验，希望用最简单的话，来总结一些复杂而古老的历史。
比如宋人张端义就曾经这么总结过：
古今治天下多有所尚，唐虞尚德，夏尚功，商尚老，周尚亲，秦尚刑法，汉尚材谋，东汉尚节义，魏尚辞章，晋尚清谈，周隋尚族望，唐尚制度文华，本朝尚法令议论。
吴晗先生认为张端义说的这种“尚”，以纵向眼光看可以称之为“时代精神”，从横的方面可以说是“社会风气”。
并且他还认为每一个时代都会有所谓的“时代精神”，每一个时期都会有所谓的“社会风气”。
如果我们在吴晗先生这种看法上，再试着往前进一步推论的话，就可以试着得出这一个结论：某物若能被人们崇尚一时，那么就会发展为“社会风气”；而这种“社会风气”存在的时间一久，就会进一步形成所谓的“时代精神”。
这种“尚”虽然多发源于士大夫，成长于民间社会，它所产生的后果，却往往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人们崇尚某种东西的出发点百分之99.9％都是好的，所得到的结果，却大多不尽人意。
仍以张端义所言而论；秦代尚刑法，是因为秦王朝的先祖们崇信法家思想，觉得“ 心不狠，站不稳”，只要对百姓够狠够严苛，自家王朝就能千秋万代，一统江湖。所以秦时刑罚极为严苛，丞相李斯在给秦二世胡亥上书中还特别指出： 故商君之法，刑弃灰于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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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商鞅变法那会儿起，在街上乱丢垃圾就按重罪处理。
这并不是商鞅和秦国的君主们变态，喜欢没事儿就砍人手脚玩，而是他们认为只有轻罪重罚，才能达到震慑人心的目的。
只要人们畏惧刑罚，敬畏刑罚，就会连乱丢垃圾这种小过错都不敢犯了；连小过错都不敢犯了，还有可能会去犯更重的大罪吗？
按道理来说，确实应该是不可能的。不过唐人章碣《焚书坑》一诗写得好：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历史的发展方向，往往会跟最初的规划相反。
秦朝崇尚刑名之法，但是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刑名之法本身是管理压迫他人的工具。
一个社会如果过度崇尚这东西，其后果就无可避免的会让很多人想成为能够压迫管理他人的人上人。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秦朝末年那些造反的人，不管身份地位多卑贱，都堪称不知天高地厚的想要“出人头地”。
陈胜一个种地的，面朝黄土背朝天之余还不忘告诉身边的人“苟富贵，勿相忘”，见同伴不相信自己，还给来一句“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项羽和刘邦这两个家伙更是无法无天，项羽看到秦始皇出巡的车驾仪仗时，居然当场就说：那家伙屁股下的位置，我可以抢过来（彼可取而代也）。
刘邦当时的表现稍微含蓄一点，但也来了一句：“哦豁！这才是老爷们儿该过的日子啊！”（嗟乎！大丈夫当如是也！）
这三位爷都不是什么有学问的人，身份地位也一般的很，他们哪儿来那么大的野心？
这就是秦朝崇尚刑名之法的副作用之一： 滋生野心。
刑名之法是管理压迫他人的工具，一个社会对这东西太过崇尚，人们就难免生出想要管理压迫他人的野心。
而且更加糟糕的是，秦国的统治者为了让人们有畏惧之心，对各种罪名处罚的又特别重，动不动砍手砍脚杀头诛族。这样一来人不犯法还好，一犯法往往立刻开始放飞自我，毫无顾忌的撒欢儿造反了。
反正都是一个死，与其当逃犯被抓回去砍头，何不索性聚众造反，快活一日是一日！所以秦朝强盛于“尚刑法”，其快速的灭亡的原因也在“尚刑法”。
只不过“秦尚刑法”之后，张端义说西汉“尚材谋”这个说法，倒是非常值得商榷的。因为“材谋”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被崇尚的。
以现代唯物主义的眼光来看，实际上西汉崇尚的是所谓“天命”。
汉高祖刘邦在“斩白蛇起义”之后，关于他的“天命”说就层出不穷。比如刘邦他爹亲眼看见他母亲和龙战于野三百回合之后怀上他……比如他老婆吕雉看“七色祥云”，就能像看监控一般准确找到他的位置……
西汉自刘邦开始，就对玄乎其玄的“天命”看得挺重，立国之初也非常喜欢“算命”。
到了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候，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的理论，正式把“天命说”提升到了官方高度。
所以在西汉的时候，算天算地算空气的“天命说”十分流行。
汉宣帝的时候，有个叫路温舒的人通过计算之后，得出汉家天下只有二百一十年的寿命的结论（也就是所谓的“三七之厄”）。这个路温舒十分大胆，不但敢私自算自家朝廷的寿命，还通密奏的方式把自己的结果上报给了皇帝。
而皇帝不但怪罪路温舒，还把这份密奏作为一个警示给封存了。有意思的是，后来路温舒的这份密奏落在了王莽的手里，王莽一算时间：好像差不多诶。于是在他的刻意安排下，年仅十几岁的汉平帝刘衎刚好在元始五年十二月丙午日准时驾崩。
这个时间跟路温舒预测的二百一十年“三七之厄”，可以说是“严丝合缝”。王莽也就老实不客气地“顺天应命”，宣布汉室国运终结，自己登基做了新皇帝。
只不过张端义是宋朝人，思想有他的历史局限性，不可能以唯物主义的观点来总结这段历史，所以只好以笼统地“材谋”来替代西汉所尚的“天命”。
实际上“天命”这东西准不准不敢说，闹出了人命倒是真的。
说西汉兴于“天命”，也亡于“天命”，也是相对比较客观的。
西汉之后的东汉“尚节义”倒没什么争议，毕竟光武帝刘秀能够于危难之时重兴汉室，很大一部分就是依托“节义”这面旗帜。
然而东汉的“尚节义”也不是没有副作用；当正常的“节义”之名不能给自己带来预期的收益时，就会有人另辟蹊径搞“炒作”来欺世盗名。
这就像网上曾经火热一时的短视频中，两个小孩子互相攀比自己的姐姐，比来比去比不出个结果，于是就有一个小孩“另辟蹊径”地提出：我姐姐敢食屎！你姐姐敢吗？
东汉的一些处士，就跟前面提到的两个孩子一样，为了更快的在同行中脱颖而出，搞出来不少令人大开眼界的骚操作。
比如东晋有个叫丁兰的名士，据说是事母至孝，他的母亲去世之后，他就用木头刻了一个母亲的像，然后就天天像伺候母亲一样伺候这块木头。也许丁兰真的是很孝顺，但是他这样的行为，很明显是有表演成分的。
还有一个更有名的，就是东汉末年的名士祢衡。他少年时期就以有辩才闻名，跟孔融和杨修的关系也不错（祢衡称“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
但是熟悉三国故事的人都知道，祢衡这个大名士除了嘴巴损，会骂人之外，似乎并没有什么特长。只不过当时他的名气很大，即使曹操被他骂了，出于自己的名声考虑也不敢杀他，只能把他送到刘表那儿去。
祢衡到了刘表那儿之后，果然又把刘表骂了一顿，但刘表也不敢杀他，又把他送到了自己的部将黄祖那儿去了。
祢衡这会儿估计也是有点飘了，在黄祖那儿又把黄祖给骂了。黄祖一介武夫，可没有曹操和刘表那么多的顾虑，一听祢衡骂自己，大怒之下就把祢衡给杀了。
虽然祢衡所处的时代已经是东汉末年，但是其“名士”的身份仍然能让曹操和刘表头疼，由此可见东汉时的名士含金量有多高。
而从祢衡几乎见人就骂的出名方式，也可以看得出来，当时的名士们为了出名，“内卷”的有多么厉害。
东汉之后的曹魏“尚辞章”，这个也没什么可说的，因为曹魏存在的时间实在太短，而曹操、曹丕、曹植父子，又是“建安风骨”当之无愧的首领。
不过晋代“尚清谈”这一点，还是有点故事的。
其实西晋官方崇尚的并不是“清谈”，而是以孔子为代表儒家“名教”思想。
只不过“名教”思想的根本，就是讲究一个“名正言顺”。
可司马家的江山是怎么来的？从曹魏孤儿寡母那儿抢来的！而且司马氏不但抢了人家的江山，还开启了迫害前朝皇室的恶例。
司马氏迫害曹魏宗室之前，皇室即使丢了江山，其成员基本上也会受到优待的。你看曹丕虽然逼汉献帝禅让了，但是汉献帝下台之后还是被封为山阳郡公，被好吃好喝的供着。
所以“名教”确实是个东西，但别人说还好，由司马氏提出来，就让人觉得特别不舒服，简直浑身刺挠的慌。
当时的士人（如“竹林七贤”）为了不响应司马氏提倡“名教”的号召，干脆开始装疯卖傻的搞“清谈”。
人家的意思就是宁可谈点玄乎的，没啥用的东西，也不跟着司马氏的定下的调子走。
在读历史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好奇：为什么三国时期中原打的那么惨烈，北方包括匈奴在内的胡人都不敢乱中华，反而在晋朝一统三国之后他们就乱起来了呢？
当然主因是八王之乱，但其实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司马氏真的很不得人心，当时很多士人对司马家的虚伪和狠毒都颇不以为然。
虽然曹操在历史上的名声并不怎么好，但是无论从才学功绩，还是格局心胸上，司马氏都没有一个能跟他相提并论的。
晋代所谓的“尚清谈”，根源其实是士人对司马氏坐江山的消极抵抗——我干不掉你，但我可以不听你话。
这也是为什么西晋虽然统一了三国，却没能强盛起来的原因之一。
晋之后的周隋“尚族望”，意思是崇尚出身门第，这个算是魏晋南北朝“九品中正制”选官制度的衍生品，只有出身于名门望族，才能做官。
而这个“尚望族”的风气带来的后果，也是挺有意思的，大家都热衷于给自己乱找“祖宗”，而且越古老越有名越好。所以你看后来李渊一家就挺牛的，直接把春秋时期老子李耳“抢”来当了祖宗。
而且这种“尚族望”的风气，实际上到了唐朝也没有完全消失。虽然唐朝表面上“尚制度文华”，但是在政治上“尚族望”的现象依然存在。
大家不妨回想一下，唐朝有才华的诗人虽然很多，但真正能够抓到权柄施展抱负的有几个？
实际上唐太宗虽然重开了科举，但是由于荫封世袭等选官方式的存在，名门望族在唐朝还是有很大势力的。唐朝的“尚制度文华”只是体现在社会风气上，对朝政的影响其实很有限，所以唐朝那些诗人们才看起来个个都郁闷不得志。
不过即使是表面上的“尚制度文华”，也为大唐增添了不少风采。
大唐之后的宋朝，就是张端义生活的宋朝了。
宋朝的“尚法令议论”，是因为开国皇帝赵匡胤起于军伍之间，对武将的防备之心很重，对文人却非常大度。
赵匡胤明白，文人和武将最大的不同，是他们其实只是想当官，即使有所不满，最多也就是发发牢骚，基本上不具备造反的能力。
宋朝的“尚法令议论”，让宋朝的经济和科技的发展速度很快，无论北宋还是南宋对外贸易都十分的繁荣。
只不过重文轻武的“尚法令议论”，终究也让宋朝吃尽了苦头。
宋徽宗时金人兵临开封城下，朝臣们还为是战是和吵个不停，结果吵来吵去，在实力足可自保的情况下，莫名其妙就被金人偷了塔灭了国。
以上这些事例，足可证明一个时代无论崇尚什么，大家的出发点无疑都是不错的，往往都带有“缺什么补什么”的好动机，可是这些风尚所带来的结果，却往往是好坏参半。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些风尚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历史的发展结果。不夸张地说，如果我们理解了一个时代的风尚，就不难预测出这个时代短期内的走向。
比如清末民初时期的人们崇尚“革命救亡”，结果我们整个国家的面貌都在迅速改变，以至于到后来整个国家空前绝后的大变样。当然这中间会有很多波折，但是总体上“求变得变”的结果还是很明确而清晰的。
社会的风尚，至少能决定短期内未来的走向。
再比如近些年提倡“正能量”，所以社会风气大变，人们迅速从以前的炫富改为了比“爱国”，网上便到处都是一片赤胆忠心、热血腾腾的景象。
历朝历代，又何曾提倡过“负能量”？且有了“国家”的概念之后，爱国理应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内心坚守，原也无需崇尚。
你为什么眼中常含着泪水？是因为你即便看到他人爱得热闹，你仍然坚持选择爱得深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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