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少数民族较为原始朴素的北斗信仰观念来说，汉族的北斗信仰观念显得复杂曲折。自先秦以来，北斗七星除了自身指明方向的功能以外，随着国家政治、天文历法、占星学和宗教的进化发展而被赋予了多重职能，北斗信仰的内涵日趋驳杂，北斗信仰不仅具有自然属性，而且有了社会属性。
根据自然科学对左、右枢等早期北极星的测算，中国人自觉去观测北斗星的历史的确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到40世纪.而北斗七星的崇拜信仰见于书载则出现于先秦时代，甲骨文记载了先民频繁的祭祀北斗的活动，《尚书舜典》亦有明确记载：“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班固在《汉书.李寻传》篇中论七政指春、夏、秋、冬、人文、地理、天文。可见早在先秦时期北斗信仰就已经在人们的观念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并且同人事政事联系起来，《史记·天官书》云：“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可见北斗当时在人们眼中起着像皇帝一样能够总管世间万物、制定生息规律的重要作用。
由于地球的公转，使北斗七星斗柄产生视运动，一年内指向不同的方向。我国古代历法中用十二地支代表阴历十二个月，十二地支又代表十二个方位，而阴历十二个月中，北斗七星斗柄所指的方向与十二地支所表示的方向完全吻合。战国文献《鹖冠子·环流》总结了长期累积的北斗星的观察记录，以北斗七星斗柄所指向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分别代表一年中春夏秋冬四个季节，以此指导人们的日常生活与农事的耕收。汉代纬书《河图·帝览喜》认为北斗七星主管人间的荣华富贵，七星旁边的隐蔽的两颗星则主宰人间爵禄。此说将北斗观象授时的功能同岁时丰欠联系起来，本是当时较为普遍的信仰，同时还赋予北斗主富贵爵禄的信仰，反映出了浓厚的封建时代色彩。
展开全文
我国古代的占星学家常常以北斗七星的的相对位置和相对运动来比附解释或预言国家的盛衰和君王的政治得失，即所谓的“天人感应”。《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故《史记·天官书》云：“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秉兼之，所从来久矣。”也就是说北斗星占在空间范围上与二十八宿下方的地方州郡是一一对应的，那么将人间的祸福吉凶同北斗星象的变化相对应后，就产生了一系列比附“天人感应”观念。例如君主的具体政治行为与北斗七星的每一星的明暗变化都息息相关，根据《灵宪》轶文记载的对应关系：魁第一星不明或变色对应天子不恭宗庙，不敬鬼神；第二星不明或变色对应君主广营宫室，妄凿山陵；第三星不明或变色对应君主不爱百姓，骤兴征役；第四星不明或变色对应郡主发布施令不顺四时，不明天道；第五星不明或变色对应君主废正乐，务淫声；第六星不明或变色对应君主不劝农事，不务稼穑，竣法乱刑，退贤伤政；第七星不明或变色则对应君主四辅四方，不安夷夏。
北斗信仰在被道教吸后随着道教的盛衰而被赋予了复杂繁多的宗教内涵。道教形成后，以北斗为天神加以崇拜，并对之作出种种神学解释。在《云笈七鉴》卷24《日月星辰部.总说星》中谈到北斗说：“北斗星者，太极之紫盖、玄真之灵床、九皇之神席，天尊之偃房。”北斗七星之名最完整的记载，始见于汉代纬书。最初有两种名称，一为《春秋运斗枢》所记，曰：
“第一天枢，第二天璇，第三天玑，第四天权，第五玉衡，第六开阳，第七摇光。第一至第四为魁，第五至第七为标，合而为斗。”
二为《洛书》所记，它除记上述七名外，又记有另外七个名称，曰：
开阳重宝，故置辅翼，易斗中曰北斗：第一曰破军，第二曰武曲，第三曰廉贞，第四曰文曲，第五曰禄存，第六曰巨门，第七曰贪狼。
从现存的道藏经文中有关北斗的经文来看，即可知北斗崇拜是道教的一项重要内容。而且，道教中直接关乎个人生命和灾福的北斗崇拜和天文志中与政治密切相关的北斗信仰并行不悖。道家经典《太上玄灵北斗本命长生妙经》有云：
“北斗司生司杀，养物济人之都会也。凡诸有情之人，既禀天地之气，阴阳之令，为男为女，可寿可夭，皆出其北斗之政命也。”
一些道书还说，根据人的出生时辰，人们的生命被分属于七个星君所掌管：
“贪狼太星君，子生人属之；巨门元星君，丑亥生人属之；禄存真星君，寅戌生人属之；文曲纽星君，卯酉生人属之；廉贞纲星君，辰申生人属之；武曲纪星君，己未生人属之，破军关星君，午生人属之。”
而这七个星君正是《洛书》所记的北斗七星。
不难看出，最初形成的北斗信仰是以北斗七星主宰年成的丰歉和人命的寿夭为主要内容的，这种比较古朴的信仰仪式较完整地保存在了少数民族中。原因在于“少数民族的北斗信仰，由于没有更成熟的宗教与其对垒，在多神信仰的历史发展中，他们保留了较为完整的祭祀北斗的仪式，还有丰富的神话传说与之相互辉映。所以，在古朴、虔诚的信仰遗风当中，北斗七星的信仰传承至今。”
特别声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