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书法作品（谁能看出是真迹吗求答案）_书法_郭沫若_书法作品

本文目录

• 谁能看出是真迹吗求答案
• 麻烦各位赏析一下启功，于右任，沈尹默，费新我，范曾，郑板桥的书法以及你自己所喜欢的书法家的作品
• 现代书法家谁的作品最值钱
• 一般的名人字画的书法作品，是什么字体价值高
• 现在的书法市场是怎样的

谁能看出是真迹吗求答案

你的这个是是别人练字的时候写的，不是原件，算是抄录件。很多书法爱好者都喜欢练习名人字笺或书法作品，你受伤的东西就属于这类。
局我的了解孙中山先生临终前十七天,即1925年2月24日,知道自己病已不治，预立了三份遗嘱，这三份遗嘱是《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联遗书》。前两份遗嘱由孙中山口授，汪精卫笔录。《致苏联遗书》则是由孙中山以英语口授，他的苏联顾问鲍罗廷等笔录。孙中山口授遗嘱时，在场的宋子文、孙科、孔祥熙、邵元冲、吴敬恒、戴恩赛、何香凝、邹鲁、戴季陶等人都作为证明人在遗嘱上签了字。孙中山本来也要签字的，但是，因为听见宋庆龄在邻室悲泣，他不忍心让宋庆龄伤心，这天就没在遗嘱上签字。直到3月11日凌晨一时，他自知在世不久，才在遗嘱上补签上自己的名字。

麻烦各位赏析一下启功，于右任，沈尹默，费新我，范曾，郑板桥的书法以及你自己所喜欢的书法家的作品

启功先生着手《兰亭序》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发表于《文物》1964年第2期的《〈兰亭帖〉考》，可能是最早一篇谈论《兰亭序》问题的专论⑴，它写于1962—1964年间⑵。在该考中，启功不仅对王羲之的书法地位和《兰亭序》帖的书法价值给予高度评价，而且还对清末李文田从文到帖怀疑《兰亭序》的观点给予全面驳斥。但到了1965年，轰轰烈烈的兰亭论辨兴起之时，启功却于《文物》第10期发表专论《〈兰亭〉的迷信该破除》，支持起郭沫若否定《兰亭序》的观点，而且，在某些具体提法上比郭沫若更“左”。
对一个学者来说，他在某段时间内提出某种看法，又在其后否定这种看法，完全正常，一点儿也不值得我们去非议。然而，启功观点的改变，启功本人在后来并不认同。1981年中华书局为他出版《启功丛稿》，《〈兰亭〉的迷信应该破除》一文就没有收入，在他看来，这只是一篇“无聊之作耳”⑶。除此，启功于1978年撰写《〈集王羲之书圣教序〉宋拓整幅的发现兼谈此碑的一些问题》，1988年撰写《〈唐摹万岁通天帖〉考》，又重新回到《〈兰亭帖〉考》的立场，认为《兰亭序》确为王羲之所作，并且具有书法艺术上的极高价值。
这些，不正表明启功在《兰亭序》研究上有着无庸讳言的矛盾表现么？
当然，指出这一矛盾表现并不困难⑷，困难的是，我们必须弄清楚启功为什么会有这一矛盾表现，以及这一矛盾表现反映了什么样的深层次社会问题。
在我们看来，启功的矛盾表现，大而言之，一由偶然因素促成，二由必然因素促成。
所谓偶然因素，指的即是1965年由郭沫若、高二适引发的兰亭真伪之争。从学术史上分析，兰亭真伪之争可视为清代碑帖之争的继续，一点也不“偶然”；但从特定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来看，兰亭真伪之争又带有非常明显的“偶然”性。要知道，1965年6、7月份，离“史无前例”的“文革”之兴不到一年时间，社会政治空气早已“山雨欲来风满楼”，原本再也不可能出现什么学术论争，只因为有个“通天人物”章士钊，写信给**主席，得到了“笔墨官司，有比无好”的批示，方使高二适《〈兰亭序〉的真伪驳议》及时“得以公表”，形成与郭文观点对垒的兰亭真伪之争。这种状况，对郭沫若、康生等人而言，是极不愿意看到的，但既已形成，也就只好去设法应对。于是，他们一方面自己一口气写出两篇回应文章同时投放报刊，一方面又四处组织附和文章密集投放报刊，启功的违心之文《〈兰亭〉的迷信应该破除》，就是被组织而来的附和文章之一。由此可见，没有偶然因素引发的兰亭真伪之争，被人“拉壮丁”，启功是不会主动去写违心之文的，那么，他在《兰亭序》研究上也就不会有什么矛盾表现了。
至于促成启功矛盾表现的必然因素，我们可从如下三点加以分析：
其一，性格因素。大量事实表明，一个人的命运总是与其性格密切相关的。启功享年93岁，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属长寿者。而长寿者的性格一般都偏于达观、圆融，遇事不钻牛角尖，此可彼亦可，无可无不可，心境永远处于一种平和、宁静状态。据有关文字记述，启功看任何人的书法作品都是一个调——“好、好、好，比我写得好！”这话，是鼓励？是自谦？还是违心？抑或兼而有之？总之，他决不会当面指出你的不足，他不想得罪任何人，他要给所有请教他的人都留下一个“好好先生”的印象。另外，他对造假的宽容，亦超乎常人。有人告诉他，市面上有不法分子在仿造他的书法卖钱，他回答说，有饭大家吃，我不打假。有人拿仿造他的作品请他鉴定，他幽默道，这是假的，它比我写得好，那些不好的才是我的真迹。直到后来，有人盗用他的名义为某些假画作鉴定，他才公开发表声明加以谴责。试想，这种宽以待人的性格，学人或书家中有几个具备？然心理学常识告诉我们，任何一种性格都具有两面性，圆融、宽厚性格的负面则是不讲原则性。拥有这种性格的人，一旦到了某种关键时刻，就容易走向平素所痛恨的一极，而显示出令人遗憾的“骨气”不足，有的甚至铸就“一失足而成千古恨”的人生悲剧（如汪精卫、周作人、刘海粟等）。正因为启功性格上有此弱点，所以郭沫若等人“拉壮丁”拉到启功头上，启功二话没说，在很短时间内就完成了附和之作，立场改变得既彻底、利索又坦然、欣然，不见一点儿灵魂之挣扎，也不见一点儿内心之煎熬。相对于启功，高二适的性格正好处于另一极：刚烈、耿直，决不愿“随人俯仰作计”。这种性格的不足在于倔强、莽撞，狂妄自大，目空一切；长处则表现于是非观念强，在原则问题上从不作半点让步。否则，我们又怎能想象他会撰文驳斥郭沫若观点，并在老师的提醒下仍不思退让——“惟前途有否，以论学为重，一时得失为轻”、“此文发表以愈快愈好”（高二适致章士钊信中语）——呢？与高二适性格类似的学界人物陈寅恪，更是宁折不弯的知识分子代表。在生命的最后20年内，他面临政治高压，宁愿放弃显赫地位与优厚待遇，也不愿改变自己的治学方法与学术主张，充分显示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高贵品格，因而备受后人称道与景仰。
其二，环境因素。启功身居京城，执教于北师大，正好处于意识形态斗争的漩涡之中心，即便想逃离也做不到。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他不仅听到、看到了无数受冲击者的悲惨命运，而且自己早在1957年就被打成右派，亲自品尝了政治施予他的一杯又一杯苦酒，因而，他对政治的厉害是极端敏感的，更由此养成了不敢得罪任何一个来自政治阵营大人物的心理定势。在启功看来，政治如同一块磐石，而自己只是一个鸡蛋，拿鸡蛋碰磐石岂非自取灭亡？既如此，还是逆来顺受、巧妙周旋吧！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千条万条保住性命第一条，常言道“留得青山在，不愁无柴烧”，当政治高压过去之后，自己还会大有作为的。不难看出，特殊环境中的启功，他可以不参与政治，但 不可以不关心政治，否则，更大的厄运就会再次降临他的头上。1965年6月郭沫若发表文章，重申清末李文田观点，认定《兰亭序》为隋代和尚智永伪托，文中明确写着康生、陈伯达两人既为他提供相关材料又为他提供基本观点，不管郭本人主观意愿如何，在客观上已向读者暗示了某种政治背景，这点启功自然一看就明白。由于注意到眼下的兰亭真伪之争掺入政治因素，所以启功在心里也不免有所担忧：我的观点与他们完全对立，他们所坚持的正是自己所极力反对与驳斥的，尽管自己的文章写于一年之前，说不定又要惹“麻烦”。时隔不久，启功的担忧变成现实，郭沫若等人派阿英来“拉壮丁”，要他表明态度，放弃过去的学术观点，转过来写篇支持郭沫若的文章。对此，启功除了违心接受又能怎样呢？他不敢反抗，也不想反抗，他的“环境”逼迫他只能选择“缴械”与“投诚”。要知道，在当时，郭沫若是显赫学术权威，康生、陈伯达是顶尖政治红人，他们（主要是后二人）一句话就能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成”。但相比之下，高二适则处于另一种环境之中。他远离京城，呆在家里，仅挂名江苏省文史馆馆员，每月领国家60元津贴而已。他没有被揪斗、被批判与被强迫写“检讨书”的痛苦经历，也很少介入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对运动中的受***者顶多只是有所耳闻。这些，都使高二适对当时的政治显得相当“陌生”。常言道“无知者无畏”，他不知道或未领略过政治的厉害，所以才不怕政治有可能带来的种种后果。或许，高二适以一介书生仅把兰亭真伪之争视为一场纯学术论争，而忽略了郭文中已经透露出来的政治信息。没有政治上的顾虑，高二适当然也就敢于拍案而起同郭沫若叫板，并且在遭受挫折（被《光明日报》退稿）之后，转求其师章士钊设法帮助发表。算高二适走运，文章经**批示得以立即发表，而康生、陈伯达两人因陷身更为重要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也未能腾出精力来“报复”他，这样，既平安度过了晚年（尽管“文革”期间也曾遭红卫兵抄家之难），又成就了敢同大学术权威抗争的一世美名。
太多了

现代书法家谁的作品最值钱

全球龙文化形象代言人，中华横幅长龙创始人，国家一级美术师，国家一级书法家赵报军书法，中华横幅长龙每平方尺60万，一幅作品在700万到1000万左右。

一般的名人字画的书法作品，是什么字体价值高

如何确定字画的价值
“黄金有价，艺术无价”，“艺术乃无价之宝”。这是过去人们对艺术价值的认识。不过，自艺术成为商品走向市场后，市场却用价格衡量艺术。从市场上看，影响名家字画价值的因素很多，如供求关系、广告宣传、归属经历、专家评议等。但从字画自身来讲，决定其价值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书画家的名望
从某种角度讲，书画家的艺术水平和艺术地位集中地表现在社会名望。所谓名望，指的是名气，它在字画中的价值至关重要。名人字画，名人在先，字画在后，名头越大，市场地位越高，市场价格也高，这好比人们上街买衣服，名牌服装总要比杂牌来得昂贵。同样，在艺术市场上，像张大千、傅抱石、齐白石、徐悲鸿、李可染等大家，由于他们名气大、影响大，即使一平方尺画或是并不代表他们水平的应酬之作也动辄数万元，而一些小名头的精品，尽管艺术创作有相当的水准，也难同大家的一般作品价格相比。为此，笔者常常听到一些人为这些画家鸣不平。笔者认为，古往今来确有一批在艺术上有造诣、有风格的画家，他们生前甘居寂寞，不善应酬、交际，在社会上既没有一官半职，也没有显赫的地位，人们对他们也不太熟悉，像谢之光、张大壮、沈子丞就属此类。平心而论，他们的艺术水平确实很高，可惜，只因名气太小，从而导致其价位偏低。相反，有的画家艺术水平并不很高，但其作品照样在市场上屡屡高价成交。拿徐悲鸿来说，从艺术上讲，徐悲鸿很难同张大千、傅抱石、齐白石相提并论。但是，徐悲鸿在中国画坛的特殊地位、特殊影响支撑着其高价的走势，并与张大千、傅抱石、齐白石并驾齐驱，这恐怕同徐悲鸿名头大有着直接的关系。还需指出的是，有的名人尽管不是书画家，但作品照样在拍卖?场上有不俗的表现，如孙中山、蒋介石、梅兰芳、汪精卫等名人。从中可以看出名头大小对作品价值的影响。
二、内容与题材
字画的内容和题材也是影响其价值的重要因素。从拍卖场上看，画的价格要明显高于书法，这主要是画的创作要比书法来得复杂，难度也比书法大。那么在传统中国画中，又以山水最高，人物次之，花鸟第三。拿张大千和齐白石来讲，张大千是一位全能画家，山水、人物、花鸟无所不能、无所不精，在历年成交的作品中，他的山水画价格屡创佳绩，名列前茅，人物画次之，花鸟画第三，其市场作品价格层次相当清楚；齐白石作为一个花鸟大家，其花鸟成就可谓享誉海内外，他的作品在市场中仍然是以山水画最高，且行情普遍看好，他的《山水》册页曾在1995年翰海秋季拍卖会上创下517万元的当时齐氏拍卖的最高纪录，而他的人物画价格又比他的花鸟来得高。此外，在拍卖场上，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两幅作品尽管内容相同、尺寸大小相近、品相一样，但是成交的价格却相当悬殊，这主要是作品受题材的影响，藏家一般对吉祥、高雅、稀有题材会有极大的兴趣。吉祥题材大多集中在人物花鸟上，因为许多人物花卉动物的组合具有传统的比喻象征含义，如钟馗、佛像、寿星、牡丹、百合、杜鹃、荔枝、蟠桃等。高雅题材，大多集中于山水上，许多画家在创作中为抒发自己的情感，寄情于山水，通过山水之乐，摆脱世俗事务的烦恼，怡情养性，因而也颇受藏家的青睐。稀有题材主要指画家平时很少涉足的题材。如1997年中国嘉德拍卖会上推出了齐白石的一幅??? 《苍蝇》（9.7X7厘米?），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齐白石惟一一幅苍蝇题材的作品，也是最小的一幅画。众所周知，苍蝇作为害虫人人痛恨，但齐白石把苍蝇画得人见人爱，特别是画上齐白石的题跋妙趣横生，他说“庚申冬十月正思还家时也，四出都门道经保定客室有此蝇，三日不去，将欲此矣。老萍不能无情，为存其真……此蝇比苍蝇少大，善偷食，人至辄飞去，余好杀苍蝇，而不害此蝇，感其不犹人也”。此幅作品经过激烈竞争，最后以19.8万元成交，有人说，这是世界上最昂贵的一只苍蝇了。所以稀有题材也往往成为拍卖场上热点。
三、字画样式
字画样式也会影响作品的价值。中国字画的样式多种多样，有立轴、横幅、镜片、屏条、手卷、册页、对联、扇面等，其中立轴、横幅、镜片、屏条、对联主要适用于室内的装饰，手卷、册页、扇面则适用于案头展玩，而投资者和收藏者出于各种原因，往往各有所好。从市场上看，一般立轴高于横幅，纸本优于绢本，绫本为最下，立轴要在5尺以内，横披要在5尺以外，手卷以长1丈为合格，越长价值越高，册页、屏条为双数，册页以8开才算足数，越多越好，屏条以4面为起码数，16面为最终数。在市场上，有时同一画家的两幅作品如果一样精到，且品相、技法、题材相同，那么就要看它们尺寸大小和作品的样式，尺寸越大，价格越高，反之亦然。字画一般以册页、手卷的价格为最高，屏条次之。如傅抱石的经典之作《丽人行》手卷在1996年中国嘉德秋季拍卖会上以1078万元成交，创傅氏当年作品最高纪录；吴湖帆的代表作《如此多娇图》12开册页在1997年朵云轩秋季拍卖会上，以214万元成交，创吴氏作品当年最高纪录。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因为书画家对书画的样式各有所擅，有的擅画巨幅，有的只擅小幅，像张大千就擅画巨幅，陆俨少擅画册页、手卷，林风眠? 擅画镜片，林散之擅书立轴，于右任擅书对联，自然他们的价格也就高。
四、作品的存世量
画家作品存世量的多少也会直接影响其价值。俗话讲“物以稀为贵”，像黄宾虹、陆俨少、谢稚柳等画家作品价格之所以还未到应有价格，与作品存世量过大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傅抱石、徐悲鸿、李可染、潘天寿等作品之所以能高价位成交是与其作品少分不开的，特别像李可染有“废画三千”之称。有人统计李可染作品存世量在千幅作品以内。不过也有例外的。如张大千、齐白石一生创作了难以计数的作品。但是，他们的作品在市场上一直处于最高层次。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画得太出色，另一方面他们成名早、影响大。
于右任（1879-1964），是近现代中国书坛上颇富创造性的一位书家。他于传统文化涵泳甚深，且阅历丰富、胸襟开阔、气度豁达，这一切成功地造就了他的书法艺术。他的正书对联“花鸟成相识，琴书付两忘”，现藏于吴江市黎里柳亚子纪念馆。此副对联每条纵171厘米，横37厘米。落款为“于右任”，下钤两枚印章：朱文“于”和白文“右任”。这副对联没有上款，看来是夫子自道，于氏为自己画像。观赏这副对联，可知于右任两大技艺。
首先，于右任诗词功底老到，善于传情达意。北宋《宣和画谱·花鸟叙论》有云：“诗人六义，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而律历四时，亦记其荣枯语默之候，所以绘事之妙，多寓兴于此。”画谱说画，谈到诗人“六义”，即“风雅颂赋比兴”《诗经》“六法”。画与诗本相通，图画以花鸟寄托画家情感，诗词同样以花鸟寄托诗人的情感。因此，上联的意思是诗人与花鸟相识相知，抒发心声。古代的文士常备的行装不外是琴与剑，琴心剑胆，柔情侠骨，比喻既有情致，更有胆识。下联“琴书”之“书”，在于右任当指书法。
于右任是陕西三原的才子，从小聪明伶俐，用功勤读，1903年中举人。于右任的诗词，决不是风花雪月的无病呻吟，而是关联着家国大事。故而，上联“花鸟成相识”，当指作者以诗词传达自己的情感与思考；下联“琴书付两忘”，于氏说自己操起七弦琴，还有毛锥子，暂时忘却身旁的琐事及烦恼。
其次，可以看出于右任的书法艺术特色。青年时代的于右任，广研汉隶、魏书、唐楷，皆有心得。稍后，他集中精力专攻魏碑。晚清时期，于氏深入研读北魏碑帖，精心学习晚清名家何绍基的书法。何氏收藏的北魏名拓《张黑女墓志》，他临写得极为相似。此后，他临练《石门铭》及《龙门二十品》等北魏碑铭中的精品，再从魏碑魏帖推而广之，学习各体各派，博采精华，融会贯通，自此书艺大进、自成一格而名噪沪上。于右任的书法主要得力于北朝墓志，但是他的书法面貌与《龙门二十品》等相去甚远，《龙门二十品》结体方整，尖锋凌厉，一味仿郊而不善变者，往往刻板呆滞。陶浚、李瑞清就犯此弊端。于氏追求的是牝牡骊黄之外的神韵，他不让《龙门二十品》峻峭的折、锋利的捺、棱角尖锐的点束缚住手脚。北朝墓志风格多变，大多真率自然、朴拙浑成。因为北朝墓志多为工匠急就刊成，难免出现犷野荒率之弊。于右任深知这些都是璞玉浑金，他凭着自己琢磨，反复精读，比较记忆，抓住每个字的长处，优化组合，有继承、有创新，站在碑铭的基础上，大胆革新，勇于创造，不失本色却又获得渊雅之气，终于从北朝墓志中脱胎出了自己的风格。
于右任40岁以后至50岁左右技法基本成熟。这一时段，他较多作正书。对联“花鸟成相识，琴书付两忘”，应当就作于这一时期，估计是在他45岁前后。对联的书体没有斩截方峻的笔画，用笔平和，不激不厉，萧远而简淡。尽管正书风格已成，但此联仍然有所变化，点画之间饶有行书的笔意，显得摇曳多姿，捺画有隶书的波画，横画也有波画的味道，字体厚重，但也不乏飘逸之致。整体上看，此联富含金石韵味，方正凝重，朴茂厚实，给人的感觉是严整、稳健和豪迈。

现在的书法市场是怎样的

艺术收藏再发新枝 中国书法市场正稳步上升
另外社会名人，如帝王、官宦和学者文人的书法也一直受到市场青睐。从王羲之、李世民、颜真卿等到王国维、康有为、梁启超、于右任、郭沫若、沙孟海等，他们都不是专业书法家，书法对他们来说是工作必须的写字,但他们的书法作品却会被市场认可并传世。就是因为这些人有政绩，有著作，有故事，他们的字有人文含量，哪怕是一些有过劣迹的社会名人，如李鸿章、郑孝青、汪精卫、周作人、康生等。
而且，这类书法作品在市场中并不容易得到，比如弘一法师的书法，他出家后的书法作品得到的人没有几个。至于鲁迅、郭沫若甚至孙中山的书法作品，更是少之又少了。一旦现世，其价格便可想而知。如郭沫若1966年作的《行书节录李固遗黄琼书立轴》在08秋拍以28万元成交，足足高数估价2倍多。
书法市场考验投资者眼光
在为2008秋拍的书法市场作小结时，记者意识到，书法市场对于艺术品投资者来说是最有机会、也最考验其眼光的市场。为什么这么说？理由有三：
其一，书法市场浩大。中国历代积累的书法作品可谓系列完备，从顶级大师的不朽巨作，到文人名家信手掂来的逸品，各种体裁、主题、样式与价格范围的作品都有，不管你是投资大鳄，还是业余收藏，都可以在其中找到机会；另一方面，书法曾经是古代文人必备的谋生手段，十分驳杂，对其优劣好坏的评判，既涉及到专门的历史文化知识，还涉及到长期形成的文化素养与品味。
其二，书法作品价格低廉。书法作品也出现了一些令人咋舌的高价，但大多限于在拍卖场上难得一见的宋元时代的顶级大师的精品力作。目前市场上价格比较坚挺的，还是仅限于明清时代的名家名作。大多数书法作品价格，如果与绘画相比都相当便宜。可以预见，在数量浩大的书法作品中，会出现一些特定的市场板块，有比较迅速与大幅的上涨。
其三，书法作品题材挖掘潜力大。价格低廉加上市场浩大，就有了题材挖掘的用武之地。仅以北京匡时为例，其所作的专场：“文字的力量”、“历代法书”专场，是以书法史为线索，以汉字造型的审美趣味为归依；“历代画家书法”专场，则追寻中国美术史书画合一的历史线索，显示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而“百年遗墨”专场，则以文化名人的翰墨为指向。藏家完全可以按照类似的主题，形成各具创意的特色收藏，结果就会使那些书法作品大幅度升值。
当然，这要考验投资者的眼光，要对书法作品的价值做出自己的判断。
【行家篇】陆镜清：细化分类让拍卖更专业
不同与中国画的是，书法拍卖常常出现“概念性”分类。有按朝代分的明清书法、历代法书、20世纪名家书法；也有按流拍细分的诸如明清状元书法、名人书法、画家书法；还有按形制分的如对联书法、立轴书法、长卷书法等等。为何如此细分？这样细化后的作用是什么？对于书法艺术的传播和书法市场的推动又有着怎样的促进呢？
西泠印社拍卖有限公司总经理陆镜清对此表示，对于过去一直没有被重视的书法艺术而言，现在已经开始面临好的市场机会。他说：“这两年中国书画价格呈现出明显的回归景象，人们也逐渐开始对书法有所重视。所以我们拍卖公司要抓住这种回归的机会，来引导书法艺术，推动书法市场。”
他说，西泠拍卖一直在为书法艺术做着细致的分类,这样做才会有利于买家更好地去理解书法艺术。如清中期4大书家、二王书法、西泠八家书法等等都是他们近年来提出的书法拍卖主题。从而引导书法市场向更学术、更文化的角度去发展。
对于西泠拍卖为何一直没有开设书法专场拍卖的疑问，陆镜清告诉记者，这个问题他曾考虑过多次，最后始终没有去做的原因主要基于两点。他说：“第一，书画本就同源，两者是互相交融，互相映衬的关系；第二，从商业角度考虑，书画不分家有利于拍卖不至于冷场。所以,我们往往都是让书法作品与绘画作品穿插交替着上拍。”
他还指出，书法的价格是随着人们价值观的改变而改变的。5年前可能会对一件书法作品能拍出千万价格而感到不可想象；如今王铎的《草书诗卷》拍出1691万元的价格已都不足为奇,因为大家对此作品已经能够做到一致的认知,既它是代表王铎一生艺术水准最高的一件书法作品之一.陆镜清说:“艺术品市场的发展与价值观息息相关，每个时期人们对于艺术品都会有自己的心理价位。一个民族的文化要推向世界，也就是价值观的推介。”
【评论篇】书画批评家高鸿:如何改变“重画轻书”之弊
“佳书不如孬画”的潜意识在艺拍市场的作用力不可低估。书画批评家、鉴定专家高鸿认为，所谓“佳书不如孬画”，在人们的欣赏意识里是可以理解的。他说：“我们不能简单的认为这是人们对书法作品的认识和理解‘有待提高’，过分地‘埋怨’收藏者的收藏意识和收藏品位，可能对激活人们在偏爱国画的同时重新认识书法作品的艺术价值的‘死结’会或多或少有那么一点适得其反的负面作用。”
“重画轻书”难以改变
他指出，如果拿林散之、启功为例，他们都是以其书名享天下，虽然他们的书作被收藏家所青睐和追捧，然在人们的收藏意识里，与其花钱投资其书，不如以数倍乃至数十倍的价位收藏其画，这是无可厚非的。终究画作的艺术元素符号较之书作的元素符号更能撩拨各阶层人的审美感悟。因此，高鸿认为，尽管这与我们在梳理书画篆刻艺术史时“得出”的百年之内可能会出现百余位可以享大名的画家，不见得有数位能经得起“死亡淘汰法”淘汰的书法家的“结论”相违背，但是，人们“重画轻书”的收藏和投资意识是难以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