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的思想主张ppt(王者之治天下_不外乎政教处之二端谁提出来的)_王夫之_周易_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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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者之治天下,不外乎政教处之二端谁提出来的
- 王夫之的主张
王者之治天下,不外乎政教处之二端谁提出来的
是王夫之提出的。王夫之在反思明朝灭亡的原因时深刻的认识到,“王者之治天下,不外乎政教之二端。语其本末,则教本也,政末也。”教育是治理国家的根本,而明朝后期,教化日衰,学校教育名存实亡,培养不出国家可用之士,以致国家处于危难之时,却无“扶危济难”的真才实学之人。所以,想政治清明,社会稳定,就要革新教育,把学与用、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
王夫之的思想主张:
王夫之主张“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反之实。”学校要拓宽教育内容,广设各种实用知识。明末的教育家都目睹了明王朝灭亡的过程,痛恨理学的空疏无用给国家带来的深重灾难。他们又同时认识到“学贵适用”的重要性,并把教育置于重要地位,把知识的实用置于教育的中心。这一思想有非常重要的现实价值。
王夫之的主张
王夫之的研究领域包括天文、历法、数学、地学,专精於经、史、文学。批评程朱理学的唯心主义,总结古代唯物主义思想。认为“尽天地之间,无不是气,即无不是理也”,以为“气”是物质实体,而“理”则是客观规律。又用“絪蕴生化”说明“气”变化日新的性质,认为“阴阳各成其象,则相为对;刚柔、寒温、生杀,必相反而相为仇”,同时也又“互以相成,无终相敌之理”。他强调“天下惟器而已矣”,“无其器则无其道”,从“道器”关系建立其历史进化论。在知、行关系上,强调行是知的基础,反对陆王心学“以知为行”和禅学“知有是事便休”的论点。提出“天下唯器”,“理不先而气不后”的理论。在社会历史方面,他批判“泥古薄今”的观点,认为人类历史是不断进化的。他反对天命观,认为历史发展具有规律性,是“理势相成”。
王夫之笃信程朱理学,但不赞成“存天理,灭人欲”,认为“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天理之大同,无人欲之或异”。王夫之思想没有超出封建主义的范畴,他坚持维护封建制度,他认为封建制度不能变,能变的只是手段,又主张“尊其尊,卑其卑,位其位。”
後代研究王夫之思想的学术流派,被称为船山学。所著后人编为《船山遗书》。
王夫之(1619年-1692年,即万历四十七年-康熙三十一年),字而农,号姜斋、又号夕堂,或署一瓢道人、双髻外史,晚年隐居于形状如顽石的石船山,自署船山病叟、南岳遗民,学者遂称船山先生。湖南衡阳人,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明末清初大儒。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
永历九年(清顺治十一年),王夫之因清军搜捕,被迫流亡零陵、郴州一带,变姓名为瑶人,授徒著书,“为常人说《周易》《春秋》…常宁文士来者益众”,这期间著有《周易外传》,《老子衍》。
日後王夫之多往来长乐、库宗桥、新塘等地。永历十四年春,举家迁居衡阳金兰乡高节里,于茱萸塘筑茅屋,名“败叶庐”。清康熙十四年秋,在衡山石船山麓定居著述,筑草堂而居,人称“湘西草堂”,“栖伏林谷,随地托迹”,“安之若素,终日孜孜不倦,刻苦自励,潜心著述。”,自题堂联“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终未剃发。康熙三年,在“败叶庐”设馆讲学。又重订《读四书大全说》。晚年贫病交迫,连纸笔都靠朋友周济。吴三桂称帝,请王船山写《劝进表》,遭严辞拒绝;王夫之认为“以其入国仇也,不以私恩释愤”。事后,逃入深山,作《祓禊赋》,对吴三桂表示深切蔑视。自题墓石:“抱刘越石之孤忠”,“希张横渠之正学”。康熙二十八年,衡州知府崔鸣鷟受湖南巡抚郑端的嘱咐,携带粮食和钱币会见王夫之,请求王夫之“渔艇野服”与郑端“相晤于岳麓”,并且希望能够得到王夫之的著作刊行天下,王夫之以“病不能往”的理由拒绝了,但是看到郑端心诚,接受了粮食返回了钱币,且致函表示感谢。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正月初二,去世。
著有《周易外传》、《黄书》、《尚书引义》、《永历实录》、《春秋世论》、《噩梦》、《读通鉴论》、《宋论》等等。其作品在生前皆未刊行。道光十九年(1839年),其裔孙王世全与邓显鹤开始搜集散佚,刻成《船山遗书》一百五十卷,称邓显鹤刻本。同治年间,曾国藩、曾国荃重刻,有一百七十二卷。民国後,刘人熙搜辑散佚,又有补刻本。1930年,谭延闓、胡汉民、于右任等重刊船山遗书,分经史子集四都,凡七十种,共三百五十八卷。1971年,台北船山学会重印《船山遗书全集》,为二十二册。
谭嗣同评价“万物招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
章太炎称道“当清之季,卓然能兴起顽懦,以成光复之绩者,独赖而农一家而已”。
前苏联人弗·格·布洛夫称:“研究王船山的著作是有重要意义的,因为他的学说是中世纪哲学发展的最高阶段……他是真正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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