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纪事诗》中的古人藏书印_藏书_纪事_藏书家

印章的出现和使用大约始于春秋战国时期，《说文解字》释“印”曰：“印，执政所持信也。”传世印文最早的有战国时“上师之印”。在印章出现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印章只是作为权利的象征和取信的实物，随着社会发展，印章的功能不断增加，而用于藏书是其多种功能中最具文化特色的一种。

藏书印是钤印在图书上的，能够体现藏书所有关系或表达特定的思想内容。古代藏书家多有印，因其制作形式、蕴含内容、价值作用等十分丰富，成为藏书文化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关于古代藏书印起源，近代学者叶德辉说：“吾尝忆及古人藏书印记，自唐至近世，各有不同，而亦同为不达而已。”（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十《藏书家印记之语》，广陵书社2007年版）味其语，似乎是说私家藏书印始于唐代，而事实上，早在东晋时期，已有人在收藏的名画上加盖印记，唐代学者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说：“诸好事家印，有东晋仆射‘周顗印，古小雌字。”（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敘自古公私印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其中的“古小雌字”，指的是用唐以前的古体字所作的白文。现存最早的藏印为敦煌写本《杂阿皮昙心经》上的“永兴郡印”，永兴郡为南齐郁林王萧昭业隆昌元年（494）所设，因此此印当为南齐时代之物。到了唐代，私家藏书普遍使用印章，据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载，其高祖张嘉贞藏印为“河东张氏”，曾祖张延赏藏印为“乌石侯瑞”。（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叙自古公私印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诗人皮日休《鲁望戏题书印囊奉和次韵》诗云：“金篆方圆一寸余，可怜银艾未思渠。不知夫子将心印，印破人间万卷书。”（《全唐诗》卷六百一十五，中华书局1960年版）可知这方印使用频率非常高。更有寻常人家“偶获图书，便即印之”（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叙自古公私印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反映出唐代藏书家用印已经是十分普遍的现象了。

宋代私家藏书蔚为大观，藏书印使用也超越前代，大多数藏书家习惯在藏书上加盖印章，以取信于人。宋人藏书印在形制和内容上都远超唐人。宣和年间（1122年前后），文士钤章用印于书画藏品风行一时，受此影响，藏书家开始镌刻钤印自己的藏书印，宋室南渡后，此风仍不衰，主要有名号印、室名堂号印、纪事印、鉴赏印、校读印、箴语印、诗文印、纪年印等。明清时期，私家藏书风气更盛，再加上文人刻印的流行，藏书印遂成了藏书家必备的征信之物，每位藏书家几乎都有几方乃至十几方、上百方印，每得好书，把玩欣赏或阅读之余，必钤印书上，成为那时的时尚。

叶德辉在《藏书十得·印记》中说：“藏书必有印记，宋本《孔子家语》以有东坡折角玉印，其书遂价重连城。晋家明文庄公菉竹堂藏书，每抄有书，钤以历官关防，至今收藏家资以考证。”（叶德辉：《叶德辉书话》，李庆西标校，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叶德辉所强调的正是藏书印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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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私家藏书印内容多样，部分印语体现出特定时期的藏书风尚和藏书家的藏书思想，是研究古代历史文献承继传播、藏书事业发展变化以及藏书文学的主要依据之一，亦可资古代篆刻艺术史的研究。晚清苏州学者叶昌炽《藏书纪事诗》所记古代藏书家的藏书印最多，这是因为叶昌炽本人尤好金石学，他先后撰著《语石》和《邠州石室录》等，与金石学关系至密的印章学，自然也在其研究范围之内。此外，今人吴则虞《续藏书纪事诗》体例上最类叶书，于藏书印记载亦多。今略述二书所载藏书印文化内涵。

宋元之际著名书画家赵孟书斋名“松雪斋”，他对书籍非常爱护，谆谆告诫子弟谨为保守，不少藏书流传至今，如所收藏的宋刻本《汉书》《后汉书》一直为明清藏书家所称羡。赵孟藏书最大的特点是喜欢钤盖名氏印和闲章，所用印章成为判断宋元刻本的重要标志之一，其常用印章有“赵”字方圆二印，还有“松雪斋”“赵孟印”“赵氏子昂”“大雅”“水晶宫道人”“天水郡图书印”等。关于“水晶宫道人”之印的来历，《藏书纪事诗》记载说：“孟以湖州四面皆水，自号水晶宫道人。”（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二《赵孟文敏》引《天禄琳琅》，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赵孟是文学和书法大家，传世的史料文献颇多，故其生平比较清晰。但是，在其众多的别号、别署中，“水晶宫道人”或“水精宫道人”，争议颇多。虽一字之差，但是涉及鉴定赵孟书画真伪的问题。许慎《说文解字》说：“晶，精光也。”从文字学来说，“精”与“晶”并非通假字，不过，“水晶”与“水精”倒是可以通用。水晶亦称水玉，东晋郭璞注《山海经》云：“水玉，今水精也。”水玉还是玻璃的别称。《本草纲目·金石部》：“（玻璃）本作颇黎；颇黎，国名也。其莹如水，其坚如玉，故名水玉，与水精同名。”赵孟《题苕溪绝句》中有云：“我居溪上尘不到，便当家在青玻璃。”故“水晶宫道人”亦可写作“水精宫道人”，似无疑义。但在书画鉴藏史上，究竟是“水晶宫”？还是“水精宫”？一直喋辩不休，至今犹聚讼未息。曾有学者和鉴定家认为，凡署款或钤印“水晶宫道人”者皆伪。但是，在传世的古代书画中，伪赝之作要远远多于真迹，前人的鉴定结论未必可信。（万君超《水精宫道人漫笔》，《翰墨真赏》，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版）《藏书纪事诗》的记载，虽不能给史上这桩笔墨聚讼做出裁断，但至少为后人研究提供一种佐证。

明末清初江苏常熟藏书家黄翼一生性好古铜瓷器及宋元版书，搜访把玩，视如美人好友，乐此不疲。黄氏爱用藏书印，常用的有“黄子习读书记”“印溪黄子习氏藏书记”等。此外，还有一方比较特殊，曰“有明黄翼收藏”，钤在宋本《林和靖诗》卷首，圜朱记。卷尾跋称该书为“戊子夏”收购而来。关于这方藏书印中的文字，叶昌炽解释说：“戊子为顺治五年（1648）。子羽国变后，杜门不出，此跋仅题戊子，而无纪元，图记冠以‘有明二字，盖犹有故国故君之思焉。”（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三《黄翼圣子羽》“昌炽案”）其时虽在清朝，但是身为明遗民，黄翼通过藏印隐含故国之思，因惧怕清初残虐的文字狱，而只好隐晦如此。

藏书印是藏书文化的重要表现之一，因而印文内容对藏书事实多有反映，可以藉此研究藏书家的藏书喜好及情趣。如清代居住在阳湖（今常州）的汉军镶黄旗藏书家杨继振收藏甚富，主要是金石和图书，自称藏书有数十万卷之多，皆卷帙精整，标识分明。其藏书楼名较多，有“石筝馆”“苏斋”“雪蕉馆”“星风堂”等，至清末，因贫困潦倒，相继将藏书出售，叶昌炽曾得零散本数种。杨氏酷爱藏书印，印文主要有“石经厂”“古燕杨氏星风堂鉴藏”“承寿双碑之馆”“宏农杨氏世家”“又云”“继振”等。其中一枚为长方印，文曰：

予席先世之泽，有田可耕，有书可读，自少及长，嗜之弥笃。积岁所得，益以青箱旧蓄，插架充栋，无虑数十万卷。暇日静念，差足自豪。顾书难聚而易散。即偶聚于所好，越一二传，其不散佚殆尽者亦鲜矣。昔赵文敏有云：“聚书藏书，良非易事。善观书者，澄神端虑，静几焚香，勿卷脑，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夹刺。”予谓吴兴数语，爱惜臻至，可云笃矣，而未能推而计之于其终，请更衍曰：“勿以鬻钱，勿以借人，勿以贻不肖子孙。”星凤堂主人杨继振手识，并以告后之得是书而能爱而守之者。（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六《杨继振幼云》“昌炽案”）

全印195个字，不啻一篇小品文，堪称巨印。在这篇印文中，杨氏自述藏书因由，并引用了赵孟（文敏）的藏书箴言，敷衍爱书情状，谆谆告诫，用心良苦。

清代秀水（浙江嘉兴）学者、藏书家朱彝尊精于金石文史，游大江南北，所到之处无不搜剔考证。曾先后收购李延昰、项元汴藏书，又到曹溶、徐乾学等家借抄，所藏益富，自称拥书8万卷。朱氏藏书处曰“曝书亭”“古藤书屋”“潜采堂”等。所用藏书印有“购此书，颇不易，愿子孙，勿轻弃”“梅会里朱氏”“潜采堂藏书”“七品官耳”“我生之年岁在屠维大荒落月在橘庄十四日癸酋时”“秀水朱彝尊锡鬯氏”“南书房镝史记”“南书房旧讲官”“小长芦钓鱼师”“得之有道传之无愧”“别业在小长芦之南毂山之东东西峡石大小横山之北”等。其中一方尤为独特——“七品官耳”，关于此印来历，朱氏自述说：“予中年好抄书，通籍以后，见史馆所储，京师学士大夫所藏弆，必借录之。有小史能识四体书，日课其传写，坐是为院长所弹去官，而私心不悔也。”（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四《朱彝尊锡鬯》引《曝书亭集·鹊华山人诗序》）因为偷抄史馆藏书而丢官，可为藏书一痴，但是朱氏并不后悔，“七品官耳”，一语道破心中重书轻官之意，十分难得。朱氏还撰《书椟铭》称：“予入史馆，以楷书手王纶自随，录四方经进书。纶善小词，宜兴陈其年见而击节，寻供事翰苑。忌者潜请学士牛钮形之白简，遂罢予官。归田之后，家无恒产。聚书三十椟，老矣，不能遍读也。铭曰：‘夺我七品官，写我万卷书。或默或语，孰智孰愚。”（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四《朱彝尊锡鬯》引《曝书亭集·书椟铭》）同样洒脱。

晚清近代藏书家叶德辉有一印曰：“长沙叶氏郋园藏书处曰丽廔，藏金石处曰周情、孔思室，藏泉处曰归贷斋，著书处曰观古堂。”（吴则虞《续藏书纪事诗》卷七《叶德辉焕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版）印文交代自家四个藏书室的不同功能：藏书、藏金石、藏古币和藏著述，叶氏果真如此富有？非也，此为叶氏以藏书印表明一心向古，从事学术之心态。历史上，叶德辉学问很大，历仕三朝，骨子里反对维新，反对社会变革，所以对这方印章要辩证看待。

藏书家用印并非一枚，一般都有多枚，众多藏印更能反映出他们丰富的藏书心态。明代常熟藏书家毛晋建汲古阁广收天下图籍，从事刻书和藏书工作，其藏书印众多，大致有如下几类：（一） 钟爱宋元刻本者，如“宋本”“元本”；（二） 表明藏书所有者，如“玈谿”“弦歌草堂”“仲雍故国人家”“汲古主人”“汲古得修绠”“毛晋秘箧审定真迹”“毛氏藏书”“东吴毛氏图书”“汲古阁世宝”；（三） 告诫子孙精心保存，如“子孙永宝”“子孙世昌”“在在处处有神物护持”“赵文敏公书卷末云，吾家业儒，辛勤置书，以遗子孙，其志何如？后人不读，将至于鬻，颓其家声，不如禽犊。若归他室，当念斯言。取非其有，无宁舍旃”等；（四） 提倡阅读，如“开卷一乐”“笔研精良人生一乐”，等等。（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三《毛晋子晋》引《东湖丛记》）众多藏印有助于对毛晋及其汲古阁藏书研究。

古代藏书印文，多明藏书之艰，要后人妥为保守。明代山阴（今浙江绍兴）藏书家祁承建藏书楼曰澹生堂，藏书9千多种，10万多卷，这个规模在当时比天一阁藏书还多3万余卷。为了不让藏书流失，祁氏曾与儿辈订立《澹生堂藏书约》，并撰写藏书铭镌刻于印，文曰：“澹生堂中储经籍，主人手校无朝夕。读之欣然忘饮食，典衣市书恒不给。后人但念阿翁癖，子孙益之守弗失。”（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三《祁承尔光》）

无独有偶，清代青浦（今属上海）藏书家王昶，建藏书室曰“蒲褐山房”，富于藏书。其有一藏印说：

二万卷，书可贵。一千通，金石备。购且藏，剧劳勚。愿后人，勤讲肄。敷文章，明义理。习典故，兼游艺。时整齐，勿废置。如不材，敢卖弃。是非人，犬豕类。屏出族，加鞭箠。述庵传诫。（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五《王昶德甫》引《东湖丛记》）

告诫子孙不可变卖藏书，用语严厉，甚至用上了诅咒和恐吓。纵然藏书家们苦口婆心，但是，自来藏书不过三世，子孙能够永守者鲜有其人，如祁承死后十几年，即发生明末战乱，澹生堂藏书开始散失，入清，藏书楼不复存在。

清代浙江临海藏书家洪颐煊一生读书、为官，性喜聚书，曾广购岭南旧本至3万余卷，碑版彝器多世所罕见，致仕归里后，聚书更多，为防子孙不守，刻多枚藏书印，谆谆告诫，有“子子孙孙永为宝”“子孙宝之”“子孙世守”“鬻及借人为不孝”“子孙保之”（吴则虞《续藏书纪事诗》卷三《洪颐煊》）等，用心极为良苦。

当然，《藏书纪事诗》在收集各类用印情况时，也不忘批评史上藏书家乱用藏书印的恶习。如明代秀水（浙江嘉兴）藏书家项元汴家资雄厚，收藏大量的法书名画，建有天籁阁储之，其藏书印主要有“世济美堂”“传家永宝”“神游心赏”“古檇李狂儒墨林山房史籍印”等。但项元汴有个恶习，每得珍贵典籍、书画，必在上面钤满累累的印章，这一习惯众人皆知，而不忍卒睹的是，其印章又多出于俗手所制，手法惡劣，粗俗不堪，时人给以“美人黥面”“佛头着粪”之喻。针对项元汴乱用藏书印一事，叶昌炽给以诗说：“十斛明珠聘丽人，为防奔月替文身。紫茄白苋秋风里，一度题诗一怆神。”（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三《项元汴子京》）语虽尖刻，却是切中肯綮。

藏书印在藏书史上具有重要价值，它是鉴定古籍版本的重要依据之一，借助藏书印，研究者可以了解一部书的收藏及流传过程。后人品味前人藏书印，明古人之思，探古人之幽，解古人之情，小中见大，趣味丰饶。而一部古书，因为有了古人的藏书印，给人以返璞归真的历史气息，当然，一部古籍往往也因为钤有古代著名藏书家的印而身价百倍。（周生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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