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为历史文化名城，文脉源远流长，藏书之风享誉海内外，历朝繁衍不衰，至明清已蔚然成风，藏书楼前后计数百家。蒋吟秋先生在《吴中藏书先哲考略》一书的序言中指出：“自来嗜学好古之士以积书称者，代不乏人，风尚所趋，首推江浙，而吾吴实其中心也”。
最能代表一个民族精神成果的东西，就是一个民族长期积累的文化典籍。1937年，日军侵占苏州，在给苏州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同时，苏州许多著名的藏书楼在战火中被毁，那些经过数代经营和积藏的珍本典籍，面临生死浩劫，藏书损失不可估量。即便侥幸保存下来的文献，为维持生计，也大多被藏家及后人拿到市场上变卖换钱。
郑振铎在《求书目录·序》中说：“八一三事变以后，江南藏书家多有烬于兵火者。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燹矣，楼中普通书籍均荡然一空，然其历劫仅存之善本，固巍然犹存于上海。苏州滂喜斋的善本，也迁藏于沪，得不散失，然其普通书也常被劫盗。南浔刘氏嘉业堂、张氏适园之所藏，均未及迁出，岌岌可危。常熟赵氏旧山楼及翁氏、丁氏之所藏，时有在古书摊肆上发现，其价奇廉，其书时有绝佳者。”自北宋至清代后期，常熟私家藏书兴旺，但遭毁弃程度令人扼腕。沈煦孙所藏书籍为日军作为烤火燃料，损失惨重。其弟孙彦民藏书二万余卷，多得常熟旧山楼、静补斋和天放楼等散出之书，沦陷以后藏书损失十分之三四。此外，黄承喧、宗源翰、赵宗建、庞鸿文等家藏书在常熟沦陷于日寇之手以后，均告散尽。据史料载，中国历史上毁书事件有多次，而最严重的毁书事件，则大多发生在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现将日本侵华时期苏州私家藏书之大劫难择要介绍如下，使更多人知道这场侵略战争给苏州私家藏书所带来的劫难罄竹难书。
铁琴铜剑楼：晚清中国四大藏书楼之一
曹子建文集 瞿氏铁琴铜剑楼旧藏
历史上的常熟是名副其实的藏书之乡，关注和留意这些藏书家和藏书楼，你会领悟到常熟这座古城的精彩。始建于清朝乾隆末年的铁琴铜剑楼是一幢典型的江南大户民居，走近藏书楼，跨入清静的院落，百年前书香气息扑面而来，经过百年积累，铁琴铜剑楼已经聚书十万多卷，其中宋元善本达二百多种，抄校精本更是难计其数。
1937年11月13日，铁琴铜剑楼的前二进房屋被炸毁，瞿启甲心急如焚，一夜之间须发全白。本来日本人就一直对铁琴铜剑楼古籍珍本怀有捆载之心，瞿氏古籍危在旦夕。作为瞿氏传人，为了避免日本侵略者的掠夺，他预作防范，妥善安置，就是拼死也要把家藏祖传之宝保护好。后在上海收藏界友人及爱国志士的帮助下，瞿启甲将藏书再次转移至安全隐蔽之地，才确保了这批国宝级古籍的安然无恙。瞿启甲于1939年12月在“孤岛”内怀着国仇家恨逝世，临终前遗训：“书若分散，不能守，则归公。”1950年1月7日，瞿氏兄弟将其家藏宋、元、明善本书52种1776册，捐赠给北京图书馆。瞿旭初将上海“铁琴铜剑藏书楼”藏书捐献给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3月7日又向北京图书馆捐赠宋、元、明善本书籍20种，被称为国之重宝。郑振铎曾代表中央人民政府致瞿济苍、旭初、凤起三兄弟信中说：“铁琴铜剑楼藏书，保存五世，历年逾百，实为海内私家藏书最完善的宝库。先生们化私为公，将尊藏宋元明刊本及钞校本……捐献中央人民政府，受领之余，感佩莫名。此项爱护文物、信任政府之热忱，当为世界所共见而共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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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云楼：万卷藏书皆善本
过云楼
锦绣万花谷 顾氏过云楼旧藏
苏州铁瓶巷过云楼是顾文彬祖孙珍藏书画、古籍之所。关于过云楼的书画收藏，在收藏圈无人不晓，而其家藏善本古籍，却鲜为人知。谢国桢在《苏州元和顾鹤逸藏书小记》一文中写道：“鹤亭先生的文章，仅提到顾鹤逸长于书画，而没有提到顾氏的藏书，则其对于所藏的书籍善自韬晦，珍密可知。”但也就是这样的一条家规，使顾氏藏书大部分得以流传至今。
1937年，日军轰炸苏城，顾公雄、沈同樾夫妇已居住在朱家园。8月16日，日本飞机的第一颗炸弹恰落在顾家窗下，所幸窗台两侧书画箱未伤毫发，连接大厅的书房全毁了。秘藏书画的住所遭炸后，顾公雄一家避居蠡墅镇亲戚处，但蠡墅镇离苏州还是太近，常有日本飞机盘旋。中秋后顾家雇了船，带着书画迁往光福，在光福住了几个月，顾公雄始终担心身边这批书画的安危。1938年初，刚过春节，在家人的帮助下前往上海，将这些珍贵字画的一部分，寄放在爱文义路，这是瞿启甲父子的沪上寓所。为保全过云楼的收藏，顾公雄在上海度过了漫长的七年，这种如履薄冰的生活，并没有泯灭他的信念和“过云楼”定下的祖训。抗战胜利后，过云楼藏品重返苏州。1951年顾公雄临终前让家人将自己所分得的书画捐给国家。这批书画共有393件，分别于1951年和1959年捐给上海博物馆，撑起上博半壁江山。
滂喜斋：金石录十卷人家
潘祖荫故居
金石录 潘祖荫滂喜斋旧藏
南石子街潘宅故居院门是一条长长的备弄，有二十多米长，走到院子尽头，就看到一个颇大的院落，“滂喜斋”和“攀古楼”两楼遥相呼应，成为潘祖荫收藏的一大奇观。在这里，潘祖荫刻书近百，所藏图书闻名南北。
1937年，日军飞机不时抵临苏州轰炸，潘氏后人潘达于随家人避难于光福。快到中秋节时，找机会回城里过中秋。不料八月十六、十七两天，日本飞机又飞到苏州上空大轰炸。情急之中的潘达于挖地窖把大盂鼎、大克鼎埋放好，书画和古籍则放进了“三间头”。三间头指的是潘宅夹弄里的三间隔房，很不容易发现。当时的藏书有十几个大橱，不好搬动，潘达于请来姐夫潘博山，把书画按宋元明清朝代分类，放到书箱里，装了三十来箱，以及卷轴、铜器等等，小门关严，外面用旧家具堆没，这样一来，不知底细的人就是走过，也看不出里面还有隔房。日本人攻陷苏州后，据说日军司令松井曾亲自查问过潘家的收藏，但最终也没有抢到手。
1951年7月，潘氏滂喜斋藏书中的精华部分从长乐路的合众图书馆转移到南京西路原跑马总会的钟楼下，成了正在孕育中的上海图书馆首批国宝级的藏品，其数量之多、质量之精，让世人瞩目，其中许多是传世孤本，如先由宋代赵明诚撰写大部分，其余部分由其妻李清照完成的《金石录》，是中国最早的金石目录和研究专著之一，文物和史料价值极高。
艺海楼：图书之富甲于东南
顾沅辟疆小筑遗址碑
吴郡文编 顾沅艺海楼旧藏抄本
顾沅的艺海楼在苏州凤凰街口，现有“顾沅辟疆小筑遗址碑”铭牌，铭文曰：“清道光十二年（1840）顾沅建有思无雅斋、苏文忠公祠、金粟草堂、春晖亭诸胜，尤以艺海楼藏书十万卷。惜庚申兵火后荒芜，苏文忠公祠划入定慧寺。1956年后仅存银杏二棵。”《吴县志》称顾沅所藏“图书之富，甲于东南”。杨钟羲则称：“顾湘舟艺海楼藏书不及四库六百余种，而四库未收者二千余种，亦吴下嗜古之巨掌也。”
同中国历史上众多藏书家聚散无常的命运一样，顾沅的藏书在他身后亦不能幸免，咸丰十年太平天国军攻破苏州，顾氏艺海楼藏书包括这部还未雕版镂刻的《吴郡文编》在内不知所终，家人为之念念不忘。然而在民国七年（1918），有人在上海见到此书，喜告顾沅之曾孙顾浩成，遂以五百金购归，藏于顾家世居辟疆园艺海小筑。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打响，苏州危急，顾翼东把《吴郡文编》视作国宝，决不能让日本人掠去，于是做了八个铁匣，把书放置在匣中护送到无锡荡口镇。1938年顾翼东又亲赴荡口镇由水道将《吴郡文编》押运回上海，藏于表弟顾廷龙为馆长的合众图书馆，后又曾三易其地，最后藏于复旦大学图书馆。1958年，当时在苏州博物馆工作的范烟桥先生，正四处打听《吴郡文编》的下落，顾翼东得知后于1960年慨然将书移送苏州博物馆保存。2009年，《吴郡文编》稿本入选《全国珍贵古籍名录》，编号06479。
吴梅奢摩他室：中国藏曲第一人
吴梅故居
吴梅 百嘉室曲选
走进蒲林巷35-1号，是曲学大师吴梅的故居。吴梅（1884―1939）是近代著名的学者，在诗、词、曲等方面都有精深的研究。
吴梅不仅是享誉中外的曲学大师，而且也是中国首屈一指的戏曲文献收藏家。金元版本，明朝佳版，决不漏脱，自古至今，务求尽数保藏。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中说：“吴梅藏曲之富，一时无两；盖南北遨游，手自搜罗垂二十年，益以朋好所贻，弟子所录，架积日多，盖六百种。”1926年前后，吴梅从自己收藏的杂剧、传奇、散曲中选出二百六十四种，结集名曰《奢摩他室曲丛》，入选作品皆详加校勘，并附有题跋。上海“一・二八”战事发生，商务印书馆藏书楼被日本飞机炸毁，三四两集的底板被焚，底稿也烧坏了二十七八种，出版工作便被迫终止了。吴梅先生听到这个噩耗后，不禁黯然失色，并仰天长叹道：“敌欲奴我民族，乃先灭我文化。八国联军焚北京之圆明园如此，今日寇轰炸我上海涵芬楼亦如此。有志复兴我国民族者，终必复兴我文化，此责艰巨，吾侪负之，不容辞也！”事实证明了吴梅的感叹，这是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文化的毁灭。新中国成立以后，吴梅剩余藏书乃由郑振铎居间介绍，由吴氏后人捐存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还保存着《瞿安藏书目》的手稿本，大致反映了吴梅戏曲学戏曲文献收藏情况。
修闻福斋：手抱楹书不上船
东莱吕太史文集 刘之泗修闻福斋旧藏
民国时，苏州葑门内大太平巷修闻福斋中住着一位三十来岁名儒，他就是清末随父侨居苏州，安徽贵池收藏家刘世珩的独养儿子刘之泗。周退密《上海近代藏书纪事诗》刘鲁公条曰：“过眼云烟古已然，刘家遗少辫垂肩。可怜寇逼巢倾际，手抱楹书不上船。”
刘之泗（1900―1937）抗战时全家迁往苏州城内避难，继承其父大量藏书，改藏书楼为修闻福斋。1937年日军逼苏州，全家往无锡乡间避难，但刘之泗坚不为动，誓与自己藏书共存亡。日军进城后，太平巷内一片狼藉，被抢去古籍文物无数。由于受到异常惊吓而成疾，刘之泗不久便逝去，贵池刘氏三世积累一朝散尽。
上世纪50年代初，在苏州人民路穿心街口附近，有一家专门制作钓鱼竿出卖的夫妻老婆店，版本学家江澄波先生的家亦在附近。有一次鱼竿店老板和他说：“人家有一部大书在我店寄卖，你是内行，进来看看。”虽然从小见惯各类古籍善本无数，但江先生看过之后仍然大为吃惊，一部宋版书竟然在路边小摊上出现，实在不可思议，江先生看到的就是宋版书《东莱吕太史文集》，书上藏书印记累累，流传有序，书后还有“潜叟”及“刘之泗”二人的题跋，非常难得，应是刘氏散出之物吧，于是立刻议价购回。当时苏州市文管会刚刚建立，正在征集藏品，江澄波先生将该书以平价提供给文管会，使之永归国有，成为苏州博物馆镇馆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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