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八一”建军节前夕，叶剑英元帅抚今追昔，挥笔写下组诗，缅怀我军五位将帅级先驱。其中七言绝句《高台》是悼念高台战役中牺牲的西路军最高将领—西路军属下的红五军军长董振堂的。诗曰：“英雄战死错路上，今日独怀董振堂，悬眼城楼惊世换，高台为你著荣光。” 这位将军是何许人？让叶剑英元帅如此感概。
生平经历
1913年高小毕业考入冀县中学；
1920年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后加入冯玉祥部队；
1926年9月，任国民联军第14师第12旅旅长，参加北伐战争；
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冯玉祥兵败后的残部被蒋介石缩编为第26路军。
1931年春，参加对中央苏区发动的第二次“围剿”。
1931年12月14日，赵博生、董振堂举行了震惊中外的宁都起义；
1932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5月升任第五军团总指挥（1933年1月改称军团长）。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董振堂指挥红五军团担任全军的后卫。
1936年10月，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1937年1月，攻占甘肃省高台县城后，被国民党马步芳部包围，激战9昼夜后牺牲。
优秀的品质
（1）与士兵同甘共苦：
1922年春，董振堂从保定军官学校第九期毕业，与何基沣等13名同学，被当时的北京政府陆军部派到陆军检阅使冯玉祥部下当见习官。冯玉祥的部队军法森严，待遇很低，很多军官学校毕业的学生都不愿到这个军队中来，唯董振堂不以为然。他听说冯玉祥的第十一师，纪律严明，吃苦耐劳，用人取材。毕业时的志愿填的便是陆军十一师。在十一师见习结束后，董振堂又面临一个去向问题。保定军官学校分到西北军的见习军官有两条路，一条路是留在上层，当教官或参谋，这条路生活舒适，待遇高；一条是到连队当下级军官，这条路工作辛苦薪饷低，而且军纪森严，处处以身作则。当时大多军官选择前者，而董振堂与众不同，自愿要求到炮兵连当排长。西北军基层军官的生活非常艰苦，董振堂和士兵一起吃大灶，每天亲自带领士兵操练十余小时。董振堂与学员们同甘共苦，出操、演习、抬土、挑砖，一切士兵做的事他都做，上讲堂、做示范，学兵不能做的事，他也做。学兵公认，董振堂以身作则，吃苦耐劳，关心士兵。有一次，和学兵们一起抬土挑砖，建造营房时，冯玉祥到部队视察，发现他吃苦耐劳很是赞赏，后来，炮兵野外演习，董振堂三发连中，冯玉祥叫他当众讲评。董振堂就现场的地形、时间和“敌情”，清晰的讲解一番，冯玉祥对他更是器重。冯玉祥按常规惯例，提出让将其由排长升为上尉参谋。董振堂知道，按惯例一旦做了参谋，以后永远只能做参谋了。所以表示仍任排长，不升参谋。冯玉祥心中不快，觉得其不识抬举，后经副手劝解，冯玉祥升其为炮兵连长。后来，在冯玉祥军队屡打胜仗，一路升到国民革命军第集团军第36师师长。
（2）纪律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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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6月，董振堂带队伍由河北向河南换防，路径河北深县。深县鲜桃很是出名，当时正是采收季节，果实累累，伸手可摘。董振堂预先下了一道命令“吃桃不留头，留头不吃桃。结果，他的部队谁也不敢偷摘老百姓一个桃吃。
（3）高尚纯粹
据《军团长董振堂及其身后事》记载：董振堂任国民党中将师长时月关饷200多大洋，常送钱给部下，但却反对买地置房产，给夫人买的衣料也是布的……他起义后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立即将仅存的3000多大洋的积蓄交给党组织。当时的13军军政委何长工为慎重起见，将此事上报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毛泽东主张不要全上交，寄些给家里，留一点自己用。而董振堂却仍坚持全部上交，他说：“革命了，个人的一切都交给了党，还要钱干什么？”
（4）真心英雄
1935年4月，红军在贵州北部山区急行军时，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的妻子陈慧清分娩了，她痛得满地打滚，敌人追上来了，与红军后卫激烈交火。董振堂拎着枪跑过来问：还有多久能生出孩子？谁也不知道。董振堂又跑回阵地，大喊：“你们一定要打出一个生孩子的时间来!”
他们不顾牺牲，坚守阵地，整整两个小时后，孩子生出来了(这个可怜的孩子随即被包裹起来，放在地上，留下一张请人收养的字条和几块银圆)，产妇匆匆上路。阻击的战士见到她，怒目而视，有一些战士闹情绪，问为了一个女兵生孩子，咱们值得吗？
董振堂大怒：“你们瞪什么瞪!我们今天革命打仗为的是什么？我们现在流血牺牲，不就是为了孩子们嘛，为了孩子们将来过幸福生活，所以我们再牺牲再多人也是应该的”。
宁都起义
1930年9月，中原大战结束，西北军失败，冯玉祥出走。第二年初，蒋介石趁机把几十万钞票塞进孙连仲的腰包，要他把队伍调回山东济宁地区，把原来的西北军第十二、十三、十四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董振堂任七十三旅旅长。
1931年2月，蒋介石下令调二十六路军南下江西“剿匪”，企图让这支杂牌军与红军相互拼杀两败俱伤。二十六路军中多系华北籍，以往“剿共”部队失败的教训，都不愿南下。当南下的第一列列车开到济宁、兖州之间一个小站时，车上军人下来，把铁路破坏，拒绝前行。这些军人，正是董振堂所率领的七十三旅第一团。因为交通堵死，整个二十六军无法南下。蒋介石闻讯后，命西北军旧将领刘郁芬等前往”诱导“，并以不发军饷威胁，部队滞留数日后，只能南下，从此，蒋介石便开始记恨董振堂。
二十六路军达到江西后，奉命参加对红军和江西根据地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围剿，过程中，董振堂捏造了一些假情报，以此为由不肯进剿。蒋介石也通过自己的情报系统得知实情，对董振堂更为不满，对此董振堂也心里清楚，自己知道不能依靠蒋介石，而冯玉祥大势已去，此时陷入苦闷与彷徨之中。第三次围剿失败后，二十六陆军奉命困守宁都城，但二十六陆军大多师北方人，在宁都水土不服，许多人染上疟疾或痢疾，加上蒋介石对这只杂牌军的歧视，供给和医疗条件也差，不到几个月，几千人患病死亡，大多人希望尽快返回到北方去。
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沦陷，华北危机，二十六路军，广大官兵要求北上抗日保卫自己的家乡，并联名写信给总指挥孙连仲。孙连仲也想借此摆脱困境，于是一面电报蒋介石，一面下令全军北上。不料蒋介石，不肯让二十六路路军，脱离”剿共“前线，派重兵阻拦，部队只能重返宁都。孙连仲丢下部队去上海看牙，日常军务由参谋长赵博生主持。
1931年12月14日，中共秘密党员赵博生和董振堂、季振同（当时他们二人并不是共产党员）率1万7千名官兵举行了震惊中外的宁都起义，随后全部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改编组建成红一方面军第五军团。董振堂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副总指挥兼13军军长。
战绩卓著
董振堂的军事才能和赫赫战功令人敬服，1932年，红一、红二进攻赣州，这里易守难攻非常不好打，后来有红军突袭进去却被敌人包围，这时董正涛率领红五军去解围，红五军的战士腰挎大刀、手提步枪就冲了进去，在他们超强的战斗力之下，因是把冲锋队就出来，当时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听闻董振堂的战绩后也自愧不如。
高台战役
血战高台的红军骑兵
董振堂的红五军团是属于中央红军（一方面军）序列的，一、四方面军会师后，1935年8毛儿盖会议决定两方面军混编为左、右路军，红一、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编入左路军，而红五、红九军团划编入左路军，至此董振堂所部红九军团划归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建制，从此开始了悲剧性的历程。
毛泽东率中央红军转移后，张国焘立即在中阿坝召开营以上干部大会，除攻击毛泽东外，还恶意诬蔑红五军团官兵，引起了红五军团广大官兵的愤慨。董振堂为了大局，压制下了官兵们的情绪。当董振堂从电台中得知中央红军攻克腊子口，批判了张国焘的错误之后，便向官兵们传达了。为此遭致张国焘的不满，以“造谣生事，扰乱军心”之名没收了红五军团的电台密码，使红五军团与中央失去联系，一时全军愤懑。这时，朱德形同“被软禁”，有人建议，抢出总司令，一同北上找毛泽东。董振堂为此找朱德，但朱德以大局出发，劝董团结为重。此时张国焘发现董“不可靠”，开始“改造”红五军团，将得力骨干及仅剩的两个团调走，架空董振堂，又调走了原政委李卓然，派他的亲信黄超接任政委。1936年1月，又将红五军团与红四方面军33军改编，改称红五军。红军当时是政委负责制，军政委的权力大于军长。本来红四方面军吞并红五军团后，黄超等人要求杀掉董振堂，但因为董振堂在共产国际有不小的影响力，被张国焘否决。张国焘准备红四方面军渡河后撤掉董振堂军长职务，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成功。7月，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即共同北上，董振堂率红五军又第三次穿越草地。三大主力会师后，红五军一直作为红四方面军的后卫警戒、阻击。主力部队会师休整时，红五军却仍然在阻击战斗。部队未休整，便接到西征命令。
另外，董振堂率领的红五军，虽号称一个军，下辖2个师4个团的番号，实际不足4000人，而且每支枪只有5发子弹。在攻占高台后，政委黄超不仅带走了两个主力团，还将电台带走，致使董振堂无法与西路军总部联系，没有电台的恶果更造成了高台喋血的悲剧。当马家军向高台发起总攻时，久经战阵的董振堂觉得既无电台，无法求援兵，又孤军被围，弹药将竭，遂决定突围，以免全军覆没。董振堂分派一部分兵力，在敌军包围薄弱之北城附近，暗掘地洞，外仅留一层土，以便突围时捅破。但等洞已挖好正要下令全军突围之际，黄超却派人化装送来命令，强令“必须死守”。因为政委有最后决定权，董振堂只好放弃突围计划，最终全军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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