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子荣，原名杨宗贵，1917年1月28日出生于山东省牟平县（今烟台市牟平区）。父亲杨世恩是泥瓦匠，母亲宋学芝是农家妇女。夫妇生有三男三女，两个早夭。杨宗福是杨世恩长子，杨子荣是杨世恩次子。
杨子荣4岁那年，家里饥寒交迫，无法度日。这年秋天，全家决定闯关东另谋生路。全家定居辽宁安东（今丹东）郊外的大沙河村。然而安东的生活也不如意，杨世恩夫妇每天从早到晚拼命地干活，也难以维持全家人的温饱。
无奈之下，杨世恩夫妇决定各领几个孩子分开活命。杨世恩与大女儿留在安东，宋学芝带着几个孩子回山东。尽管生活困难，宋学芝还是省吃俭用供杨子荣读了4年书。
1929年，杨子荣在母亲的安排下，独自去安东投靠父亲。开始，父亲让他上学。两年后，家中日子过得实在艰难，杨子荣到姐姐做工的缫丝厂当童工，挣钱补贴家用。3年学徒期刚满时，因工厂效益不好，杨子荣失业了。后来，杨子荣在岫岩一带干了不到三个月的缫丝工人。不久，他又回到安东。
在安东，杨子荣采过石头，伐过树木，有时也被人找去挖石洞。到了1935年，他到鸭绿江上当船工，在码头上扛大包、放木排，在江岸上拉纤，从事着繁重的劳动。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杨子荣熟悉了安东的山川地貌、风土人情，也接触到三教九流、行帮黑道各色各样的人，熟悉了他们的种种规则，甚至对土匪、地痞的暗语、黑话，都了如指掌。这段经历，为他后来参军当上侦察员起了重要作用。
1939年，杨世恩被日伪当局抓到黑龙江当劳工。大女儿去找他，不仅未找到，连自己也下落不明。杨子荣与父亲、姐姐失去联系。1940年，杨子荣离开安东到鞍山千山当矿工。矿区生活艰苦，劳动强度大，不仅随时有生命危险，还要忍受日本监工的打骂。有一次，日本监工鞭打工友，杨子荣痛打了监工一顿。最后，在工友们的帮助下，杨子荣离开矿山。1943年春，他回到了山东牟平。回到家乡后，杨子荣参加了民兵组织，配合八路军打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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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9月18日，杨子荣向本村农救会会长孙承祺报名参军。报名和体检也是孙承祺领他和另外一个叫韩克利的村民到城南雷神庙去的。10月，杨子荣被编入胶东军区海军支队。10月末，部队在莱西县水沟头村整训后，奉命向东北挺进。11月24日，部队在庄河登陆。
海军支队到庄河后，副政委李伟向驻在安东的辽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萧华汇报工作。根据萧华的命令，海军支队更名为东北人民自治军辽南三纵队二支队。
在五常时，二支队把下属的两个大队扩编为两个团和一个警卫营、一个炮兵连。
1946年1月，杨子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月15日，二支队从五常出发，去海林县剿匪。二支队广大干部战士不畏艰难困苦，经过一面坡、苇河、亚布力、横道河子等地，于2月2日到达牡丹江以西的海林县。
牡丹江军区司令员李荆璞等领导专程前来欢迎和慰问部队，并讲清当前敌情，明确了剿匪任务。
3月22日，攻打杏树底村残匪的战斗打响，杨子荣带着尖刀班冲在最前面。由于敌人火力太猛，组织了多次进攻，都没成功。为了尽早结束战斗，减少部队伤亡，指挥部命令炮火支援。几炮打过去，敌方阵地和村寨里立刻浓烟滚滚，也隐约听到妇女、小孩的哭喊声。如果再打下去，虽然能把土匪消灭，但老百姓也将遭到更大的损失。
在炮击的间隙，杨子荣来不及向上级说明情况，对战友们说：“我进村劝土匪投降。”战士们一听急了，连忙说：“班长，那哪行，太危险了！”杨子荣说：“为了救老百姓的命，再危险我也认了，就是死了，也值。”说着，他跃出掩体，手挥白毛巾，喊着：“不要打枪。”土匪打开西门放杨子荣进了村。杨子荣进村后，先叫“同志”，再劝他们赶快投降，并大声说：“外面全是民主联军，都给围上了。”
杨子荣向土匪们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宣传剿匪部队的强大，部分土匪开始动摇。敌人分成两拨，外地土匪许大虎、王洪宾色厉内荏，叫嚣着“谁投降就枪毙谁”。家住本村的土匪头子郭福春、康祥斌顾及同村人的死活，有了投降的意思。双方发生争执，最终郭、康占了上风，杨子荣趁势又作了一番宣传，土匪们纷纷把枪扔了出来，围墙上挂起了白旗。
就这样，杨子荣用勇气和智慧，化解了一场战斗，劝降400多个土匪。战斗结束后，杨子荣荣立特等功，并被评为战斗英雄。
5月，杨子荣奉命潜入亚布力、苇河一带侦察匪情，这个地区盘踞着许福、许禄、许祯、许祥兄弟四人，有土匪600余人。部队派两个营的兵力围剿。战斗打响后，由于土匪火力密集，部队受阻。杨子荣化装成土匪，潜入侦察，搞清了匪情。原来“许家四匪”又秘密派500多个土匪增援，充实战斗力。5月20日，二支队也增派兵力，一举歼灭土匪1000余人，并活捉了“许家四匪”，苇河、亚布力一带土匪完全被歼灭。
6月，杨子荣孤身一人去绥芬河侦察匪情，路过一处密林小屋，发现有土匪踪迹。他摸进匪窝，大声喊：“不许动，我们是民主联军，你们被包围了！”接着，他又诈喊：“一班堵房后，二班准备手榴弹，三班跟我抓活的。”吓得三个土匪扔枪投降，束手就擒。在审讯土匪过程中，三个土匪供出了号称“左手打枪百发百中”的“姜左撇子”匪部的窝点及兵力。二团发动突然袭击，活捉匪首“姜左撇子”及土匪100余人。二团官兵无一伤亡。生擒“座山雕”，血洒林海 1947年初，剿匪近一年，大股土匪已基本被消灭，只剩少数残余土匪还躲在深山老林，且更加隐蔽、狡猾，“座山雕”就是其中的一个顽匪、惯匪。“座山雕”本名张乐山，1880年生于山东昌潍。他15岁进山为匪，18岁就当上了匪首。清末以及奉系军阀和伪满时期，都对“座山雕”进行过围剿，但最后都让他溜掉了。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被国民党委任为“国民党中央先遣军第二纵队第二支队司令”。经过东北民主联军多次围剿，“座山雕”手下只剩下20多个人。
按照以往经验，对这种小股土匪，用大部队围剿是行不通的。团里决定，由杨子荣带领5名侦察员，组成一支剿匪小分队，扮成土匪模样，进山搜寻“座山雕”的匪窝，并伺机剿灭。同时派出大部队跟踪配合。
1947年1月26日，杨子荣一行6人接到命令后，立即向海林北部的密林深处开拔。
他们在深山老林里一连转了好几天，才在一个叫蛤蟆塘的地方，找到一座工棚。工棚里住了十几个人，样子像是伐木工人。杨子荣先用土匪手势和黑话试探，意思是自己遭了难，走投无路，想请人帮忙牵线，投奔山头。开始没人搭理，后来一个自称姓孟的工头搭腔。消除疑虑后，对方亮明自己身份，其中一个自称是“座山雕”的副官，一个自称是连长，他们同意带杨子荣等人进山。孟工头答应给杨子荣等人安排住处，并拿出几斤玉米面和一些盐。然后，孟工头领他们走了二三十里路，来到一个空木棚住下就走了。
几天后，孟工头和一个土匪来到杨子荣他们住的工棚。杨子荣让两名战士把土匪给绑了，并假意解释说：“现在不知道是否是自己人，只好先委屈一下，到了山上再说。”两个土匪觉得到山上自会见分晓，也没太在意，就领着杨子荣他们直奔威虎山。
“座山雕”很狡猾，一路上设了三道哨卡。杨子荣他们每过一道哨卡，都让两个土匪上前搭话，然后把哨卡上的土匪也一块儿给绑了，一同押上山。过了三道卡不远，就到了“座山雕”的老巢。这是一个被当地人称作马架棚子的木棚。
杨子荣命令两名战士看好土匪后，带领其他战士冲进棚子，占据有利位置，枪口对准土匪。棚子里共有7个土匪，其中一个白头发、黑脸膛、长着鹰钩鼻子、留着山羊胡的瘦老头，这人正是惯匪“座山雕”。至此，杨子荣与战友们一举将作恶多年的“座山雕”及其属下土匪全部活捉。二团团部给杨子荣记了大功。
消灭了“座山雕”，剿匪任务并没有结束。1947年2月20日，杨子荣又领了新任务。这次是清剿土匪刘俊章、丁焕章和郑三炮。23日，杨子荣和几个侦察员向土匪所在的屋内猛扑过去。慌乱中的土匪开始操枪，杨子荣立即扣动扳机，可能是天气太冷枪栓受冻，枪没有打响。这时，从屋内射出一颗子弹正好打中了杨子荣的胸膛，杨子荣晃了几晃，便倒了下去。开枪的土匪见打中人了，吓得扔下枪冲出门逃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怀疑孟老三（孟同春）一辈子隐居山上，夏天种大烟，冬天打猎，有土匪嫌疑，于是把他揪了出来。没想到，他心中有鬼，自己招供了。交代的时间、地点、情节与杨子荣牺牲时的情景一样，后认定他就是向杨子荣开枪的人。最终，孟老三被法院判刑7年，后病死。
杨子荣倒下后，战友们爬上屋顶，揭开房盖，向屋内扔手榴弹，终于把这股顽匪消灭干净。
2月25日，二团的干部战士为杨子荣举行了隆重的公祭安葬仪式。3月17日，追悼杨子荣大会在海林朝鲜族小学广场举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授予杨子荣“特级侦察英雄”光荣称号，他生前所在排被命名为“杨子荣排”。
杨子荣参军后就随部队去东北剿匪，由于战事紧张，加之他当侦察员有一定的特殊性和隐蔽性，所以杨子荣没有给家中写过信。因为家里不知道他在部队用了杨子荣的名字，这就给家里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
1947年腊月二十三日，村里一个从东北回来的人说，在牡丹江看到过杨宗贵，说他“一身土匪打扮，头戴礼帽，穿黑棉袄，腰间插着两支匣子枪”。这天晚上，宋学芝和儿媳被叫到村公所受到一番盘问。村干部说：“人家都看见了，还能有假？”在第二年开春时，村里取消了杨子荣家的代耕，又派人把挂在他家大门口墙上的“光荣军属”牌子摘下来。宋学芝不服，一连上访多年，公社、县里和地区她都去过许多遍，单是去县里上访就有数百回之多。后来，县里认为证据不足，于1957年1月发给宋学芝一纸失踪军人证书。1958年11月，又给宋学芝发了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证。
1966年，宋学芝去世。老人到死也不知道《智取威虎山》里的杨子荣就是自己的儿子。杨子荣的妻子因为得不到丈夫的消息，又背上了“土匪家属”的黑锅，再加上女儿夭折，自己得肺结核病无钱医治，忧思成疾，在1952年秋离开了人世。
1966年，海林县委、县政府决定派民政局副局长关会元等一行4人去北京、胶东查寻杨子荣的籍贯、身世和家庭情况。他们先到北京找曲波。第一机械工业部造反派诬蔑曲波写《林海雪原》是为自己树碑立传，曲波正在挨批斗。曲波只说，杨子荣是胶东人。他告诉海林来的人说，杨子荣的战友孙大德也在北京。关会元找到了孙大德，孙大德也只说杨子荣是胶东人。
关会元等人又到胶东，虽然查出一些线索，但都不能认定。第一次北京、胶东之行，无功而返。
尽管初查未果，但关会元并没失去信心，他又拿出新的方案。1968年5月，关会元率调查组第二次到北京，并找到了杨子荣生前所在部队。
部队副政委姜国政是杨子荣的老战友。听到海林县派人查询杨子荣的生平情况，非常激动。他说：“杨子荣为了革命事业作出巨大贡献，又献出了生命，我们作为他的战友和同志，连他的身世都说不清楚，就太对不起先烈和后人了。”在当时“文革”的复杂形势下，他以部队回忆军史为由，把杨子荣在北京的老战友曲波、孙大德、刘崇礼、魏成友等人召集到一起，召开了老战友追思杨子荣座谈会。
老战友们百感交集，发言特别热烈。有的说杨子荣家在荣城，有的说在牟平，还有的说在文登，众说不一。但是谈起杨子荣的相貌和特征时，大家的口述形象却是相同的：长脸，颧骨稍高，浓眉大眼，有少许络腮胡子，身高一米七左右，爽朗、健谈。
为了保证调查工作的顺利开展，姜国政从部队抽出两名干部与海林调查组一起前往胶东，开展调查工作。一来到胶东，联合调查组就直奔烟台地委说明来意，请求协助。地委召开电话会议，要求各县区成立寻找杨子荣办公室，各县区公安、民政、武装部通力配合，支持调查组开展调查。各地通过广播、贴寻人启事等形式，查询杨子荣的籍贯、身世。仅三天时间，调查组就收到127条线索。对于其中有价值的线索，调查组找相关人员面谈、核实，但没有一人与杨子荣姓名相同。
有一天，牟平县城关公社民政干部马春英提供了一条线索：许多年前，嵎峡河村有一位老太太，老来查儿子当兵的事，可她说自己儿子叫杨宗贵。而且，她儿子参军后一直没给家里写信。后来传说他开小差当了土匪，村里停止他家的代耕和军属待遇。老太太不服，到县里找了几百回。后来，县政府认为证据不足，于1957年和1958年先后认定杨宗贵为失踪军人、革命牺牲军人。
调查组把情况向在北京的曲波等人作了汇报。1969年6月29日，曲波给调查组回了一封信。信的主要内容是：“一、年龄，当年（1945年）29岁和30岁。二、有妻子，小孩有否不详。三、杨子荣当兵时改名参军可能性较大，否则其家属为什么多年不向我联系呢？四、中等身材，一米七至一米八。五、为人活泼、热情，能言善道，人缘好，社会知识丰富，农耕是好把式，能下力吃苦。酒色财气不沾。他曾对我的警卫员刘希茂说过这样四句话：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钢刀。财是下山猛虎，气是惹祸根苗。”
不久，调查组又根据1968年杨子荣老战友的回忆及曲波来信提到的情况，查访当年领杨子荣、韩克利一起到雷神庙报名、体检的孙承祺，又找到了当年村里和邻村当兵的人和本村一些老人，还专门查访了杨子荣胞兄杨宗福，他们所谈的情况与曲波等人的回忆是吻合的。初步确认，杨宗贵和杨子荣为同一个人。
1974年秋天，关会元去北京让杨子荣的战友辨识一张翻拍的、放大的杨子荣照片，大家异口同声地说：“这不是杨排长吗？从哪儿得到的？”与此同时，这张照片又送到嵎峡河村让村子里的老人们指认，老人们都说：“这不是宗贵吗？”当照片送到杨宗福手中时，他先是泣而无语，过了一会儿，号啕大哭。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共海林县委、县政府先后五次修建烈士墓碑、两次重修杨子荣纪念馆。杨子荣烈士陵园也被黑龙江省政府批准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991年，中共牟平县委、县政府为纪念这位智勇双全的战斗英雄，在县城中心位置建起了杨子荣广场，在城南杨子荣参军集合的雷神庙西侧，建起了杨子荣烈士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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