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散木

毛泽东和章士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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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特殊的章士钊

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湖南善化人。他是一个特殊的人物，终其一生，亦官亦士，亦主亦客，最终得以头顶“无党派人士”的桂冠。他一生交游甚广，识人甚多，特别是与毛泽东的交情，更是历史上的一段佳话。可以在最高领袖那里说上话，甚至是别人不便说的，他却可以说，而且似乎非常愿意说。这使得他几乎成为一个孤例——“爱管闲事”，同时又被赋予了“特殊使命”的长者和老人。

章士钊有过一段不同寻常的历史——参与“倒清”、传播西方文化和思想。后来，却与新文化运动作对，当上北洋政府的高官，压制学潮。

章士钊对女儿章含之讲述自己的经历时，提到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曾将女儿的男友毛泽东介绍给自己时说“润之有雄心壮志”，是他在湖南时最有前途的两位弟子之一（另一位是蔡和森），嘱咐如有机会，可以帮助一下毛泽东。1920年，毛泽东为欢送湖南赴法勤工俭学学生来到北京并找到章士钊，希望他能提供捐助。晚年，毛泽东曾对章含之回忆说，当时自己找章士钊借钱时，自己的一只鞋都是破的，彼时的章士钊呢，慷慨地为毛泽东募集了两万银圆。这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全国胜利后一定要照价（其实是远远超出）还给章士钊。

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章士钊痛定思痛，离开官场，从此以律师和著述为业。

1949年2月，章士钊与邵力子等率领“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飞赴北平，游说所谓“和平”。章士钊和江庸、邵力子等还前往西柏坡，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会见，对当时的国共和平谈判及南北通航、通邮等广泛交换意见。章士钊后来对程潜等做工作，大力推崇毛泽东，劝说程潜打消顾虑，俟机起义。

4月1日，国民党南京政府派出最后一支“和平商谈代表团”，由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等为代表，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组团前往北平。当时，毛泽东曾通过章士钊向代总统李宗仁要求刘仲容 （中共秘密党员）来北平，而章士钊自己，后来则与蒋光鼐等一同宣告脱离南京政府，前往北平，周恩来、林伯渠等亲赴火车站迎接。

新中国开国大典那天，败退台湾的国民党宣布：“资政”宋庆龄以及“国策顾问”邵力子、章士钊、李明扬、张难先等“被共方利用，甘心附逆，特予免职，以肃法纪”。不过，以章士钊的身份，此后他仍与许多国民党元老如于右任、张群等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也因为这，海峡两岸在需要时，他就成了最合适的斡旋人。

肩负特殊使命

新中国成立后，海峡两岸长期处于敌对状态。不过，根据已公开的材料，海峡两岸的国共两党的联系持续地保持着。

1956年8月7日，带着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嘱托，章士钊从北京乘火车，经广州赴香港。这次名义上是私人的探亲之行，其实是有特殊的使命，即持密信赴香港，会见国民党驻香港的宣传负责人许孝炎，转交毛泽东致蒋介石的信。

此外，章士钊过去在上海时，曾与杜月笙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据章含之回忆：此行，“中央当时还有一任务，即动员杜月笙回国”。虽然对大陆心存疑惧的杜月笙未能成行，但章士钊开始执行大陆与台湾建立渠道的使命却由此启动了。

1957年，蒋介石派国民党立法委员宋宜山 （宋希濂的弟弟）返大陆。同时，海外记者曹聚仁也在北京先后访问了章士钊以及周作人等，并与中共领导人接触，传达海峡两岸高层的信息。此后，每当章士钊出行之前，周恩来都会与章士钊商谈。章含之后来说：“父亲的嘴很严，从来不对我们多说什么。”

1958年8月，为了报复台湾对大陆沿海的破坏和渗透，同时为了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开始炮击金门、马祖。炮战打响后，毛泽东曾让章士钊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其中称道：“台、澎、金、马，唇齿相依，遥望南天，希诸珍重。”毛泽东读了之后，很是欣赏，但以为把台湾看做“南天”不太恰当，遂改为“南云”。1960年3月30日，周恩来与章士钊谈话，又提及台湾问题。两人分析之后，认为美国的“两个中国”阴谋最终搞不通，台湾则是能拖就拖的局面。在此前后，章士钊还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多次介入大陆与台湾的联系，包括参与接待多次 “北行”的记者曹聚仁。

从1956年到1964年，章士钊每两年赴香港“探亲”一次，每次都要住上半年。实际上，这是为两岸的交流建立一个稳定而畅通的渠道。可惜，就在1966年又该起程的时候，内地“文革”爆发，章士钊固定的行程因此也被打断。

1973年5月25日，92岁的章士钊在毛泽东的安排下，带着亲属和特别配备的医生、护士、秘书、警卫等，飞赴香港。这次仍然名为探亲，实质是来恢复大陆与台湾联系的。因此，章的此行成为当时震动海内外的一条重大新闻。据章含之回忆：当天，中国民航的包机降落在香港启德机场时，“为了我们这架专机，香港方面专门封锁了整个跑道，我印象中那天的机场是空空荡荡的”。“主席在我们临行前说，我们派一个包机过去，就是要制造轰动效应。”章士钊在家属及医护人员的陪同下，坐着轮椅，被抬下飞机舷梯。

到达香港后，章士钊“出奇地冷静”，“他似乎意识到他是在履行他在人世间的最后一次伟大使命”。第二天，他就急匆匆地安排会见各方面的旧友。也许是气候不适，以及过于劳累，章士钊不久得了肺炎。周恩来立即下令组成医疗队，连夜办签证赶赴香港。然而医疗队还没动身起程，章士钊已在香港去世了，那是7月1日。

章含之还回忆，就在章士钊到达香港之前，台湾的张群和 “二陈”（陈立夫、陈果夫）的代表也已经到了香港。父亲曾嘱咐她：“你告诉总理，我已和台湾来的人接上头，开始工作了。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告诉周总理，我很想北京，事情办好我就回去，叫周总理不要忘记派飞机来接我。”这竟成了章士钊的遗言。

为毛泽东、刘少奇调解

1960年4 月，周恩来（前排右三）在中南海西花厅与章士钊（前排右五）等人合影

1967年3月，章士钊遭到抄家。一怒之下，他给毛泽东写了封信，毛泽东随即将信批示给周恩来。周恩来马上拟写了一份宜加保护的民主人士名单，借此保护了不少人。此后，章士钊从北京301医院返回家，除了闭门读书外，他还想要调解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关系，于是分别写信给毛泽东和刘少奇。

章士钊给刘少奇的信，内容如下：

少公主席座右：

缅维六四年春节元日，润公开教育会议于上海，公与钊均列席。时润公缕述北大积弊，心长语重，响彻殿廊。未意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不三四年，教育体系全体鱼烂而亡，致有今日。回忆前尘，应共扼腕。

文化大革命爆发以来，时不过六七月，暴力所至，摧枯拉朽，几于无远不届，无高不达。驯至近日集中力量与公为难。顾䌷绎润公历次工作会议谈话意旨，类无不于公优加顾惜，有增无已，如曰：少奇同志有责任，我亦有责任；又曰：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煞；又曰：错了，说明白，改过来就行，我无意推翻任何人。如此等等，都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之公心亮质，与天下人以共见。尝论人之欲善，谁不如我；宇宙之大，又何所不容。

昔苏子瞻《与程正辅游香积寺》诗云：“灵苗与毒草，疑似在毫发。”钊观近日广众宣布公之十大罪状，若而无产阶级路线，若而资本主义路线，疑似之间易滑而进者往往易滑而退，二者殆不难东西忽而换位，黑白骤而变色。尤可怪者，公所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曾说到有人不懂马列主义而特装模作样，自封为领袖，以家长式在党内发号施令云云，此一望而知为指摘陈独秀一流人，然读者谓是谩骂润公。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斯殆别有用心，应置之不论不议之列。窃以共产党起家不易，由草创以至统一全国，前后四十余年之久。两公皆始终其事，相与戮力拼命以底于成，此何等珍贵友谊，岂可等闲视之。

以钊揣知公于润公，微论学术，即以里与年事论，风义原是师友相兼。加以亲随有年，不断耳提面命，即自安部曲而有所尊奉，亦属谊所当然。今外间之所齮龁公者，姑不论是非虚实如何，而公应执持百鸟不噪空窝之确信，取法廉颇向蔺相如肉袒负荆之诚意，亲诣润公之门，长跽谢罪，举一切谰言毁语自矢。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向后在润公统一指挥之下共同施行无产阶级路线，期于一流而无间，倾怀自誓，毫无保留。须知人非圣贤，孰不有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钊敢信润公乐于公之有此一举，立以公之诚恳转达群众，于是约期开一恳亲大会，两公同时出席，相与化豺狼于玉帛，易戟指为交心；由是自公而下，层累蔓延之各项纠纷均相次而得到解决，岂不大快！岂不大快！虽曰今之无产与资产两条路线之剧争不比于赵国之两虎共斗，有妨国家之急，独美帝与各国反动派正悻悻同以中国为敌，而共产党解放世界之大任，复以各被压迫民族兴起缓慢，吾囿于以一服八之艰苦形势，难于一鼓骤成，实不宜于国内延长动乱，阻吾进路。

曩朱叔元《与彭宠书》：“凡事毋为亲爱者所痛而见仇者所快”，吾为此惧，深有感于斯言，窃惟润公之用心无过犯错误者皆得所改正，仍依岗位而各有贡于国，以符合于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之大团结，以康而国，以崇而民已耳。此由表面窥测似甚难，由间道锲入则甚易。语云：“解铃还是系铃人”，此一易于反掌之转移形象，两公实在握焉。惟公先图。利之国家。幸甚。

专肃顺致

政绥

章士钊谨启

章士钊当时分别致信刘少奇和毛泽东，表示他愿意居中调停这两位中共领导人之间的矛盾，一般人是不敢有此举的。当然，章士钊也是“有勇”而已，他大概不会知道当时的形势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以及那些已不可调和的矛盾。如今看章士钊当年的“壮举”，人们只有敬佩，如他在信中“公然”指责“文化大革命”是“暴力”行为，认为对刘少奇的批判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至于他劝说刘少奇向毛泽东负荆请罪，提出让刘少奇和毛泽东两人一起出席会议，又表示相信毛泽东会大人大量，接受和解。这“管闲事”也“管”得太宽了，却也看出了他的诚挚和善意。

如今，章士钊写给毛泽东的信还没有披露。不过，信中的意思，却可以从毛泽东的回信中揣测出来。3月10日，毛泽东回信说：

行严先生：

惠书敬悉。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

敬问安吉

毛泽东

“爱管闲事”的正直老人

章士钊“爱管闲事”是出名的，那是因为他有“管闲事”的“资本”。

1957年上半年，中共开始实行整风。3月，在一次全国政协会议上，章士钊发言，引述“物必自腐而后生虫”的古训，“希望中共永远保持廉洁奉公、不谋私利的优良作风”。这本来是很好的建议，也非常符合整风的宗旨，但结果出乎意料。此后，他竟受到了猛烈的抨击，被迫作检讨，检讨又通不过，而且被内定为“大右派”。章士钊不服，上书毛泽东，陈述其初衷。后来毛泽东批示：章士钊的用意不错，应免予批评。章士钊这才没有当上“右派”。不过，他的许多友人却没有这样幸运，如叶恭绰，只好写了一篇《揭发自己犯罪的思想根源》，由章士钊转交给了黄炎培和李维汉。

1959年10月，章士钊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文革”前夕，毛泽东决心冲击被“修正主义”污染的教育领域，讲了一番有关“教育革命”的话，还特地请来曾在北洋政府担任过教育总长的章士钊作陪。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文革”时期，出版业甚为萧条，而章士钊晚年的力作《柳文指要》却被毛泽东特别批准，予以出版。大概有了这些象征性的“资本”，章士钊“爱管闲事”的脾气照发不误，这多少出乎人们意料。

大兴“破四旧”之风后，周作人自感不保，遂将其《往昔诗》的抄稿托人转交于章士钊。

1968年8月，章士钊给周恩来去信，反映原国民政府司法院副院长覃振之女覃瑞受批斗一事。

覃振(1884～1947)，字理鸣，湖南人，早年参加华兴会反清，后东渡日本，入东京弘文学院、早稻田大学，是同盟会评议员。此后又参加萍浏醴起义，在长沙被捕，被判终生监禁。辛亥革命时出狱，任湘桂联军督战队队长，攻打南京。中华民国成立后当选为众议院议员，又参加反袁的“二次革命”，后在东京参加中华革命党，任湖南支部部长。此后追随孙中山，任总统府参议兼法制委员、改组后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以及国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长、代院长，司法院副院长，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中央监察委员等。他主张抗日，与蒋介石多有相悖，并曾掩护过中共地下工作人员。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覃振两次宴请这位老乡，席间以张学良为例，劝说毛泽东尽快离开重庆。1947年，覃振病逝于上海。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打听覃振家属的下落，并嘱咐李维汉照顾其家人。

章士钊给周恩来去信，信中还证明覃振生前不是中共的敌人，而是同情者和友人，并与毛泽东、周恩来都有直接的关系。周恩来在接信后立即通知有关方面酌办，并证明说：一、覃理鸣确在抗日时期与我党有统战关系，覃为当时反蒋人士；二、照顾覃之家属，确为主席嘱办，与刘少奇无关。此后，覃瑞得到“解放”。

1970年5月，章士钊又给周恩来去信，这次反映的是马宗霍的工作问题和康国雄治病一事。

马宗霍是著名文字学家、书法家，也是湖南人，曾是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和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华书局编审（主持过《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著有关于《说文解字》的研究著述，以及《音韵学通论》、《文字学发凡》、《中国经学史》等。章士钊去信后，周恩来随即指示有关方面解决问题，使马宗霍得以返回文史馆工作，且原职原薪对待。

康国雄是蒋介石的“干儿子”和蒋纬国的小伙伴（蒋介石称其为“贤侄”）。康国雄的父亲康心如是著名的银行家，参加过辛亥革命，对抗战时的八路军也多有资助。康国雄曾在南开大学经济系读书，后在北京机械学院任教。“文革”中，因“蒋介石干儿子”的关系蒙受了严重冲击，在章士钊等的鼎力相助下，周恩来力克艰难，三次批示，予以保护，使康国雄可以回到北京治病。周恩来还指示，待其病愈后，再另作下乡安置。1997年，康国雄赴台湾访问，并看望了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和蒋纬国，拜谒了蒋介石陵。

1970年6月7日，章士钊再给周恩来去信，反映于右任前妻高仲林生活困难一事。得信后，周恩来迅即批示陕西省和西安市有关部门不要强迫高仲林疏散下乡。批示中说：“高年九十，存日无多，女死亲散，可委托街道委员会轮流派人照管，并由政府给以粮票和救济费 （包括街道委员会派人的工分在内），一直到死为之火化为止。”周恩来还说，于右任先生 “非蒋嫡系，早年与章行老、邵力子同办《民立报》，在辛亥革命后颇有声誉，现于已死，如我政府对其前妻加照顾，当能影响旧社会许多孤单无靠而又非极反动分子”。

8月6日，章士钊又给周恩来去信，反映袁鸿寿工作一事。袁鸿寿是江苏人，中医名家和书法家。早年曾在法国、比利时、荷兰深造，获拉哀特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在云南大学等校任教。他还是北京中国医学院的创始人，一生致力于中医研究事业，对中医理论颇有建树。在“文革”中，袁鸿寿也受到了冲击。

章士钊去信后，周恩来随即批示有关方面予以解决，并认为可将其调至文史馆，以完成他编纂法文典的工作。周恩来还指示，对袁鸿寿，工资应照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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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江荣兵

编审：郑国伟

制作：王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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