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散木
毛泽东和章士钊合影
身份特殊的章士钊
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湖南善化人。他是一个特殊的人物,终其一生,亦官亦士,亦主亦客,最终得以头顶“无党派人士”的桂冠。他一生交游甚广,识人甚多,特别是与毛泽东的交情,更是历史上的一段佳话。可以在最高领袖那里说上话,甚至是别人不便说的,他却可以说,而且似乎非常愿意说。这使得他几乎成为一个孤例——“爱管闲事”,同时又被赋予了“特殊使命”的长者和老人。
章士钊有过一段不同寻常的历史——参与“倒清”、传播西方文化和思想。后来,却与新文化运动作对,当上北洋政府的高官,压制学潮。
章士钊对女儿章含之讲述自己的经历时,提到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曾将女儿的男友毛泽东介绍给自己时说“润之有雄心壮志”,是他在湖南时最有前途的两位弟子之一(另一位是蔡和森),嘱咐如有机会,可以帮助一下毛泽东。1920年,毛泽东为欢送湖南赴法勤工俭学学生来到北京并找到章士钊,希望他能提供捐助。晚年,毛泽东曾对章含之回忆说,当时自己找章士钊借钱时,自己的一只鞋都是破的,彼时的章士钊呢,慷慨地为毛泽东募集了两万银圆。这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全国胜利后一定要照价(其实是远远超出)还给章士钊。
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章士钊痛定思痛,离开官场,从此以律师和著述为业。
1949年2月,章士钊与邵力子等率领“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飞赴北平,游说所谓“和平”。章士钊和江庸、邵力子等还前往西柏坡,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会见,对当时的国共和平谈判及南北通航、通邮等广泛交换意见。章士钊后来对程潜等做工作,大力推崇毛泽东,劝说程潜打消顾虑,俟机起义。
4月1日,国民党南京政府派出最后一支“和平商谈代表团”,由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等为代表,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组团前往北平。当时,毛泽东曾通过章士钊向代总统李宗仁要求刘仲容 (中共秘密党员)来北平,而章士钊自己,后来则与蒋光鼐等一同宣告脱离南京政府,前往北平,周恩来、林伯渠等亲赴火车站迎接。
新中国开国大典那天,败退台湾的国民党宣布:“资政”宋庆龄以及“国策顾问”邵力子、章士钊、李明扬、张难先等“被共方利用,甘心附逆,特予免职,以肃法纪”。不过,以章士钊的身份,此后他仍与许多国民党元老如于右任、张群等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也因为这,海峡两岸在需要时,他就成了最合适的斡旋人。
肩负特殊使命
新中国成立后,海峡两岸长期处于敌对状态。不过,根据已公开的材料,海峡两岸的国共两党的联系持续地保持着。
1956年8月7日,带着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嘱托,章士钊从北京乘火车,经广州赴香港。这次名义上是私人的探亲之行,其实是有特殊的使命,即持密信赴香港,会见国民党驻香港的宣传负责人许孝炎,转交毛泽东致蒋介石的信。
此外,章士钊过去在上海时,曾与杜月笙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据章含之回忆:此行,“中央当时还有一任务,即动员杜月笙回国”。虽然对大陆心存疑惧的杜月笙未能成行,但章士钊开始执行大陆与台湾建立渠道的使命却由此启动了。
1957年,蒋介石派国民党立法委员宋宜山 (宋希濂的弟弟)返大陆。同时,海外记者曹聚仁也在北京先后访问了章士钊以及周作人等,并与中共领导人接触,传达海峡两岸高层的信息。此后,每当章士钊出行之前,周恩来都会与章士钊商谈。章含之后来说:“父亲的嘴很严,从来不对我们多说什么。”
1958年8月,为了报复台湾对大陆沿海的破坏和渗透,同时为了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开始炮击金门、马祖。炮战打响后,毛泽东曾让章士钊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其中称道:“台、澎、金、马,唇齿相依,遥望南天,希诸珍重。”毛泽东读了之后,很是欣赏,但以为把台湾看做“南天”不太恰当,遂改为“南云”。1960年3月30日,周恩来与章士钊谈话,又提及台湾问题。两人分析之后,认为美国的“两个中国”阴谋最终搞不通,台湾则是能拖就拖的局面。在此前后,章士钊还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多次介入大陆与台湾的联系,包括参与接待多次 “北行”的记者曹聚仁。
从1956年到1964年,章士钊每两年赴香港“探亲”一次,每次都要住上半年。实际上,这是为两岸的交流建立一个稳定而畅通的渠道。可惜,就在1966年又该起程的时候,内地“文革”爆发,章士钊固定的行程因此也被打断。
1973年5月25日,92岁的章士钊在毛泽东的安排下,带着亲属和特别配备的医生、护士、秘书、警卫等,飞赴香港。这次仍然名为探亲,实质是来恢复大陆与台湾联系的。因此,章的此行成为当时震动海内外的一条重大新闻。据章含之回忆:当天,中国民航的包机降落在香港启德机场时,“为了我们这架专机,香港方面专门封锁了整个跑道,我印象中那天的机场是空空荡荡的”。“主席在我们临行前说,我们派一个包机过去,就是要制造轰动效应。”章士钊在家属及医护人员的陪同下,坐着轮椅,被抬下飞机舷梯。
到达香港后,章士钊“出奇地冷静”,“他似乎意识到他是在履行他在人世间的最后一次伟大使命”。第二天,他就急匆匆地安排会见各方面的旧友。也许是气候不适,以及过于劳累,章士钊不久得了肺炎。周恩来立即下令组成医疗队,连夜办签证赶赴香港。然而医疗队还没动身起程,章士钊已在香港去世了,那是7月1日。
章含之还回忆,就在章士钊到达香港之前,台湾的张群和 “二陈”(陈立夫、陈果夫)的代表也已经到了香港。父亲曾嘱咐她:“你告诉总理,我已和台湾来的人接上头,开始工作了。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告诉周总理,我很想北京,事情办好我就回去,叫周总理不要忘记派飞机来接我。”这竟成了章士钊的遗言。
为毛泽东、刘少奇调解
1960年4 月,周恩来(前排右三)在中南海西花厅与章士钊(前排右五)等人合影
1967年3月,章士钊遭到抄家。一怒之下,他给毛泽东写了封信,毛泽东随即将信批示给周恩来。周恩来马上拟写了一份宜加保护的民主人士名单,借此保护了不少人。此后,章士钊从北京301医院返回家,除了闭门读书外,他还想要调解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关系,于是分别写信给毛泽东和刘少奇。
章士钊给刘少奇的信,内容如下:
少公主席座右:
缅维六四年春节元日,润公开教育会议于上海,公与钊均列席。时润公缕述北大积弊,心长语重,响彻殿廊。未意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不三四年,教育体系全体鱼烂而亡,致有今日。回忆前尘,应共扼腕。
文化大革命爆发以来,时不过六七月,暴力所至,摧枯拉朽,几于无远不届,无高不达。驯至近日集中力量与公为难。顾䌷绎润公历次工作会议谈话意旨,类无不于公优加顾惜,有增无已,如曰:少奇同志有责任,我亦有责任;又曰: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煞;又曰:错了,说明白,改过来就行,我无意推翻任何人。如此等等,都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之公心亮质,与天下人以共见。尝论人之欲善,谁不如我;宇宙之大,又何所不容。
昔苏子瞻《与程正辅游香积寺》诗云:“灵苗与毒草,疑似在毫发。”钊观近日广众宣布公之十大罪状,若而无产阶级路线,若而资本主义路线,疑似之间易滑而进者往往易滑而退,二者殆不难东西忽而换位,黑白骤而变色。尤可怪者,公所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曾说到有人不懂马列主义而特装模作样,自封为领袖,以家长式在党内发号施令云云,此一望而知为指摘陈独秀一流人,然读者谓是谩骂润公。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斯殆别有用心,应置之不论不议之列。窃以共产党起家不易,由草创以至统一全国,前后四十余年之久。两公皆始终其事,相与戮力拼命以底于成,此何等珍贵友谊,岂可等闲视之。
以钊揣知公于润公,微论学术,即以里与年事论,风义原是师友相兼。加以亲随有年,不断耳提面命,即自安部曲而有所尊奉,亦属谊所当然。今外间之所齮龁公者,姑不论是非虚实如何,而公应执持百鸟不噪空窝之确信,取法廉颇向蔺相如肉袒负荆之诚意,亲诣润公之门,长跽谢罪,举一切谰言毁语自矢。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向后在润公统一指挥之下共同施行无产阶级路线,期于一流而无间,倾怀自誓,毫无保留。须知人非圣贤,孰不有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钊敢信润公乐于公之有此一举,立以公之诚恳转达群众,于是约期开一恳亲大会,两公同时出席,相与化豺狼于玉帛,易戟指为交心;由是自公而下,层累蔓延之各项纠纷均相次而得到解决,岂不大快!岂不大快!虽曰今之无产与资产两条路线之剧争不比于赵国之两虎共斗,有妨国家之急,独美帝与各国反动派正悻悻同以中国为敌,而共产党解放世界之大任,复以各被压迫民族兴起缓慢,吾囿于以一服八之艰苦形势,难于一鼓骤成,实不宜于国内延长动乱,阻吾进路。
曩朱叔元《与彭宠书》:“凡事毋为亲爱者所痛而见仇者所快”,吾为此惧,深有感于斯言,窃惟润公之用心无过犯错误者皆得所改正,仍依岗位而各有贡于国,以符合于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之大团结,以康而国,以崇而民已耳。此由表面窥测似甚难,由间道锲入则甚易。语云:“解铃还是系铃人”,此一易于反掌之转移形象,两公实在握焉。惟公先图。利之国家。幸甚。
专肃顺致
政绥
章士钊谨启
章士钊当时分别致信刘少奇和毛泽东,表示他愿意居中调停这两位中共领导人之间的矛盾,一般人是不敢有此举的。当然,章士钊也是“有勇”而已,他大概不会知道当时的形势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以及那些已不可调和的矛盾。如今看章士钊当年的“壮举”,人们只有敬佩,如他在信中“公然”指责“文化大革命”是“暴力”行为,认为对刘少奇的批判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至于他劝说刘少奇向毛泽东负荆请罪,提出让刘少奇和毛泽东两人一起出席会议,又表示相信毛泽东会大人大量,接受和解。这“管闲事”也“管”得太宽了,却也看出了他的诚挚和善意。
如今,章士钊写给毛泽东的信还没有披露。不过,信中的意思,却可以从毛泽东的回信中揣测出来。3月10日,毛泽东回信说:
行严先生:
惠书敬悉。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
敬问安吉
毛泽东
“爱管闲事”的正直老人
章士钊“爱管闲事”是出名的,那是因为他有“管闲事”的“资本”。
1957年上半年,中共开始实行整风。3月,在一次全国政协会议上,章士钊发言,引述“物必自腐而后生虫”的古训,“希望中共永远保持廉洁奉公、不谋私利的优良作风”。这本来是很好的建议,也非常符合整风的宗旨,但结果出乎意料。此后,他竟受到了猛烈的抨击,被迫作检讨,检讨又通不过,而且被内定为“大右派”。章士钊不服,上书毛泽东,陈述其初衷。后来毛泽东批示:章士钊的用意不错,应免予批评。章士钊这才没有当上“右派”。不过,他的许多友人却没有这样幸运,如叶恭绰,只好写了一篇《揭发自己犯罪的思想根源》,由章士钊转交给了黄炎培和李维汉。
1959年10月,章士钊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文革”前夕,毛泽东决心冲击被“修正主义”污染的教育领域,讲了一番有关“教育革命”的话,还特地请来曾在北洋政府担任过教育总长的章士钊作陪。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文革”时期,出版业甚为萧条,而章士钊晚年的力作《柳文指要》却被毛泽东特别批准,予以出版。大概有了这些象征性的“资本”,章士钊“爱管闲事”的脾气照发不误,这多少出乎人们意料。
大兴“破四旧”之风后,周作人自感不保,遂将其《往昔诗》的抄稿托人转交于章士钊。
1968年8月,章士钊给周恩来去信,反映原国民政府司法院副院长覃振之女覃瑞受批斗一事。
覃振(1884~1947),字理鸣,湖南人,早年参加华兴会反清,后东渡日本,入东京弘文学院、早稻田大学,是同盟会评议员。此后又参加萍浏醴起义,在长沙被捕,被判终生监禁。辛亥革命时出狱,任湘桂联军督战队队长,攻打南京。中华民国成立后当选为众议院议员,又参加反袁的“二次革命”,后在东京参加中华革命党,任湖南支部部长。此后追随孙中山,任总统府参议兼法制委员、改组后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以及国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长、代院长,司法院副院长,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中央监察委员等。他主张抗日,与蒋介石多有相悖,并曾掩护过中共地下工作人员。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覃振两次宴请这位老乡,席间以张学良为例,劝说毛泽东尽快离开重庆。1947年,覃振病逝于上海。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打听覃振家属的下落,并嘱咐李维汉照顾其家人。
章士钊给周恩来去信,信中还证明覃振生前不是中共的敌人,而是同情者和友人,并与毛泽东、周恩来都有直接的关系。周恩来在接信后立即通知有关方面酌办,并证明说:一、覃理鸣确在抗日时期与我党有统战关系,覃为当时反蒋人士;二、照顾覃之家属,确为主席嘱办,与刘少奇无关。此后,覃瑞得到“解放”。
1970年5月,章士钊又给周恩来去信,这次反映的是马宗霍的工作问题和康国雄治病一事。
马宗霍是著名文字学家、书法家,也是湖南人,曾是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和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华书局编审(主持过《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著有关于《说文解字》的研究著述,以及《音韵学通论》、《文字学发凡》、《中国经学史》等。章士钊去信后,周恩来随即指示有关方面解决问题,使马宗霍得以返回文史馆工作,且原职原薪对待。
康国雄是蒋介石的“干儿子”和蒋纬国的小伙伴(蒋介石称其为“贤侄”)。康国雄的父亲康心如是著名的银行家,参加过辛亥革命,对抗战时的八路军也多有资助。康国雄曾在南开大学经济系读书,后在北京机械学院任教。“文革”中,因“蒋介石干儿子”的关系蒙受了严重冲击,在章士钊等的鼎力相助下,周恩来力克艰难,三次批示,予以保护,使康国雄可以回到北京治病。周恩来还指示,待其病愈后,再另作下乡安置。1997年,康国雄赴台湾访问,并看望了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和蒋纬国,拜谒了蒋介石陵。
1970年6月7日,章士钊再给周恩来去信,反映于右任前妻高仲林生活困难一事。得信后,周恩来迅即批示陕西省和西安市有关部门不要强迫高仲林疏散下乡。批示中说:“高年九十,存日无多,女死亲散,可委托街道委员会轮流派人照管,并由政府给以粮票和救济费 (包括街道委员会派人的工分在内),一直到死为之火化为止。”周恩来还说,于右任先生 “非蒋嫡系,早年与章行老、邵力子同办《民立报》,在辛亥革命后颇有声誉,现于已死,如我政府对其前妻加照顾,当能影响旧社会许多孤单无靠而又非极反动分子”。
8月6日,章士钊又给周恩来去信,反映袁鸿寿工作一事。袁鸿寿是江苏人,中医名家和书法家。早年曾在法国、比利时、荷兰深造,获拉哀特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在云南大学等校任教。他还是北京中国医学院的创始人,一生致力于中医研究事业,对中医理论颇有建树。在“文革”中,袁鸿寿也受到了冲击。
章士钊去信后,周恩来随即批示有关方面予以解决,并认为可将其调至文史馆,以完成他编纂法文典的工作。周恩来还指示,对袁鸿寿,工资应照发。
责编:江荣兵
编审:郑国伟
制作:王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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