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
大部分人眼中的蔡元培，是一个充满激情和理想主义的教育改革家。正如电视剧《觉醒年代》描绘的那样，蔡元培任校长期间的北京大学群星闪耀，但他所处的时代环境和其人生经历十分复杂，其“教育救国”理想在现实中也是四处碰壁。
在人生中许多理想受挫的时刻，蔡元培都选择了辞职。有人统计过，蔡元培在北大任职10年半，至少辞职7次。在担任北大校长前，蔡元培还主动辞去过翰林院编修、教育总长等职务。不过，辞职并非蔡元培消极逃避的手段，而是为坚守原则进行的抗争，也是对学校的担当和庇护。
“教育救国”是蔡元培一生践行的理想，“以退为进”则是他在现实世界中的处世之道。
出走翰林院，回乡办教育
30岁之前，蔡元培的人生可以说是循规蹈矩。蔡元培生于晚清，从小接受的是传统礼教教育。同封建时期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蔡元培“学而优则仕”：17岁时中秀才，22岁中举人，23岁会试告捷成为贡士，25岁参加殿试，获第二甲第三十四名进士，并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
以蔡元培的知识水平和能力，其仕途前景应是一片光明。
然而，1898年，蔡元培在而立之年毅然“携眷出都”，返回家乡浙江绍兴从事教育，成为当地一所新式学堂的总理（即校长）。
他的身份转变看似突然，其实是时代变迁与个人理想碰撞后的必然选择。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蔡元培寄希望于清廷主动改革，但戊戌变法的惨败让他认清现实，直接导致他的思想迅速地从封建士大夫向资产阶级民主战士转变。
选择投身教育事业，则是因为蔡元培一直心怀“教育救国”的理想。“改良社会，首在教育”，蔡元培坚信教育有改进社会、救亡图存的重要作用，甚至认为“国无教，则人近禽兽而国亡”。在翰林院供职期间，蔡元培广泛涉猎西学著作，接触到国外的新鲜事物，在潜移默化当中完成了思想转变和身份重塑。
到绍兴中西学堂担任总理，是蔡元培从事近代教育、实践教育救国理想的发端。他当时的一项重要举措便是增设西洋学科。曾担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后来回忆，自己就是在中西学堂就读时第一次知道，地球是圆的，而不是平的。
不过，在办学中，蔡元培深感不同地区“宗旨不一”“阶级不差”“公费不筹”等诸多教育体制的弊端。加上在为学堂引进新派知识分子后，蔡元培曾自述，新旧两派“所见不同，互相驳辩，新的口众，旧的往往见诎。此种情形，为众学生所共闻，旧的引以为辱”。新旧两派矛盾日深，闹到最后，蔡元培“愤而辞职”。这也是他人生中第一次为坚守原则而辞职。
其后，蔡元培辗转杭州、嵊县等地从事教育活动，继续践行“教育救国”的信念。1902年，蔡元培与叶瀚、蒋智由等人在上海创设中国教育会，由蔡元培任事务长。教育会提出要“教育中国男女青年，开发其智识，而增进其国家观念，以为他日恢复国权之基础”。
不久，爱国学社和爱国女学接连创立。中国教育会连同爱国学社、爱国女学一面从事教育活动，一面搞反封建革命活动。1905年，蔡元培在何海樵的介绍下加入了暗杀团，图谋通过暗杀进行反清革命。
蔡元培还吸收爱国女校的化学教员参加暗杀团，研制氰酸毒药和炸药。据说，出任北大校长后，可能是出于对革命生涯的怀念，蔡元培的校长室玻璃柜里还陈列有当年制作的炸弹。
在办学和密谋反清活动的同时，蔡元培产生了留学欧洲的想法。他认为救中国必以学，而世界学术以德为尊，便有前往德国学陆军的志向。1906年，经同乡介绍，蔡元培赴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译学馆任教，同时准备出国留学。据当时译学馆学生陈诒先回忆，蔡元培深受学生欢迎，“他讲起书来，极其活泼有趣，大家上他的课，都觉得乐此不疲了。”
坚辞总长，整顿北大
学成归国后，国内形势在辛亥革命下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华民国成立后，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
上任不久，蔡元培便提出“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即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和美育。这是美育首次被写入中国的教育方针政策。此外，他还颁布了《大学令》，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废去忠君、尊孔等信条。《大学令》后来也成为蔡元培主持北大的教育方针和组织原则。
然而，随着袁世凯擅权，蔡元培的教育改革戛然而止。1912年7月，蔡元培到总统府，当面向袁世凯请辞。袁世凯恳切挽留，并说，我代四万万人坚留总长。蔡元培去意已决，答，元培亦对四万万人之代表请辞。此时，辞职对蔡元培来说是一种政治抗争的手段。
1916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革除旧习，倡导进步，使北京大学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坚。
辞去总长一职后，蔡元培又到法国游学。直到1916年，新任民国教育部长范源濂给蔡元培发电报，邀请他归国出任北大校长。
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但其本质上还是“官僚养成所”，以腐败闻名。蔡元培的许多友人都劝他“不必就职”，整顿不力反对他的声名有碍。但蔡元培却认为，“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下定决心接手北大。
《觉醒年代》里出现过北大师生到妓院寻乐的片段，这并非空穴来风。彼时，京城八大胡同妓院的客人主要来自“两院一堂”。“两院”是参议院、众议院，“一堂”就是京师大学堂了。
学校成立之初，收的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都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学生们整日不学无术，听课要带仆人，考试对付过去，混一张文凭即可。
因此，到了北大，蔡元培首先改革的就是学风。1917年1月9日，北大开学，蔡元培在就任演说中提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要求学生“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砥砺德行，敬爱师友”。
为提高师生的道德修养，制止腐败风气，蔡元培发起组织北大“进德会”，要求入会者戒除嫖赌等恶习，修身养性。“进德会”一时间成为北大规模最大的团体。
上任短短一年的时间里，蔡元培不拘一格降人才，先后邀请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周作人等人来校任教。在他看来，教师的学识与其学历、年龄、资历无关。
蔡元培最重大的影响，莫过于为北大奠定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传统。他主张“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
如电视剧里演的那般，蔡元培引进大批新文化运动的干将后，以陈独秀、胡适为首的“新派”与以辜鸿铭、林纾为代表的“旧派”针锋相对。
蔡元培本人是明确偏向革新派的，但他能赢得辜鸿铭、刘师培这些保守派的尊重，正在于他对学术思想的包容。蔡元培曾对拥护新派的学生说：“我希望你们学辜先生的英文和刘先生的国学，并不要你们也去拥护复辟或君主立宪。”
蔡元培很乐意看到学术上百家争鸣的局面，但他的包容也有底线。为镇压革新派，林纾发表小说《荆生》和《妖梦》，诽谤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和蔡元培。1919年3月，他又发表了《致蔡鹤卿太史书》，责备北大教员“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蔡元培则写了《答林琴南函》，驳斥了林纾的无理指责，并公开重申自己的办学主张。
蔡元培开出的自由包容之风，为各类思想的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北大因而得以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以及中国最早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地。
徘徊于读书与救国之间
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成果有目共睹，但他一心想让学术活动与政治脱钩，这在当时的环境下难以实现。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期间辞职7次，其中3次都是因为“学生运动”。
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一文中，蔡元培写道：“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实际上，蔡元培对学生的游行持赞同态度，但他没料到，游行示威当天，群情激奋的学生们火烧曹汝霖的住宅，并痛殴了章宗祥。32名学生在与政府的激烈对抗中被捕，其中北大学生占多数。
5月7日，迫于舆论压力，政府释放了被捕学生。不过，北洋政府认为蔡元培是这次运动的“幕后主使”，有内阁成员提出解散北大，撤换蔡元培。
为避免学生们与政府再起纠纷，蔡元培“引咎”辞职。杨晦在《五四运动与北京大学》中回忆，5月4日晚北大学生在三院大礼堂集会时，蔡先生说，发生这种事，他当校长的要引咎辞职，不过一定负责把32个学生保释出来。果然，被捕学生释放后，蔡元培于5月9日清晨不辞而别。
蔡元培南下途经天津与一位友人谈话时，解释辞职的原因，“我之此去，一面保全学生，一面又不令政府为难，如此始可以保全大学。在我可谓心安理得。”
北大师生一再向教育部请愿，要求挽留蔡校长，其他院校师生也一齐声援。6月15日，蔡元培发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宣泄对于军阀统治的不满。他称“我绝对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长”，“为了北京大学校长是简任职，是半官僚性质，便生出许多官僚的关系，那里用呈，那里用咨，天天有一大堆无聊的照例的公牍……”
后来，北大师生代表到杭州恳请，蔡元培才肯回校。回校前，他发表《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书》，在肯定五四运动成效的同时，劝告学生，专研学术才是救国的长远之计，不可本末倒置。
然而，现实终究是另一番景象。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学生不仅很难平衡学术和救国，还可能走向“政治激进”。
蒋梦麟回忆，“五四”胜利之后，北大一些学生“沉醉于权力，自私到极点”，比如要求学校津贴春假中的旅行费用、学生活动的经费、免费发给讲义。
因教育经费的问题，蔡元培多次提出辞职。1922年10月，北大发生了讲义风潮。当时北大的学费很低，政府又常常拖欠办学经费。为开源节流，校评议会成员联合提议向学生收取讲义费。没想到数十名学生到校长室抗议，咄咄逼人，根本不听蔡元培的详细解释。蔡元培气得撸起袖口，眼看要和学生“决斗”，这才震慑住闹事者。蔡元培痛心疾首，当天写下辞职文，后经胡适调停，他才返校复职。
1923年1月，曾任北大教授的财政总长罗文干含冤被捕。因不满行政对司法的干涉，蔡元培发表辞职声明。他以《易经》“小人知进而不知退”解释自己的动机和立场。他说，在黑暗的势力面前，知识分子的“退”有时比“进”更重要。
政府保留了他的校长职位，校务实由蒋梦麟代理。1927年，蔡元培的校长名义正式取消。
北大校园中的蔡元培塑像。
对于任期内的改革成果，蔡元培并不满意。他在晚年回忆整顿北大的经历时指出，自己在北大主要做了几件事：第一是设立研究所，第二开放女禁，第三倡导新文化运动。“只可惜上述这些理想，总没有完全实现。可见个人或少数人的力量，终是有限。”胡适后来也用“开风气则有余，创造学术则不足”总结北大那几年的成绩。
不可否认的是，蔡元培的教育改革历久弥新，影响深远，极大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美国哲学家杜威评价：“以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毛泽东称赞蔡元培为“学界泰斗、人事楷模”。“沧海动风雷，弦诵无妨碍。到如今费多少桃李栽培，喜此时幸遇先生蔡。”北京大学建校20周年时，有校友通过歌词表达对蔡元培的感激之情。直到今天，在北大校园里，蔡元培先生的雕塑前总是摆满着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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