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南宋灭亡，蒙古入主中原后，诗的发展进入了历史低谷期。有元一代的诗纤弱，终明一朝的诗狭隘，而异军突起的清代诗坛却抗起了学唐学宋求创新的旗帜，企图改变这种颓势。如果人们要细数清代三百年间里的大诗人，那么首推的就一定是龚自珍。
龚自珍，字璱人，号定庵，出生于杭州马坡巷一个官宦之家。定庵的祖父龚禔身、父亲龚丽正均是乾隆、嘉庆两朝进士。他的母亲段驯是清代文字训诂学家、经学家段玉裁之女，其《说文解字注》影响深远。段驯工于诗文，著有《绿华吟榭诗草》，颇具体气。
在如此家学环境下长大的定庵，其涉及学问之广，举世罕见，经史百家、诗词、杂说、人文、地理、金石，训诂，几乎无不所窥，可谓遍阅诸子百家，而自成一家之言。且抛开他“清代思想家、改良主义的先驱者”这些头衔，只谈作为诗人的龚定庵。
定庵的童年并非在京城长大，所以投足之间并无官宦子弟流滑之气。相反得益于一位志趣高雅的母亲，他的学问审美自小便十分不俗。 因幼时体弱，故母挚爱定庵有佳，抱以膝下授课， 课以吴梅村诗、方百川文、宋左彞《学古集》。可能被母亲疼爱的孩子，性格更加肆意任性，他常常不拘所留，招致外怨。
天性对于诗人而言，至关重要。清代田同之的《西圃词说》说：“词与诗体格不同，其为摅写性情，标举景物，一也。若夫性情不露，景物不真，而徒然缀枯树以新花，被偶人以衮服，饰淫靡为周柳，假豪放为苏辛，号曰诗余，生趣尽矣。”这虽然说的是词，词乃诗余也，也有殊途同归之处。
诗人一定是天性善感的。无论是人生之短，怀思之苦，失路之悲，还是别离之恨，亲疏之感，总要有些激荡填于胸中，总要有些汹涌在心里澎湃，才能喷发于笔下，发出震撼人心的力量。他的诗“亦狂亦侠”，幽怨中杂有慷慨，壮烈中合以哀艳，时而激愤，时而缠绵，时而翻涌，时而喜怒，达到了一种奇境。
定庵的诗句又云“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尚缠绵可付箫。”（《又忏心一首》）“剑”与“箫”作为定庵诗里面高度频繁的一组意象，俨然成了窥测他内心精微世界的钥匙。“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沉思十五年中事，才也纵横，泪也纵横，双负箫心与剑名。”龚定庵一生爱吹箫佩剑，任侠游走，“剑气”与“箫心”实际上是两种不一样的东西。如果说“剑气”比喻志向抱负，那么“箫心”则是悱恻的感情。当它们双双被辜负之时，只有个中性情之人才能感受到这种悲壮。
19世纪的中国正经历着“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旧时代的小农经济在资本主义侵略下逐渐瓦解，朝廷羸弱，时代晦暗。“七万里戎来集此，五千年史未闻诸。”“凭君且莫登高望，忽忽中原暮霭生”少年定庵在读完王荆公的《上神宗书》之后，便视王荆公为异代知己。“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王安石《游褒禅山记》）
可惜他仕途坎坷，沉浮宦海十余年，因不谙馆阁体书法，竟不能点翰林。他一气之下，命女儿、儿媳、妻妾宠婢，统统练馆阁体。他夫人颉云女史尤其是书法闻名。每当客人到他家来，如果谈到某某翰林，他笑道：“嗤！当今之翰林何足道矣！我家女眷，无一不可以入翰林！她们皆工书法也。”
这样的待人接物，这样的佯狂，自然在上位者看来“难当大用”。19岁时定庵初考顺天府乡试，未中，后八年才考中乡试举人。他意气风发之下写下“落花风里别江南”的句子。“功成倘赐移家住，何必湖山理故箫”，这其中掩盖不住的入世之心。此后十年，他前前后后考了6次，才在38岁之时中了第三甲进士。
“诗渐凡庸人可想，侧身天地我蹉跎。”这一蹉跎竟就是二十年的光阴，耽于考场路上，他何其怨愤。“纵使文章惊海内，纸上苍生而已。”他心里想做的不是一个舞文弄墨的文人，而是经天纬地的能臣。
他在道光时期曾提出移民到西北屯垦，在新疆设省。“古今雄伟非常之端，往往创于书生忧患之所得。”直到他死后几十年后，左宗棠收复新疆，他这一设想最终被清政采纳。他反对鸦片，得知林则徐受命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时，旋即写下《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坚决支持林则徐禁烟。他还提醒林则徐这次禁烟，必定会引起外敌报复，必须“重兵自随”，“守海口，防我境”。
鸦片战争爆发后，作为首要责任的林则徐被道光贬新疆伊犁。而龚自珍也未能幸免，他提出辞呈，在路过镇江时候，当地人求雨做法，百姓久闻其名，便再三请他写一首祷告祝词。他当即挥毫，写下了第二百二十首己亥杂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太史公说：《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
我说：余读定庵诗，想见其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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