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
- 三星堆高度发达的文明，为什么没有留下文字记载
- 清朝的乾隆皇帝为何要把玉玺定为25方玉玺又是从何而来
- 篆刻中如果遇到过去没有的字可以自己创造吗
- 和氏璧雕制的传国玉玺，为何传至东汉成了缺角玉玺
三星堆高度发达的文明，为什么没有留下文字记载
三星堆文明不是没有文字？是有符号的可能是在文字的过渡期？文字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此次三星堆遗址发掘过程中，是否发现文字是大家最关心的话题之一。遗憾的是，目前并未发现类似甲骨文、金文和战国文字等成系统的文字，只是在其出土的陶器、金器、玉器等文物上，发现少量不规则的符号，而且多为一器一符号。也有的专家认为，三星堆文就是古彝文。我们结合对巴蜀符号印章的研究认为，三星堆发现的符号应是文字的前身，但在发展成系统文字的过程中三星堆文明便毁灭，所以没有形成系统文字。
符号印是中国的文化特色。其中，巴蜀符号印章最为诡秘，被称为“世界第九大奇迹”或考古界的“哥德巴赫猜想”，至今无人破解。这类印章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印面所铸的主要是虎纹、手心纹、花蒂纹、卷云、水波和动植物等，而不是汉字（少数有混用），与中原玺印有很大不同。从1954年在四川昭化宝轮院出土巴蜀符号印章至今，在四川境内有20多处出土这类战国时期的奇特印章共计100余枚，地点遍及四川东西南北中。而在四川荥经县就出土了80多枚，最为集中和丰富，因此荥经县成为破解巴蜀符号印章的突破口和主战场。
巴蜀符号印章是指印面有巴蜀地区特有的图语符号的印章，其分布以成都平原及周边地区为核心区域。战国早期发现虽少，但已较为成熟，战国晚期形制多样化、复杂化。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高大伦等在“考古视角下的巴蜀印章研究”一文中指出，巴蜀印章与墓葬的形制、大小、葬式、随葬品数量的多寡及种类、性别等无关，不是墓主身份等级、财富的标志，而可能是表示其所有者从事某种职业或具有某种技能。在各地出土巴蜀印章的墓中，多见铜饰件，其在未出土印章的墓中甚为少见，应与印章有关。高大伦等学者的观点，很有启发性。为破解巴蜀符号印章，我们用“还原法”（回到战国时期的经济社会状况进行思考）和“结合法”（把兵器与印章、符号与汉字结合研究），实际上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方法。我们发现，巴蜀符号是一个“过渡图字”，既不是纯粹的图形，也不是纯粹的文字，正处于从图到字的转化过程中，相当于六七个月的胎儿，是中原文化、楚文化、巴蜀文化、外域文化的混合产物，绝不是一种文字，因此印面图形类似“日语”，好像认识但又不知其意，既有汉字，又有外来语、“平假名”、“片假名”。世界上只有日语是混杂文字。从这点似乎可以推测，“日语特征”发源于四川特别是荥经的图语符号。“巴蜀符号印章”表示所有者从事某种职业或者具有某种技能，相当于今天的“驾驶证”“会计证”“工程师证”或者“工作证”等证件，有“王”字的印章由官方颁发，没有“王”字印章属于私人篆刻，类似闲章和肖形玺。由此，我们可以回答如下六个问题：
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没有破解巴蜀符号？
原因在于研究方法有错误。
一是从单一文字角度研究。过去几十年对巴蜀符号印章的研究，主要讨论其外观、形制，或研究图语符号的组合，或讨论图语符号是不是文字、如何释读，或从玺印的角度讨论其性质、功用、源流等问题。总是从一个方面去研究符号的一般文字意义，没有进行全面综合性研究，实际上这些印章是极端个性化的，每一个都不一样，图形具有特殊性、没有普遍意义，其功用就是私人印章、闲章，类似现在画家、书法家的个人闲章。
二是用今天的高科技“互联网”思维去看待古人、美化古人。古代生产力极端落后，没有今天的手机和计算机，没有航天器和高速路。只要回到当时生产状况，我们就知道，三星堆青铜器立人的手势可能是划船（鱼凫氏）、金沙遗址的太阳神鸟可能是“炉火烤鸟”（中间是炉火、周围是四只鸟），三星堆人物面部造型可能都是巫师面具等，这种解释当然会让许多人失望甚至生气！但历史真相不相信眼泪。
三是人类都是从没有文字到有文字，次序是从图形～符号～文字。甲骨文是商朝(约公元前17世纪-公元前11世纪)的文化产物，距今约3600多年的历史。根据北京大学孙华教授对古蜀五个朝代的时间划分，我们认为，距今4619年至4019年前为宝墩文化（主要是蚕丛、夏早），距今4019年至3819年前为鱼凫文化（可能是柏灌、鱼凫，夏晚），距今3819年至3219年前为三星堆文化（主要是鱼凫，商代），距今3219年至2919年前为十二桥文化、金沙文化（可能是鱼凫、杜宇，商晚、西周），距今2919年至2519年前为新一村文化（可能是杜宇、开明，东周），距今2519年至2119年前为青羊宫文化（开明晚期，巴蜀文化晚期），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五个朝代各数百年。金沙古城在距今3219年至2669年之间，主要在杜宇时代。在杜宇与开明之间发生了巨大洪灾，洪灾之后瘟疫灭了杜宇时代的金沙古城。
巴蜀什么时候有文字？大禹夏朝（4089年前）宝墩、鱼凫文化时期有图形，商朝（3618年前）三星堆文化时期有符号，周朝（3064年前）金沙文化时期符号向文字转变，但巴蜀符号没有来得及演化成表意文字，金沙古城就被洪水和瘟疫所摧毁，就被中原文化、楚文化同化，所以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字体系。巴蜀符号是模仿自然现象（动植物、云水、山谷等形态）雕刻成的图纹，处于象形字前期，不是真正的文字（如殷商甲骨文）。因为在向表意文字进化中遇到了灾害和外来文化侵入，于是“夭折”，死于腹中而“流产”，这是西汉扬雄在《蜀王本纪》中说古蜀“不晓文字”的真相。由于没有自己的文字系统，无法书面传递和储存重要信息，公元前316年（开明时期）古蜀被秦国所灭。青川战国木牍（公元前309年，隶书）、达州渠县城遗址15枚竹木简牍，都说明秦以前巴蜀已经在使用中原汉字。古巴蜀没有自己的文字，而要用今天的汉字去解读，当然不会成功。
汉字“王”与图纹并用的巴蜀印章
为什么巴蜀符号主要在战国船棺中发现？
印章是私有制出现以后的产物。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前221年）是大分裂时代，大小国家有140多个（诸侯国），较大的有七个（七雄），百家争鸣，汉字虽还未统一，但各国的文字已经相对系统、成熟，加之青铜器的制作工艺也已达到较高水平，印章得到蓬勃发展，各类印章开始大量出现，承担了重要的社会功能。由于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争雄，战事频繁，有大量的文件情报传递，因此各地官员及权力机关需要独特的封缄形式来保证文件信息的真实性和有效性。这一类印玺用来钤在往来简牍的封泥上，材质多数为青铜，也有许多玉质印。战国时期广泛使用的印章，其质地、形状、纽式乃至用字多寡、玺文排列等均无固定的模式。玺文为战国古文，用阴阳两法镌刻，结构多紧密，笔划圆转多姿，印面布局错落有致，和谐自然。今天能够确证的先秦古印多属战国时期，遗存古玺约有 6000 余方，分官玺、私玺两大类。官玺仅约 300方，绝大部分是私玺。战国玺印是官吏佩带和使用的印章，那时已有拜官授印、辞官交印、罢官收印的制度，每官均有相应的官玺，以作为其身份等级及行使权力的凭证。遗存官玺有铜、玉、陶等质地，多数为铜质。战国私人印章，今遗存的铜质居多。铜私玺形制多种多样，印体有方、长方、圆、椭圆、半圆及心形、月牙形、矩形等不规则形状。纽有鼻、亭、蛇、鸟、兽、带勾等式。私玺可分姓名玺、闲文玺、肖形玺3 类。有的印面刻姓名，有的仅刻单姓或单名，玺文1～4字不等。姓名玺保存了大量的古代姓氏，仅双姓就有近50种，不少姓氏早已失传，甚至有的姓氏文献中亦无记载。闲文玺或称成语玺。遗存闲文玺有 120余种，重文者达七、八百方，分为修身类：敬身、敬事、中正、上下和等，此类文字多出儒家经典，反映了儒家学说在战国时期的深远影响；言志类：得志、偄事得志（知）、王孙之右等，这类玺文表现出作者的某种情趣或志向；吉语类：善、吉、富、宜官、千秋、万金、出内大吉等，这类玺文表现出作者对官禄、财富、福寿的向往和祈求。肖形玺就是印面多是单独镌刻图纹，也有刻图纹于玺文旁，作为玺文的装饰。肖形玺的形制与文字玺无别。阴、阳纹并见，多模铸，图象多虎、凤、鹿、独角兽等吉祥动物。在荥经县出土的巴蜀符号印章就有“王”、“敬事”、“富”、“万岁”、“可行”等汉字，这充分说明是战国私印而不是官印，属于修身和吉语类，因为拜官授印、辞官交印、罢官收印，官印不可能随葬。船棺是水运民族的习俗，四川是千河之省，因此四川盆地船棺最多。荥经县曾经是青衣羌国和岷山王国所在地，有青衣江，荥河与经河，古代蚕丛、楚庄王、安阳王在此劳作，所以出土“王”字印章最多。那些印章可能是水师、商号的标志。有印章的墓主不一定是官员，可能是工匠技师，但有船棺又有印章的墓主肯定是官员，主要是大商人、皇亲国戚。
犍为出土“王”字与图纹印章
为什么在战国兵器上也有这些符号？
兵器与印章文化同源。经商与打仗一样。巴蜀古族（特别是巴賨人）善于打仗，曾经协助周武王讨伐商纣王。巴人与蜀人之间也经常发生战斗。古时候的成都是兵器（青铜器）生产重地，主要在广汉、青白江一带。巴蜀符号主要分布在铜兵器、铜乐器、铜玺印等器物上。铜器是贵重物品，有钱人家才有，所以印章与铜饰件有关。典型的巴蜀符号是虎纹、手心纹和花蒂纹等，是巴蜀文字的前身。据推断，巴蜀符号产生于古蜀国开明王朝之前，在商（距今3618年）周（距今3064年）春秋战国（距今2789年）秦（距今2240年）时代处于演变之中。已发现的巴蜀符号“图语”超过二百多种，九成以上是刻在铜兵器上的，年代在公元前9世纪西周到公元前1世纪西汉之间。军人也是一种职业，就是打仗的人，士兵也可以带私人印章，更要带兵器。在青铜兵器上雕刻巴蜀符号是为了辟邪、祝福、打仗安全胜利，这是古蜀原始宗教的产物，尤其是为道教创立打下了社会基础。道教就发源于四川荥经县周边的瓦屋山、大邑鹤鸣山，道教画符特别流行。在荥经县出土的“成都矛”，有汉字“成都”和“公”，说明兵器不可私有，一定是公共财产。“成都”二字表示生产地。兵器上的不同动物饰纹（虎、龙、鸟、鱼等）表示不同级别，权力大小不同，“虎”有调兵权。战国时代成都的漆器更有名，远销海内外，在江西海昏侯墓葬中都有。在荥经县出土的战国漆器上，就有“王邦”等汉字。商场如战场，也要“打仗”，因此商人要有标记符号，这就是印章。
为什么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
主要原因是，历史上的荥经是巴賨人所在地、是陶器发源地、是岷山王国和青衣羌国所在地、是古代铜器生产地、是古代邮传地（严道邛邮）、是古代商贸中心、是蜀秦古战场。印章起源于陶艺，最早由巴賨人所使用。中国陶器产生于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有八千多年历史，而最原始的制陶即模制法，就是在模子里置竹篮条或绳子，接着用泥涂在模子里，待半干后取出，陶坯的表面就留下清晰的篮或绳的印纹。受此印纹的启示，先民们后来直接在陶拍上刻纹饰，这就成为我国装饰图案和印章艺术的渊源，陶经即由此脱胎而出。砂器与古城相生相伴。荥经砂器的历史远在宜兴紫砂之前。仅从秦惠文王建筑严道（前312年）算起，就有2300年左右的历史。实际上，荥经黑陶是8000年前古陶的活化石，在荥经最早出现陶印。秦代陶印与战国陶印不同，基本上都使用标准小篆文字,只有极个别留有战国书体的风貌。战国七雄烽火硝烟，严道古城偏处一隅，商旅往来增多，严道日渐兴盛。考古专家发现，春秋战国时的陶器其原料、配料、器型、制作工艺已具备了荥经砂器的主要特征。西南民族大学王明亮在《巴蜀印章的出土及研究现状》一文中指出，1985年在荥经同心村共计出土42枚巴蜀符号印章（现在有80多枚），是最为集中的一次。古严道城为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牦牛道的起点。荥经古严道文化早于广汉三星堆文化。荥经最初居民是巴賨人及氐羌系统的徙、笮、青衣等族人和外来的楚人。春秋战国之际（公元前770年——前221年），楚庄王之后裔岷山庄王，约于公元前五世纪至四世纪，以荥经城为中心，由楚人建立了附庸于楚国的岷山王国。荥经县在岷山庄王管辖时代，水、陆交通十分方便，所以成为楚国从丽水地区运送黄金的转运站。公元前六世纪时，荥经便已是蜀国开明王朝的铜冶基地，同时也是开明蜀国的铜器、牦牛、笮马贸易的中心。从成都起经严道至云南，可直达缅甸北部，再转至印度。2004年发现于荥经县的东汉“何君尊楗阁”摩崖石刻便印证了此路的存在，所以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阿富汗）发现蜀布和邛杖。《水经注》等史书记载，在秦军攻入成都之时，蜀王子安阳王率领3万蜀人，在严道古城与秦军大决战，突围而出，远遁越南，建立瓯雒国。从严道古城发现的春秋至秦汉的各类墓葬及出土文物主要有：大批青铜器、炊具、印章、陶器等。荥经曾家沟战国墓群出土了一大批漆器（奁盒、扁壶、耳杯、剑），木器（梳、蓖、杖），陶器（罐、釜），竹器（笥、筐）等。发现的漆器填补了四川作为漆器生产基地而未出土实物证明的空白。其中一件漆奁盒上刻有“成草”二字，经专家鉴定，成都在得名前，就有“成草”、“成亭”之称，为成都得名的演变过程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同时说明荥经与成都关系很紧密。荥经符号印章就是军人将士、制陶技师、铜矿工匠、邮传工人及商人的证书，是身份和技能的标志。
巴蜀符号印章
为什么许多巴蜀符号印章都有“王”字？
这应该是官方颁发印章的标志，私人自己雕刻的印章没有“王”字。这种印章是从事公务活动的人拥有的私章。1956年，在广元宝轮院船棺墓出土的一些方形铜印上，有“王”字，非常醒目，就是汉字。1964年，成都、重庆出土了一些更为神秘的印章，这些印章左右有两个并列的“王”字；1992年什邡出土了一枚印章，印背却印了四个汉字，其中可以明显看到“十”和“王”字；1997年，犍为五联乡战国晚期5号墓出土了3枚圆形印章，其中一枚印章上刻着两个左右并列的“王”字，但其中一个“王”却是侧着的。有人推测，会不会有刻着三个甚至更多“王”字的印章？考古学家发现，刻有两个“王”字的印章很多，这似乎是印章的最高“规格”，超过两个“王”似乎意味着僭越。“王”字多少代表什么意义？应该表示身份级别和职务高低，越多越尊贵。巴蜀统治者和中原王族对“王”有着共同的兴趣，在表达王权、显示尊贵上取得了一致。战国时期的巴蜀印章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在古蜀开明王朝时期，汉字已经从中原传到了巴蜀，和巴蜀符号一起成为重要的交流工具，并且出现了交叉混合使用的情况。
巴蜀符号印章究竟包含什么内容？
1981年，荥经烈太乡战国墓葬出土的一枚印章上，印有汉字“百”。后来还发现有些印章印面有“富”“月”“田”“十”“心”“万岁”“敬事”“可行”等汉字。更有意思的是还有汉字“铎”，这是古代宣布政教法令时使用的印章，说明与政府、宗教有关。除开汉字外，印章上其他的符号是什么意思？至今还是个谜。四川凉山两位彝族古文字学者胡成荣和窝底子研究发现，三星堆62个神秘符号是古彝族文字，并进行了解读，这是重大贡献。许多学者认为巴蜀符号是带有原始巫术色彩的符号。有的说巴蜀印章可能是一种边关使用凭证，有的说印章不过是古人的腰间饰物……另一种说法是巴蜀印章具有军事用途，因为在严道古城遗址周围的军事墓葬里，与巴蜀印章一起被发掘出来的还有大量青铜兵器，兵器上也有类似的神秘符号。现存中国铜印的发端是商代晚期的“亚罗示”玺（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亚罗示”是晚商一贵族的族氏及人名，相似的铭文可以在晚商时期的青铜器上找到。先秦时期使用印章作为个人和社会机关的信凭印记，官印的数量要远远大于私印，在民间还并未广泛普及。至汉代，印章的发展进入鼎盛时期，不仅是贵族和官员群体使用，社会应用也变得更加广泛，这就导致了印章从信凭工具向艺术品的转变。
荥经县博物馆LOGO
符号是象征物，也是一种载体，承载着交流双方发出的信息。荥经县博物馆标记LOGO就是一枚巴蜀符号印章。其中有一个“王”字，还有尖形S、五星、七星、～、9等符号。我们认为这是一枚“公务员”的私章，因为有“王”字。其他符号是用自然形态表示自己的愿望，保佑自己或亲人。 尖形S表示2字，意思是双方、阴阳、合作、天地等，是太极的原始图形，做生意就是合同、契约。“五星”是魔法符号，表示太阳、生命、健康、五行（即金木水火土）。“七”是大自然创生的基石，“七星”表示星辰、周期、“北斗七星”、方向、指南针。～形，表示水波、船工、职业。9形，表示虎尾、卷云、天上。荥经县博物馆LOGO的含义就是“为国家做水运，昼夜风雨兼程，上天保佑，健康平安归来”。这枚印章实际是“劳模”证书，技师证书。这些印章是青铜器中的小不点，大似铜钱，小如纽扣，最重几克，主要便于携带和远行。活人把印章拴在裤带上，人死后随葬，放在腰部，表明是重要物件，随手可拿。
在荥经县古蜀符号印章中，还有 “手”“心”“月牙”“树木”“凤鸟”“三角”等符号，我们认为“手”表示做事、干活。“心”表示良心、爱心，思念、忠诚。“月牙”表示公正、清廉、明察秋毫。“树木”表示大自然、生长。“凤鸟”是中国传说中的神鸟，《山海经·大荒西经》有记载，凤鸟：指凤凰，帝舜时和周文王时都曾出现，预示着时代的兴盛、事业的成功。“三角”尖端向上表示男性，尖端向下表示女性。可见，荥经巴蜀符号是借助大自然表白自己愿望的图语。这些印章中多数是铜铸（荥经是铜产地），形状多数为圆形，少数为方形、矩形、半圆形、椭圆形，个别为“山”字形或月牙形。生动而具象化的印面，几何线条分明，图案对称，传递出古人讲求和谐统一的思想。一幅幅生灵与天象对话的抽象的古老的印面，隐藏着多少历史信息，值得深思。
总之，我们认为“巴蜀符号印章”是私人物品，表明主人身份和职业技能，极具个性化，图纹没有一般性。印章符号是混合图文，是处于过渡态的图字，是中原汉字与巴蜀图字的混用，类似于日语的外来文字与假名的组合。古巴蜀文字受自然灾害和外部文化侵入而胎死腹中，这是古蜀国被灭的重要原因，因为缺乏传递和储存重要信息的符号载体。
清朝的乾隆皇帝为何要把玉玺定为25方玉玺又是从何而来
皇帝的“玺宝”是皇权的象征。古人称之为“宝玺”“御玺”“御宝”或“国宝”。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刻造了第一枚“传国御玺”起，作为象征国家与至高权力的帝王信物，御宝具有极为崇高而神圣的地位，其工艺与材质居古代所有工艺品之上，是“君权神授”的中国政治文化中的典型象征。
到了清朝，乾隆皇帝，一口气整出了25枚玉玺，开创了中国古代玉玺数量之最。
乾隆实出于两个考虑：
取法中华根本典籍《周易》之“大衍天数，二十有五”，将所有阳数之一、三、五、七、九相加而得；
乾隆祈望上苍仰蒙，总佑其国“二十五代之长”，仿姬周二十五代之伟业。而有关御宝之仍贮于交泰殿，乃因其殿蕴含天地交泰，阴阳相合所致。这当然是乾隆的一个良好愿望。后人称这二十五印章为“清二十五宝”。
故宫交泰殿馆藏的乾隆二十五宝玺
这25方宝玺：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年间，一直沿用至宣统末年。
这二十五方御宝分别为：
1.大 清 受 命 之 宝
通高12cm，印面14×14cm
白玉质，盘龙纽
据《交泰殿宝谱》，此宝作“以章皇序”之用。
玺文朱文，玉筋篆〔玉筋篆亦称“玉箸篆″，为篆书的一种，其笔道圆润温厚，形如玉箸(筷子)，故名〕，左满文本字，右汉文。
制度规定其“以章皇序″，即彰显大清皇帝受命于天的正统身份。
2.皇 帝 奉 天 之 宝
通高15.2cm，印面14×14cm
碧玉质，盘龙纽
据《交泰殿宝谱》，此宝作“以章奉若”之用
玺文朱文，玉筋篆，左满文本字，右汉文
制度规定其“以章奉若″，即表明清代统治是奉天命而行的
3.大 清 嗣 天 子 宝
通高16.2cm，印面14×14cm
金质，交龙纽
据《交泰殿宝谱》，此宝作“以章继绳”之用
玺文朱文，玉筋篆，左满文本字，右汉文篆体
制度规定其“以章继绳″，即大清遵照上天的标准而行事。“继绳”之意为“继继承承”，即继承。皇位继承时使用的玉玺，代表国家行使权力。
4.皇帝之宝
皇帝之宝有二方，一玉制，一木制，玉质为绞龙纽，木质蹲龙纽，为皇帝日常用玺。
皇帝之宝其(木制)
通高16.6cm，印面15.5×15.5cm，纽高11cm，纽高11cm，附系黄色绶带
栴檀木质，盘龙纽
但从清代档案考察，在二十五宝中，此宝的使用频率最高，钤用范围极广，其他诸宝实无以相比
玺文朱文，玉筋篆，左满文，右汉文。
制度规定其“以肃法驾″，它是清代实际使用最多的一方御宝，皇帝颁诏，册封皇后等仪式多用之。是清代二十五宝之中唯一的一方木质宝玺
据《交泰殿宝谱》，此宝为“以肃法驾”之象征物，故凡清帝行围及驻跸圆明园或避暑山庄时，都要以这方“皇帝之宝”随驾。此外通过对清代皇帝诏令文书中宝玺使用状况的统计分析表明，二十五宝中用得最频繁、范围最广的也是这方木质“皇帝之宝”，诸如皇帝登基、皇后册命、皇帝大婚、发布殿试金榜及其他重要诏书上均钤用此宝。可以说此宝是清朝皇权的重要标志，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5.皇帝之宝其(玉制)
青玉质，交龙纽，满文篆书
据乾隆十三年上谕：“青玉皇帝之宝本清字篆文，传自太宗文皇帝时。”则知此宝刻治于皇太极时。当时满文篆书初具雏形，到乾隆十三年创立成熟和规范化的满文篆书，并施之于宝玺，其生发之迹清晰可见
据《交泰殿宝谱》，此宝作“以布诏赦”之用。
玺文朱文，篆书，满文。
制度规定其“以布诏敕″，皇帝登基、传位、进士提名、大赦天下、颁布诏书等事皆钤此寳。
6.天子之宝
通高6.4cm，印面7.8×7.8cm
白玉质，交龙纽
据《交泰殿宝谱》，此宝作“祭祀百神”之用
玺文朱文，玉筋篆，左满文，右汉文
制度规定其“以祀百神″，祭祀庙宇神灵，撰写祭文后钤此寳。
7.皇帝尊亲之宝
通高6.1cm，印面6.8×6.8cm
白玉质，盘龙纽
上皇太后徽号及上尊谥、庙号之用
玺文朱文，玉筋篆，左满文，右汉文篆体
清朝制度规定其“以荐徽号″，皇帝、皇后要有徽号，上徽号诏时要钤此宝
8.清皇帝亲亲之宝
清二十五宝之八，通高7.7cm，印面7.2×7.2cm
藏于北京紫禁城故宫博物院之交泰殿内
白玉质，交龙纽
据《交泰殿宝谱》，此宝作“以展宗盟”之用
玺文朱文，玉筋篆，左满文，右汉文
制度规定其“以展宗盟″，皇帝晋赏亲族时，钤此寳
9.皇帝行宝
通高13cm，印面，15.6×15.6cm，碧玉质，蹲龙纽
据《交泰殿宝谱》，此宝作“以颁锡赉”之用
玺文朱文，玉筋篆，左满文，右汉文篆体
制度规定其“以颁赏赉″，对有功之臣，皇帝在赏赐颁诏时，钤此寳
10.皇帝信宝
通高6.5cm，印面10.5×10.5cm
白玉质，交龙纽
据《交泰殿宝谱》，此宝作“以征戎伍”之用
玺文朱文，玉筋篆，左满文，右汉文
制度规定其“以征戎伍″，皇帝征兵编制六师时，钤此寳
11.天子行宝
- 通高13.8cm，印面15.5×15.5cm
- 碧玉质，蹲龙纽
- 据《交泰殿宝谱》，此宝作“以册外蛮”之用
- 玺文朱文，玉筋篆，左满文，右汉文篆体
- 制度规定其“以册外蛮″，皇帝册封少数民族首颌时，钤此寳
12.天子信宝
- 通高8.5cm，印面12.1×12.1cm
- 青玉质，交龙纽。据《交泰殿宝谱》，此宝作“以命殊方”之用
- 玺文朱文，玉筋篆，左满文，右汉文。制度规定其“以命殊方″，对少数民族和属国地区颁令时，钤此寳。
13.敬天勤民之宝
通高9.8cm，印面10×10cm
玺文朱文，玉筋篆，左满文，右汉文
14.白玉质，交龙纽
据《交泰殿宝谱》，此宝作“以饬觐吏”之用
制度规定其“以饬觐吏″，尊敬上天仁爱百姓之宝，用于来京朝觐官员降旨时用
14.制诰之宝
通高14.7cm，印面13×13cm
青玉质，交龙纽
玺文朱文，玉筋篆，左满文，右汉文
据《交泰殿宝谱》，此宝作“以谕臣僚”之用
制度规定其“以论臣僚″，敕封五品以上官员，钤此寳。制诰之宝在清朝乾隆时期以后，在制式和材料的选用上随皇帝的变化而有相应变化
15.敕命之宝
通高9cm，印面11.3×11.3cm
碧玉质，交龙纽
据《交泰殿宝谱》，此宝作“以钤诰敕”之用
玺文朱文，玉筋篆，左满文，右汉文
制度规定其“以钤诰敕″，皇帝对六品以下官员发布敕论，钤此寳
16.垂训之宝
通高10.5cm，印面13×13cm
碧玉质，交龙纽
据《交泰殿宝谱》，此宝作“以扬国宪”之用
玺文朱文，玉筋篆，左满文，右汉文
制度规定其“以扬国宪″，颁布向全国庶民宣扬国威、皇帝功德的论旨，钤此寳
17.命德之宝
通高10.4cm，印面13×13cm
青玉质，交龙纽
据《交泰殿宝谱》，此宝作“以奖忠良”之用
玺文朱文，玉筋篆，左满文，右汉文
制度规定其“以奖忠良″，奖励军功，加官晋爵之论，钤此寳
18.钦文之宝
通高9.8cm，印面11.7×11.7cm
墨玉质，交龙纽
据《交泰殿宝谱》，此宝作“以重文教”之用
玺文朱文，玉筋篆，左满文，右汉文
制度规定其“以重文教″，皇帝颁发有关文化教育一类文告时，钤此玺。
19.表章经史之宝
通高13.2cm，印面15.3×15.3cm
碧玉质，交龙纽
据《交泰殿宝谱》，此宝作“以崇古训”之用
玺文朱文，玉筋篆，左满文，右汉文
制度规定其＂以崇古训″，皇帝表彰古书籍等时，钤此寳
20.巡狩天下之宝
通高13.3cm，印面15.3×15.3cm
青玉质，交龙纽
据《交泰殿宝谱》，此宝作“以从省方”之用
玺文朱文，玉筋篆，左满文，右汉文
制度规定其“以从省方″，皇帝在各地巡视时，钤此寳
21.讨罪安民之宝
通高13.9cm，印面15.3×15.3cm
青玉质，交龙纽
据《交泰殿宝谱》，此宝作“以张戎伐”之用
玺文朱文，玉筋篆，左满文，右汉文
制度规定其“以张征伐″，皇帝派军队征伐叛乱时，钤此寳
22.制驭六师之宝
通高10.8cm，印面17×17cm
墨玉质，交龙纽
玺文朱文，玉筋篆，左满文，右汉文
制度规定其“以整戎行”，皇帝控制管理全国军队，颁布指令时，即钤此寳
墨玉质，交龙纽，原藏于故宫交泰殿
据《交泰殿宝谱》，此宝作“以整戎行”之用，即皇帝控制管理全国军队，颁布指令时使用
23.敕正万邦之宝
通高10.7cm，印面13×13cm
青玉质，交龙纽
据《交泰殿宝谱》，此宝作“以诰外国”之用
玺文朱文，玉筋篆，左满文，右汉文
制度规定其“以诰外国″，对外国使臣回书，对属国或少数民族政权回文时，即钤此寳
24.敕正万民之宝
通高10.4cm，印面12.6×12.6cm
青玉质，盘龙纽
据《交泰殿宝谱》，此宝作“以诰四方”之用
玺文朱文，玉筋篆，左满文，右汉文。制度规定其“以诰四方″，皇帝向全国百姓发出文告，即钤此寳
25.广运之宝
通高15.6cm，印面19×19cm
墨玉质，交龙纽
据《交泰殿宝谱》，此宝作“以谨封识”之用
玺文朱文，玉筋篆，左满文，右汉文。制度规定其“以谨封识″，凡是皇帝亲笔题写的匾联等处，其上若用印，即钤此寳
此方宝玺，为二十五宝玺最后一方，个头最大，重十多公斤
这二十五方宝玺中，经常使用的只有檀香木“皇帝之宝“、碧玉“敕命之宝“和青玉“制诰之宝“三方，分别用于诏书、颁发文书和给予官员发布诰命。
25方玉玺是一段古代皇权的历史，也是一段宫廷治印、雕刻的历史！
篆刻中如果遇到过去没有的字可以自己创造吗
篆书，分大篆、小篆；大篆还分甲骨文、金文、石鼓文……
应多备一些篆书字典工具书，《说文解字》《汉印分韵》《缪篆分韵》《甲骨文编》《金文编》《康熙字典》……以供查找选用。
篆刻用字力求有出处，断不可臆造。
和氏璧雕制的传国玉玺，为何传至东汉成了缺角玉玺
其实传说中的秦始皇传国玉玺应该有两枚，其中一枚就是大家熟悉的，由和氏璧所制，另外一枚由蓝田玉制。题主所说的传到东汉时缺了角的传国玉玺，应该是蓝田玉制的，而不是和氏璧制作的那枚。
和氏璧制传国玉玺的去向：沉没在洞庭湖中
和氏璧是传说中的稀世美玉，价值连城。原本属于楚国，在春秋时期辗转于各国之间，后来到了秦始皇手里。公元前221年，嬴政终于统一了六国。于是，秦始皇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来加强自己的皇权。经过群臣的商议之后，建议嬴政称自己为“泰皇”，但是，秦始皇并不满意，最后霸气的自称为“始皇帝”。秦二世的称呼也由此而来。
“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
同时，秦始皇也改革了印玺的制度，规定只有皇帝用的印才可以称之为“玺”，普通人用的称之为“印”。因此便着手制作了一枚玉玺，上面还刻有丞相李斯拟定的“受命于天，既受永昌。”八个字。传说，这枚玉玺就是由和氏璧为材料制作的。
传说在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巡游天下时，经过洞庭湖遇见大风浪，差点倾覆。于是迫不得已将传国玉玺投入洞庭湖中平息了风浪。从此，传国玉玺没了，和氏璧也没了。《史记》中确实有记载说秦二十八年，经过湘山（就是洞庭湖），遇见大风浪，但是里面所说的是砍了湘山的树，而不是将传国玉玺抛入洞庭湖。传国玉玺被抛入洞庭湖一说主要是传说。
蓝田玉制的秦始皇传国玉玺的去向：王莽时期缺角，唐朝末年下落不明
缺了一角的传国玉玺就是下面要说的这枚由蓝田玉制的玉玺了。和氏璧制的玉玺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被丢进了洞庭湖，但是，玉玺是皇权的象征，国不可一日没有玉玺。于是秦始皇回去之后又命人制作了一枚玉玺。这枚玉玺上刻的字与第一枚也不同。玺文是“受天之命，皇帝寿昌”。也有人据此玺文，认为这枚玉玺是由司马家族伪造的。
这枚玉玺也是命运多舛。秦始皇死后传给了秦二世，可是秦二世便亡了。公元前206年，刘邦攻入咸阳。秦二世跪着献出了这枚传国玉玺。汉承秦制，有了这枚玉玺，刘邦的皇权也更加名正言顺。于是，这枚玉玺随着汉朝的延续一直传给一代代帝王，直到王莽篡汉。西汉时，汉成帝刘骜宠信赵飞燕赵合德姐妹、汉哀帝刘欣也是纵情声色，这两位汉帝都不怎么靠谱，并且没有留下子嗣，还英年早逝。于是太后王政君“垂帘听政”，到了汉平帝刘衎时，王氏一族的势力权倾朝野。
王莽是王政君的侄子，在王政君的提拔下，权倾一时。到最后反而架空了王政君，最后愈演愈烈，便有了“王莽篡汉”。可是当时传国玉玺是在王政君的手里，王莽几次三番设法想要拿到玉玺都不成功。终于有一天王政君一怒之下怒摔玉玺，玉玺被摔坏了一个角，王莽用黄金镶补缺口，从此也有了“金镶玉”一说。所以，题主说的东汉时期也是有些不准确的，确切的时间是在西汉时期。
这枚玉玺最后在朝代更替中，兜兜转转。刘秀自立为光武帝，定都洛阳。蓝田玉传国玉玺也到了他的手里，之后传东汉12帝。
东汉末年分三国，当时传国玉玺被孙坚在一口井中发现了，可是也差点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随后到了袁术的手里，袁术死后，传国玉玺又到了汉献帝手里，之后曹丕篡汉，传国玉玺自然而然到了他的手里。据说，曹丕画蛇添足，命人在传国玉玺上另加了一行字：“魏受汉传国之玺。”并且，前文也说过，这时的玉玺上的字是“受天之命，皇帝寿昌”，又有曹丕加的“魏受汉传国之玺。”这不明显的此地无银三百两嘛，所以有人怀疑这枚玉玺是否真得是秦始皇时期的传国玉玺。
到了唐朝末年，藩镇割据。在末帝李从珂带领全家携玉玺登玄武楼自焚后，玉玺就再也不见于历史文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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