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的外交决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国的实力与利益。与此类似，美国之所以对中国实行“禁烟”政策，也是因为美国在中国的利益和力量基础上所形成的。
美国从十九世纪初期开始进行了一场经济变革，到三十、四十年代已基本形成了以纺织工业为主导的工业系统。然而，“美国只是摆脱了英国的殖民地束缚，它所占有的土地只有大西洋海岸和阿巴拉契亚山脉东部的一小块土地。
三是资源开发不足，各类社会矛盾突出；再者，英国对其进行了海洋的禁锢和对其的排斥，使其被欧洲市场所排斥。美国的商人们，也在寻找着其他国家的商机。”一七八四年，美国的一艘“中国女王”号货轮开始向中国进发。
美国的纺织产品在中美两国之间最初的交易中被引入到中国广州，而且发展很快，美国的商人从中得到了很多好处。所以，美国的泰勒，格兰特，哈里森，麦金莱，在十九世纪的政治演说中，都突出了“商惠”的理念，寻求拓展贸易的权利。
泰勒总统在向议会发表的一份报告中说，假如中国的一些港口能够被打开，那么“毫无疑问地将会增加美国商品的需求量。这就足够说明美国已经认识到，中国对于美国产品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市场。这一认知对美国在中国的外交策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和引导作用。
与此同时，美国的外交策略也受到了务实的影响，一方面，美国方面不愿意因为进行鸦片交易而丧失中国的市场，另一方面，商家方面则愿意弥补英国从广州撤军所造成的商业空白。
从18世纪后期到鸦片战争以前，美国对中国的商业活动一直处于与英国的一种竞赛状态。那时，中国的对外经贸活动仅局限于广州这一个港口。而且，“美国人在广州唯一的希望就是，以与其竞争对手相同或者更好的方式，向美国人敞开与其竞争对手相同或者更好的方式，这里的竞争对手就是英国。
到了1840年，英美两国在应不应中国下令禁烟交易问题上，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立场。中、英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以“三边”为基本原则，即英国向印度出口工业产品，向中国出口印度的毒品，向英国出口中国的茶叶等。
中国就是为了弥补和英国的贸易赤字，转移印度的财富，毕竟印度才是英国制造产品的最大市场。而美国则不具备英国那样的待遇，因此必须以中国为主要的出口对象。在初期的中美两国间的交易中，美国商贩对中国的出口，不论数量和数量，都远远落后于英国，这一点从中美两国间的总交易量就可以看得出来。
一国通过外交手段来影响他人的行动，从而达到外交目的，是一国通过外交手段来达到外交目的的一种最基本的行动方式。一个民族所具有的这个力量，是由它本身所具有的力量决定的。鸦片战争期间，由于经济、军事和国际形势等方面的原因，美国无法象英国一样对中国实行“战时”的策略。
首先，那时的美国还没有进入工业化阶段，与英国相比，它的发展速度要慢得多。美国的兵力不够，而美国和中国隔着太平洋，相距遥远，而太平洋地区，美国并未设立任何的军事基地。日本仍然是大国之中的一个欠发展的、脆弱的国家，即便想要在东亚发挥自己的政治与军事力量，但却没有这个实力。
美国正处于向西扩张的过程之中。在美国从英国的殖民地中解放出来之后，它继续它的西部扩展，横跨美国的大片土地。西方广阔的发展前景，还有尚未完全发展起来的内部市场，都是因为美国没有时间去关注的原因。
此外，在19世纪早期，随着拉丁美洲国家从西班牙的殖民地中获得了独立，美国的资产阶级也想抓住这个机会，在1823年，他们提出了“门罗主义”，并在拉丁美洲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
美国人在同中国有关部门的交往中，同样了解到“战列舰”的做法不仅会引起中国人的反感，而且还会妨碍双方的交易。所以，美国政府并不主张动用军事力量，而是“更倾向于在2014版中通过外交手段，巧妙地运用最惠国条款以扩展其在海外的成员的权益与权利”。
“我们与其他国家打交道的原则，就是在发展经贸的同时，尽量不要与其他国家有任何的交集。”美国的所作所为，从来都不会考虑到其他国家的利益。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必须符合美国自身的现实和长远利益。”
这一战略是乔治.华盛顿为了应对欧洲多变的国际形势，在美国刚刚获得独立时所采取的一种自卫策略，后来逐渐地成了美国外交决策的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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