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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0年8月18日，天气阴霾，日光昏黄。虽值盛夏，可是紫禁城中却弥漫着一股“肃杀”与“不祥”之气，明朝的文武大臣们立在毓德宫前，他们有的神态慌张，有的故作镇静，有的心怀鬼胎，但他们不管是什么心态，都已阻挡不了明朝第十三位君主，万历皇帝朱朱翊钧在毓德宫里奄奄一息的脚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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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令文武大臣们感到诧异的是，万历皇帝却迟迟不肯咽气，因为他有一桩心愿未了。他在临近驾崩之前，还对太子朱常洛，也就是未来的明光宗留下了遗命：封郑贵妃为皇后——因为只有这样，郑贵妃去世后，才可利用显赫的皇后身份，最终葬进——定陵。
万历皇帝已经有一位皇后，她就是孝端显皇后(王喜姐)1620年4月去世，孝端皇后是名正言顺的皇后，她虽然先万历皇帝一步驾崩，但葬入定陵实不存疑。其实，另外一位苦命的妃子，就是孝靖皇太后王氏(王恭妃)，她于1611年10月去世(陵墓目前埋在别处)，万历皇帝驾崩一年后，万历皇帝的孙子天启皇帝继位，他将自己的亲奶奶王恭妃，封为孝靖皇后，孝靖皇后也随同万历皇帝一起葬入了定陵。这事儿看着挺乱，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王恭妃生的儿子是朱常洛，就是后来的明光宗，而天启皇帝是朱常洛的儿子，孝靖皇后的亲孙子——这说明一个道理：一家人就是向着一家人。
万历皇帝讨厌孝靖皇太后王氏(王恭妃)，也就是我们所常说的夫妻不睦，她能入葬定陵，这是万历皇帝万万想不到的事儿。
孝靖皇太后葬入定陵，万历皇帝不会想到，不能左右，可是他想封郑贵妃为皇后的事儿，却遭到了群臣的极力反对，因为这事儿违背了祖宗的“礼法”!这背后的道理也不复杂，因为在紫禁城中，一个贵妃想升为皇后，册封皇后的大典，必须由皇帝亲自主持，万历皇帝一旦驾崩了，册封郑贵妃的仪式自然无法举行，郑贵妃想成为皇后的七彩梦想，就真的丢失了六种颜色，只剩下“苍白”这一种。
面对礼法的鸿沟，皇权都无法跨越。万历皇帝心里真是很痛苦，可是更让他感到痛苦的还在后面，他没有想到，三百多年后，号称坚不可摧，万世永存的定陵，竟在考古人员的探铲下，被“保护性”地发掘了。
一：发掘是为了保护
1955年10月4日，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有关部门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一张《关于发掘明长陵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明确地写道：在各行各业建设取得伟大成就的今天，我们的文化事业也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为进一步加强和繁荣文化事业，我们请求对十三陵中的明朝统治者朱棣的长陵进行发掘。
为何要对朱棣的长陵进行“保护性”发掘，道理有三点：
1、 朱棣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儿子，他的墓葬又是十三陵的首陵，故此，长陵中的随葬品应该多于其他的陵墓，朱棣的长陵作为明十三陵的代表，发掘它绝对具有代表意义。
2、 发掘长陵，不仅可以出土大量敛葬的实物，还可以利用这些器物，进行历史性探索，展开一次对明朝政治、经济和军事等课题的研究，更好地服务人民，造福社会。
3、 封建社会的皇帝是反动的，通过大量出土冥器的展示，可以展开一次教育。
当然，还有一个更大的好处，那就是长陵被“保护性”发掘后，可以依照原址，建一座长陵博物馆，不仅可以丰富首都人民的文化生活内容，也是向世界展示我国考古成果，并同时彰显华夏文明历程的一次重大举措。
当时面对这份报告，有关部门的意见分为两派，两派相左的意见，甚至可以用“冰火两重天”来形容。反对派认为：我们建国不久，考古技术还比较薄弱，不管是对古代文物的发掘、修复、研究和保护等技术都不过关，如此大规模的皇陵保护，即使是西方发达国家，都无法做到万无一失，故此，发掘长陵，应该慎重再慎重。
可是赞成派却认为：金属、玉石、丝绸和纸张等文物深埋明长陵地宫，其完好存在的时间是有年限的。明长陵建于永乐七年(1409年)，距今已经有500多年，金属、玉石等文物还好说，如果长陵地宫受潮或者进水，丝绸和纸张等文物能否完好无损，这就很难说了。文物受损，谁能负责?估计谁都负不起那份责任，故此，发掘就是为了保护，这是刻不容缓的紧要任务。
反对派和赞成派相持不下，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在有关部门“同意发掘”的四个字的批复，为这场争论画上了句号。
以前发掘皇陵，只是考古人员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在一锤定音的批复下达后，这个梦想就将在考古人员的探铲下变成现实。想一想幽深地宫的神秘葬制，想一想地宫中丰富的文物，想一想楠木棺中面目如生的皇帝……这一切的一切，真的很鼓舞考古人员的斗志。1956年到1957年，我考古工作者没有发掘长陵，而是对定陵的地下玄宫进行了发掘，并出土了大量的文物……
万历皇帝的郑贵妃，并没有被封为皇后，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她也没有葬进定陵，但她的陵墓葬于银泉山，至今保存完好，这就真的成为一个绝妙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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