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80年代，京剧艺术步人了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一方面，舞台上仍然持续着“文革”后复苏的繁荣景象，另一方面由于京剧自身和客观文化环境的变化，对于京剧前景的优患意识渐渐浓了起来，直至出现了是否存在危机的争论，振兴成为了众说纷纭的话题，各种见解、不同观念相互碰撞，京剧界内外相关的思想认识空前活跃。
那时，有一个字眼还未像现在这样响亮，却又亟待人们重视和有所作为，就是“枪救”。十年动乱，使灿若群星的一批京剧大师、名家过早谢世，而本来大有希望的一代传人，荒废了最宝贵的、奋发向上的青春岁月，学识和实践经验欠缺，艺术功力和水准不足以填补前人留下的空白，演出剧目贫乏、艺术魅力减弱的迹象日益显现出来。在这个剧种承传发生断裂的关键阶段，如果不能及时采取紧急的、特殊的抢救措施，争取尽可能多地使前辈创造的艺术财富保留下来，继承就将是残缺不全的，丰美的艺术精华就会继续流失，剧种就会走向艺术萎缩，创新和发展必将失去必要的基础和前提。
于是，京剧音配像的设想产生了。事后得知，它从1985年酝酿到1994年正式投入实施，前后经历了近10年时间，说明《中国京剧音配像精粹》这项工程的研究、策划是慎重而细致的，准备是充分的，到现在跨越了世纪之交，又是8年过去了，为大师、名家的300余出传统和新编剧的录音配像，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数字，成效已然有目共睹，其价值和意义随着时光的推移，将愈来愈被人们所认知。
作为一项抢救性的工程，京剧音配像带有浓厚的补救色彩，顺应了历史和现实两方面的需要。从历史的角度看，以“四大名旦”、“四大须生”等为代表的一代到两代大师、艺术家，艺术创造活动在20世纪中叶步人成熟，技艺精湛，炉火纯青，实事求是地讲，达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峰，可惜限于当时的科技水平，只有大星录音传世，鲜见身影留存，这对于以唱、念、做、打的综合性著称的京剧表演艺术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缺憾；而现实态势是，京剧新人渴求更全面、更多、更直观地从前辈遗产中汲取营养，开拓视野，增长见识，同时当前演出剧目的单调，也使观众更加希望重睹近乎绝响的大师们的名戏佳作，这在一个视听时代，仅凭录音显然是难以满足的。但斯人长逝，前人的精美形象不能再造，即使是依然健在的老一辈名家，也不复昔日景象，那么，趁着了解和深谙当年舞台呈现的一些老艺术家还在，亲传或再传的传人们风华正茂，采取音配像方式，就成为适时、可行的补救于万一的选择了。面对历史的遗憾和现实的需求，既不能不知珍惜地漠然视之，也不应停留在无济于事的空发浩叹，正确的是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时机和条件，尽一切可能补救。
我总觉得，京剧音配像是被历史和现实的共同需要“逼”出来的，在特殊背景的两者之间“逼”出来了一项宏大、壮观而又务实的艺术工程。提到抢救，确实是岁月无情，时不我待，就和后者的多姿多彩，无疑都是一大贡献。当然，在广为应用的实践中，它在形式和手段上还会不断提高，不断完善。音配像使数百出不同时期、不同题材、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京剧剧目得以重现，收集、整理并用活了弥足珍贵的录音资料，后学有了学习、观摩的参考教材，配像演员得到了锻炼和展示的机会，满足了戏迷知音和广大观众的欣赏需求，另外还对学术研究和理论探讨提供了有益的参照。多年来，很难看到如此众多的传统和新编剧目，有的戏只演过，两场就绝迹于舞台，有的已然濒临失传，借助音配像集中回顾和浏览，有助于进一步审视传统戏在不同时期的舞台风貌，不同流派对共有剧目的不同艺术处理（如“四大须生”加上高派的《失?空?斩》，“四大名且”的《玉堂春》，不同组合的《大?探?二》、《二堂舍子》、《甘露寺》、《捉放曹》、《十三妹》等），它们的共性与个性的比较，常演剧目与“冷戏”的比较，特定艺术家的代表剧目与一般演出剧目比较等，其中是有规律性的东西可寻的；还有对上个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的“戏改”和新戏创作（包括历史剧和现代戏）的评估和经验反思，特别是新戏创作经历当时、“文革”（样板戏）和新时期二个历史阶段的运行脉络，从它的起伏与变化，得失与走向中，也会发现新的启示。对于前辈大师、艺术家的表演艺术精髓，配像是一个绝好的重温和深人感悟的过程，声与形的紧密关联，形与神的相互依存，甚至一些看似平常的表演细节，录音中彩声如雷，我们却无法知道前人有何细腻、传神的精彩刻画，说明部分艺术精华已经流失，更突出了收集、研究的紧迫性。戏曲与电视联姻是一个年轻的新课题，音配像更属新中之新，艺术探索和学术研究当然也大有文章可作。面对音配像带来的丰富资料和广阔空间，理论家和研究工作者大有可为，只是有待于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思考。
历史和现实一起选择了音配像工程。京剧音配像正在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工程取得胜利，对民族传统艺术的抢救和弘扬却远远没有尽头。中国京剧音配像所体现的追求和精神，应能在共识的基础上，化为更为广泛而持久的共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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