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市烧麦是否发源于呼市本地？呼和浩特旧称为什么叫归绥_蒙古_明朝_烧麦

本文目录

• 呼市烧麦是否发源于呼市本地
• 呼和浩特旧称为什么叫归绥
• 为什么清朝时内蒙地区部落比外蒙多
• 朵颜三卫的命运最终如何
• 呼和浩特美食有什么
• 呼和浩特的地名中有刀刀板、攸攸板和麻花板等，为什么这些地名中都有“板”字
• 满洲与准噶尔蒙古的战争参加军队主要是八旗还是绿营
• 和通泊之战战况如何
• 明朝的呼和浩特又叫三娘子城，三娘子在蒙古历史上是怎样的女人

呼市烧麦是否发源于呼市本地

烧麦作为一种呼市著名食品，其起源地问题的论证关系到烧麦产业的发展，因此有必要运用历史方法进行一些严肃的论证。

刘映元先生在1960年代采访了张玉美、裴宽、马昇等食店行的老人，对此进行了调查研究。留下了一批非常珍贵的调研成果，就起源地问题摘抄如下：

“烧麦”这种食品的名称，在《元曲》好多剧目的道白中就已提到。归化城可能自从有了汉族商人以后，当地便有了“烧麦”。

据说归化城的“烧麦馆子”以南柴火市“永香馆”年代最久，在清末民初时候，人们都说它是一个有二百多年历史的老“烧麦馆子”。

大南街的“中和元”和上栅子的“万明元”，在小召前1787年（乾隆五十二年）所立的碑上也有记载。

“食店行”的老年人听前辈们传说，最初归化城盛行内地的那种长咀子烧麦，当地人嫌面粉太多而不适口，才改成后来的短咀子烧麦。

大南街的“中和元”和上栅子的“万明元”，在小召前1787年（乾隆五十二年）所立的碑上也有记载。

以上摘自——“烧麦馆子”与本地点心铺，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三十九辑P78，张玉美 裴宽 马昇 刘映元著。

根据上述史料论述如下：

1）短咀子烧麦，是呼市烧麦区别于内地烧麦，在创新方面的关键体现之一。这是由归化城大量而挑剔的用户所驱动的创新，所以南北方烧麦看上去就很不一样。

2）内蒙西部地区牛羊肥美，大量供应，形成了呼市烧麦形成本地特色的主要驱动力。长期演进，就形成了呼市烧麦皮薄、馅香的两大特色，所以南北方烧麦吃起来也就很不相同。

3）归化城的人长期把烧麦视为是代表地方风味的一种有名食品。归化城的主要经济模式是运输贸易，走南闯北，足迹遍布北京、湖北、山西、外蒙古、新疆。归化城烧麦的口碑形成是民间长期比较的结果。

综上，烧麦来自于内地，是汉族人的食品。

但呼市烧麦在口味和形态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而其改进过程则可能发生在归化城。

4）如果清末民初的永香馆已经有200年历史，那么呼市烧麦距今可能已经有300年的历史。

5）如果依据小召前1787年的碑文已经有中和元和万明元，那么呼市烧麦距今（2021年）至少有234年的历史。

6）考虑到店铺有能力捐资立碑建立功德（第5条），必然已经是繁荣知名之后的行为。因此，这些店铺实际经营烧麦的时间要更早。

综上，考虑碑文（第5条）加上口碑校准（第4条），将呼市烧麦的改进发生过程推测至距今不少于260年，应该是保守的估计。乐观的估计则可以认为是300年左右的说法是成立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清朝时候，归化城烧麦就已经不仅仅是小吃，而是颇具一定规模的食品产业。相关信息，参见：
鲜为人知的呼市烧麦往事 | 三种烧麦馆，看懂归化城｜刘映元生活史

目前山西大同一带的烧麦和呼和浩特地区的差不多。由于山西擅长面食，晋商来往口内外，所以也有人认为呼市烧麦起源于山西。

但根据上述描述，固然呼市烧麦的形成与晋商走西口存在密切联系，但这些创新在很大概率上是在归化城成为大规模贸易集散地之后发生于呼市当地的改进，其根本原因在于归化城为烧麦改良提供了其他地方无法达到的条件：a）供应充沛的羊肉；b）由于大规模物资流动造成的远大于其他地区的广阔市场。

呼和浩特旧称为什么叫归绥

呼和浩特市为内蒙古自治区首府，位于自治区中部，西南临黄河，为全区政治、经济、文化与交通、商业中心，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呼和浩特”系蒙古语，意为“青色之城”。

自战国至秦汉时代，在这一带活动的主要是匈奴。大约在前399~前387年，赵武侯扩地为疆，开始沿阴山修筑赵长城，并筑云中城。秦统一六国后，置云中郡。

从魏晋南北朝到隋统一的三百多年间，呼和浩特成长柔然、丁零、鲜卑、突厥等少数民族与汉族交错杂居的地带。

6世纪中叶，为突厥所占据。突厥攻隋失败后，隋王朝占领了这一地区，称白道川。

唐太宗贞观三~四年（629~630），唐灭东突厥，设云中都督府与定襄都督府。

五代十国时期，为契丹占有，称丰州滩。

明世宗嘉靖年间（1522~1566），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阿拉坦汗）率部驻牧丰州滩，将平原称为土默川。

1572~1581年，俺答汗召用能工巧匠，在土默川上建起了8座楼、琉璃金银殿与雄伟壮丽的城池~库库和屯，“呼和浩特”之名始此。

明万历十四年（1586），明神宗赐其城名归化城（呼和浩特旧城），意为“归顺明朝，接受教化”。

清圣祖康熙三十三年（1694），在旧城周围又增筑了一道外城。

清世宗雍正元年（1723），置归化厅，驻城外河曲，隶属山西省朔平府。清高宗乾隆元年（1736）增置绥远厅。1739年，在归化城（俗称旧城）东北筑绥远城（俗称新城），移镇守将军（后称绥远将军）驻城中。1741年置归绥道，驻归化城，辖归化厅、绥远厅，隶山西省。“归绥”之名始此，取归化、绥远二厅首字而合成。

民国元年（1912），改归绥道为归绥观察使公署，隶山西省；翌年，并归化厅、绥远厅为归绥县（治今呼和浩特市西城区），隶公署。

1914年11月改为绥远特别行政区，与山西省分治，隶北洋政府。

1928年改绥远特别行政区为绥远省，以归绥县城区设归绥市，并为省会。绥远省辖境相当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鄂尔多斯市、巴彦淖尔市及呼和浩特市、包头市等地。

1930年，设归绥市，与县分治，隶绥远省，为省直辖市。

1952年，内蒙古自治区首府由张家口迁此。1954年，绥远省撤销，并入内蒙古自治区；归绥市复名呼和浩特市，改属内蒙古自治区。

图片皆选自网络。

为什么清朝时内蒙地区部落比外蒙多

清代外蒙古很高的自治权，部落可以自行委任地方扎萨克（奏报旗长或官员）（外札萨克）。在外蒙古亲王之上还有各旗联盟的共主的“汗王”，所以外蒙主要体现就是喀尔喀三汗一王部（四部），四部分别管辖外蒙八十六旗。

清代对内蒙古设立八旗制度（八旗蒙古），再与扎萨克制度结合（内札萨克），最高爵位为亲王，没有汗。内蒙札萨克（旗长和官员）由理藩院派遣，朝廷直接统管内蒙六盟二十四部四十九旗。

外蒙四部

清代外蒙共分三大汗部和一个独立的王部。

清康熙三十五年圣祖亲征噶尔丹，肃清漠北后，喀尔喀蒙古分为三大部族，分别是土谢图汗，车臣汗，札萨克图汗。

雍正九年，因善巴之堂弟策棱（策凌）征讨准噶尔有功，分土谢图汗部西十九旗为赛音诺颜部，授策棱“喀尔喀大札萨克”。自此赛（三）音诺颜部与土谢图汗部、车臣汗部、札萨克图汗部并列为喀尔喀四部之一，称喀尔喀中路。

外蒙土谢图汗

清代喀尔喀蒙古（外札萨克）共四部，八十六旗：

土谢图汗部，汗王驻地土拉河。直大同边外漠北。至京师二千八百余里。乾隆四十六年世袭汗位，共二十旗。

车臣汗部：驻克鲁伦翁都尔多博，直古北口边外漠北。至京师三千五百里，辖二十三个旗。雍正六年，赐印文曰“格根车臣汗”，世袭。

札萨克图汗部：驻杭爱山阳，直甘肃、宁夏边外漠北。扎萨克图汗为元帝后裔，康熙二十七年，被噶尔丹打败。其弟策旺札布率族来归，康熙封其和硕亲王（蒙古爵位），诏仍袭汗号辖旗十九。

赛音诺颜部（独立的王部）：直甘肃凉州边外西套之北，至京师三千余里。因格埒森札之孙图蒙肯护持黄教，唐古特达赖喇嘛授赛音诺颜号（蒙古语“”优秀的长官”）。信顺额尔克岱青诺颜善巴率属来归。康熙三十五年封和硕亲王（来去是梦）。乾隆三十一年，许仍其赛音诺颜旧号，世袭。后乾隆以善巴曾孙诺尔布札布袭赛音诺颜号，世袭与三汗同。

清朝内蒙诸部

清朝内蒙古（内扎萨克）共有二十四部，四十九旗。

清朝定都北京后，理藩院统领的内蒙诸部达到了二十五个，旗五十一个，康熙三十年(1691)多伦会盟后，实行盟旗制度。共分六盟隶八旗蒙古（成败皆空）。后来清朝乾隆年间，归化城土默特部两旗改入山西，内蒙古诸部减少为二十四个，共四十九旗。

清初二十五部分别（按贡道算）为

山海关外：科尔沁、郭尔罗斯、杜尔伯特、札赉特四部，共十旗。

喜峰口外：阿噜科尔沁、札噜特、土默特、喀喇沁、喀尔喀左翼、奈曼、翁牛特、敖汉八部，共十三个旗。

独石口外：阿巴噶左翼、阿巴哈纳尔左翼、浩齐特、乌珠穆沁、巴林、克什克腾六部，共九旗。

张家口外：，阿巴噶右翼、阿巴哈纳尔右翼、苏尼特、四子部落、喀尔喀右翼、茂明安六部，共七个旗。

杀虎口外，归化城土默特、乌喇特、鄂尔多斯三部，共十二个旗。

科尔沁左翼后旗扎萨克郡王，博多勒噶台亲王僧格林沁

总结：

清代外蒙的四大部拥有相对的自治权，外蒙汗王尊清朝皇帝为“天可汗”，类似清联邦体系下联盟关系，由清朝皇帝授予汗号（和硕亲王其次），自治权很高，他们奉大清年号，定期朝拜和纳贡，地理位置偏远。所以外蒙区域管理主要以上述四大部为体现（除了外蒙还有两位汗）。

清代内蒙亲（和硕亲王是内蒙古最高爵位）王及其他爵位由皇帝下旨册封，理藩院派遣官员担任地的执政官（扎萨克，旗长或官员）管理百姓，再设八旗蒙古管理军队和旗务，加之后金与清初满洲和内蒙诸部之间的和亲与征伐，可谓恩怨情仇，地缘与关系比外蒙要近的多。比如科尔沁部博尔济吉特氏等家族与清朝皇家历代姻亲，是清朝皇帝的母族之一，所以很多部落都有自己的人口以及爵位，部落也就很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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朵颜三卫的命运最终如何

感谢悟空问答邀请。所谓“朵颜三卫”，指的是于明朝洪武二十二年五月，明廷为了安置大量的蒙古降人，设立朵颜、泰宁、福余三卫于兀良哈之地（大致在以今嫩江为中心的区域），所以又称兀良哈三卫。设立三卫是明朝取代元朝统治之后，防御北元政权南下，加强边地统治的重要举措之一。

《四镇三关志·夷部考》：二十二年，以降众胡，诏兀良哈地置三卫于横水之北，曰朵颜，曰福余，曰泰宁，以降胡脱鲁忽察儿、海撒男奚、阿札失里为三卫头目，世官指挥同知为藩。

“朵颜三卫”在设置之后，在明朝的国力处于上升期时，一度非常恭顺，在洪武年间和永乐的前、中期确实起到了抵御北元和鞑靼的作用。在靖难之役中，又出其部落的蒙古骑兵帮助明成祖夺取皇位，可以说是从龙之臣，为了封赏三卫之功，明成祖将大宁卫内徙，将旧大宁之地割予朵颜三卫驻牧。

《明史·卷三百八十二》：成祖复选其三千人为奇兵，从战。天下既定，徙宁王南昌，徙行都司于保定，遂尽割大宁地畀三卫，以偿前劳。

得到在旧大宁驻牧的许可，朵颜三卫不断南下，与明朝的蓟镇相邻，在之后也给明朝的边防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在当时的蒙古草原还并存着鞑靼和瓦剌两方，这两方彼此展开混战，还时不时袭扰明边，而朵颜三卫虽然臣服于明朝，但实际上心有不甘，往往会在瓦剌、鞑靼、明朝三方之间左右骑墙。具体在永乐年间，与明朝的关系开始走向不稳定。所谓“当成祖之世，已烦驾驭，厥后更为叵测”。在永乐十七年之后，勾结鞑靼阿鲁台，屡次进攻明边，不胜其扰的明成祖于永乐二十年率军北征，重创朵颜三卫。

《国榷·卷十七》：上率骑追奔三十余里，抵其巢，斩首虏数十，生获其党伯儿伯克等，尽收其人口、牛、羊、驼、马，焚其辎重兵器。

其后，朵颜三卫与阿鲁台关系破裂重新归附明朝，但又于宣德三年再次反叛，被明宣宗击破，是为宽河之役。而此时鞑靼部汗王阿鲁台继续攻打朵颜三卫，为了自保，又一次归附明朝，得到了明宣宗的宽宥，“诏蠲三卫罪，以自新”。

在明朝的打击下，鞑靼势力衰退，瓦剌部趁势而起，瓦剌部也先一代枭雄，志在统一全蒙古并恢复“大元天下”，驻牧于蓟镇边外的朵颜三卫自然是其统战对象。大致在正统九年之前，也先开始了对朵颜三卫的拉拢工作，娶泰宁卫首领拙赤之女为妻，以朵颜三卫为耳目，刺探明朝动向，“阴为之耳目”，正统十四年，在朵颜三卫的协助下，又酿成了明朝建国以来的最大惨剧，即土木堡之变，所谓“土木之变，颇闻三卫为也先向导”。当然，也先并不满足对三卫的控制，而是想彻底吞并，于是在进攻明朝的同时也开始攻杀三卫，朵颜、泰宁不得已投降瓦剌，福余远避脑温江。与此同时，由于不满也先统治，朵颜三卫开始重新与明朝交好，将瓦剌的情报输入明朝，并请求准许在紧急情况时，“得近边屯牧”。

也先死后，鞑靼再次崛起，鞑靼的最高权力为权臣孛来所掌握，在孛来的拉拢下，朵颜三卫又与其勾结了起来，双方联合对明朝的边境进行骚扰。

《国榷·卷三十四》：已亥，报虏孛来纠朵颜三卫窥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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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榷·卷三十四》：三月，申朔，虏孛来构朵颜三卫苦堆等九万余骑入辽河。

成化初年，鞑靼另一权臣毛里孩起兵攻杀孛来，于是朵颜三卫又“西附毛里孩”，与其一起进犯明境。其后鞑靼满都鲁汗、亦思马因汗，相继崛起，不停的蚕食朵颜三卫，在他们的打击下，朵颜三卫处境极其困难，所谓“三卫达子近被北虏抢杀，备极艰窘”。成化十六年，蒙古中兴之主达延汗巴图蒙克继位，在他主政后，开启了统一战争，打破了蒙古四分五裂的局面，将蒙古各部统一，此时朵颜三卫就成了达延汗治下的六万户之一，即兀良哈万户。

在达延汗死后，由于草原分封制的不稳定性，蒙古重新进入了分裂局面，蒙古各部又开始互相攻杀，蒙古本部大汗直属部落察哈尔部首领达赉逊库登汗（达延汗重孙，明人称之为打来孙）因被蒙古右翼万户土默特部首领阿勒坦（俺答）和鄂尔多斯部首领巴尔苏·博罗特（吉嚢）逼迫，不得不迁徙部落于辽东，察哈尔万户的迁徙，给朵颜三卫带来了第一次重大打击，察哈尔万户开始兼并三卫中的福余卫和泰宁卫。根据明朝奏报显示在嘉靖三十年，察哈尔万户就已经开始了兼并战争。

《全边略记·卷一》：近年小王子打来孙侵于三岔，与泰（泰宁）仇杀，避入夹墙，亦已复故地矣。三卫贡口如常，初未告警。其在辽属夷称虏患者，即二卫。

不过攻杀泰宁、福余卫的可不仅是察哈尔部，还有内喀尔喀和科尔沁部也开始对上述二卫进行吞并，基本在万历年以后，二卫已经融入融入以上三部。

而三部之中最强的朵颜部从嘉靖三十一年开始，也处于东西蒙古的剿杀中。土默特部俺答汗、喀喇沁部老把都、察哈尔部聚众边外，“虏俺答、把都儿、打来孙等聚蓟州近边，谋犯喜峰口”，但是这三部并未对明朝进行进一步侵犯，倒是在同一时期朵颜三卫向明朝告急，由此可知土默特、察哈尔、喀喇沁这三个万户已经开始了对朵颜卫的兼并战争，以下是嘉靖三十一年的巡抚吴嘉会的奏报。

《四镇三关志·制疏考》：朵颜三卫夷人近因北虏逼胁，般移邻边躲住，日逐乞赏不绝，乞议发银两济用，等因，各到臣。

在嘉靖三十四年，从明人的奏报上看，朵颜卫已经基本被吞并完成，已经和蒙古本部合流，进犯明边，所谓“往年外夷尽被胁从，部落远徙，或为向导，或随抢掠”。

蒙古本部不仅用武力控制朵颜三卫，还与其进行双向联姻加快朵颜三卫的融合程度，即蒙古本部的公主嫁给朵颜三卫贵族，而朵颜三卫贵族的公主给蒙古封建主做妾，这种双向联姻导致蒙古本部和朵颜三卫的关系更加紧密。

《卢龙塞略·卷十五》：其种最贵者为之婿，虏酋岁至祭天以往来其部落。而次则奉女为嬖只，嬖只者，妾也。

而明朝由于嘉靖年间，军事力量急剧衰退，根本就没有能力干预蒙古事务，只好坐看朵颜三卫被蒙古各部融化吞并，当然这也是朵颜三卫的唯一选择。

《石匮书·卷二百七十一》：嘉靖中，与北虏未婚媾，时时导虏寇边。诘之，辄支吾对：“我中国不能为我主，与婚女媾求好而已。”

所以“朵颜三卫”在明朝中后期的时候就已经被土默特部、察哈尔部、喀喇沁部、科尔沁部、内喀尔喀部瓜分吞并，融入蒙古本部之中。其实在明末清初时，明人的史籍里就有“朵颜三十六家”的称呼，“三卫”变成“三十六家”也能看到明人对朵颜三卫被各部瓜分的情况是稍有了解的。

当然，最后漠南蒙古被清朝征服，那些并入漠南蒙古的朵颜三卫部众自然也成为了清廷管治下的蒙古人众，所谓“明未亡而插（察哈尔）先毙，诸部皆折入大清”。

引用文献：《明史》、《国榷》、《石匮书》、《全边略记》、《卢龙塞略》、《山中闻见录》、《四镇三关志》、《天下郡国利病书》、《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

呼和浩特美食有什么

呼市最大的特色美食就是牛羊肉。

牛肉做的美食有酱牛肉，肥牛涮锅，还有风干牛肉干。涮锅用嫩牛肉最佳，嫩牛肉肉色浅红，肉质坚而细，富有弹性，口感细腻！风干肉更是不用多说，这里的风干牛肉干是每个来访的游客必须购买的特产之一！挑选牛肉干时要选择水分少的，好吃又不压秤哦！

羊肉的美食有很多，首先就是涮羊肉，自然是羔羊肉最好，嫩滑味美，还有冰煮羊也不错，用纯净水冰块煮羊肉块，这美食主要是口感好，然后就是羊肉烧麦，呼市一大特色，正宗，鲜香！

羊肉泡馍也是不错！这是我们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的特色美食！

手把肉，也是以羊肉为主，还有烤羊排烤羊腿，烤羊肉串，烤全羊等等都是不错的美味！烤羊肉串也是来到这里的必选美食！

还有蒙餐饭店要去感受一下，驼肉馅饼，浓香的奶茶，炒米，和羊油果子，美的不要不要的！

还有一特色美食就是家家户户几乎每天都吃的焙子，外地的朋友可能不太了解，焙子是一种油酥饼，有咸味，甜味的，也分很多种，来这里一定买几个尝尝鲜！最近几年又出了辣焙子，它是用焙子做胚里面夹各种东西，比如鱼丸，虾饺等等，这个是年轻人的最爱！

另一种美食就是羊杂碎，，这里的羊杂碎有很多品牌的，干净卫生，有种特色美，让你吃了还想吃！

呼和浩特的美食还有很多比如奶食品等等，希望大家过来慢慢品尝吧！

呼和浩特的地名中有刀刀板、攸攸板和麻花板等，为什么这些地名中都有“板”字

谢谢邀请。

对于呼和浩特的地名，用“板”字命名小编不敢妄言，不过对于广西地区还是略知一二，也许能从重窥探一二吧。

“板”这个与农耕文化有很大的关系，本意是部落聚集的地方，在广西壮族聚集地区多用板字来命名村落。在《广西壮语地名选集》中收录具有代表性的村落名称就多达400多个。在古越人曾经居住的长江流域以及其以南的流域，也都有“板”或者“畈”的地名。据资料表明，“畈”为形声字，作为形，右为声，意思是一片田地，也指水田，是古越语，因而壮族聚落的“板”应该是起源于耕田，意思是有田的地方就有人居住，有人居住的地方就有田，相互依托。

个人了解，欢迎指正。

满洲与准噶尔蒙古的战争参加军队主要是八旗还是绿营

这个问题问的好，但是题目非常大，毕竟清、准战争昏天黑地的打了50多年了。一般来说打准噶尔汗国这种边疆战争，八旗和绿营都是要参加的，而八旗军参加的比重多一些，其中也包含了众多蒙古兵丁，他们的作用也是不能忽视，关于兵力构成上面还得看《清实录》，但《清实录》对一些战争的投入的兵力有些语焉不详，这一点就比较让人头疼。

比如清朝第一次与准噶尔全面交锋的乌尔会河之战与乌兰布通之战前，就只有片段性的调兵记录。从记录上来看，应该是以满、蒙军队为主力，以下是康熙二十九年的记录。

六月庚辰条：命盛京将军绰克托、副都统博定率东三省兵3000到与科尔沁部亲王班第会合，防御噶尔丹。

六月辛巳，令宗室公苏努率领京师八旗军随康熙帝视师，从《清实录》的记录来看，其所率军队于乌兰布通之中被布列于两翼。

六月壬午，派汉军1500名鸟枪兵听调，人各赏银10两。

六月癸未，调直隶等处火器营1000人，宣化府镇标兵1000人，藤甲兵1000人与诸王同行。又京师八旗兵每佐领护军两名加上火器营兵1000人随皇帝启行。再调盛京兵2000人，吉林、乌喇兵2000人赶赴科尔沁达尔汉亲王军前。凡绿旗候选军官、武进士、举人有愿意效力的随火器营同行。

七月壬寅，又征发察哈尔兵500、土默特兵200，巴林、翁牛特兵1500人与内大臣阿密达会合，共3000余人。

从这些记录上来看，参加乌兰布通战役参与战役的部队应该以满、蒙、汉八旗为主（这个从各军主将的的名字上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绿营兵为辅。从清廷的排兵布阵的情况来看，八旗军被分为三队布置，为了打击噶尔丹的骑兵冲击，在正面布设了大量鹿角和火器。而另外一部兵力则是两翼布置，很明显运用的是以火器打击遏阻噶尔丹军的有生力量，然后满、蒙步骑兵分列左右两翼发起冲锋的战术。其冲击主力来自于左翼军，右翼军为泥淖所阻，没有及时赶到预定位置。这场战役的结果都知道，清军以极大的代价击退噶尔丹，获得了战争的胜利，所谓“乌兰布通之役，噶尔丹败遁，我军亦重衄”。

至于在此战中，八旗军将士的表现确实是参差不齐，既有像佟国纲、格斯泰、迈图、赫色、巴锡、巴雅尔、玛岱殁于疆场、英勇战死的硬汉，也有像扎喇克图、色格印这样的贪生怕死之辈，扎喇克图是“反怀怯懦，弃众先奔”，色格印更搞笑，披着铠甲，在被窝里瑟瑟发抖，“所管兵丁，无不耻笑”，其家人引以为耻，“身为二品大臣，如此临阵退怯，归去何颜见人耶！”

第二次与噶尔丹的交锋，即昭莫多战役，《清实录》所记载的兵力就详细多了，将东路、中路、西路的军队配比说的相对清楚。

东路军：盛京兵2000人、宁古塔兵1000人、科尔沁蒙古兵4000人、黑龙江兵不详，应该也不会高于2000之数，应该是近10000人，此处没有统计后勤人员。

中路军：京师八旗每佐领6名、汉军八旗火器营兵2000以及随炮兵，共计8130人，又加上盛京兵2000人、宁古塔兵1000人、黑龙江兵2000人、宣化府绿营兵3000人，加上厮役这样的后勤人员总计32970人。

西路军两部分：

归化城军：八旗右卫军5000人、京师八旗军3470人、大同绿营兵5000人，加上厮役一类的后勤人员，共24260人。

宁夏军：西安八旗军3000人、汉军八旗1000人、河西绿营兵9000人，加上厮役，共计22400人。

还有各部蒙古兵，计有察哈尔兵1600人、土默特部2000人，喀喇沁、翁牛特部1400人。

由此可知，西路军出兵人数大约为51660人。

而在具体战役中：东路军就没赶上会战，属于露个脸的那种，中路军也是配角，真正与噶尔丹交锋的是西路军，而此次参战的西路军队人数相比于计划兵力是大大缩水的。

从《满文朱批折》来看，费扬古一路所率领的归化城军留下了部分人看守携带不便的重炮和保护后勤，“炮车一日仅行二三十里，未能及时赶上，遂留神威三于哨所，派绿旗官兵看守”，仅仅携带了较轻的子母炮行军。

而由博霁、孙思克所带领的宁夏军后勤状况更加不堪，据《康熙起居注》记载，马匹大量倒闭、粮食不足，根本无力支持20000多人的大军与费扬古的部队汇合。

《康熙起居注》：初是每兵骑驮三马，行至郭多里地方，兵丁有剩两匹者，有剩一匹者，甚且并无一马者。共为通算，每兵尚不足一匹，且仅存皮骨。马驮米粮盔甲，兵皆牵拉步行。经臣查看吃食，经除吃过五十天，下剩不足一月之粮。

博霁、孙思克两人一合计，干脆各挑选八旗、绿营精兵2000人，共4000人，紧急向费扬古部靠拢，会师后推进至土喇河。所以两支西路军的数量远远少于开始时的征发数量，光是宁夏军就少了10000余人。而噶尔丹的部队大约为10000余人。

而具体的兵力布置也比较清晰，根据参战提督殷化行的《西征纪略》记载，清军一至预定战场就开始抢占山头制高点，孙思克亲率河西绿营兵居中间，京师、西安、右卫八旗军分列两翼，蒙古扎萨克诸兵居八旗军两翼。

在战斗中，硕岱、阿南达等人率领八旗军引诱准噶尔军前来清军已经准备好的预定战场决战，河西绿营兵率先承受了噶尔丹军的进攻，河西绿营兵表现出了不错的战斗韧性，不断以火器杀伤准噶尔军，守住了阵地，天色将晚，两军胜负未分。随后费扬古听取殷化行的方略，令主力部队全力攻击噶尔丹部的侧翼和辎重，噶尔丹部首、中、尾均遭重创，妻子阿努可敦也战死了，噶尔丹败逃。

而雍正时期和通泊之战，北路全是满、蒙军队，计有：京师八旗兵6000人、车骑营兵9000人（由八旗护军组成），察哈尔、索伦、土默特、右卫八旗军、奉天等各处兵8000人。共计兵员23000人。西路几乎全为绿营兵：共计26500人。

最后结果大家都知道，北路军统帅傅尔丹轻敌，中了噶尔丹策零的诱敌之计，选精兵10000向准噶尔军发动突击，不幸中伏，北路军受创严重。在战斗过程中，土默特、察哈尔、喀喇沁、索伦兵丁兵溃，惟有2000京师八旗兵、奉天兵600名、右卫八旗500名、吉林兵400多名，较为冷静，突围而出，但损失过半。整个北路军损失之惨，傅尔丹回到科布多时仅剩2000人。

而岳钟琪率领的西路军亦遭遇到了准噶尔军的重重阻击，从军官阵亡级别上来看损失也颇大，副将徐宗仁，守备刘贵才、刘芳雨、李国勋，千总王大谟、徐维新，外委把总方正、刘世勋阵亡，可见战事之激烈。

准噶尔汗国在乾隆年间最终平定，乾隆年间征准兵员数和军队结构如下。

《清高宗实录·卷四百六十五》：北路派兵三万，西路派兵二万。拟派京城满洲兵四千、黑龙江兵二千、索伦巴尔虎兵八千、绥远城右卫兵二千五百、西安满洲兵二千五百、凉州庄浪满洲兵一千、宁夏兵一千、察哈尔兵四千、新降厄鲁特兵二千、归化城土默特兵一千、阿拉善蒙古兵五百、哲里木兵二千、昭乌达兵二千、喀尔喀兵六千、和托辉特兵五百、宣化大同绿旗炮手兵一千、安西绿旗兵一万。

在这份初始的派兵计划中，50000名军人，有20000名满八旗军、18000名蒙古军、11000名绿营兵。宁夏兵1000人成分不详，不做猜测。

但是，随着准噶尔内乱，越来越多的厄鲁特蒙古人来降，清廷遂又改变了军队结构，原定的10000名绿旗兵中裁减3000人，宣化、大同炮手1000名也被裁去，喀尔喀兵被裁去3500人，由新降厄鲁特蒙古来补充兵力。

由于准噶尔汗国分崩离析，乾隆征发达瓦齐还算是轻松的，在厄鲁特降人的引导下，“各部落望风崩角”，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战斗清军就开入伊犁，准噶尔汗国灭亡，“于是天山南北二路皆不血刃而定”。

以上就是我对这个问题的见解。

引用文献：《清圣祖实录》、《清世宗实录》、《清高宗实录》、《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康熙起居注》、《清史稿》、《圣武记》、《皇朝藩部要略》

和通泊之战战况如何

这一战清朝确实败的极惨，说全军覆没并不为过，而且损失的都是精锐部队。后果也非常严重，原定西北两路合围被彻底突破，清朝经营多年才取得的绝对优势几乎丧失。可以算做清朝中期军事上最惨痛的失败，需要重点指出的是，这次惨败清军的京营八旗也损失惨重，那是清朝最精锐的武力。

战争背景——反复的准格尔

康熙年间，噶尔丹东征，康熙连续三次御驾亲征终于平定，葛尔丹被杀。噶尔丹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侵入准格尔，并且挑动罗卜藏丹津反叛，罗卜藏丹津被年羹尧平定。继位不久的雍正与策妄阿拉布坦议和，划定边界。

1727年策妄阿拉布坦暴毙，其子噶尔丹策零继位，开始着手训练火器兵“包沁”，并于1728年再次叛乱。1729年10月雍正发兵西北两路围剿葛尔丹，1730年策零请擒罗卜藏丹增议和，雍正决定暂缓进兵，中缓兵之计。1730年秋，完成集结的策零再次进攻清朝，战争一触即发。

1731年4月，北路军统帅靖边大将军富尔丹上表言科布多（今蒙古国科布多省）为进军咽喉，请筑城屯军，雍正诏准。同年5月，富尔丹移兵科布多。与此同时策零权衡西北两路对手，觉得北路军兵力稍弱，起兵北上。

军力对比——暗含杀机的对手

准格尔部：由策零亲自带领，将领涵盖准格尔部几乎所有精锐。

1. 骑兵：24000名

2. 炮兵：1000名

3. 步兵：4000名

4. 火器兵：1000名

总兵力3万，以骑兵为主，野战能力强悍，但缺乏工程器械，虽然炮兵的火炮较先进，但数量稀少，攻城能力很差。

清军：富尔丹亲自率队，顷承郡王锡保随军掌振武将军印、副将巴赛、查弼纳，前锋将军丁寿、副统领塔尔岱。云集各地将领数十名，可以说人才济济。

1. 京营八旗兵：6000人（可以说在雍正朝京营八旗是单兵素质最好，装备最强的部队，所有兵员都是满洲和蒙古八旗中精选而来，前锋营的鸟枪配置率一度达到一半以上）。

2. 车骑营：9000人（岳钟琪所创战车部队，每车宽两尺，长五尺，由五名士兵操作，是一种多功能部队，可以运粮，可以结阵防守，也可以阻挡骑兵冲击）。

3. 奉天等地各驻军抽调部队：8800人（这部分兵员比较杂，有黑龙江达斡尔等部猎手出身的鸟枪兵精锐2000人，也有奉天的满洲骑兵，还有土默特等部的蒙古骑兵，还有宁夏的驻地步兵）。

总兵力23800人，部队构成非常庞杂，肯定存在令出多门的问题，而且主将是公爵，却由郡王掌将军印，本身就是重大问题。但优势也很明显，还有西路军配合，并且可以据城而守，只要不贪功冒进就问题不大。

战前准备——简单的烟雾弹

策零命令一万部队据河上游驻扎，剩下两万主力在河边的博克托岭埋伏，又让心腹塔苏尔海丹巴故意被清军抓住。此人供述策零虽然发兵3万，但与妹夫不和，所以实际兵力只有两万，而且已经分兵，其主力驻扎在博克托岭。

让人诧异的是久经沙场的富尔丹居然相信了，他决定率军主动出击，以宁夏兵将领素图和戴豪率4000兵为先锋，以前锋统领丁寿率本部为第一队，以土默特部马尔萨率本部为第二队，富尔丹本人率主力跟进，直扑博克托岭，想一举歼灭准格尔部主力。

战争经过——单纯的各个击破

六月初九：丁寿所部第一队抓获准噶尔巡逻兵，其称此地距离准噶尔部前锋部队不足三日路程，该前锋部队不足千人，尚未扎营。富尔丹令丁寿急行军，丁寿部连赶路数日，一无所获。

六月十七日：清军再次抓获巡逻兵，称2000人的准格尔部队驻扎博克托岭，富尔丹又令先锋素图部直扑过去，同时富尔丹将大营驻扎在和通泊附近。

六月十八日：丁寿部遇准格尔兵，斩敌400，其余均翻山逃窜。富尔丹坚定了博克托岭有小股敌军的信心，带领主力开始急行军。

六月十九日：富尔丹率主力与前锋部队汇合，开始向博克托岭进军。

六月二十日：清军进入博克托岭，伏兵四起，以骑兵居高临下向清军反复冲击。富尔丹亲自组织反击，奈何仰攻难进，豪无战果。这时的富尔丹才恢复了几分宿将本色，判断再不突围非常可能本全歼，于是下令突围。

六月二十一日：策零发觉清军突围意图，猛攻清军两翼，富尔丹将主力一分为二分别支援，但天降大雨冰雹，救援未果。

六月二十二日：东翼觉罗海兰突出重围，丁寿、素图两名将领自杀；西翼主将塔尔岱苦苦支撑，富尔丹于是命令最精锐的达斡尔鸟枪兵支援，结果鸟枪兵刚一接敌就溃散，西翼部队覆没，塔尔岱仅以身免，马尔齐自杀。

六月二十三日：富尔丹率清军残余主力突围，回到和通泊大营，策零趁其立足未稳，包围大营。蒙古科尔沁部骑兵陷在大营外，作为主力的土默特部骑兵回军救援，这时其余清军见土默特部大旗居然在敌军中，错认主力已被包围，纷纷溃散。

六月二十四日：清军将领永国、觉罗海兰、岱豪自杀，查弼纳、巴赛、达福、马尔萨、舒楞额战死。主将富尔丹混在乱兵中突围成功，准格尔部一路追击到河边收兵。

七月初一：残余清军退回科布多城，仅余2000人，副统领塔尔岱也身受重伤，几乎不治。

战役总结——自古知兵非好战

这场战役的第一责任人无疑是主将富尔丹，他一错再错，终于将清军全部葬送在阿尔泰山边。从军力到军队结构没有一样占优势，他就敢相信一个俘虏的话主动出击；从地形到天气没有一样明确，他就敢主动和前锋部队汇合，终于把清军送进了包围圈。

这样也就罢了，发现中伏后不赶紧突围，心存侥幸的仰攻山头，把宝贵的战马消耗了近5层，这时候再想突围已经千难万难。最后就是建在和通泊的大营，居然依湖而建，准格尔包围大营的时候只需要两面就行，营内清军突围就是在用添柴战术送人头。这么多问题汇集到一起，全军覆没一点都不意外。

这一系列错误的源头其实只有一个，富尔丹被一个贪字迷惑，因贪功而好战，因好战而求战，终于不可收拾。

明朝的呼和浩特又叫三娘子城，三娘子在蒙古历史上是怎样的女人

三娘子（“钟金哈屯”、“也儿克兔哈屯”、“克兔哈屯”等），出生在蒙古贵族家庭。

她饱读诗书，天生丽质、聪慧过人，性格豪爽，擅长歌舞骑射，能文能武。“幼颖捷，善番书，黠而媚，善骑射”。

瓦剌奇喇古特部落与俺答汗联姻。于是20岁的三娘子嫁给了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成为王妃。

此前，俺答汗一边打着向明朝称臣朝贡的名义而骗取赏赐，一边背弃誓言出兵抢掠明朝边境。

明朝多次拒绝俺答汗的“通贡互市”的要求，实施贸易制裁，并杀死了京城朝堂上放肆威胁明朝皇帝的俺答汗使者。

于是，俺答汗亲率蒙古铁骑直逼北京城下，劫掠周边州府。

在奸臣严嵩一党的把持之下，明朝与俺答汗达成在大同等地开辟互市贸易的协议。

然而不久，俺答汗又背弃誓约，率军进攻大同等地，再次挑起战端。

俺答汗与明朝经过二十多年连绵不断的战争，损兵折将，人民流离失所，农牧业生产萧条。

在内部，其它部落对他的汗位蠢蠢欲动，威胁俺答汗的地位。

于是，俺答汗不得不重新审视与明朝的关系。

面对这种严峻形势，三娘子力排众议，积极主张与明朝和好。

1571年3月，双方终于宣布休兵罢战，实现通贡互市，蒙汉人民可以自由贸易，友好交流。

之后，塞外草原上的几千里边境地带很快出现了祥和、繁荣的景象。“朝廷无此后顾之忧，戎马无南牧之儆，边氓无杀戮之残，师旅无调遣之劳。”

后来，明朝封俺答汗为顺义王，封三娘子为忠顺夫人。

《明史》记载，隆庆六年（1572年），俺答汗和三娘子共同主持修建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城池--库库和屯。明朝赐名为归化城。

据说此城的城墙全部用青砖砌成，远远望去一片青色。因而“青城”之名由此而来。

这也是后来的呼和浩特的旧城址。

塞北草原的人们为纪念三娘子，将此城称作“三娘子城”。

而且，三娘子还随夫出征瓦剌，开疆拓土。俺答汗对她非常宠爱和器重，言听计从。

草原诸部落对三娘子也是口服心服，甘愿受其约束。

万历九年（1581年），俺答汗去世，三娘子立即呈文告知明廷，并表示继续忠顺。明廷也派遣使者携带厚礼前来祭奠。

此后，按照蒙古风俗，三娘子被俺答汗子乞庆哈收继，乞庆哈死后，再嫁其子扯力克。

三娘子嫁给三任土默特部首领，掌握兵权，众人畏服。

在此期间，三娘子从大局出发，多次平息蒙古内部对明朝的挑衅事端，力主维持与明朝的长期友好关系。

明廷也继续诏封她为忠顺夫人，赏赐丰厚。三娘子对此非常感激，多次向明廷表示“子孙暨部族世世为天子守边”，为明朝守边保塞。

三娘子仰慕中原文化，并与明朝宣大总督吴兑、著名书画家和文学家徐渭等成为好友。

1613年4月，64岁的三娘子因病去世。明廷遣使给予赐祭七坛的隆重祭礼。

三娘子被安葬在美岱召内。至今，美岱召的太后庙内还珍藏着三娘子的腰刀、盔甲、头饰、靴帽等文物。

三娘子先后辅佐三代土默特部落王，在塞外草原政治舞台上活跃四十多年，始终坚持与明朝和平互市、友好交往的政治原则，致力于维护民族友好关系。

她还重用汉人，引进了先进的文化技术，促进了本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

她不仅顺应了历史的潮流，也符合蒙、汉人民的愿望，使塞北边疆出现了近四十年的和平景象，对蒙汉民族的和睦相处、友好关系的发展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她深受蒙、汉人民的尊敬和爱戴，尤其在汉文文献中是美丽、高大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