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费一兵一卒,朱元璋如何让高丽王乖乖朝贡?真相:只做了4件事_元朝_大明_至正

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在元末农民起义的风暴中崛起,于公元1368年建大明帝国,元朝皇帝仓皇北奔,中国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就在这一年的9月,当高丽国王听到了“大明舟师万馀艘泊通州、入京城,元帝与皇后奔上都”的消息之后,立即“令百官议通使大明”的问题,为承认新生大明政权作了必要的准备。

1、如何与元朝断交?

恭愍王是高丽王朝第31代王,原名祺,蒙古名伯颜帖木儿,乃忠肃王之子、忠惠王母弟。生于高丽忠肃王17年庚午年(公元1330年、元天历三年)5月。

忠肃王在位时被封为江陵大君。高丽忠惠王后二年(公元1341年、元至正元年)元顺帝遣使召王祺入朝宿卫。

公元1343年(至正三年)高丽在元官员李芳、曹益清、奇辙等上书元中书省,极言忠惠王王祯荒淫无道,请立行省以安百姓。元顺帝遣人缚忠惠王回京师大都(今北京),并将其流于揭阳县(今广东省揭阳县)。

至正四年正月,忠惠王行至岳阳县而卒,其长子昕(蒙古名八思麻朵儿只)年八岁袭位,是为忠穆王,而王祺被封为江陵府院大君,昕于至正八年卒、忠惠王庶子㫝于至正九年嗣位,是为忠定王,王祺仍留元朝宿卫。

是岁,王祺尚鲁国公主。

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元顺帝又以祺为国王,年仅14岁的王㫝在江华逊位,未几遇鸩而卒。

至正二十五年王祺更名颛。恭愍之号乃后来明太祖所赐。

展开全文

高丽于恭愍王五年镇压并清除了诸如奇氏之族这样的亲元势力,并罢掉征东行中书省理问所,加强了高丽的自主权,同时于这年6月停用至正年号,与元朝翻脸断交。

元朝虽声言发80万兵来讨,但旋即派遣与恭愍王有联姻关系的魏王太子(即恭愍王的内兄弟)前来交涉,企图调整双方关系,但恭愍王仅许其随从二人渡江谈判有关事宜,而将太子拒于鸭绿江外。

不久,高丽又夺占了元朝的双城总管府之辖地,虽然元朝两次派遣撒迪罕出使高丽,使元朝、高丽又恢复了交往,但恭愍王的所作所为终不能被元接受,于是在红巾军败于高丽之后,元朝、高丽矛盾又突出起来,高丽所派遣之献捷、贺正、谢恩、贺圣节等使皆被元朝扣留,高丽虽向元之御史台呈递了百官耆老之书,申述国王被谗之情,但元朝还是决定废掉恭愍王而立德兴君,为此双方竞动于戈。

然而,元朝政权在国内反元浪潮的冲击下已变得摇摇欲坠,最后还是同高丽进行了妥协,于恭愍王十三年九月命恭愍王复位,冬10月下达诏书,内中肯定了恭愍王“克承前业、世笃勤劳”的事大精神以及抗击红巾军的功助,并承认崔濡的“阴萌险谲”、搠思监的“为葭莩构”、朴不花的“为媒孽蒙聋”,表示收还塔思帖木儿(即德兴君)的印绶。

此前恭愍王又处决了国内同德兴君交通的护军裴自富,要求元朝将崔濡(即崔帖木儿不花)槛送高丽,此后将崔濡处决。

至此,恭愍王已进一步消除了国内外高丽官员中的亲元势力,并与元朝恢复了正常关系。

2、明朝建立之初的东北亚形势

洪武初期,蒙古贵族虽然丧失了君临全国的统治地位,但其残存势力并不弱。元顺帝北走塞外之后,仍称元朝,史称北元。从当时北元的兵力来看,足以对大明形成相当大的威胁。

在西北有河南王扩廓帖木儿(王保保)驻军山西太原,拥10万之众,虽然在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9月为明将徐达、常遇春等所败,逃奔和林(今外蒙古鄂尔浑河上游东岸哈尔和林),但拥兵塞上,常常攻扰大明。

元顺帝逃至上都(即开平府)后,在明军的攻击下又逃至应昌(今内蒙古达里诺尔西南),不久死去,由太子爱猷识里达腊(其母即高南女完者忽都皇后)继位,称毕里克图可汗。

洪武三年(1370年)明军袭破应昌,爱猷识里达腊北走和林,次年改年号为宣光,国号仍为大元,官僚机构依旧,所拥有的军队亦不在少数。

当元顺帝北逃后,东北地区尚在元朝割据势力的控制之下:

元辽阳行省平章刘益和王哈喇不花屯兵得利赢城(今辽宁省瓦房店市北67里得利寺山城),高家奴据守于平顶山(今辽阳城东100里),洪保保驻守辽阳,辽阳行省丞相也先不花盘据于开元,他们各自拥有部众,少则数千,多则万余。

更为强大的割据势力乃是纳哈出所部。

纳哈出拥众数十万,以金山(今吉林省怀德)为中心,占有大片领土。

另外,在南方云南一带还存在着故元梁王把匝刺瓦尔密之势力,梁王依然奉元正朔,与大明对抗。

据《明史记事本末》载,当时蒙古:

“引弓之土不下百万众也,归附之部落不下数千里也,资装铠杖,尚赖而用也,驼马牛羊,尚全而有也”。

除了北元对明朝造成的巨大威胁外,从中原地区来讲,虽大势已定,但连年战争所带来的创伤急需医治,残破的经济有待恢复。

明太祖面对国内统一大业尚未完成,经济尚未振兴的严峻局面,果断地作出了明朝同周边邻国实行睦邻友好外交政策的决定,首先向日本、高丽、安南、占城四国派出了使者,希望“与遐尔相安无事,以共享太平之福”。

这种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对稳定国内局势,巩固新生政权的统治,加强与邻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提高明朝的国际威望,无疑产生了重要作用。

3、明太祖主动遣使访问高丽

明太祖在登上皇位的第一年(公元1368年、恭愍王十七年)11月向高丽派出了大明建立后的第一个使者契(xiè)斯。此人是契(xiè)逊(曾任元朝宣政院断事官)之弟,至正十八年(1358)红巾军克上都,契逊东奔高丽,契斯依然留在元朝,而后任职于大明,其官为符玺郎(亦称符宝郎),是管理皇帝印玺和符节的官员。

契氏兄弟各事其主,应是中、朝古代关系史中的一段佳话。

朱元璋派遣契斯出使高丽,亦有他的一片良苦用心。契斯肩负重要使命,于第二年夏4月壬辰到达高丽。

契斯带来了明太祖的玺书和40匹纱罗缎匹。忠愍王王颛率领百官出迎于崇仁门外。

玺书主要是向高丽通报“天命”元亡而明兴的中国局势,并表示建交友好的愿望,不见咄咄逼人的气势,却微露大明皇帝的诚恳谦虚的态度。

5月乙末,契斯向恭愍王献上两只羊以表示个人对高丽王的尊敬友好的态度。

史书未载契斯与契氏兄弟(此时契逊已去世多年)是否见过面,但以情理推之,契长寿等与其叔父契斯见面还是不言而喻的。

当契斯完成外交使命后,便告辞回国,恭愍王向契斯馈赠鞍马、衣服,但契斯并不接受这些礼物,而高丽的宰枢向契斯赠送人参、药物之类的东西,契斯也没有接受。

于是,恭愍王“命文臣赋诗以赠”,契斯满意而归。

高丽对明使的到来,自然是很高兴的。就在契斯离去不久,便停止了元顺帝的至正年号,这就表明高丽与北元断绝了正式的外交关系。

由此说明,明太祖的对高丽外交初获成效,取得高丽的信赖和支持,无论是对外关系方面还是对完成国内统一大业,尤其是对明朝接管东北地区来说,都是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的。

高丽为了同明朝建立友好关系,亦不失时机地于洪武二年5月甲辰向大明派出了使者礼部尚书洪尚载、监门卫上护军李夏生“如金陵贺登极”,并表示谢恩。

4、朱元璋册封高丽王

由于种种原因,流落在中国大陆的高丽人是不少的,又由于战乱频繁,留居中国的高丽人也随着形势的变化,其中原居大都(今北京)以及河北北部的某些高丽人,流往南方。

明太祖朱元璋得知这种情况之后,为专门送还高丽流民,在契斯尚未回国之时,便于洪武二年4月第2次向高丽派出使者,内臣金丽渊带着明太祖的玺书于6月丙寅到达高丽。

大概在金丽渊使高丽之后不久,高丽遣使如明“贡方物,且请封”,明太祖于洪武二年8月再遣符宝郎契斯带着诏书和金印、诰文前往高丽进行封赐。大概在当年就到达了高丽。

明太祖的诏书曰:

自有元之失驭,兵争夷夏者,列茗星陈,至于擅土宇,异声教,岂殊于瓜分;虐黔黎,专生杀,不异于五季,若此者将及二纪。治在人思,眷从天至。朕本布衣,君位中国,抚诸夷于八极,各相安于彼此,他无肆于边陲,未尝妄兴于九伐。

尔高丽天造东夷,地设险远,朕意不生衅隙,使各安生,何数请隶而辞意益坚。群臣皆言当纳所请。是以一视同仁,不分化外,允其虔恳,命承前寿,仪从本俗,法守旧章。鸣呼」尽夷夏之咸安,必上天之昭鉴,既从朕命,勿萌衅端,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诰文曰:

咨尔高丽国王王颛:世守朝鲜,绍前王之令绪,恪遵华夏,为东土之名藩。当四方之既平,尝专使而往报,即陈表贡,备悉忠诚。良由素习于文风,斯克谨修于臣职。允宜嘉尚,是用褒崇。今遣使赉印,仍封尔为高丽国王。凡仪制服用,许从本俗。于戏!保民社而袭封,式遵典礼;传子孙于永世,作镇边陲。其服训辞,益馁幅履。今赐《大统历》一本,锦鳞绒缎十匹,至可领也。

同时,还分别赐太妃与王妃金缎、色缎、线罗各四匹,赐相国辛盹、待中李春富、李仁任色缎各四匹、线罗各四匹、纱各四匹。

高丽王接受封赐之后,不久便始行“洪武”年号,并派遣三司左使姜师赞如京师,“谢册命及玺书,并纳前元所降金印”。

自此高丽已正式纳入中国传统的册封体制,在外交上,大明完全取代了元朝所居宗主国的地位,中国同高丽的宗藩关系由元朝、高丽而转移到大明、高丽。

但是,我们不难看出,元、丽之间的宗藩关系是在蒙古人用武力征服的基础上建立的,而明朝、高丽关系一开始就是在相互友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5、朱元璋的五条建议

洪武二年,安南(今越南)、占城(今越南南部)、高丽皆已纳入明朝的册封体制。

对此,朱元璋是颇为满意的。

洪武二年,高丽曾派成唯得、金雨甲、张子温等如金陵分别贺圣节(天寿节)、皇太子千秋节、贺正(元旦),并请祭服制度。

明太祖命工部“制赐之”,并详细向高丽使者询问了许多情况,针对高丽使节所反映的情况,明太祖在让成唯得等带回的玺书中诚恳地向高丽提出了一些建议,归纳之,有下列5个方面:

其一、建议高丽国王应“修仁义礼乐以化民俗”,主张以王道治国,劝告高丽国王勿要以佛道作治国之本。他认为,“佛之道,三皇五帝之时未闻有也,而是时天下大治;后世务释氏而能保其国者,未之见矣,梁武之事,可为明鉴”。

其二、建议高丽国王要加强武备,设险守国。他认为,如果抵御像倭寇或某些强暴势力,“非雄武之将,勇猛之兵,不可远战于封之外”;如果进行守卫国家,“非深沟高垒,内有储蓄,外有援兵,不能以挫锐而擒敌”。

其三、建议高丽国王要重视农业生产。对高丽因为倭寇所扰而“去海五十里或三十里,民始有宁居者”表示关切,指出“民以食为天,今滨海之地不耕,则民食艰”。

其四、建议高丽国王“当崇祀典”。明太祖指出,古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认为祭祀神灵也是治理好国家的一件大事,强调:“闻王之国,牺牲不育,何以供境内山川城隍之祀!”

其五、建议高丽国王设置“听政之所”。他认为“凡国则有出政令之所,今王有居室而无厅事,则无以示尊严于天下”。

这次高丽使节回国,带回了明太祖所赐恭愍王冠服、乐器及陪臣冠服、洪武三年大统历和赐国王之《六经》、《通鉴》、《汉书》等,还带回了皇后赐高丽王妃的冠服。

明太祖的建议皆为诚恳之说,全是治国之道,虽然恭愍王的重视程度并不是太大,但对高丽的政治、文化影响还是不可忽视的。

6、监管明朝政治犯

在元朝时,高丽收纳、监管过元朝流放于高丽的罪犯,大明建立之后,明太祖亦师法前朝,将某些政治犯交由高丽监管,首批送往高丽的政治犯是明升、陈理二人及其家人。

明升是明玉珍之子,公元1366年明玉珍死后,继父位为割据四川重庆的夏国皇帝。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明军取四川,灭掉夏国,明升降明。“升僭立六年,父子据蜀十一年而亡。明封升为归义侯,召彭氏(升母)入宫,后迁升于高丽”。

陈理是陈友谅之子,后亦降明,太祖封其为顺德侯。

陈理、明升起初皆赐居京师,但“居常郁郁不乐,颇出怨言”,明太祖闻之,曰:

“此意辈言语小过,不足问,但恐为小人蛊惑,不能保始终,宜处远方则衅隙无自生,可始终保全矣。”

于是决定将明、陈二家迁徙于高丽,洪武五年就派遣延大麻失里及孙内侍护送赴高丽,并赐高丽王彩缎纱罗48匹。

陈理、明升及其家属共27人。入高丽后,恭愍王在报平厅接见了二人。

当时陈理年仅22岁,明升仅18岁。次年2月辛卯,明升娶高丽总郎尹熙宗女,恭愍王赐米40石,布1000匹。

7、参加明朝科举考试

朝鲜人参加中国科举考试最早始于唐代,直到元代行之而不断。有人计算,元代高丽人列名中国科举者,有金禄等21名。

大明建立后,为承续中国正统,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又重开科举,并派遣侍仪舍人卜谦赴高丽领布科举程试。

在所列条目中,有“高丽、安南、占城等国如有经明行修之士,各就本国乡试,贡赴京师会试,不拘额选取”的规定。

高丽为了加强对明的友好关系,进一步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于这年9月辛丑派“举子朴实、金涛、柳伯濡”跟随贺正使工部尚书权钧如京师赴考,“涛中制科”。

金涛,字长源,高丽延安府(今黄海南道延安)人。少游于牧隐李穑之门,治春秋学。原在恭愍王朝已登科举任官,以文章节行名当世。

高丽为响应大明之重开科举,派李仁复和李穑为考试官,录取李崇仁、权近、金涛等五人,以充贡士,其中李、权二人以年未满25而不派赴中国。

藩国学子进入中国,先入国子监就读,然后参加考试。

洪武四年科考之后,金涛中三甲第五名,是当年唯一中进士的外国学子,朴实与柳伯濡则名落孙山。

大明皇帝朱元璋旋即下令“授东昌府安丘县(今山东省安丘西南)丞,涛辞以不解华语且亲老,愿还本国,诏许之”。

恭愍王对金涛中进士一事非常重视,当得知金涛要回国的消息时,他对左右大臣说:

“我国之人登制科者固罕,况此人既登科又蒙敕授,名扬一时,使天下知我国有人,恨不早知其来而礼迎之。”

于是就提升为右司谏艺文应教,累迁成均司艺,恭愍王手书“金涛长源萝葍山人”八字赐之。

在金涛参加科考之后,明太祖曾令高丽选送二三百儒生赴中国任官,但此事被高丽婉言拒绝;高丽旋请准许遣子弟入国子监就读,未得明太祖明确答复而被搁置。

洪武六年冬10月,高丽又派学子金潜、宋文中、曹信跟从贺正使周英赞等如京师赴考,不幸的是在灵光慈恩岛船败,周、金、曹皆溺死,禹文烈及宋文忠生还,宋再赴京师,但试期已过,明太祖下令,命宋文忠“可免再试,发回本国擢用。

特别声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分享:

扫一扫在手机阅读、分享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