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瑞璋信件
高中母校南京外国语学校副校长周瑞璋（1897-1975）1974年2月28日曾写给我一封信。我在南外读书时，他对我很是垂青，1966年初他写过的唯一一张大字报，就是他到我们班上，招手叫我去替他用毛笔抄出来的。内容是说某副校长是苏北来的数学名教师，何以连一笔学校用的外汇折算也搞不出来。不痛不痒说一点小事，好应付过去。1968年底我插队丹阳后，师生之间经常通信。几年后，公社安排我到当地中学教英语，他闻讯十分高兴，给我寄了不少英语教学书来，从语法教学到课堂用语。可惜只有1974年这封来信保留下来，第二年年初他就去世了，终年七十九岁。临终他要求用棺木，所以南外没有为他开追悼会——这是吴玉璋老师后来告诉我的。一位毕生奉献社会的教育家，无声无息地离开了人世。
周校长举止言谈十分儒雅，一口标准美语，可是又一口老南京话。他家世代教书，父亲周岐山先生是金陵大学中文教授，一生执教，七十岁才退休。周校长自幼就读于金陵大学附小、附中，1919年金陵大学毕业后，又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此后曾任中央政治学校教授。1917年因家庭经济困难，他开始在基督教青年会中学半工半读做兼职教师，1919年任教务主任，1922年到1951年一直担任青中校长。校址在中华路，过了内桥，桥堍右手就是，解放后变成了分析仪器厂，他曾指着临街那座西洋气派嵌有壁灯的房子，如数家珍地告诉我，这是在他手里一砖一瓦盖起来的。“当时学生中有不少中共地下党员在活动，我睁一眼闭一眼，从不过问。”近闻这栋房子已作为重要文物保护，先是2013年向西平移几十米，次年在地基垫高六十厘米后，平移回到原地，继之修缮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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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朕先生拍摄的南京中华路民国建筑，基督教青年会中学旧房新颜。
著名建筑设计师李锦沛1925年手绘的青年会中学设计图，由东南大学建筑系汪晓茜教授提供。
1951年，青年会中学并入南京五中，成为其主体，周瑞璋与著名作家许地山（《落花生》作者）的夫人周俟松（1901-1995，湖南湘潭人）同为副校长。1963年他被南京市教育局从五中调来，任南外副校长，负责外语教学。那时南外尚在草创阶段，次年9月我们新生一进校就劳动，平整操场，为新大楼工地搬砖，七十岁的周校长兴致勃勃地和我们学生一道传递砖头。陈梅娟老师那年刚从北外毕业，劳动时，周校长告诉我们，陈老师将教我们班，并说“那是你们的幸福”。革命教育十几年，幸福两字这样用，我们听了很新鲜。陈老师一口伦敦音，也确是与众不同，让我们受用一辈子。
1966年前，南京市的中学只有两个一级英文教师，周校长和第一女中的孙宝华，孙老师也曾留美，二人很受教育局的礼遇。1963年奉周恩来总理之命，全国设立八所外国语学校，直属高教部，由所在省教育厅托管，从中央到地方均非常重视。高教部长杨秀峰亲自来南京选址，择定紫金山麓风景优美的前省工农速成中学这处校舍，速中原是1949年后，为培养工人阶级自己的高级知识分子而设，依托南大南工的师资力量，各科教师配备皆为一时之选。省委宣传部长陶白亲为南外书写校牌，1963年9月2日，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匡亚明也出席了南京外国语学校开办典礼。上面要求，南外校长必须是老革命，又能外文流利，以周旋于外籍教师之间，一时难以觅得，第二年省里忍痛派出省委办公室主任、主持省级文学刊物《雨花》的陈凤肖来做南外一把手。陈早年毕业于武汉大学英语系，与爱人都曾是苏州地下党的领导干部。陈校长为人谦和而有定见，到了南外，不辱使命，日夜扑在工作上，团结全校教职员工，主张一切为外语教学服务，不上几年，南外就声名鹊起、有口皆碑。事实证明，她是最称职的外国语学校校长。那时的周校长是心情愉快的，校运动会上，他参加竞走，与众不同，一副洋派，让人认识了什么叫真正的竞走。他平素爱穿一双漂亮的球鞋，每天雄赳赳地步行上下班，高兴时还呼几口烟，青春焕发，全然不像年届古稀之人。
1963年南京外国语学校开办之日师生合影，正中坐者是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匡亚明，从他向左第一人是南外书记霍继光，第四人即周校长。
南外的外语教学由南大外文系负责指导，德语、法语教师从南大调来，英语教师须在校时成绩门门五分（当时仿苏联学制，五分为最高分）方能入选，南大教授常来听课。新大楼当年造价是二十七万人民币，为南京教育界之最。一楼是会议室、办公室，东头相连的二层楼，楼上是藏有中外图书三万册的图书馆和宽大的阅览室，楼下是时髦的阶梯教室。南外每年有专批外汇用以采购海外报刊书籍，记得有《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等，我们学英语的还能看到英文《新华社每日电讯》。二楼起，英、德、法三个语种各占一层。五楼是录音室，厚厚的橡皮包裹的门一关，无论隔音效果还是设备，据说都比省广播电台的录音室还要好，由南师物理系毕业的徐鹿鸣、董家驹两位老师专门负责。
建于1964年的南外主楼与操场
南外每个班级配备两名外语教师，十几个人的班级，上外语课也要分成两个小班，以清晰地听到老师的发音，诚可谓精英教学。毛玻璃黑板，钢丝录音机，一遍遍地跟着录音和唱片模仿语音语调，学外语当然必须是洋腔洋调，按西俗，我们称外语老师为Mister Wang、Mister Bo，称周校长为Principal Zhou。彼时国内大学的外文系鲜少外籍教师，而南外却有五位，均为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外聘而来；霍尔曼（Hermand）先生、瓦依斯（Weiss）先生、克维特（Körtt）先生、沙耶（Madame Shaye）太太、米谢琳娜（Micheline）小姐，分别来自法国、瑞士、东德、西德，月薪三百八十元，都住省外办的南京饭店，来上课有车接送。周校长跟我谈起时，颇不以为然，说：“我以前聘用洋人教书，月俸才八十块。”不过，那可是大洋。他曾参加过孙中山先生的奉安大典，担任青年会中学校长达三十四年，富有学校行政管理经验，民国时即为老资格的教育家。这所教会中学在其百年办学历程中，曾遭受赣宁战役、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巨大影响，请看一段文史研究者王重阳先生对青中历史的钩沉：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11月间学校当局在六合县准备迁校工作，尚未就绪，南京即告危急。校长周瑞璋和教务主任孙良骥来不及返宁料理学校搬迁工作，即空身带着一颗校印，跟难民车绕道津浦、陇海，平汉，由武汉溯江西上。留下的全部学校设备、图书、仪器悉数毁于战火，1938年在重庆曾家岩准备复校，正遇日寇五·四大轰炸，多方奔走苦苦经营的教课桌椅，又毁于一旦。1943年学校迁往悦来场时，一场大火把百分之六十自建教室烧得净光。1946年抗战胜利，复员回宁，木船在三峡三斗坪覆没，三四十箱图书仪器，全部沉入江底。等到1年之后保险金拿到手时，全部金额只能在状元境旧书店买一部旧二十四史，当作历史鉴证，该书现存南京市第五中学图书馆。
周校长在艰苦的战乱年代，坚持办学，精心施教，培养出灿若星云的大批英才。学生中出了萨支唐、余光中、周而复等享誉中外的学者、诗人、作家。作家聂华苓从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毕业后，曾来南京青年会中学求职。保存至今的学校教职员履历表中，有其供职记录：“聂华苓，教授初三、高一、高三英文，课时21，1948年8月到校，工资82元。校长周瑞璋……”她1949年赴台，后定居美国，任教之余，勤奋写作和翻译，并与先生创立“国际写作计划”，每年邀请世界各国作家来美国，为他们提供安静的写作环境。1976年，聂华苓被三百多名各国作家提名为诺贝尔奖候选人。
聂华苓1948年致南京青年会中学的求职信手迹
1947年毕业于青年会中学的诗人余光中在《忆初中往事》一文中回忆周校长：
我在一九七二年写的一首诗：《乡愁》，迄今四十多年，读者颇多，引述者也不少，将之谱曲者也有几十人；首段就是：
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小时候”，约略指的是我的初中时期，而“这头”和“那头”究竟有多远呢？那时正值抗战年代（一九三七-九四五），根本尚无手机，连电话在乡下也不方便，通信还得写信，并贴上邮票。整个中学时期，我都在重庆的乡下度过，读的是南京青年会中学，该校因战争由南京迁往重庆江北县(今重庆市渝北区和江北区)悦来场。悦来场是一个小镇，居民在两千人上下，在一般地图上很难找到。这所中学连高中也只有两百多学生，可是师资充实，教学认真，校风也很纯正，现在回顾，我真感幸运。
校长周瑞璋由教会送去美国深造，英文颇有造诣。他的公子周光熙也颇有气质，英文也好。有一年，我这一班是由校长亲自教的，课本里竟有几个字，是从“水仙花”（daffodil）转化而来，竟可分身为daffydowndilly，非常好听。
曾任文化部副部长的著名作家周而复回忆：
我有机会跨进南京青年会中学的大门。校长周瑞璋，留美学生，实行道尔顿制，学生根据学习成绩分别插入某班级学习。青年会中学校长是周瑞璋先生，是美国留学生，思想还算开明，图书馆里也收藏“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学书籍。我贪婪地读着图书馆的藏书，因为好不容易才进学校，读书就十分勤奋。
我借阅第一本新文学小说是郁达夫的《沉沦》，第一本诗集是胡适的《尝试集》，经常看《语丝》，特别爱读鲁迅的杂文。阅读新文学作品和外国文学名著多了，我的兴趣便从美术转到文学方面去了，没料到以后竟然成了作家。
1966年前的南外，严格遵循陈毅副总理对外语院校师生作报告时提出的“政治上要坚强，业务上要高超”的人才培养要求，招生简章上写着“本校培养高级翻译人才”。小学（从三年级开始）、初中、高中三部同时招生，社会上前来报考者云集，一时盛况空前。报考学生须口试笔试，可谓千挑万选。从省电视台退休的法语校友未莎莎告诉我，当年浦口区四百考生中就挑了她一个。几年前，慧园街四号的老邻居结伴来我家做客，告诉我儿子，当年我考进南外的消息，轰动了半条街。我倒是几十年来头回听说，一是住校，二是每次回家都来去匆匆。记忆犹新的是，某日我从健康路站上电车返校，一位老者看到我胸前佩戴的“南京外国语学校”校徽，执意站起来让座，说“我们老了，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少年人哪里敢当。
南外教师合影，前排左四戴帽者即周校长，身后上方是陈梅娟老师。
无论来自什么家庭，学生都是考进来的，个个十分用功。每天上下午各两节外语课，晚上口语活动要到九点结束，我进校时，课间还有豆浆之类供学生饮用，学校的图书馆别具一格，坐在阅览室里看看各种外文刊物，是他处没有的享受，交谈除了普通话就是外语……时间安排紧张而有序，皆因国家急需外语人才，而这又需从小培养。即使学生家在学校对过，一律要住校，周六放学才能回去。没有现成的教材，校方和教师用心探索，自编或部分采用北外教材，课本都是油印讲义。南外注重口语教学，“听说领先，读写跟上”。到1966年，建校方三年，南外俨然已成教育界重镇，其间倾注了校长和老师们的大量心血。
朱松年老师法语授课图，南外66届初三法语班李小宁（李维，香港）画
作者保存至今的南外1965年高中英语油印教科书
1966年，按照上面指示，南外高三毕业生三分之一直接出国留学，其余进南大，由南大外文系为南外学生开专修班。今天的人们也许不相信，南外学生直到1966年都是几十人同住在红砖铺地、芦席为墙的大棚子里，连像样的学生宿舍都没来得及盖，冬寒暑蒸，苦其筋骨。食堂里八人一桌都是站着吃，但用餐时听的是学生自播的外语新闻，夜间大楼灯火通明，师生都在用功，寸阴是惜。校园里随处可见“A foreign language is a weapon in the struggle of life”（马克思名言，“外语是人生斗争的武器”）之类标语。宿舍各语种混住，我也因此跟下铺的法班叶嘉南（名医叶橘泉之子）学了几句法语，后来广交会谈判还派上用场了呢。
1965年开始，南外外语教材每篇课文后总带一条毛主席语录，学生早操后要集中在操场上读一段外文语录，随后才排队去食堂吃饭，印象最深者有：“The poor peasants have always been the main force in the countryside. Without the poor peasants, there would be no revolution. To deny them is to deny revolution. If we attack them, we are attacking the revolution.”（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大家齐声颂读，声震瓦砾。今日忆之，这股风是北外和景山中学吹过来的。
1966年6月，局势尚且平稳，未久，全国大学停办，外国语学校也就无人问讯了。1968年，小学部学生全都回家，高中部学生与初中部部分学生统统下乡插队，还有到农场的，当兵的，去煤矿的……其后，这批学子除少数有幸被送往外交部者，余皆星散各行各业。南外1976年之后划归了南京市，这是后话。
下乡前，我悄悄去向周校长辞行，他叹息道：“国家花费大量人力财力培养的外语学生去当农民，这个代价太大了！”此后来信乡间，总是一再关照我不可丢了外语，一旦国家需要就能派上用场。
1975年，江苏省计委下达十万知青大招工的105号文件，特别注明：调五十名南外英语插队学生到新成立的省外贸局。乡间哪还有五十个英语知青？有办法的都走了，我刚迁到父母下放的地方。省外贸局派员从丹阳到溧水一路追踪过来，苦等七年的我，通过来人的英文口试，被告知得以录取，镇江地区为此给溧水增加一个知青名额。我一直想象上调之日应是“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式的好心情，但公社却以“下放干部一家只能走一个”为由，把本来已公布名单的妹妹扣了下来，三年后她才返城，去省建二公司做油漆工。瑟瑟寒风里，突突冒着黑烟的生产队拖拉机载着父亲和我，去溧水宝塔寺仓库卖了稻子交口粮，顺利上车返城。这一天是12月13号，下乡插队整整七年的日子，永生难忘。留下莫大遗憾的是，鸿雪徒寻，周校长已在年初去世了。
周校长是省民革要员、著名民主人士，1966年尚且无事，1968年，因曾参加过庐山军训，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也在某次大会上被一边一个人反架手臂，按着肩，揪着头发，从会场中间飞快地“坐飞机”押上台。从我身旁经过时，听到他“哈，哈”地喘气，我心惊胆战。五十多年过去，那急促的喘气声犹在耳边响起。下乡后，听说他在学校也因为一些不合时宜的言语招来批斗。之后我回城探望，谈及这些，他倒是很淡然。而当时的南外，不知有多少老师除籍甚至被扫地出门：名教师章津华、董春华调到环卫所扫街推粪车；语文二级教师储我英全家都被赶出南京……行文至此，杨佩祥、杜学书、朱松年、王允道、陈卓殊、王仁元、柏成鹏、孙凤嘉、童莉莉、王佩良、陶代勇、夏护士……一个个闪光的名字齐涌笔端，不由泫然。
周瑞璋自传，写于1951年4月30日
青年会中学英文校刊
1935年4月，周校长与南京市中等学校校长赴日考察教育时合影
中央政治学校前教职员名单
江苏省歌舞团隔壁的新街口，过去有条短短的小巷，名为“文化巷”，只有几户人家。那里有周校长自己盖的大小两栋二层洋楼，解放后，一栋大的为政府所有，他自己保留一栋居住。我去过多次，大门与颐和路的那些别墅洋房并无二致，按电门铃，进去夹道是修剪整齐的冬青树，步行约二十几米是他的小楼。楼下是会客室和书房，要是来客多，他就在布置着沙发的客厅接待，那个年头是够高级的了。1966年后，投闲置散的他也多次到慧园街四号（省粮食厅家属宿舍）我家里来叙叙。每次离开时，七十多岁的老人总是上身笔挺九十度长躬道别，我亦不由躬身回礼。传达室看门的老陈阿姨非常惊讶，得知是南外校长，肃然起敬，啧啧称赞。如今，文化巷早已消逝，满眼春风百事非，那一带已是高楼大厦密布了。
周校长有二男三女，都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尤值一提的，是周校长的长女周秀笙伉俪的故事：一个大学外语系的高才生与心中仰慕的抗战英雄一见倾心，从此风雨相伴。周校长那浪漫的女婿、菲律宾华侨林雨水（林炳煌，1921-2012）把爱人的英文名字Rita刻在战机上，同自己一道叱咤长空。抗战爆发后，菲律宾戒严，严禁中国华侨回国抗日，唯恐战火烧到菲律宾来，林雨水和三位青年一起，背着父母混在渔船里，偷偷离开菲律宾，几经辗转，才经香港到昆明，参加昆明航校的入学考试。可是林雨水不会中文，别人在试卷上不停地答题，他只能坐着、听着、看着。满心沮丧的他，把路上一个好心老太教他的几个中国字“我是爱国华侨”写满试卷。他被录取了。
1942年初，林雨水被派到美国接受初、中、高级的严格飞行训练，后成为学校的飞行教官。1944年回国参战，驾机出征八十九次，出生入死，是中国空军中美混合联队（飞虎队）5大队27中队的功勋飞行员，荣获美国政府颁发的“飞行优异十字勋章”的中国籍飞行员。
林雨水和他的 P-51 战机
1949年11月9日，中国航空公司十架飞机、中央航空公司两架飞机起义。同日，香港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两千多名员工通电起义。唯一带着妻子和襁褓中的女儿同回大陆的林雨水是参加起义的十二名机长之一。当晚，他与五十二名“两航”人员驾乘十二架民用运输机由香港机场飞抵北京，获得周恩来总理接见。林曾于1945年在南京街头偶遇周恩来夫妇，得到周恩来亲笔签名的几张纸币；其中一张被他捐献，现在是一级文物，陈列在梅园新村纪念馆。个人的命运与国家休戚与共，一代人杰林雨水的一生就是一部大书。
重读周校长给我的信，如见故人，四十八载，手泽如新，而人世间不知发生了多少事情，我亦老尽少年心。犹记1969年里，某日去见周校长，送我出书房后，老人低头弯腰，笑盈盈地逗弄走廊上他儿媳怀中的小宝宝：“喔唷，像个人样了啊。”这个孙儿如今也应是孙已有孙了。细细想来，周校长的很多经验之谈，趣博而旨约，识高且议平，如他曾告诫我“人的一生，机遇很重要”。当时不懂，暮年回顾，实为至理名言，诸番良机擦肩而过，否则我又是一种人生了。昔日南外的老师大多凋零，三部九届学生也已步入暮年，而那个冬天也穿着短裤，整天抱着球，在小学部上课的人见人爱的小洋人达维德（David），算来也要六十多岁了。
外国语学校之设，是为国家培养高级翻译人才，六十年来，南外成就如何？笔者想起1984年7月在驻利比亚使馆商务处遇见的一位相貌堂堂的杨姓中年人，中山大学毕业，时任京城某公司副总，7月31日日记有云，他向我们出国小组问起南京外语学校，“说1964年他去访问过，印象深刻。去年在北京外交部欢迎美国要人的宴会上，有个上台的翻译翻得很好，冀朝铸告诉他说‘是南京外语学校毕业的，后来送到外国深造过，现在就靠这些人了，是外交部的后起之秀’” 。
也是1984年，12月15日笔者和众多南外老三届校友去看望退休的陈凤肖校长，此日日记有云：“陈校长今晚很激动，她谈了好多南外‘文革’前的情况，说当时竞争对象只有北京和上海，人们评论说，上外学生反应快，口语灵活，北外学生语法好，写、读不错，而南外学生则兼而有之……老太太很自豪啊。”
开放数十年间，南外踵事增华，在外交部供职的参赞以上有五十余人，廿余位驻外大使，十多位英、德、法、日语专业的南外毕业生给国家最高领导人当过翻译。这些高翻、外交部发言人，驻外大使，无不给人以敏识聪听、沉稳练达的印象。六十年来南外人才辈出，受益于南外打下的扎实基础和养成的良好习惯，南外学子无论去往何处，均各力尽绵薄，不坠青云之志，皆为单位中坚，多是国之栋梁。南外已名满天下，先师九泉有知，该是多么欣慰。
鸣谢：
一、周校长侄外孙陈皓先生提供周家情况。
二、文史研究者王重阳、杨朕二先生提供青年会及建筑之史料与照片。
三、无锡图书馆孟明峰先生提供《中国教育年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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