札记 | 安妮·埃尔诺：历史、记忆与现实主义
书斋笔记
记忆书写始终是当代世界文学的基本主题之一，回归记忆则是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重要范式。
原文 ：《历史、记忆与现实主义》
作者 |兰州交通大学 唐毅
图片 |网络
法国当代女作家安妮·埃尔诺获得202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评价“她以勇气和敏锐的洞察力揭示了个人记忆的根源、隔阂和集体约束”。在此之前，她曾凭借小说《位置》获得法国勒诺多文学奖。她的作品往往以亲身经历为题材，用自传式写作再现宏大历史与微观记忆的相互交织，形成别具一格的社会自传小说。 《悠悠岁月》是其记忆书写的杰作，埃尔诺试图用文学性的记忆恢复历史的真实意义，客观上赓续着法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悠久传统。
《悠悠岁月》中的历史与记忆
当代西方史学界曾出现历史书写的“记忆转向”，以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的《记忆之场》为代表，历史从单一的文字载述转变为多元的历史记忆。历史记忆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公共历史书写的局限性，却难以跳出传统历史范式的窠臼，即使诺拉成功绘制出一幅重塑法国国民意识的宏伟画卷，历史的“记忆之场”仍无法充分展现时代社会的真实全貌。
文学记忆挣脱了历史记忆的自限性，在更广阔的文字领地赢得了记忆书写的主动权。安妮·埃尔诺认为，文学记忆不同于历史著作中描述的记忆，而是一种真实且不确定的记忆，是既为每个人独有又被所有人共享的记忆，带有人们共同经历的时代印迹。《悠悠岁月》以意识流般的笔触讲述了战后至今的法国社会变迁和主人公“她”的心路历程，同时穿插着对重要史实的全景式再现。小说以“回忆”等方式抵抗当代社会普遍存在的遗忘症，凸显出微观记忆与宏大叙事相结合的二重性：从牛仔裤、芭比娃娃到手机的出现，从家庭聚会、流行乐曲到思想家的生老病死，在被无限拉长的个体记忆中，埃尔诺探测着日常生活的感性和真实；而从战后繁荣、城市化到消费社会，从局部战争、9·11事件到全球性流行病，她又在文学记忆的温润脉络间把握着历史不容忘却的思想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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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历史是这部小说的躯干和骨骼，那么记忆则是嵌入小说肌理的血肉和经脉。概念化的历史表明世界存在及其秩序的演化逻辑，但历史的记忆伦理难以补偿子孙后代对过往事件的完整认知。因此，埃尔诺希望借助文学的记忆功能革新小说体裁，以鲜活生动的个体记忆填补宏大叙事的真实性缺失，用亲历者的文学记忆延续后世对从前历史的重新经历。
复刻当代社会的记忆图景
战后西方社会迅速发展，物质生活日益富足，人们的精神世界却变得愈发支离破碎。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法国作家莫迪亚诺，他的小说运用回忆手法表现战后人们的生存处境，揭露后现代文明导致人的异化与失落，进而“唤醒了最不可捉摸的人类命运的记忆”。时隔八年，法国作家再次以“记忆”书写获此殊荣，表明当代法国文学始终不曾脱离记忆的主题。如莫迪亚诺等人一样，埃尔诺也善于把握社会发展的节拍，积极描绘人们对战后岁月和贫乏时代的遗忘，揭示记忆赶不上现实生活的变化，呼吁人们“回归本源”并找寻身份之“根”。作为还原生活和历史真相的工具，记忆被频繁用于刻画当代社会的现实图景，让人在备受物质宰制的时代语境下实现某种集体自省。
埃尔诺对商品泛滥的消费时代极为敏感，揭示人们对新鲜事物的无尽欲望造成了精神信仰的快速衰退，以至于“一切理想都在转变成物品和消遣”。鲍德里亚从哲学上确立的消费社会，在埃尔诺笔下变成由双门冰箱、彩色电视机、遥控玩具等事物构成的记忆图景，使抽象理念转化为具体认知，最后演变为真切的集体记忆。尽管如此，面对快速消费给人带来的精神困境，她没有选择歇斯底里的批判，而是努力尝试经由文学记忆的道路“挽回我们将永远不再存在的时代里的某些东西”。
埃尔诺意欲通过记忆重建一个共同的时代，一个比历史载述更为真实的时代。纵观其创作生涯，她既肯定了历史作为小说“骨架”在反映社会时代方面的重要作用，又凸显着记忆作为小说“血脉”在激活并还原历史方面的必然价值。因此，她的小说不仅反映了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而且借此重构了文学与历史的关系，用文学记忆恢复了历史的真实意义。
回归记忆的现实主义范式
埃尔诺曾以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为视角书写对亲人和成长经历的记忆，在《悠悠岁月》里确立起一种“无人称自传”的全新体裁。这一体裁革新顺应了20世纪后半叶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趋势，取消句点和碎片化叙事等手法消解了传统写作的情节结构和故事特征。然而，她的小说仍然表现出对社会现实和人类处境的极大关注，从总体上彰显着现实主义文学的无穷魅力。法语翻译家吴岳添先生在《悠悠岁月》译序中指出，这部小说“继承和发展了现实主义小说反映和批判社会现实的传统，吸取了莫迪亚诺等人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交融的表现手法”。事实上，尽管受到超现实主义和新小说等文学浪潮的影响，战后大多数法国作家依然不曾脱离社会，而是积极介入对周遭现实的深刻反思。只不过，勒克莱齐奥等作家善于以虚构手法表达对社会现实的伦理关怀，而埃尔诺等人则喜欢采用非虚构方式书写亲身经历的历史变迁。
二战结束后，不少作家在文学记忆的镜像中反思历史或寻找心灵慰藉，寄希望于以此实现文学创作的意义深度。皮埃尔·佩茹在其小说《妖魔的狂笑》中以童话叙事手法讲述少女克拉拉对纳粹屠杀历史的回忆，保尔和克拉拉的故事回到战争记忆的深处，再现历史缺失的真实，揭露战争对几代人的深远影响。以佩茹、埃尔诺为代表，法国当代进步作家继承了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他们回归记忆并还原历史，渴望在回归中实现超越，进而找到现实与未来的方向。
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并非对过往史实的单一记载，而是需要通过多元的论述来呈现完整而真实的世界。文学家能够融记忆与历史于一体，以更丰富的形式实现新历史主义的梦想，因而在记忆和历史的双重书写上具有独特优势。新世纪以来，每隔几年，诺贝尔文学奖似乎就会显露出浓厚的记忆情结，从我国作家莫言到法国作家莫迪亚诺，从坦桑尼亚作家古尔纳再到法国作家埃尔诺，不同国度的诺奖得主不约而同地书写着本民族的生活记忆、历史记忆和文明记忆。 可见，记忆书写始终是当代世界文学的基本主题之一，回归记忆则是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重要范式。埃尔诺等作家长期游走于记忆、历史与现实之间，提醒人们回归记忆似乎已成为一种传统，而他们继承或开创的文学体裁，也为当代作家进一步言说历史和现实提供了丰富经验。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840期第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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