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者翁诗杰系马来西亚新亚洲战略研究中心主席，马来西亚国会下议院原副议长暨联邦交通部原部长。本文转自3月15日中国新闻网，首发于2022年3月25日。
全国两会收官，开局之年，世界瞩目。
进入新阶段，面对新任务，应对新变局，中国正向着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稳步迈进。
如何透过两会读懂中国？如何理解中国在变动局势中一以贯之的价值秉承？如何看待中国与西方的差异？中新社整理系列学理文章，以期帮助读者理解全国两会热点折射出的中国道路、中国理念、中国主张，及其背后蕴含的中华文明特质和智慧。
作为马来西亚资深政治家、著名学者，翁诗杰长期从事中国研究，曾多次访华，也曾长期担任马来西亚国会下议院副议长并出任英联邦议会协会常委。翁先生此前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从中国两会入题，畅谈他对中国治理方式和中国民主践行模式的理解。
现将访谈实录摘录如下：
中新社记者：中国两会刚刚落幕，能否请您谈谈对中国治理方式和民主践行模式的看法？
翁诗杰：我向来关注(中国)两会，因为每年的两会进程与决议可以看出中国的治理方针和走向。今年两会，我特别关注中国政府工作报告，并对其中兼顾民生多层面利益，以民生福祉为依归的“以民为本”特色印象深刻。
2022年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闭幕会。中新社记者 杨可佳 摄
在我看来，中国治理方式正是立足“以民为本”，比如对官员“因才授职”和相对应的问责制。中国各级官员大多以他们在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技能与经验作为选拔和擢升的标准。因此，每逢面临危机考验时，也是各级官员累积历练的契机。另一方面，一旦应对问题时处理失当，相关官员也必须扛起全责。这在本次新冠疫情应对中就表现得很明显。
另外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中国两会运作展现出的民主协商元素；政府工作报告中体现出的在应对新冠疫情和维持经济发展上，中央、地方各司其职又高度合力的组织力、动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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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记者：在应对新冠疫情和疫后经济复苏方面，与西式民主相比，中国治理方式体现出哪些特色？
翁诗杰：在应对新冠疫情和在疫情防控期间持续维持经济发展的问题上，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合作关系表现出“如臂使指”的状态。因此在防控疫情上，中国能够充分体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
2020年2月7日，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等13家医院，共派出312名医护人员组成医疗队从广州出发，驰援武汉。2020年，4万余名医务工作者以生命赴使命，驰援武汉共抗疫情。中新社记者 陈骥旻 摄
在疫情的阴霾笼罩下，中国能够率先控制疫情的蔓延，进而复工复产复业，主要归功于其雷厉风行的“动态清零”政策。从中央到省市地方，可看到充分的组织力、动员力，配以民众的自觉性。这与西方社会表现出的纵容个人自由(如不戴口罩的自由)、危害群体安全利益的现象迥然不同。这折射出中国治理的一大亮点。
2020年4月7日，中建八局武汉万达项目部门返岗人员进行了核酸检测和血清抗体检查，为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提供安全保障。图为检测人员为复工人员进行咽拭子采样。中新社记者 张畅 摄
此外，在我刚才提到的“因才授职”上，西式多党制民主所产生的政务官制度，不少是植根于“人气”。能否在选举胜出，往往取决于人气的经营。投民所好的民粹主义也容易因此而生。因此，在英式西敏寺制度( Westminster System)下受委入阁的政府部长(政务官)，不乏毫无从政经验的“政治素人”。遇到重大危机时，这类政治领导常须仰赖部门里的技术官僚(technocrats)来谋划对策，甚至是操盘应对。这种现象同中国治理是迥然不同的。
20世纪90年代，我曾担任过9年马来西亚联邦国会下议院副议长，且曾出任英联邦议会协会常委。一个深刻的体会是，奉行西式民主体制的国家，容易面对的痛点是制度上的制衡(如：上下议院或参众议院的制衡、中央与省州政府之间的制衡等)，可能会由于政党间的利益博弈引发无谓的意气之争，损害国家与民众的利益。例如，2020年疫情席卷全球之初，美国的联邦与州政府之间就曾因防疫物资的采购和分配而陷入矛盾，严重伤害与阻缓防控疫情的协调。
反观中国当时的全国抗疫动员，来自多个地区的医护人员与防治物资能按照中央政府的统一协调，集中支援不同的重灾区。所谓“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已成为中国治理救援模式的特色。
2020年1月30日，武汉火神山医院施工现场，各项施工项目在全速推进中。中新社记者 张畅 摄
我认为，在民主践行中，西方民主强调“少数服从多数”的表决原则，却缺乏中国治理中备受重视的协商元素。因此，在势均力敌的对峙中，容易产生关键的微薄多数席次(slim majority)，进而成为朝野双方竞相贿赂拉拢的对象。受个人利益左右，关键少数议员跳槽导致政府倒台的乱象绝非罕见。
与此同时，议会里席次不弱的“少数”，也往往因屈于“少数服从多数”而备受否决，乃至打压。这种氛围下的朝野政党关系常会陷入长期的敌对、对抗与抬杠，甚难做到以理性议事。此种状况近年来在世界各国亦非鲜见。
中新社记者：在您看来，中国治理方式对西方有哪些启发吗？
翁诗杰：中西体制有别，只因彼此文化植根于不同历史人文土壤。但从人类共性着眼，西式民主仍有向中国治理借鉴之处。
所谓“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并不是实行“多数暴政”(tyranny of majority)的许可证。它可以糅合中国治理模式中的民主协商元素，以体现“多数尊重少数”的民主精神。
此外，在西方民主模式下，中央与地方分权，虽无清晰从属关系，却不一定是对抗性关系。在牵涉重大议题下，尤其是面对紧急危机时，可以制定由中央统筹、地方必须配合的紧急应变条款。问题的关键是，执掌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相关政党，是否真能基于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拿出诚意和决心来达致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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