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错到底该不该杀？晁错明知自己不得善终，为何还要一意孤行呢_吴王_叛军_朝廷

本文目录

• 晁错到底该不该杀
• 晁错明知自己不得善终，为何还要一意孤行呢
• 晁错、商鞅、吴起、张居正四位历史名臣改革家如何排名，为什么
• 为什么汉朝刘濞造反失败，而明朝朱棣却能成功
• 历史上被称为“智囊″的晁错是怎样的一个人
• 汉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诸侯联军20多万，为何三个月就败退

晁错到底该不该杀

晁错之死，因起景帝中央集权之始，晁错力推削藩令，为保利益，七国作乱。以清君侧诛晁错为名，为弒君废立之实。当是时兵危城下，城破玉石俱焚矣！杀晁错乃壮士断腕之举，晁错死，七国叛心明矣！天下反削藩者众，欲作乱者寡也。以晁错之一死换取战争之主动权也。晁错之死非弃卒保帅之死，是一己之智怎敌天下虎狼逐利之心。

昔文帝时，贾谊之《过秦论》肇削藩集权之端。非文帝不知天下之势，力不从心尔，贾生策论于庙堂之上，诸侯构陷于朝暮之间。贬为长沙博，天下读书者百世叹嗟！皆生际遇未逢之怅。夫较之二者孰与？

窃闻 士之怀策，当审时势，当知推之难，附解决之论，更晓败之果，明应对之机。读史如斯，鉴照于心。一管之窥，纵论博哂！

晁错明知自己不得善终，为何还要一意孤行呢

血浓于水，疏不间亲，常情之至理。错逆理悖情而为，岂可善终？

初高祖以同宗王牧天下，择亲疏而置枢要。是时犹赐姓亲近之臣以充王室，分守四方，天下浑一于刘氏。高祖临崩，与诸臣杀白马为誓，自兹异姓不可封王，是鉴秦之乱起，二世而终之敝也！乱生于外，传檄可平；变生于内，诸侯共讨。择善而举，天不易姓。

经吕氏乱政，文帝起于代王。文帝勤勉，善抚宗氏。时有贾谊策论盖与错同，帝实赏之，然股肱之臣皆短贾生，文帝遂谪贾生于长沙，而留书生千年之叹！何耶？盖因贾生不能协洽诸臣，日昂扬辞旨，孤论滔滔。妒生于朝野，祸伏于肘腋，已成孤势。法之变，策之行，岂一君一臣而能为哉！是以文帝息集权之心，绝不测之险。黜贾生爱其材而保其命也！问天下何由再藉贾生之叹！

晁错见幸于景帝，景帝侍两朝之积，而欲集权于一身，以晁错削藩为推手，遂起七国之乱。清君侧，诸晁错，作乱者之口实，帝为稍阻乱情，错腰斩而族灭，恩何其寡也！然晁错搏死生于一线！何耶？盖因搏名之欲，犹胜富贵之心。抱负得展，死而何惜！

晁错、商鞅、吴起、张居正四位历史名臣改革家如何排名，为什么

夫凡改革者，皆除敝兴利，其富于民而强于国。然不得善其终者，何耶？

盖因财利如鹿，天下共逐。得鹿者久霸不去，有近而不得者，累身费思，怨而不言。远围助剿者，闻沸鼎之香，无微毫之受，恨而无声。非子不欲争之，非子不为利好，弱而难争，乏力而积怨愤，危机伏于缄默，弱国之根也！

古之变法之始，似逐饱食之人而招羸弱之众。民心感微而无卫恩之力；权贵伤利更有害贤之能。变法曰之为民，民安则国泰，国泰则君享其上。尸位素餐，霸利不去者，又皆皇亲国戚，恩权泽济之人。不为天下汹汹，君怎忍弃！假手除之，昭公心而掩私恨，能侍一君于不死，圣心隆矣！

夫吴起法变则楚强，天下侧目，然楚王乍崩，权贵欲除之，吴起伏王尸而不能免，共成猬刺！与赏识者相继而殁，吴之幸也！

商鞅变法强秦，秦积一统之资，鞅羁车裂之难。此二者不相伯仲，可谓功成身死，皆侍一君而亡，博名以扬后世，死无憾也！

晁错之于景帝，以布衣之身，行削藩之事。博赏识之幸，间兄弟之情。七国藉诛杀之名遂反，景帝腰斩只为消叛者之口实，法之不行，遂成乱政，岂不悲哉！不可与此上者相提并论。

夫张居正，法变利民，终君之事，名成而身死。可谓善终！然时过境迁，夺谥抄家。予人利者，人予之以贤。夺人利者，人恒夺之。是以世留居正之贤名，而绝后人之利也！

为什么汉朝刘濞造反失败，而明朝朱棣却能成功

历史上总出现一些相类似的事件，结果却是相反的。西汉景帝时期，以吴王刘濞为首发起的“七国之乱”，因削藩引起，提出了“清君侧”的口号；过了一千五百多年，明朝建文帝时期，出现了燕王朱棣的“靖难”之乱，也因削藩引起，也提出了“清君侧”的口号。但是两次叛乱的结果截然不同，吴王刘濞失败了，燕王朱棣却成了明成祖，为什么会这样呢？

一是人心向背不同。西汉经过七八十年的休养生息，生产发展，经济繁荣，但诸侯国过大的权力，严重影响了朝廷政令畅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到了非削藩不可的地步，汉景帝听从晁错的建议进行削藩，自然损害了以刘濞为首各诸侯王的利益，起兵反叛，对抗朝廷，不得人心；而明朝建文帝刚登基不到一个月，冒然听信齐泰、黄子澄两个书生之言，就改革全国军制，着手削藩，让全国军人对前途渺茫，心怀不满，将要被削藩的燕王，蓄谋已久，凭着自己多年征战守边的威望，乘机说反其他藩王和边军，让明着只能调动八百军人的燕王，实际掌控了十多万军队，具备了对抗朝廷的资本。二是叛军集中统一度不同。西汉刘濞的七国军队，都是临时联合起来的乌合之众，各顾己利，人心散乱，朝廷军队一进攻，就各怀所私，作鸟兽散；而明朝朱棣的叛军，指挥权却高度集中在朱棣手里，人心齐，泰山移，不是朝廷军队能轻以打垮打散的。三是做皇帝成熟度不同。七国之乱时，汉景帝已做皇帝多年，面对叛军提出的清君侧，为了缓和与叛军矛盾，让国人看清叛军丑恶用心，不得已斩了晁错，取消削藩令，但七国依然不依不饶；明朝建文帝则相反，没有取消削藩令，没有杀掉齐泰、黄子澄，还加依赖重用。同时看不清朱棣的险恶用心，不相信叔父会背叛自己，心存仁慈，还下了道不准伤害朱棣的诏令，让前方作战的朝廷军队投鼠忌器，不知所措，从而更助长了朱棣反叛的气焰。四是用兵之将不同。朱元璋为了防备功臣大将日后造反危及自己的江山，通过蓝玉案和胡维庸案，杀尽了功臣名将，致使朝廷缺乏能征贯战的勇将，而燕王朱棣却是在多年的守边作战中锻炼出来的大将之才，身边也聚集了不少有才能的谋士勇将。西汉刘邦虽也杀了不少功臣名将，但也给后世留下了不少忠臣能将，周勃平定了诸吕之乱，周亚夫平定了七国之乱。

王朝的兴衰，事情的成败，关键在人，正因为西汉景帝和明朝建文帝是不同的人，又遇到了不同的人，所处环境条件又不相同，所以汉景帝平定了七国之乱，建文帝则被叔父夺走了帝位。从这两个历史事件，对我们今天做人做事也是很有启发的。

历史上被称为“智囊″的晁错是怎样的一个人

晁错是一个改革家，受到汉景帝重用。提出屯田固边、削藩等有利于富国强兵、巩固中央集权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得到了汉景帝的赏识和大力支持。但改革措施却触动了既得利益阶层的利益，尤其是削藩令更是激起了各地藩王的不满。于是发生了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之乱。他们打着“诛晁错，清君侧”的名义发动叛乱，为了尽快平息叛乱，汉景帝无奈之下只好那晁错开刀，杀死了晁错。

汉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诸侯联军20多万，为何三个月就败退

西汉建国之初，高帝刘邦分封许多同姓诸侯王。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各诸侯渐成尾大不掉之势，与中央政权的矛盾加剧。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贾谊、晁错等人提出“削藩论”，力主削弱诸侯的权势。到了汉景帝上台后，采取激进的削藩政策，终于导致地方诸侯大叛乱，加入叛乱的共七个国家，史称“七国之乱”。

七国之乱的领军人物是吴王刘濞。在众诸侯中，吴国最为富饶，拥有三郡五十三城。刘濞利用政策漏洞，开矿山私自铸钱，又煮海水生产盐，故而吴国富倾天下。当汉景帝下诏削去吴国三个郡中的豫章、会稽两郡，刘濞勃然大怒，遂联合楚、赵、胶西、菑川、胶东、济南六国叛反。

吴王刘濞下达命令，吴国境内从十四岁到六十二岁之间的男子，全部要应征入伍。很快，他便组建起一支二十万人的军队。征兵之所以能顺利进行，得益其治下宽松的政治环境。吴国有铜、盐之利，长期实行免征百姓赋税的惠民政策，故而刘濞是比较得民心的。

吴国与楚国合兵后，发布告诸侯书，宣布晁错的罪状，以清君侧为名，公然与朝廷对抗。吴楚联手后，首先进攻梁国，在棘壁之战中，梁军不敌，伤亡数万人，被迫退守睢阳城。

面对七国突然其来的叛变，汉景帝措手不及。他的慌乱之中，为了平息事态，竟然决定牺牲晁错以换取和平。一直鼓吹削藩的晁错一生为专制皇帝的权力奔走，哪知最后落得个腰斩的下场。晁错之死，并没有让刘濞收手。开弓没有回头箭，迈出叛乱这一步后，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刘濞不仅不投降，还打出“东帝”的旗号，与朝廷分庭抗礼。汉景帝白白牺牲了晁错，却颗粒无收，很失败。他想起父亲临终前的遗言，国家有危难时，可以任命周亚夫为统帅。于是周亚夫被提拔为太尉，全权负责平叛。

周亚夫率三十六名将军东进，出发前，他对汉景帝说：“楚兵悍勇，难以争锋。请暂时放弃梁国，切断叛军粮道，如此方可克敌制胜。”然而，梁国的局势已经危若累卵，频频向朝廷告急，请求救援。周亚夫不为所动，并没有救援梁国，而是屯兵于昌邑，按兵不动。汉景帝不得不下诏给周亚夫，要求立即解梁国之围。

奉行“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原则的周亚夫，拒绝执行汉景帝的命令。他坚持自己的战略方针，在昌邑挖深沟垒高墙，坚只是派轻骑兵部队袭击吴、楚叛军的后勤补给线。周亚夫的战略开始发挥巨大的威力，人数众多的吴、楚联军在粮食供应出现巨大的困难，饥荒蔓延。

吴王刘濞忧心忡忡，为扭转困局，他转而大举进攻周亚夫驻屯的昌邑。周亚夫仍然坚守不出，叛军发动强攻，均被汉军击退。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进攻频频受阻，又面临断粮的困境，不可一世的吴军终于露出疲态，刘濞不得不下令撤退。

耐心等待之后，战机终于出现了。周亚夫判断叛军已是强弩之末，果断下令追击。饥寒交加的吴、楚叛军全无斗志，撤退成了一场大溃败，损失兵力超过十万人。楚王刘戊见大势已去，心灰意冷，自杀身亡。刘濞弃军而逃，逃到东越，被当地人诱杀，首级送到长安城。

政府军能在三个月瓦解叛军，归功于周亚夫的深谋远虑。他的战略思想十分明确，以梁国为诱饵，吸引吴楚主力；他一眼洞穿敌人弱点所在，人数虽众，补给线却太长，只要扼住其生命线，敌军可不战而溃。他截敌粮道，以逸待劳，仅仅一战便快刀斩乱麻，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七国之乱”是关系到汉帝国命运的大会战。如果从民心向背来看，吴王刘濞并不完全处于下风。当时汉帝国刚刚经历文景之治，帝国臣民多数对朝廷还是比较支持的；但吴王刘濞统治吴国四十余年，根基很深，实行全免赋税的政策，吴国百姓也是得益匪浅，对吴王的起义是持有同情心理的。

在战争之初，叛军人多势众，优势明显，可惜的是，刘濞把一盘好好的棋给下坏了。刘濞年轻时曾跟随刘邦参加平定英布的战争，以作战勇猛而深得刘邦赏识。然而，当他垂垂老矣之时，他的军事思想显得十分陈旧、保守。

首先，吴、楚联军进攻思路简单，就是从东向西攻掠。吴国将军吴禄伯曾劝谏说：“兵聚屯而西，无它奇道，难以立功。”就是说，这种进攻思路，很容易被汉军所扼制。吴禄伯指出，应该要派出一路奇兵，沿江、淮而上，取淮南国、长沙国，出奇制胜，可是这个意见被刘濞否决了。

其次，吴军以步兵为主，而朝廷军则以车骑部队为主。步兵适合在山地作战，车骑部队适合在平原作战。吴国有位将军提议，吴军应该从大战略思想出发，不要逐城争夺，应该放弃沿途的城池，急速西进，控制洛阳、敖仓，凭借山河之险，阻止汉军车骑部队出关中，这样便可以号令东部中原各诸侯。这个提议，也被刘濞轻易否决了。

从这里可以看到，刘濞麾下不乏杰出的将领，他们都提出“以奇制胜”的战略主张，不要硬打硬拼，不要打持久的攻坚战，要通过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来掌握战场主动权。而刘濞偏偏选择最笨的方法，就是孙子兵法说的“最下攻城”，最后城没攻下来，补给又给断了，进退两难，一战而灰飞烟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