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古史中黄帝传说的基本概貌
中国的古史传说并不是纯粹的神话。“古史是神话”⑧的观点在今天需要重新审视。
至迟到战国时期古史传说就有了总结和归纳。表明不同来源和世系的各区域文明渐向一体发展。
随着先秦时期文明逐渐向着统一方向的发展。黄帝神话传说也出现了另一种面貌。
在春秋史官的笔下。黄帝形象呈现出郯子口中“吾祖也”的历史祖先的人物特征。
与《山海经》中记录的黄帝神话文本性质截然不同。已经表现出古史传说的性质。
随着殷周时期从尊神到敬德观念的变化。有德的祖先取代了商代的神权。因此祖先崇拜日渐兴盛。
反映在黄帝神话传说中。表现为黄帝在天神形象之外又开始演变为周朝各族的祖先。
学者赵沛霖将这种现象概括为原始氏族社会中被神化的部族首领。在商周时期的神话历史化过程中又被还原为祖先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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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说法的合理性建立在中国神话历史化存在这种假设成立的前提下。
这一时期的黄帝神话内容已经开始出现了道德阐释和理性化的倾向。
明人王世贞认为：“天地间无非史而已。三皇之世。若泯若没；五帝之世。若存若亡。”
其史载于册者。或可见于春秋史籍《左传》《国语》等书中。《左传》《国语》依据西周及春秋史料写成。
西周及春秋尚无依托寓言的风气。记载的可靠性极高。故而太史公于中国远古史事。
即取《左传》《国语》所记参证③。可以说。《左传》《国语》的写作原则是依史而作。
客观反映出黄帝传说在春秋战国时期是被当做信史看待的特点。
王晖教授指出有关黄帝古史传说材料中有许多珍贵的口传史料。
且非后人所能编造。尤以《左传》《国语》记载为代表④。《左传》《国语》的作者与成书时间。
本文采用学界通行之说。以春秋末期鲁国史官左丘明所作为准。
1.2.1《左传》中的黄帝传说
《左传》中第一处提及黄帝事迹为僖公二十五年。谈及黄帝阪泉之战。
秦伯师于河上。将纳王。狐偃言于晋侯曰：“求诸侯。莫如勤王。诸侯信之。
且大义也。继文之业。而信宜于诸侯。今为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
《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所记之事为秦穆公欲纳王。晋国大夫狐偃建议晋文公勤王以取信于诸侯。
继续文侯的事业。于是让卜偃占卜。春秋战国时期。易学产生并得到发展。
以《左传》和《国语》中的巫史为代表的占筮派得以形成。因此。《左传》中出现的很多卜辞。
与史出于巫的文化传统有关。“易者所以守凶吉成败也。卜者卜凶吉利害也”。肯定了占卜的作用。
虽然此处并未言明战争的双方是谁以及战争的结果。但据“吉”的占卜结果。可知结果为黄帝一方胜利。
“吉。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筮的结果是“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也”。
“公用享于天子”之卦被解释为晋文公大胜后。受到周天子的宴请款待。
天子降尊以迎公的预言最后得以证实。同时。由于周襄王与王子带的人物关系。
可推测战争双方为“弟兄关系”。或为炎、黄之战。杜预注：“黄帝与神农之后姜氏战于阪泉之野。
胜之。今得其兆。故以为吉。”战争是国家大事。在战争前占卜征伐的情况。
在殷商卜辞中经常出现。可知以占卜形式获知战事结果在当时来说已十分常见。
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
该段对话的背景为昭公十七年。鲁昭公询问郯子。少皞氏以鸟为官职名是何故。
且郯子所论。来自先人的遗传。代代相传而至于郯子。在这种对远祖及其职官职守的重温之中。
分明包含着对历史的追求。尽管目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已取得较大成果。
但是学界关于黄帝时期是否已经建制国家一说仍难下定论。在《左传》上古帝王的传说叙事中。
显然记录者倾向于在炎、黄时期。已经有国家组织的存在。已经由原始的氏族部落开始转向有“纪官”制度的存在。
“黄帝氏以云纪官”。杜预注：“黄帝受命。有云瑞。故以云纪事。百官师长皆以云为名号。
缙云氏。盖其一官也。”《史记·五帝本纪》即沿袭此说。
左丘明为证实该事件的真实性。
引仲尼听闻后的言辞以论证。“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
此处作者借孔子的话表明其叙事态度。上古黄帝纪官之事。虽去之已远。但是尚可“学在四夷”。
即上古官制保存于“四夷”。与西方传统的叙事学理论不同。作者左丘明作为叙事者。其实也是隐含的“说者”。
所以孔子的的观点几乎等同于作者的观点。宋代家铉翁《春秋详说》言：“所谓夷。非夷狄其人也。
言周、鲁俱衰。典章阙坏。而远方小国之君乃知前古官名之沿革。盖录之也……礼失求助于野的意思”。
此处可以明确的是作者对上古帝王纪官一事的态度是积极认可的。刘知己以“记言、记事”二者在古史记录中的地位。
认为“记事”缺失是客观存在于古代社会的。其于事也则不然。至若少昊之以鸟名官。
陶唐之以御龙拜职……斯并开国承家。异闻奇事。而后世学者。罕传其说。唯夫博物君子。或粗知其一隅。
此则记事之史不行。而记言之书见重。断可知矣。”刘知己此言对于孔子在闻郯子所言之前。
尚不知上古帝王纪官一事做出了合理解释。由于纪官之事属于“异闻奇事”。
故少有人传。遂导致纪事的缺失。孔子不得闻。也正因为《左传》录此罕传之事。
以至于“及左氏之为传也。虽义释本经。而语杂他事。遂使两汉儒者。嫉之若雠。故二传大行。擅名后世。”
同时。从孔子的话中也可推知。关于上古帝王纪官之事的传说本来流行甚广。
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慢慢在各国失传。了解的人越来越少。仅仅“博物君子。或粗知其一隅”。
除上述学者多以其怪异而不录的原因外。还与春秋战国时期特定的时代背景有关。
春秋诸国“各闭境相拒关梁不通。其有吉凶大事见知于他国者。或因假道而方闻。或以通盟而始赴”
因道路交通阻隔。故造成了历史信息的封闭以至于久而久之信息失传。
陈来先生对于纪官之事也有讨论。他认为郯子所说的“以云纪”“以火纪”“以水纪”等。
这些被用以为“纪”的物象。在起源上都是有“祥瑞”的意义。如郯人之祖少皞氏之立。适遇凤鸟。
故而在春秋后期人们的集体意识中。这些已经不是神话。不是原始宗教。
而是具有历史性质的传说。郯子所述。都是说某一部族或酋邦兴立时遇到某种祥瑞物。
该族发展之后即以此种物象为此一族群的文化象征。而体现于官职的名称。
这意味着。即使云、水本来曾经是图腾。在春秋时期人的心目中也已经只接受此种历史化的叙述了。
于此。更加证明了在春秋时人的心中。黄帝传说已经被当做历史来看待
的情况。
1.2.2《国语》中的黄帝传说
《国语》中三处提及黄帝事迹。都出自引古证今的劝谏之辞。旨在借黄帝之事劝诫君王。
共同特点是在论述中都将黄帝视为上古圣王。而且此时的黄帝传说已与周时的社会政治制度紧密联系。
《国语》第一处所记黄帝之事见《国语·周语下》中：昔共工弃此道也。虞于湛乐。
淫失其身……帅象禹之功。度之于轨仪。莫非嘉绩。克厌帝心。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
氏曰有夏。谓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此一王四伯。岂繄多宠。皆亡王之后也。唯能厘举嘉义。
以有胤在下。守祀不替其典。有夏虽衰。杞、鄫犹在；申、吕虽衰。齐、许犹在。唯有嘉功。
以命姓受祀。迄于天下。……夫亡者岂繄无宠？皆黄、炎之后也。
《国语·周语下》所述之事为周灵王二十二年。
太子晋谏言灵王堵水。古河流谷水与洛水。二水争流导致水位暴涨。周灵王欲堵水以防止淹灭皇宫。
于是太子晋以上古圣王之事来劝诫灵王。整段内容虽然没有过多地论述“炎黄”本事。但是在叙事中。
以“炎、黄之后”本应“度于天地而顺于时动。和于民神而仪于物则”的描写。
来反映上古圣王应有之貌。太子晋的观点非常明确。纵然是炎、黄之后。
如果“不帅天地之度。不顺四时之序。不度民神之义。不仪生物之则”。依旧难以避免衰亡的结果。
以炎、黄为代表的古代圣王。都是顺其自然。然后民可“生有财用。死有所葬”。
同时指出了西周时期重要的“因生赐姓”制度。赐姓是春秋时期整合族群的重要手段。
此处的“伯禹”“四岳”等皆因“命姓受祀”。可见赐姓与奉祀祖先之间的关系。
另外提到“共工”“崇伯”“尧”“伯禹”“四岳”等皆为炎、黄之后。
进一步反映出周时黄帝被作为整合当时族群关系的祖先地位。并且在当时已然出现了后世各族“炎黄共祖”的趋势。
此外。作者还详细提到了“共工——四岳——申、吕、齐、许”“崇伯——伯禹——有夏——杞、鄫”两条世系线索。
虽然此处没有清晰地区分炎、黄谱系。但申、吕、齐、许皆赐姓为姜。
《世本·氏姓篇》载：“姜姓。炎帝神农氏之后。”意即申、吕、齐、许皆为炎帝之后。
崇伯一脉或为黄帝支系。可见至晚在春秋时期已经开始出现炎、黄上古帝王世系独立建构的意识。
《国语》中第二处所记黄帝之事出于《国语·鲁语上》。较之于《周语》。此处对于黄帝的祖先崇拜倾向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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