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留言让人泪目:他想捐献的父亲珍贵手稿,背后是一位浙江的翻译大家_赫斯_翻译_西班牙语

2月第一天的深夜,一位南方的媒体前辈发来一条微信:你看看。

他的个人公号推了一篇《博尔赫斯诗选》的文章,结果,收到了两条留言——

“不经意间看到先父王永年翻译的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大作,很是高兴。”

“一直想把先父的翻译手稿捐出去,不知如何办理。”

落款:Peter.W。

这条微信把编辑部的记忆拉回了11年前——

2012年7月,85岁的博尔赫斯权威译者、浙江定海人王永年先生在北京去世,当时钱江晚报的《文脉》专栏刚刚推出,还没来得及采访先生,就错过了。同事写了一个版的悼念文章。

我循迹而去,加上了Peter.W的微信。

“你好,我是王纯,我就在杭州,当年你们的那份报道我一直存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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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很多读者来说,特别是年轻读者,《十日谈》《在路上》《博尔赫斯全集》或多或少看过或者听过,但是王永年是谁?他的手稿为什么在杭州?这10年来发生了什么,故事要慢慢讲起。

【1】

在当年的报道里,浙江文艺出版社总编辑王晓乐还是一名普通编辑,但是她和王永年先生是忘年交,有10多年的交情,每年8月,她都会去北京拜访先生。

1999年末,《博尔赫斯全集》出版,王晓乐是责编之一,她与王永年的友谊从此开始,直到老先生去世。

王晓乐数不清王永年到底会几种语言,“我所知道的是,他欧洲的语言基本上都是通的,包括希腊语、拉丁语等等,有些属于精通。在编辑过程中,遇到语言问题,总是可以从他这里得到答案。”

“王永年是特别有语言天赋的人。”

1927年,王永年生于浙江定海一个富裕的家庭。

1942年,王永年16岁,同时考上了同济医学院和上海圣约翰大学。

中学时,王永年想学医,目标是同济医学院。同济医学院前身是德文医学院,为了学医,王永年学了德语。

选择大学的时候,上海圣约翰大学是名校,当时顾维钧、周有光、贝聿铭、林语堂、吴宓等都是这所学校毕业。王永年改了志愿,进入圣约翰大学。

这所学校全英语授课。王永年的英语十分扎实,大半是大学里打下的基础。

当然,王永年的父亲英语也很好,他的父亲毕业于南洋工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小时候家里藏书很多。父亲对他的教育方式,是让他自食其力。读书期间,王永年不向家里要钱,靠做几份家教交学费,中学、小学、外语都教。

王永年的班里有个女孩,头发留很长,长相清秀,喜欢穿一双虎头鞋,两只虎耳朵翘着。这是20岁出头的张爱玲。王永年的印象里,张爱玲很清高,一般人看不上,王永年跟她也没太多交流,“她有时候考得不如我好。”

王永年的语言学习,与时代的变迁紧密相连。

除了德语和英语,在业余时间,王永年又学了俄语,一直到解放时,他还在学习俄语。

毕业后的王永年,到了云南一个学校里教俄语。没多久,中苏关系恶化,“俄文不灵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古巴革命爆发,王永年觉得,古巴作为拉美的社会主义国家,西班牙语一定能派上用场,他就自学了西班牙语。这时全国懂西班牙语的都不多。

在云南教了几年书,王永年回到了上海,与祖母、父母团聚。当时,新文艺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前身)招外文编辑,400人报名,初选后还剩40人,最后录取一个人,就是王永年。“当时不觉得有竞争,我是圣约翰出来的人,考外文不在话下。”

1959年,新华社要面向亚非拉、成立西班牙语(拉丁美洲主要语言)对外报道组,从全国找西班牙语人才。到上海,直奔译文出版社。听说有个王永年懂西班牙语,人还没见着,王永年的关系档案就转到北京新华社了。

【2】

30多年里,王永年工作之余,一直从事文学翻译。

王纯回忆跟父亲住在一起的日子,“他白天在新华社上班,晚上就在家里翻译。他出手很快,基本上没几个晚上就能翻译出一篇东西。”

退休之后,王永年更是全身心投入翻译中。

2003年,南非作家库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浙江文艺出版社准备推出库切的作品《彼得堡的大师》。找谁翻译呢?王晓乐又请了王永年。

库切的作品每一本都不好翻译,这本《彼得堡的大师》尤其难。这是一本英语作品,但写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父与子”的思考,其中有大量俄语、哲学命题,原著涉及俄语、法语、拉丁语等,王永年先生各方面造诣都很深,知识渊博,是最佳人选。

“这本书也只好我来译。”王永年欣然应允。

王永年的博学,是老派学者式的,那就是东西都记在脑子里。

王纯最佩服父亲的记忆力,他书房里藏书不多,就几部大词典。但是每次聊天,从希腊神话、古罗马神话到《圣经》里的典故,王永年都娓娓道来。

在新华社曾与王永年共事的同事说:“他身上体现了老一辈知识分子的风范,敬业、勤奋,热情。他学识渊博,学贯中西,通古博今,无论我们在工作中遇到什么疑难问题,他都能回答,几乎问不倒。”

王晓乐说,很多翻译家有自己标志性的翻译领域。

说起王永年先生,很多人会想到欧·亨利和博尔赫斯,其实王永年在翻译领域走得非常宽广。

2000年,与博尔赫斯夫人在一起。

除了欧·亨利(英语)和博尔赫斯(西班牙语),王永年还翻译了意大利语的《十日谈》和《约婚夫妇》——他是中国从意大利语原文翻译《十日谈》的第一人;他翻译了聂鲁达的诗和散文,库切的《彼得堡的大师》,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迷宫中的将军》以及凯鲁亚克的《在路上》,等等。

语种跨度广,作家时间跨度大。从十二世纪的《十日谈》到二十世纪的《在路上》,他的翻译风格总是能回到作品诞生的那个时代。王晓乐说:“翻译是不同语言之间的较量,不能过,也不能欠,好的翻译总是刚刚好的。你读一下王老师翻译的《十日谈》就知道了,特别地道。”

林一安是去年春风悦读榜年度致敬奖的获得者,他曾说起过,他最佩服的,不是王永年翻译水平的高明,而是他汉语功底很好;而且了解各国文化,是博尔赫斯一样百科式的人。比如他的文言文功底——

博尔赫斯的小说《女海盗金寡妇》,其中有一段嘉庆皇帝的圣旨,应是博尔赫斯杜撰,王永年用文言文翻译,让林一安自愧不如:

“……身为炎黄子孙,不读圣贤之书,挥泪北望,有负江川大海之厚德。寄身破船弱舟,夙夜面临风暴,用心叵测,绝非海上行旅之良友。无扶危济困之意,有攻人不备之心,掳掠残杀,荼毒生灵,天怒人怨,江海泛滥……”

“译者为原作者加分,此佳例也。”林一安说,“先生的译事已臻炉火纯青的境界,称之为正确、精确、明确。”

2000年,博尔赫斯夫人会见《博尔赫斯全集》部分译者,左起:王永年,张广森(林之木)、博尔赫斯夫人、林一安。

有人问过王永年,翻译的标准是什么?

王永年说了两个。一个是通顺,译文读起来不要疙疙瘩瘩;一个是忠实于原文。

如此简单、基本的标准,其实也是最难的。对译者的汉语功底、知识面的宽度和深度,有很高的要求。

“翻译就像是拉家常,一手拉着作者,一手拉着读者,帮助双方进行交流。翻译文学作品一定不能绕来绕去,要多为读者考虑。”这是他曾对王纯以及翻译界的后辈说的。

【3】

谦逊、大度、宽厚,在后辈眼里,王永年是为人和气的大哥。

林一安担任王永年的编辑,对译文要进行一些改动,王永年总是淡淡一笑:“你尽管改。”

他身上有一种超脱感,“那是一种阅尽千帆的淡定和从容。”王晓乐用了一个词形容老先生:静水深流。王晓乐与王永年相交多年。

每次到北京见王永年,他总是微微笑着,站在那等她,“晓乐你来啦!”。

高高大大的老先生,总是走到宣武门西大街上新华社大门外等王晓乐。后来身体差了,就走到楼下单元门等。再后来就在家门口。王永年先生总是打开家门,等着。

“从来没让我在门口敲门等待过。”进门坐下,各种花样的饮料、小点心早就摆好。

每年夏天去,王永年都请她吃桃子,久保桃,个头很大。王永年会津津有味地讲这个桃子怎么好,应该怎么吃。

王永年请她下馆子吃饭,端上来一盘龙井虾仁,他会介绍这道菜的讲究:虾怎么选、怎么用,油温多少下锅,全部能讲一遍。菜端上来,王永年拿出打包盒,每样菜先夹出一点:“不好意思,我要给夫人带点回去。”王晓乐说,师母生病在家,王永年出来吃饭,总是要带她喜欢吃的回去。

王永年自己也会烧饭,有时候请林一安到家里吃饭,他会亲自下厨,“味道还不错。”林一安说。

王晓乐离开北京回杭州,王永年要给她装上几个桃子,还要请她带东西回杭州给小孙子。“包得整整齐齐,就像他的笔迹一样。那种记挂是平淡、渗入生活的关心。”

【4】

王纯收藏了父亲的一本笔记本,翻开,笔迹工整、清爽。

一首《沁园春·雪》,左边是汉语,右边的西班牙语,一行与一行对齐。在笔记本页脚处,还手写了-42-、-43-的页码,页码旁边画两条横杠。

对于他的编辑们来说,印象很深的也是他的译稿。

林一安大半生从事编辑工作,审读稿件无数,但王永年这样书写工整的原稿,极其罕见。“译作无论长短,先生呈交的,均为字迹漂亮、工整的原稿,译者认真负责的敬业精神力透纸背。”

王晓乐回忆说,王永年先生的文稿就像印刷体一样干净工整,比印刷体还多了手写的精气神:“那真的叫美轮美奂。”无论是原稿,还是二次改动的校样稿,读起来都是一种美的体验。

从2012年父亲去世后,这些年,王纯不断从各种渠道收集父亲的手稿、译作,连同当年父亲的遗物,已收集了百余种。

在微信上,王纯发来他的那些收集的照片——

有1956年出版的欧·亨利《白菜与皇帝》,有1960年的《世界文学》杂志,有译为西班牙语的《沁园春·雪》,也有扉页写着“某某同志指正,王永年谨赠”的各个年代的题赠本。

王纯收藏的父亲译作中,最早的有1956年出版的《白菜与皇帝》(新文艺出版社),是欧·亨利唯一一部长篇小说,署名用的是笔名“王仲年”。

除了手稿笔记,王纯还收藏了父亲翻译的每一本书。早年间,浙江省图书馆有周末书市,王纯每个周末都到书市逛,后来去孔夫子旧书网上逛,淘到了父亲的译作、六十年代的《世界文学》杂志。

纸比人的寿命长,王纯希望,能找一个场所存放这些故纸,不要在自己身后散佚掉。父亲去世十年,这算是一个“迟到的纪念”。

我们联系了正在筹备中的浙江文学馆。浙江文学馆有相当大的空间用于展陈和收藏,展示浙江从古代到现当代的文学展陈。

馆长程士庆表示,王永年先生是翻译界的一代大家,影响了无数读者,是浙江人的骄傲,浙江文学馆十分乐意接受这批文献。

王永年先生的这批手稿,将如何“入住”浙江文学馆,我们会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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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宋浩 实习生 李佳莹

值班编辑:倪王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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