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报客户端 | 作者 刘晖
蒙田在《随笔集》中说：“我们要保留一个属于自己的自由空间，犹如店铺后间，建立起我们的真正的自由和最重要的隐逸和清净。”郭宏安先生的“店铺后间”在明亮的美丽园，他像蒙田一样，任时代风暴掠过，一生在纸上悠游岁月。
郭宏安（1943.2.2-2023.1.16），山东莱芜人。法语文学专家，翻译家，批评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译有《墓中回忆录》《红与黑》《恶之花》《局外人》《批评意识》《反现代派》等，其中《加缪文集》获2012年傅雷翻译出版奖。著有评论集《论〈恶之花〉》《重建阅读空间》《从阅读到批评》《从蒙田到加缪》，随笔集《雪落在莱蒙湖上》《斑驳的碎片》等。
“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做一个自觉的批评家”
郭宏安先生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法语专业，1981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得硕士学位，毕业论文《论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好似报春的燕子，选题大胆，命意高远，文采斐然，与导师李健吾先生的《福楼拜评传》共同树立于文学批评之林。此后他在外国文学研究所专治法语文学。他研究视野宽广，对新旧批评的沿革和古今之争了然于心，形成了自由的批评意识，“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做一个自觉的批评家”。“自觉”意味着批评是一门独立的、有尊严的、多元的艺术，有说理的、审美的和道德的诉求。福柯认为现代批评既要在实证性或科学范畴内提出自身的依据，又要关注作家写作本身的厚度。德里达认为好的文学批评包含一种文学性，一种语言的创造性经验，但终究是推理性的。郭宏安先生同意人文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历史主义，实证主义，结构主义，现象学）是传统批评的补益，但不是现代批评的标尺。他与“日内瓦学派”的诗心相通，主张在批评中引入一种魅力，认同斯塔罗宾斯基的观点，批评是“自发的同情、客观的研究和自由的思考三个阶段的协调运动”，批评的理想形式是随笔，“在精神自由的支配下，科学和诗的结合，理性和美的结合，个人和世界的结合”，具有独立创造的音乐性和圆满性。他欣喜地发现李健吾先生理性的印象主义批评与“日内瓦学派”的亲和性，让人感到一种“舒适的呼吸”，这种舒适的呼吸乃是自由，是追求真理，不做政治或经济的附庸、说明或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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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宏安先生翻译的《恶之花》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但理解和解释都有冗余，批评永远是未完成的。好批评无法达到总体化的上帝目光，必然是深刻的，片面的，而不是专断的，训诫的，压制的。郭宏安先生认为批评是认识自我和认识世界的方式，随笔美在自由的灵魂。像蒙田一样，他自问：“我知道什么？”像蒙田一样，他行动：“我探寻，我无知。”随笔不下结论，在探寻与无知之间往返，“唯有自由的人或摆脱奴役的人才能探寻和无知，奴役的制度不允许怀疑的存在，因为随笔有冒险、反抗、不可意料和个人的成分。”他批评国人随笔“诲人不倦”，缺乏自我质疑的气度。他反对把随笔当成美文和小品文，堆砌辞藻，假装闲适，冒充博雅，躲避严肃、探索、试验、批判、厚重、深刻。离题造成蒙田随笔的阅读困难，但他告诉我们，“头痛，然后才会有思想的快乐和享受。”我们读蒙田的每一页都像走在一片自由而荒蛮的原野上，他快活地谈论草木枯荣，毫不避讳道德观察和斯多噶主义的哲学教训：“但愿死亡降临时，我正在菜园里劳作，对死满不在乎，对我未竟的园子更不在乎。”
“以诗批评诗”
郭宏安先生以随笔开展“自由的批评”，将“自发的批评之敏锐与新鲜、职业的批评之扎实与厚重、大师的批评之想象力与创造力”融为一体。他要求随笔思想要深，角度要新，感情要真，文笔要纯。他做到了。在《从阅读到批评》《论〈恶之花〉》《阳光与阴影的交织》《波德莱尔诗论及其他》《大珠小珠落玉盘》《完整的碎片》《法国文学讲演录》等著作中，所论或长或短，或庄或谐，或刚健质直，或温柔敦厚，无不表现出思想的洞见、文体的自在和率真的性情，散发着批评之美。他探究法国文学史上先锋派与保守派、现代派与反现代派互相渗透、承前启后的关系。他提出《基督教真谛》是西方文学批评的源头，肯定夏多布里昂的寻美批评，在历代文学作品以及一切精神的创造物中寻找美，世俗之美，基督教之美，但否认一神论的审美意识形态的霸权，“重要的是一种信仰，一种深深植根于人们心中和精神上的信仰。信仰是多元的。”他驳《驳圣伯夫》，为圣伯夫的感觉论实证主义辩护，指出《追忆似水年华》是其传记批评的天才注疏，但肯定普鲁斯特通过批评圣伯夫“打开最广阔的视野”，如同孔帕农解释普鲁斯特对圣伯夫的“忘恩负义”：“其实阅读别无出路，除了写作——这就是忘掉读过的。”他嘲讽新小说派的“维新”主义，现代派作品的孤芳自赏，它们“需要某种阅读指南，就如同药品需要一种服用说明书一样”，但不否认它们有不容忽视的认识价值，特殊的敏锐和深刻。他喜欢以隐喻表现精神的享受和印象，把难以言传的东西具象化，“以诗批评诗”。他说，“《恶之花》不是一只号角，号角太吵闹了，《恶之花》没有高昂明亮的音调；它也不是一管芦笛，芦笛太单调了，《恶之花》是复杂的人生和纷繁的世事的一曲交响。”而瑞士作家拉缪的作品有“辉煌的农民风格”，其语言“焕发出一种生自泥土、岩石和葡萄汁的独特的诗意”，成就了一种“世界的地方主义”。
“创造，就是生活两次”
郭宏安先生的批评与翻译相辅相成。他强调批评家“在有形中受到感染”，把翻译当成重做，寻找作品的无意识的诗学，琢磨句式、节奏、叙述方式、篇章结构、词汇，领悟创造的内在法则，通过特定的形式化，把作品再生产出来，重现作家独特的语调。萨特曾大而化之地说，加缪在《局外人》中以时间顺序代替了因果秩序，但“他的推理方式、明晰的思想、尖锐的论述风格以及郑重其事的、明朗而又悲哀的忧郁，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一种古典的气质，地中海人的气质。”郭宏安先生则认为小说在主题、人物、象征、叙述方式等方面呈现出含混、清晰、简洁、透明甚至枯燥的风格与庄重、讲究的风格共存。加缪融合了斯丹达尔的枯涩和夏多布里昂的华美。斯丹达尔是用眼睛读的类型，夏多布里昂则是用耳朵读的代表，斯丹达尔的《红与黑》有意不用夏多布里昂的匀称、矫饰的句子，写得不连贯、清晰、凝练。在郭宏安先生的译笔下，《局外人》两种风格形神兼备，有小说开头电报的冷漠：“母死。明日葬。专此通知。”也有结尾热爱生活、享受生活的每个瞬间的激情：“面对着充满信息和星斗的夜，我第一次向这个世界的动人的冷漠敞开了心扉。”他借翻译不断地进行精神陶冶和风格练习，增强自己的感受力和创造力，与词语搏斗。他这样评论写《包法利夫人》的克鲁瓦塞隐士：“字句，在别人，对生命的装饰，在他，是生命的存在。”这是他的写照。他终于做成了自己。他说：“有一种文章，文字干净，凡赘字、芜词、冗句，皆淘而汰之，扫而除之，有瘦硬之风，庶几入清人方望溪所言‘澄清无滓’之境。这样的文章，我喜欢。”
郭宏安先生翻译的《局外人》 译林出版社
然而他的风格不独“瘦硬”，亦“墨分五色”，“浓墨重彩”。他论默而索的文字中除明澈的短句，还罕见地出现了超现实主义歌唱般的绵密长句：“他以一种极冷静、极苦涩却又不乏幽默有时还带点激情的口吻讲述他那既单调又平淡却又不乏欢乐有时还带点偶然的生活，直讲到不明不白地被判了死刑。”此中包含着他自己命运的悲怆隐喻。他说加缪是幸福的西绪福斯。他像加缪一样，经历了贫穷，但不怨恨，充满对生活的固执的肯定，相信存在着不诉诸暴力的调整、限制和适度的原则。他是清醒的，“心事浩茫连广宇”，却选择沉默寡言。他早已将自己翻译的《西绪福斯神话》化为行动准则：“在对忍耐和清醒的各种培养中，创造的培养是最有效的。它也是人类唯一尊严的令人震惊的见证：顽强地反抗他的环境，坚持一种被视为没有结果的努力。”在他的晚年，工作何止是一种激情，简直是一种迷恋了。对他而言，“创造，就是生活两次。”
郭宏安先生2023年1月16日10点21分离世。我把福楼拜的自白献给敬爱的先生：“心灵的流露，激情、描绘，我愿意把这一切都融入文笔里。融入任何别的地方都是作践艺术，作践感情本身。”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责编：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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