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放军解放全国的过程中，西藏是比较特别的一个省份。
在众多边陲省份里，西藏由于历史原因，政权掌握在摄政扎达等上层统治集团手里。他们出于自身利益，不愿交出政权，抗拒祖国的和平统一。
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对军政领导们是个考验。进军西藏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问题，它还涉及政治、宗教、民族等一系列复杂棘手的问题。
中央制定的战略构想是：以政治解决为主，只有不得已时才用兵。
围绕这个构想，中央就推动西藏的和平谈判尽了最大力量。
受命进藏的是西南局的第一书记邓小平、第二书记刘伯承、第三书记贺龙等领导。
此时二野官兵大部分已脱下军装投入到地方生产之中，接到命令，大家立即又穿上军装，枕戈待旦，时刻准备作战。慎重考虑后，邓小平挑出第18军作为入藏主力。他向毛主席报告：18军既会打仗又有地方工作经验，是一支有着光荣历史和传统的部队，军长张国华老成持重、有胆有识。
军事准备是一方面，善于从政治上考虑问题，是邓小平一贯的风格。
为了出色完成任务，邓小平仔细研究后制定出一个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全盘设想。
他起草了和平谈判的四条原则，上报中央后得到肯定后，邓小平又草拟进行和平谈判的十条政策，1950年5月27日，西南局将之报送中央。毛主席阅后甚感满意，只是提笔加了几个字就均表同意。中央很快批准，规定以此作为和平谈判的基本条件和进军西藏工作的基本依据。
事实上，开明的藏族上层人士早就盼着和平解放西藏，其中以格达活佛为代表。
格达活佛是藏人领袖，也是藏区进步人士代表。红军时期他就支持革命，发动群众为红军筹备粮草，并得朱德总司令红缎题辞“红军朋友，藏人领袖”。
格达活佛一向拥护和平解放西藏，在5月与第18军先遣支队会谈后，为了减少进军西藏的阻力，避免不必要的伤亡，他决心赴拉萨宣传解释中央的政策和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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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4日，格达活佛抵达昌都，并致信拉萨，表示自己即将前往促进和谈。
如格达能成行，对西藏和全国来说，无疑都是一桩幸事。他的强大影响力有望促进和谈很快进行，免去刀兵。
很不幸，格达活佛力促和谈的主张引起西藏保守势力的嫉恨。噶厦惧怕他来到拉萨，密示务必将他留于昌都，不准继续西行。
即便如此，保守势力还是不放心，竟伙同特务暗下毒手向格达活佛下毒。
8月22日，力主和平的格达活佛中毒不幸身亡，原本有望和平解决的问题顿时再生波谲云诡。
从中央到西南局，毛主席、邓小平等已为解决西藏问题付出巨大政治努力，但事实证明，完全靠政治手段推动西藏和平解放并不顺利，需要以适当的军事斗争相配合。
军事打击是不得已而为之，如何把武力用得恰到好处？这是比一般的军事战役更复杂的问题。
邓小平在慎重考虑后认为，昌都既是藏东政治经济重心，联结内地的枢纽，也是进军西藏的必经通道，在政治争取的同时，要支持和配合十八军入藏，加速和平进程，有必要组织昌都战役，给执迷不悟的地方政府以教训。
8月20日，邓小平、贺龙联名致电毛主席，决心发起昌都战役。
鉴于当时国际形势，毛主席认为：如我军能于10月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
中央和毛主席迅速复电表示赞同，邓小平即下达《昌都战役的基本命令》，命令十八军迅速集结，以最快的速度强渡金沙江，消灭昌都守敌。
显然，昌都战役不得不打，但如何打大有讲究。
昌都位于澜沧江上游两大支流交汇处，是入藏之咽喉要道。拉萨深知昌都之重要性，在此设有总管署，并不断增兵。此时昌都驻有藏军全部17个代本中的10个，总兵力约8500余人。
虽然藏军装备了不少英美武器，但战斗力却难言强大，基本还停留在军阀混战时期，单就战役本身而言，结果并无多大悬念。
但军事是政治的延伸，需要为政治服务。
西藏的顽固分子只是一小部分，人民都是渴望和平的。昌都战役的战略目的不是要消灭藏军，而是“以打促和”，促成西藏和平解放。
为此，毛主席指示，占领昌都后，暂不进军拉萨，反而将主力撤回甘孜，以向西藏地方政府表示和平解决的好意。
这就是兵法中所说的“攻心为上”，这个战略的意义将在昌都战役之后体现出来。
从早春等到仲秋，中央已仁至义尽。
根据中央指示，邓小平与刘伯承、贺龙一起拟定好了昌都战役的作战计划。
解放军大军一触即发，西藏的形势又如何呢，这里不得不提到的是新任昌都总管阿沛·阿旺晋美。
阿沛出身于西藏旧贵族家庭，他学识广泛，又有英国留学经历，还曾在藏军“仲札兵营”中服役。阿沛是西藏青年才俊，不同于守旧势力，他的眼界是开阔的。阿沛早已看清，时代潮流滚滚向前，顺势而为才是人心所向。
用人之际，阿沛被火线提拔为昌都新任总管，但他一直主张的是和平解决问题。格达活佛在世之时，他就拥护格达，主张谈判解决问题。阿沛是眼界开阔的人物，他对历史车轮的方向和民意把握得很清楚，来到昌都后，阿沛又向噶厦建议最好和平解决，主张藏军先从边境一带撤出。
但这些和平建议，都被只求自己利益的噶厦拒绝。
阿沛的地位很尴尬，被委任为总管，他不得不在表面打一下，因他上任不久，并没有控制藏军的绝对能力。但阿沛等官员心向和平，这必决定藏军的抵抗意志将很快瓦解。
这些也将在昌都战役中表现出来。
10月6日，邓小平命令发起昌都战役。
有了以上这些原因，昌都战役本身其实并没有什么好说的。张国华麾下训练有素、身经百战的18军官兵，不是8500余对战争概念尚停留在军阀混战时期的藏军可匹敌的。
要说给解放军官兵真正造成困难的，倒是藏区的地理环境。为了切断藏军西撤道路，战士们需要冒着冰雪严寒急行军，在空气稀薄的环境里进至昌都西北，抢占恩达。
这是南北两线中的北线，兵力是一个团加上南下驰援而来的青海骑兵支队，他们迂回到了昌都以西。
北线另外集中了4个团的兵力，渡江后分头向昌都攻击前进。
在南线，18军2个团的任务是速战速决，渡过金沙江后直捣察隅，堵住藏军南逃。
解放军多路合击，藏军已成瓮中之鳖。
坏消息不断传到昌都。盐井、宁静被南线2个团迅速攻克，前锋已直出邦达、八宿；藏军西撤必经之路恩达已被解放军骑兵抢占；北线，解放军已神勇渡江，正一路高歌猛进。
大军已对昌都形成钳击之势。
藏军早已无心抵抗，10月12日，第9代本在昌都以南宣布起义，进一步动摇昌都军心，也为阿沛创造了有利条件。
死守昌都毫无意义，阿沛宣布弃城，但此时退路已都被截断，藏军已毫无战意。10月20日，阿沛就此命令所部2700余人停止抵抗，宣布起义。
昌都战役就此顺利结束，解放军伤亡141人，代价轻微。
昌都丢失，藏军主力不存，拉萨已无兵可守，摄政达扎狼狈下台，西藏地方政府上层进一步分化。
但西藏的情况比较复杂，它还受到外国势力的影响，美、英、印等在国际上大造舆论，试图影响联合国进行干预。
面对他国干涉中国主权的行为，毛主席毫不示弱，他在中国驻印大使与印度外交官关于西藏问题的报告上批示道：态度还应强硬一点，应说中国军队是必须到达西藏一切应到的地方，无论西藏政府愿意谈判与否及谈判结果如何，任何外国对此无置喙的余地。
公道自在人心，联合国大会经过讨论，搁置了所谓“采取适当步骤”的提案。
中国的强大压力迫使曾鼓动噶厦顽抗大军的国家们不敢妄动，他们纷纷声称难以为西藏政府提供实际援助，不约而同表示“看来西藏政府能够和平谈判是上册。”
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也指望不上，地方政府的顽固分子建议出逃以避锋芒。
在这时候，中央事先布下的棋子就显示出了作用。
率部起义的阿沛在昌都战役后更确信自己的选择，跟随他起义的官员们也认清了形势，深知唯有和平谈判才是藏地之正确道路。
为此，阿沛等40余名官员联名写信给拉萨，详细说明投诚藏军官兵受到的礼遇，并指出解放军为表示和平诚意，已主力撤回甘孜，就等着拉萨接受和平建议，大家坐下来心平气和地商谈。
西藏地方政府不敢相信，不少人潜意识中仍有封建残余。在他们想象中“兵者凶器也”，大军到处哪有真正和平可言，但阿沛等情真意切的信件处处透露着真诚，又让他们不得不信。
为了确定阿沛等所言非虚，噶厦大员派遣两名官员来到昌都，既是试探谈判的可能，也为确认阿沛等人所言非虚。
情况当然属实，解放军的诚意与西藏时局让地方政权意识到和谈才是唯一出路。
在拉萨，紧锣密鼓地召开着一个个会议，反复权衡利弊后，官员们终于认清形势，派出阿沛率领的五人代表团，全权代表地方入京。
这是噶厦政府作出的最为明智的决定，也得到中央的热烈拥护，毛主席指示沿途热情接待。
1951年4月9日，阿沛一行到达甘孜，18军宣传部长乐于泓致欢迎词；4月12日到达康定，18军军长张国华亲自迎接；4月17日，和谈代表到达重庆，邓小平亲自到机场迎接他们。
4月22日，代表团抵达北京。和谈双方在经过20多天的诚恳协商和共同努力后，在5月23日正式签署《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这是历史性的一天，西藏就此宣告和平解放。昌都战役也就此成为解放战争大陆最后一战。
回看昌都战役，战前战后的各项举措，完美保证了战役目的的顺利达成。
“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昌都战役本就不是一场只看战争本身的战役。
战役的胜负在开战前就没有悬念，而战略家的高瞻远瞩绝不仅限于战争本身。
进军西藏绝非简单的军事问题，以解放军的战斗力不难攻下西藏，但若没有宽厚的民族政治，反将使矛盾激化，这是谁都不想看到的。
毛泽东要求解放军进军西藏，不吃地方、决不侵扰老百姓。
军队进藏前，邓小平命张国华成立政策研究室，制定出了进藏34条守则，沿路必须尊重西藏僧俗宗教信仰，不扰民，不得与藏民发生冲突。
——这就是“政治重于军事”。
然则这又带来一个问题，西藏地处世界屋脊，千山万壑、空气稀薄，出产稀少，是较为贫瘠的省份。
千军万马发动后，不能求助于地方，补给从哪里来？纵然战士们有钢铁意志，在高原环境中若缺衣少食，不要说战斗力，生存也将受到威胁。
补给是头等大事，这一点战役筹划者邓小平早已看到。
入藏前，他即下令就近购买和筹措进藏所需各类物资，保证足够部队所用。
但仅凭战士们肩挑背扛显然并不够，为此需要抢修公路以作后勤补给之用。
早在1月22日，邓小平就将进藏准备工作与实施计划上报中央军委。2月3日，18军组建起“进藏先遣支队”先行准备，西南局同时派人整修川康、康青两条道路和康甘400多公里的路面。
邓小平、贺龙又下令：下大力解决补给的公路问题，不惜一切代价，克服一切困难，抢修雅安至甘孜段公路。
未打仗，先修路。18军投入1.8万余人抢修雅甘公路，603公里的公路到1950年8月26日奇迹般全线贯通。
修路的意义在随后体现出来，有这些道路支撑，方能为深入藏区的将士提供补给，政策也就得到了保障。
除整修道路，刘伯承、邓小平电示张国华，必须挑选精兵强将，重点是身体健康，能负重携带粮食以防万一出现粮食无法供应的情况。
根据这些指示，18军调整人员，补充军马，统一武器口径，补充物资。
一系列准备工作按部就班完成后，张国华在18军的誓师大会上带领大家集体宣誓：坚决把五星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让幸福的花朵开遍全西藏。
如此深谋远虑，让解放军在入藏过程中秋毫无犯，拉萨政府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其时并不牢靠，亲眼目睹解放军军纪之严明，藏族百姓对传说中的“新汉人”再无任何怀疑。
一次持续不过17天，看似秋风扫落叶的昌都战役，背后其实隐藏着深刻的政治考量和与之对应的大量战前准备，这往往不为人知。
事实证明，老一辈革命家的战略眼光高人一筹，“以打促和”战略构想完美实现，决策与实施之中，隐藏着诸多历史细节，其高瞻远瞩让人赞叹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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