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甲骨、居延汉简、敦煌遗书、明清档案……这些分藏不同机构的重要文献，荟萃于国家典籍博物馆的“二十世纪初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展”，向今天的观众讲述中华文脉的深远悠长。
观展过程中，可以看到古文献缀合的例子。这让我想起不久前三星堆考古中“鸟足曲身顶尊神像”在分离3000余年后的意外“重逢”。实际上，破损器物的拼合与修复，在古代中国一直存在。早在南北朝时，顾野王在《玉篇》中提到“锔”字，并解释说是“以铁缚物”。“锔”的技术用于陶瓷、金属等残损器物，用今天考古专业的术语来讲，即是“器物修复”。类似的技术方法运用在出土文献领域，则称为“缀合”。
让破损离散的文献“破镜重圆”的缀合，以甲骨、简牍资料为主，但并不局限于此。简要梳理出土文献研究的缀合历程，可知它对出土文献走向重生的重要性。
由于经常使用的纸本容易破损，五代宋初道真和尚以收集的破损经卷为基础，进行剪裁，与待补经卷粘连而呈现完璧效果。国家图书馆藏《佛名经》写本，可以说是最初的缀合情形。
1917年，王国维撰写《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考释》时，注意到其中的一片可与《殷墟书契后编》所见拼合，“文字体势大小全同，又二片断痕合之若符节，盖一片折而为二也”，从而实现甲骨学研究史上的第一次“实缀”缀合。1933年，董作宾又补上一片，实现该卜骨的第二次缀合。
碑刻的缀合，可以“张君碑”为例。该残碑于清末出土，被誉为“陶斋所藏汉石之冠”。据载，出土70年后，马子云据所见诸多拓本，大体实现缀合。
东汉熹平四年（公元175年），汉灵帝下诏校正儒家经典，由蔡邕等人书丹，镌刻碑石，立于太学，即后人所说的“熹平石经”。正始二年（公元241年），魏少帝曹芳又新立石经，因碑文用古文、篆、隶书三体呈现，故“正始石经”又名“三体石经”。以上石经，至今已无一完石传世，或保存文字略多，或仅见一二残字。王国维在《魏石经考》文中，不仅复原了魏石经每行字数，由每行字数推定每碑行数，并据相关资料确定石经经数；后来，又写《魏正始石经残石考》，据残石残字复原出三体石经碑图。
类似的研究情况，也见于甲骨和简牍。在《汉简缀述》中，陈梦家对一枚长约三尺的汉简进行解读：仅依据分栏书写文字下所附的数字编号、横列右行的读法及“三尺律令”的记载，就推断它是一个由10枚简构成的诏书目录简册中的第二枚。
这些例子告诉我们，尽管可见的几乎都是残编断简，研究者却可以凭借扎实的文献功底和敏锐的洞察力，使之呈现出全貌。
缀合有难易之分，易者从材质、纹理、字体、书式等即可决定。而不论是陶瓷、金属类器物的修复，还是敦煌卷子、甲骨、碑拓的拼合，均要“从有形入手”。研究者要注意观察器物或资料本身的裂缝或茬口，找出残断部分可能存在的拼接关系，尤其要充分考虑残断部分的字迹及相关内容。只有在熟悉资料、积累经验的基础上，才能抵达“无形之境”。所谓的“无形之境”，强调的是由实入虚、虚实结合，看到的固然是残缺，在研究者的心中却以完整之貌再现。这个过程，最考验学问的广博扎实与否。
在出土文献研究飞速发展的今日，我们能否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并将其运用到出土文献的释读、缀合、复原乃至深度研究中呢？有研究者利用深度神经网络复原、分类古代文本，运用其研究成果测试，历史学者的准确率可达72%，铭文出土地区及所属年代等相关推定的精准程度也将得到提升。由此，我们看到了文化和人文领域人工智能跨学科研究的巨大潜力。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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