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3年，
卡尔一针见血地指出：近代宗教是压制殖民地的工具。
西方教会出版的书籍中，有关传教士对殖民侵略的作用直言不讳：
“一个传教士抵得上一营军队。”
“与其设立九个军事据点，不如设立九个教堂更为有效。”
如果你的文明是让我卑躬屈膝，那我让你见识见识野蛮的骄傲。
《赛德克巴莱》
《赛德克巴莱》的原型，其实《马关条约》签订后的“雾社事件”。
倘若，有这么一道题目：
从1840年到1949年，中国一共签订了多少个不平等条约？
估计，99%的中国人都未必答得上来。
很多人可能耸耸肩会说，大概有个几十条吧。
错，大错特错。
从1841年5月-1912年2月，70年间，
清政府签订的丧权辱国不平等条约共计411条；
从1912年3月-192年5月，15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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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共计243条；
从1927年9月-1949年6月，22年间，
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共计91条。
411 + 243 + 91 = 745。
所以，答案是745条。
某网友考研究生的资料，以前虽然他也知道一些，但仍旧看得触目惊心
近代史是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是个伤疤都不愿去揭，更何况还是一种肺腑之痛呢？
人都喜欢美好的东西，喜欢美好的一面，遇到伤痛总是下意识回避，甚至逃避。
但是，没有办法，这段历史已经发生了，它不会因为我们不看、不想，就不存在。
现在是国力的上升期、是登顶期，此时要众志成城，更要正视那段历史，知道贼寇当初用了哪些卑劣的手段，如此，咱们才能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才能以史为鉴，不会重蹈覆辙。
在列强准备动手之前，大量的耶稣会传教士被派遣进入中国，他们披着宗教的外衣，却干着无数见不得光的勾当。
他们是侵华的急先锋、马前卒。是刺探情报的斥候，是蛊惑人心的细作，是戴着面具的笑面虎。
根据何新的研究资料可知，耶稣会是一个神秘宗教组织。在欧洲近代兴起时，实际是金融公鸡会设置于教廷内部，直接对教皇和哈布斯堡王权服务的一个涉及军事、政治及学术领域的特殊情报组织。
可萨汗国在被基辅罗斯灭国后，可萨犹大流浪欧洲，被迫改信耶稣，后来渗透了教会的方方面面，发展出了多个流派（比如路德宗，光照派），夺取了内部的大权。近代，可萨王族的后裔罗家利用一战聚敛财富成功崛起，并在通过鸦片、贸易、股灾、矿藏等多种手段疯狂汲取华夏财富，终于一跃成为公鸡会的大首脑、更高一级锡安长老会的首席代表、世界金融和秩序的话事人。
所谓列强，所谓耶稣会，都不过是金融财阀手中的工具而已。这一点，一定要有个清醒的认识。
如果你仔细看一看，就会惊异地发现，西方许多领导人都没有孩子。
这是偶然的现象吗？
当然不是。
何新研究发现，耶稣会徽记描绘的太阳之光芒很奇特，以直线与曲线交织表示光芒——据说：曲线象征阴门线，直线象征阳刚线。
图中IHS缩写字母，有两种解释，是兼容的：
其一，天主教的解释：IHS是耶稣、人类救主的缩写，是希腊文耶稣圣名之前三字母Iesus Hagiator Soter。
其二，公鸡会的解释：“IHS”是来自圣殿骑士团的口号
“IN HOC SINGO，VINCES”
的缩写！这句话直译过来就是：“以此为记——干杯（葡萄酒）！”
意译，即：——“凭你必胜！”
字母“H”上的十字也是骑士“剑”，象征了“耶酥会”作为耶稣直系军（“连队”）的军事属性；
而字母"H"下面的“三颗马蹄钉”据说代表了耶稣会是“十字军三大骑士团”联盟的象征。
东征的十字军中，有一支圣殿骑士团。
圣殿骑士团的军令口号恰恰也是：
IN HOC SINGO，VINCES。
这句话是拉丁文，意思为：以此为记，举杯！
圣殿骑士团秉承了这个口号，并以此符号来代表耶稣“JD”。
两柄交叉之剑形成十字架，而十字架插入了王冠之中，寓意再明显不过了。
微软视窗大家肯定不陌生，上面有个符号XP，这是被公鸡会特许使用的
这个XP符号来源于一面军旗——拉布兰旗（Labarum）。
XP符号由JD的希腊语两个首字母组成（ΧΡΙ∑ΤΟ∑或Χριστς）——即χ和ρ；据说是由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首次使用。
而Labarum一词则来源不详，一说是由拉丁语labre而来，意指“摇晃、摇曳”，表示旗帜飘扬；一说是来自凯尔特语族的llafar（意为“雄辩的”或“富于表现的”)，又或拉丁语laureum[vexillum]（即“月桂/桂冠[军旗]”）。
共济会组织的一个活动照片，——请注意看右上角的"IHS"耶稣会标志；讲台上还有一个标志：一个P、2个叉。
不管你有多么神秘，你的真实历史也不过区区三四百年而已。
俗话说“无利不起早”，你千里迢迢来到中国，不可能只做表面功夫的好人，没有巨大的利益诱使，怎么可能？
所以，用脚趾头都能想得到，你必定来者不善。
16世纪，进入中国的耶稣会表面上看是一个拥有神秘背景的西方宗教组织，实际却与隐藏在幕后的公鸡会，以及十字军之圣殿骑士团有着直接的关系。
JD新教（又称“耶稣教”）的传教组织通称“差会”，派系众多，各自为政，——谁都想打着那面大旗，可谁都不愿在捞取利益时被过多管束。
近代，在中国比较有影响的耶稣教（新教）流派有：信义会、长老会、圣公会、伦敦会、公理会、浸礼会、美以美会、监理会、内地会等。
17世纪初，新教就曾有过传入中国的尝试。
1624年，荷兰殖民者武装侵入台湾后，立即派遣传教士到台湾进行活动。传教20多年后，教徒发展至千余人。
1662年，郑成功收复台湾，新教在台湾的活动随之终止。
1807年（嘉庆十二年），英国新教伦敦会派遣
第一位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到中国大陆。马礼逊于1807年先后抵达澳门、广州，编写了一部《英华字典》，雇佣了一批学者与华工，把《耶经》译为中文。他同时秘密为东印度公司服务，搜集中国的情报。
在鸦片战争前的几十年间，可萨犹大巴林家族扶持怡和洋行和伍秉鉴、罗家在幕后扶持台前的沙逊家族，疯狂向中国输出和贩卖鸦片。
伦敦金融城的可萨犹大们赚得盆满钵满。
1767年，英国金融财阀输出到中国的鸦片是200箱；
1837年，英国金融财阀输出到中国的鸦片猛增至39000箱。
鸦片战争前后四十年，这些金融财阀偷运至中国的鸦片总计在42.7万箱以上，仅此一项，就从中国掠夺走了3-4亿银元。
与此同时，沙俄、美国商人（几十位大统领的家族或多或少都有染）也眼红这种一本万利的生意，尝试从中亚向中国贩运鸦片，获取高额利润。
那么，面对鸦片贸易，来华传教士都是什么态度、又在其中充当了什么角色呢？
西方学者摩利生在自己的著作《马萨诸塞州海运史》一书中明确指出：
对于英美政府和英美商人经营毒害人民的鸦片贸易，当时在华的基督教传教士都不反对这种贸易，他们乘坐贩运鸦片的飞剪船到中国去，他们还从贩运鸦片的公司和商人的手中接受捐款。
他们都说，鸦片对中国人是无害的，就像酒对美国人是无害的一样。
据考证，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美国传教士伯驾、裨治文和卫三畏（S. Wells Williams）等知名传教士，都是免费乘坐贩运鸦片的船并接受幕后财阀的资助来华的。
法国传教士郎怀仁（Adrien Lanquillat. S. J）等五位耶稣会士则是乘法国军舰来华的。
【英国传教士】
英国JD教伦敦会成立于1795年，是英国几个宗派组织起来的一个传教组织。其中以公理会与长老会势力最大，是最早派传教士来中国的差会。清咸丰六年(1856年)，在广州、香港、厦门、上海建成4个中心。当时来上海的传教士最多，其中有艾约瑟、韦廉臣、麦都思、慕维廉等人。
道光二十三年十月（1843年12月），麦都思与雒魏林医生一同从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抵达上海，在上海县城内租屋，供当时侨居上海的外国人礼拜，并向中国行医传道，是上海最早的基督教礼拜堂。道光二十五年，从城内迁入租界，边行医边传道。
道光二十三年，麦都思将设在巴达维亚的印刷机构迁来上海，开设了上海最早用铅字印刷书刊的墨海书馆。
咸丰十年，美国长老会创办的美华书馆从宁波迁到上海，堪称当时上海设备最新、最全的印刷厂。墨海书馆在美华书馆迁沪后即告停业，一切出版业务全由美华书馆承接。
就知识阶层而言，教会对中国的文化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教会通过出版书籍、创办报刊和兴办教会学校，用“文字播道”的方式实施西方的“文化霸权”。
李提摩太宣称：只要控制住中国出版的“主要的报纸”和“主要的杂志”，“我们就控制了这个国家的头和背脊骨”。
教会在中国设立的出版机构，著名的有1843年麦都思创办于上海的墨海书馆、1845年美国长老会开办于宁波的华花圣经书房(1860年从宁波迁至上海，易名“美华书馆”)、英国长老会传教士韦廉臣于1887年成立的广学会和丁韪良等人于1877年创办的益智书会。
从1843年至1860年，传教士在香港、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6个城市出版的西书共有434种，其中纯宗教书籍329种，占总数的75.8%，其他西学书籍105种，占24.2%。此后教会出版机构出版的西书日益增多，仅广学会1887年至1900年就出版了宗教和西学方面的书籍176种。益智书会至1890年出版和审定的各类学校西学教科书就有98种。
耶稣会力图“培养一批受过基督教教义和自然科学教育熏陶的人，使他们能够胜过中国的旧式士大夫阶层”。
至1875年，全国教会学校约800所，学生约2万人，93%以上属于小学性质，中学极少。
1900年，全国教会学校总数增至2000所，学生约4万人，中学约占10%。
天主教的学校一直以小学教育为主，“学校的全部课程和课本的宗旨几乎都是为了加强学生的基督教信仰，很少或根本没有作出努力来介绍西方的非宗教知识”。
上文提及的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此人刚到中国的第二年，就与臭名昭著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接触，从1809年到1834年该公司被取消垄断权时为止，受聘于该公司，出任秘书兼翻译员。
不是来传教的吗？怎么干起了这种活？
1825年11月，马礼逊向伦敦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写信邀功：
“我在中国漫长的十五年里，依照你们在那里的职员们的要求，常常冒着个人生命的危险和痛苦，忠心耿耿地为贵公司的利益服务，整个公司以及广州当地的商人可以证明。”
英国东印度公司肯定了他的贡献，其年薪很快从500英镑升至1000英镑。
马礼逊一看，这活儿很来钱啊！肥水不流外人田，赶紧把自己儿子叫上。于是，通过一番运作，
马礼逊的长子、同为传教士的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1814年-1843年）便与另一名传教士郭实腊，一起成为了英国政府的官方翻译。
马儒翰（又称为小马礼逊或秧马礼逊）在澳门出生，从小就被父亲马礼逊按照“中国学者”的标准培养，16岁开始翻译英商与广州官员的往来文件，经验丰富，是义律信任的首席翻译官。他的中文知识体系很大程度上来自马礼逊。
1834年，马礼逊死后，他子承父业，继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处中文秘书兼翻译官，因为缺德的冒烟，被林则徐看做“最坏的人”。
他热心传教事务，使出吃奶的力气参与英国侵华活动。
1840年（道光二十年）7月，
马儒翰与义律乘英国舰艇到达天津大沽口，与琦善谈判；1841年1月，参与迫订《穿鼻草约》的谈判。
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军攻打中国过程中，他自始至终为璞鼎查出谋划策，把自己的野心和丑恶嘴脸暴露得淋漓尽致。
郭实腊（Gtzlaff，Karl Friedrich August，1803～1851)，则是林则徐认为的“危险人物”。
郭士腊，又名郭士立，德国人，出生在波美拉尼亚，曾经是德国基督教路德会牧师，后摇身一变，成为英国伦敦会派往中国的传教士。此人精通多种语言，包括中国多种方言，
智商很高，但是道德极差，为人处事毫无底线。
1831年，郭实腊乘船至澳门，给英国东印度公司充当翻译。不过，这个翻译也只是一个名头，他真正的目的是搜集中国各种情报。他曾七次航行中国沿海口岸，在上海等地贩卖鸦片并在“阿美士德”间谍船上活动，同时散发宗教书刊。
1832年2月，郭实腊与胡夏米一行78人乘坐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阿美士德”号，打着调查中国沿海商业贸易情况的名义，从澳门出发，沿途经过南澳岛、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威海卫等地，复折往朝鲜、琉球，而后回到澳门。他们一面掌握各地的现实情况，一面测量沿途的河道、河湾、绘制航海地图等，为英军提供了第一手的可靠情报。
他利用传教士的身份，进入沿途港口打探虚实，甚至到一些满清官员家里“传道讲法”。有了当地一些官员的带路，郭实腊还成功混入军营参观，以暗中观察清军的实力。
郭实腊不仅充当鸦片贩子的翻译，还直接参与鸦片的推销和贩卖。他曾多次出入中国沿海，参与大规模的鸦片走私活动，同时刺探情报。
1832年，返回澳门时，许多鸦片商人都争着请他带路到中国沿海去推销鸦片，待遇十分优厚。
英国鸦片公司1833年档案中有两封公司老板夸奖郭实腊的信（现藏于剑桥大学图书馆），其中提到：
“郭实腊博士（是个传教士都挂个博士头衔，真真假假全凭一张嘴）给我很大的帮助。现在生意越开展，他的帮助越需要了。他的热情是无限的，但未免大胆，太敢干了。”
信中描述了郭实腊面对中国官员检查的情景：
“郭实腊穿上最讲究的衣服，带领两只小船，装出神气十足的样子，迎上前去，对中国官吏大声威吓，喝令从速离去，若敢再来，就将他们毁灭。”
1835年，他担任英国对华商务监督的汉语秘书职务。
从1831年到1838年间，郭实腊曾十次侦察中国沿海，搜集到大量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这成为他参与鸦片战争和起草《南京条约》的资本。
鸦片战争前，郭实腊还为当时的英国驻粤领事义律就鸦片的销路出谋划策。
郭实腊撰写《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内容涉及从广东沿海到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宣称“没有什么东西比我们架置妥帖的大炮更能激起他们对我们的尊敬，它无声的语言对我们更有用，胜过德摩斯梯尼最出色的辩论。”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郭实腊与马儒翰为英军提供情报、出谋划策，成为举足轻重的“侵华谋士”。
英军打进长江时，马儒翰就在英军司令璞鼎查（Sir Henry Pottinger，1789年10月3日-1856年3月18日，第一任香港总督）的军舰上。
第一任香港总督璞鼎查
璞鼎查在镇江遇到强力抵抗，心里胆怯，打算后撤。马儒翰力劝璞鼎查继续进攻，打到南京。
璞鼎查在马儒翰的怂恿下，果然打到南京，清廷被迫投降。
在鸦片战争期间，郭实腊穿上军装，随军到各地强征粮草军需。
1842年6月，英军进攻上海。对上海早已了如指掌的郭实腊，充当英军海军司令的向导，协助指挥作战。
1842年7月，英军攻至镇江，郭实腊利用自己熟悉地形的优势在前面带路，冲进城后一路沿街烧杀屠掠。
郭实腊先后于1840年担任定海县长，1841年担任宁波县长，1842年任镇江行政长官。
1839年9月5日，郭实腊直接参与挑起九龙之战。
鸦片战争爆发后，他以翻译的身份积极参与了全过程。英军进攻定海，他利用以前在沿海水域和港口城市的经验，参加侦察探险队，搜集清军布置、军事设施等情报。他加入了第一批登陆部队，随身带来了安民告示，被任命为定海知县，向中国人民发号施令。他继续跟随英军，在英军占领的宁波等地做民政官。
1842年，他参加了《南京条约》的最后谈判和多次谈判会议。
《南京条约》的英方全权代表是率舰攻进长江打到南京的英军司令璞鼎查。在谈判过程中，他的四个得力助手郭实腊、马儒翰、英国圣公会的李太郭（George Tradseent Lay，1800-1845）和英国伦敦会的麦华陀（Walter Henry Medhurst Jr.）都是传教士。
李太郭(George Tradseent Lay)：原是到中国传教的教士，著名中国通，是英国首任驻广州领事，后来陆续当过驻福州、厦门领事。妻子玛丽·纳尔逊，是英国海军英雄霍雷肖·纳尔逊的亲侄女。
李太郭和玛丽·纳尔逊有一个亲生儿子叫李泰国，英文名字是霍雷肖·纳尔逊·李(Horatio Nelson Lay)，还领养了一个中国小孩吕文经，取名LeBuah。
受家庭的影响，李泰国很小就能讲一口地道的中国话，日后也因此轻松进入了英国在华外交界，并于1861年荣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 （类似现代的海关总署署长），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重量级人物。
李泰国在为中国创办海军的尝试中，擅自揽权，用中国的钱弄出了一支不受中国控制的中-英联合舰队，引起清政府震怒，以致舰队解散，李泰国被解职。李太郭的亲生儿子初涉海军事务，就弄得一团糟，反而是养子吕文经真正成了名海军舰长。养子吕文经后来在马江海战中的表现问题获罪，被判流放充军到北疆。
郭实腊和马儒翰不仅是《南京条约》谈判的主要代表，而且包办了条约的起草工作，多次就条约的具体内容与中方代表讨价还价。他们对中方代表极尽勒索讹诈之能事，取得了比原定计划更多的特权和赔款。
战争结束后，郭实腊又做了8年香港驻华商务总督的秘书，直至1851年病死于香港。
在传教士的大力协助下，1843年7月22日，英国强迫清政府补订了《五口通商章程》，并在香港公布。
1890年和1893年，清政府与英国先后订立了《藏印条约》与《藏印续约》
诚如后来英国伦敦会传教士杨格非（Tohm Griffith1831—1912）写给英国差会的信中说的那样：
“这个国家事实上已经落入我们的手中，一切早已在中国的传教士和各自国内的差会，如果他们不去占领这块土地，不在十八个省的每一个中心取得永久立足的地方，那将是有罪的。”
【美国传教士】
眼见英国在东方攫取了巨大利益，刚建国不久的美国也蠢蠢欲动。
至于套路么，自然跟欧洲一个样。
美国第一位来华的新教传教士是美部会（后改称“公理会”）派遣的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年－1861年）。
1826年，裨治文进入以差遣国外宣教士知名的安道华神学院深造。
1829年9月毕业后，获准成为美部会（美国国外宣教会）派遣来华的第一位传教士。同年10月14日，启程前往中国。1830年，抵达广州。与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1832年共同创办英文月刊《中国丛报》，介绍有关中国的知识，担任主编直至1847年。
裨治文是中文版《耶经》的早期翻译者之一。
美国传教士裨治文承认，他们千里迢迢来到中国，“与其说是由于宗教的原因，毋宁说是由于政治的原因。”
1834年，裨治文与英国传教士郭士腊（又名郭士立）等人一起成立“中国益智会”。
1836年，参与创立“马礼逊教育协会”。
1838年，“中国医药会”成立，担任副会长。
1840年，美国传教士罗孝全第一个来到香港。
1842年，美国传教士雅裨理和文惠廉首次来到厦门，1843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第一个到达上海。1844年在华的新教传教士共有31人，教徒仅6人。
1844年，曾担任美国使团的牧师和美国公使顾盛的译员兼秘书，协助订立中美《望厦条约》。
1850年，裨治文与他人合作完成翻译《新约文理圣经》，1851年完成《旧约文理圣经》翻译。
1857年，在上海协助成立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自任会长。
1861年9月，裨治文患痢疾，11月病逝于上海。
伯驾（Peter Parker）
美国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在广州时是美国领事的助手，他曾一度鼓吹：
“只有战争能开放中国给基督”。
伯驾（Peter Parker）1804年出生于马萨诸塞州，1831年毕业于耶鲁大学。1834年，被美部会派遣来华，成为美国新教第一个来华传教医生。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刚打响，
伯驾就匆匆忙忙返回美国，向总统、国务院和国会竭力鼓吹美国应乘此时机参与对华作战，主张派专使来华签订不平等条约。
当时，美国总统、国务卿、国会都十分重视伯驾这次回国，他见到了即将离任的总统和国务卿，以及即将上任的新总统和国务卿。
不久，美国派遣加尼作为海军司令率两艘战舰到中国，为英军助威。
此时，上文刚刚提及的美国传教士裨治文担任了加尼司令的翻译和助手。
1855年，
伯驾被认命为美国第一个传教士驻华公使。
中美《望厦条约》的签订，也是得力于传教士。在传教士伯驾、裨治文和卫三畏的协助下，中国政府被迫接受了比《南京条约》更为苛刻的中美《望厦条约》，为美国取得了“最惠国”待遇的特权。
传教士搜集中国情报，侵犯中国主权，充当了列强侵略中国的急先锋。鸦片战争时期，一些传教士就以“传教”为名，在中国沿海搜集各种情报，鼓吹对华战争，参与军事侵略，鸦片战争后，更是直接以外交官的身份，直接参与各种侵华活动。
鸦片战争期间，当英国侵略军打到上海时，天主教南京主教法国人罗伯济（Louis de Best）多次乔装成中国人，夜间乘舢板船到“皇后”号军舰去见英军司令璞鼎查（Henry Pottinger），向他报告南京教区及中国的军事、政治情报。
美国传教士雅裨理（David Abeel）和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及其他两名传教士参与了英军在厦门的侵略活动。
英国传教士、医生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跟随第一批英军到定海，传教士米怜的儿子米威怜（William Milne Jr。）随后也到了定海。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被派到舟山，在英军司令部里任翻译。
1887年，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写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指出：
“这些先锋队（指美国传教士）所搜集有关(中国)民族、语言、地理、历史、商业，以至一般文化的情报，将其送回国内，对于美国贡献是很大的。”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美国传教士郭显德于1873年到青岛，在崂山、即墨一带的山村进行传教活动。在传教过程中，倚仗殖民主义势力横行乡里，不断制造事端，酿成多起教案。
1868年6月，前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在纽约市的一次演说中兴奋地宣称：中国已经准备邀请传教士“在每个山头上和每个山谷中设立光辉的十字架”。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传教士们在签订1858年的《天津条约》以及1860年的《北京条约》的过程中，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尤其是美国传教士卫三畏使用威吓手段，在中美《天津条约》中塞进“宽容条款”，赋与外国传教士及中国信徒以特权，享受“治外法权”，受不平等条约的保护。
泰勒•丹涅表示：“中美《天津条约》的实际谈判是由卫三畏博士和丁韪良牧师经办的……美国传教士存心得寸进尺，以图强迫帝国开放的情形是昭昭在人耳目的。”
前驻上海的美国领事介尼甘（Hon. T. R. Jeruegan）说：
“如果没有传教士供给情报，中国大陆上的许多地方到今天还关闭着呢！他们商品的销路也只取胜于较狭窄的范围。应该记住：商务的旗帜紧随着十字架的旗帜接踵而来。谁若打掉了执着十字架旗帜的手，谁就损害商业的利益。”
美国传教士李佳白（Gilbert Reid）于1887年在山东盗买了一片土地，当时业主尚在狱中。他不经地方官的同意，亲自带了一帮人，于11月28日强行冲入该址把原住户驱走，占领了那块地方。
后来由业主家属上诉时，美国驻华公使田贝竟出面干涉，终于在1889年迫使地方官将济南城外一块比李佳白强占的产业更大的土地拨给他作为补偿交换。
【法国和德国传教士】
法国传教士在中法《黄埔条约》的签订过程中，也是居功至伟。
他们强迫清政府于1844年10月24日在停泊于黄埔的一艘法国兵舰上签订了不平等的中法《黄埔条约》。法国除取得中英、中美条约中规定的全部特权外，还在第二十二款中规定法国人可在五口建造教堂，“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
如此一来，清政府就被迫担负起了保护法国人在中国传教的责任。
从此，法国传教士在华的活动更加猖狂，肆无忌惮。中国近代史上的教案多系法国传教士肇事而起。
法国传教士参加了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的谈判，担任法国代表团的翻译和文件起草人。
在《北京条约》的起草过程中，在中文本里擅自增加了“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字句，又将强令“给还旧址”写进了条约。
这一句话使外国传教士获得了在中国任何地方租买土地和盖房的特权，为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内地霸占地产，遍设教堂提供了条约根据和护身符，并成为后来各地发生民教纠纷及引起教案的严重隐患。
自从《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签订后，大批传教士深入中国内地霸占土地、干涉内政和包庇教民。
1860年法国传教士在《北京条约》中加入“归还旧址”以后，天主教教会借此采用强行霸占、盗买盗卖、低价收购和教民“捐献”等方式，在各地强占大量公私田地房产，
“广置田产，收课渔利”，“购地设堂，为患甚深”。
天主教修会的经费来源逐渐由依靠国外转而直接从中国占有的土地、房产及发放高利贷和经营其他商业活动获取。
天主教传教士们在江苏、江西、广东、湖北、四川、直隶、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奉天等十几个省区进行勒索，以还堂名义非法强占房地产。
仅在直隶一省，传教士就任意提出所谓的旧址七十二处，强行要求给还。
1861一1875年间天主教在河北献县购置田地300多亩，房屋36间；
1877-1879年间，华北地区遭到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教会乘机在献县、河间等县低价购买田地1258亩。
1883年，在内蒙古丰镇厅，教堂仅用银4500两，就买得荒地260顷。
在江南一带，传教士甚至连处所也不提，只提十五个县府名称，强令地方当局勘址给还。
19世纪末年，教会在江南一带占地共约200万亩，仅松江县属的佘山一带就占地6000余亩。
在山东济南，传教士煽动教徒用暴力驱逐旧址大批居民，所强占的房屋地产，全部不给钱。
在山西绛州，传教士根本提不出任何证据，却强令给还东雍书院旧址。
法国使臣还跑到总理衙门讹诈：“书院本非天主堂及各项庙宇时应诵经祭献者可比；士子读书，随地皆可，何必拘定此处？”
地方当局迫于压力，一块占地四十三亩的校址就被传教士占领了。
此类案例伏首皆是。
历次教案发生后，勒索到大量赔款，使在华天主教修会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
据法国外交部1902年的调查，仅天主教在中国的地产价值已达3700万法郎或540万美元，这还不包括众多的房产。
教会还对教民和农民进行租佃剥削或放高利贷，地租率高达五成至七成，高利贷利率也高达二三分。
在华耶稣会也通过出租房产、经营商业，兴办实业等来聚敛钱财。
正如当时广东东莞县朱教士颁布的布告中所指出的：“一经号称教民，动辄依势横行，大则鱼肉乡里，欺压良懦；种种弊端，弗胜枚举。”正是由于传教士及在其庇护下的追随者的种种劣迹，从而引起教案500余起，并引发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
法国驻华公使于1878年也承认，中国政府抱怨传教士：
“窃取中国政府官方职能，或试图取代其政权，我们必须承认这些事实，这些抱怨经常是有根据的”。
德国侵占青岛后，外国传教士便纷纷来到青岛。
青岛解放前，先后有德、美、英、法、日、瑞典、瑞士、俄、波兰、挪威、澳大利亚、加拿大、朝鲜等13个国家的传教士所属的11个差会在青岛传教。
传教士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他们以教堂为堡垒，以教徒为臣民往往成为不受中国政府管辖、不受中国法令制约的特殊权势人物。
一些传教士插手中国官场，干涉中国内政，大肆包揽词讼，甚至出现教士、教民与地方官并坐公案的现象。
传教士还常常以炮舰为后盾，以“护教”为借口，任意要挟清廷及地方官员。
一些主教“作为全省的宗教统治者”，采用巡抚的官品等级和出行仪式，以表示“拥有那些被士绅官吏垄断的合法权力的象征”，俨然成为“政府中的政府”。
一些地痞无赖入教后也依仗教会权势，横行乡里，无恶不作。
此等种种怪相，清之前历朝历代都不曾出现，缘故沦落至此？
美国肯塔基州大学教授罗伯特·坦普尔 (Robert K. G. Temple)著《中国：发明的国度》，写道：
“作为三千年来无可争议的发明与发现大师，中国人最早发现了太阳风、血液循环和性激素。……古代中国在工程、医学、技术、数学、科学、运输、军事和音乐等领域的贡献，(在18世纪)激发了欧洲的农业革命与工业革命。”
一个古老而伟大的文明在清朝跌至谷底，在满清的铸造的摧残精神与肉体的牢笼中，一呆就是267年，差点彻彻底底成了奴隶。
这才是真实的清朝，而不是清宫剧中的富贵花模样
曾率领使团给乾隆帝祝寿的马戛尔尼对清朝有一段评价：
“这个政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状况，严格地说是一小撮鞑靼人对亿万汉人的专制统治。
这种专制统治有着灾难性的影响，自从中原被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整个国家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
在篡改历史、矮化华夏古代文明的路上，不只有满清，更有金融财阀控制下的教会、列强与耶稣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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