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6，这个奇异的无夏之年，相距甚远的两个国度，以及身份相同的两组人物，回置于整个灾难背景中，竟呈现出奇异的可比性。
1815年，印尼坦博拉火山剧烈爆发，大量肉眼无法看见的灰烬颗粒，在一年内扩张蔓延，停留在距地球表面10至20公里的大气中，形成一张气溶胶膜，将太阳能量反射回了宇宙，导致了全球降温。 1816年，成为了历史上著名的“无夏之年”。
本书以1816年全球气候突变为背景，将龚自珍、雪莱、乔治、嘉庆的生存状态并置，把中国和英国的文化语境并列，重现这一时间断面上，四个人物的思想、情感和生活境遇，以及他们对天气变化的认知，并重现中英之间的外交接触。由此，凸显两个国家和两种文化在这个时代的巨大差异，并试图通过剖析两国在鸦片问题的上交锋、在贸易领域的对话，来揭示清朝政权由盛转衰的根源。
龚自珍生活在富裕的江南上层社会， 1816 年中国气候突变所带来的旱涝和民生之苦，父亲治下的上海江苏等地的灾情，他也许有所耳闻，却没有在自己创作的文本里直接呈现出来。
嘉庆皇帝坐在紫禁城和圆明园里，阅览官僚们呈上来的奏折，也许能掌握这一年全中国的气象灾害概况，却不可能真正体会到云南草民的生存挣扎。
同样是贵族出身的 雪莱，也许能从日内瓦湖畔的凄风苦雨中，见证气候寒冷给人种带来的退化，能从阿尔卑斯山上的冰雪里，体会到自然的神奇力量，却无法体验瑞士农民吃不上面包和土豆的饥饿感。
摄政王乔治也许听说了东英吉利的饥民暴动，却不能将自己在布莱顿宫里感觉到的盛夏寒意，与爱尔兰乡村居民的瑟瑟发抖做身体上的关联。
身为知识分子的龚自珍和雪莱，在他们的写作中对气象变化做出了间接和直接反应，但这只是他们这一类人的一种反应而已。不管是将帝国南北的水灾跟阴阳五行的失调联系在一起，还是把日内瓦的夏日冷雨当作法兰西院士的自然哲学证据，他们的文本，只表征了他们的生存体验和他们的思想与情绪。同样，嘉庆皇帝兢兢业业用朱笔批改奏章，给江苏和安徽的农民免去这一年的税赋，并不代表他真的体会到了受灾人民依靠观音土充饥的困苦，也不意味着他会削减在皇宫中为自己服务的厨师的人数；那位以享乐而闻名的摄政王乔治签署的政府文件中，也许就有救济饥民的内容，但可以肯定的是，当他在布莱顿宫用116 道菜的晚餐来招待客人时，不会联想到参加“面包还是鲜血”大游行的英国民众的空胃。
1816年，当平流层里的坦博拉气溶胶蔓延在地球上空，同时笼罩着东方和西方时，中国的龚自珍和英国的雪莱，并不知道他们各自的国家，在这个特定时空的官方接触，将是一次历史性的文化碰撞。而就是在如此的碰撞中，我们得以窥见两个国家和两种不同文化的巨大差异与各自兴衰的根源。
展开全文
遥远的爆发
2018 年11月，因为要去印度尼西亚的卡加马达大学（Gadjah Mada University）访问，我在网上搜寻有关日惹市（Yogyakarta） 的相关信息，却一头撞上了火山。
印度尼西亚是万岛之国，也是著名的火山之国。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一万七千多个大大小小的岛屿上，127 座火山是显 眼的存在。在日惹附近二十多公里的地方，就有一座活火山，被介绍为该市著名旅游景点。然而，最终吸引了我眼球的，却是另外一座火山。与这座火山相关联的，是一个叫“无夏之年”（the year without summer）的全球事件。
所谓“无夏之年”，是指1816 年。
1816 年，亚洲、欧洲和北美经历了一个奇怪的夏天。低温、冷雨、洪涝和干旱袭击了北半球，在许多地方引发农业歉收和饥荒，导致社会动荡，暴乱发生。而这个无夏之年的起因，现在被科学家们一致认定，与印尼的一座火山有关系。因为在一年前，也就是 1815 年，爪哇岛东边的坦博拉火山（Gunung Tambora）剧烈爆发。
桑巴万岛（Sumbawa）上的这座火山，在 1815 年 4 月 5 日突然苏醒，一千多公里之外的人，都听到了喷发的轰隆声。4 月 10日的爆发更猛烈，将震耳声波传到两千多公里以外。根据估算，在连续几天的爆发中，有几百立方千米的火山物质被抛出，数百万吨火山灰冲向天空，遮天蔽日。因此，桑巴万岛的居民，把这灾难性的一刻叫作“尘雨之时”（zaman hujan au）。五千多万吨细微火山物质和二氧化硫气体，被炸到距地球表面四十多公里的高空。肉眼无法看见的灰烬颗粒， 在一年内扩张蔓延，停留在距地球表面十至二十公里的大气中，形成一张气溶胶膜，将太阳能量反射回了宇宙。
然后就导致了全球降温。
1816 年 6 月，美国东部本应是和风暖阳的夏天。新罕布什尔州新上任的州长普卢默，在康科德一家教堂举行就职典礼。一位在场观众回忆，州长演说时，教堂外寒风呼啸，还飘起了雪花，“我们冻得牙齿直哆嗦，手脚都麻木了”。到了晚上，这位观众回到酒店，“围着熊熊燃烧的大火，身子还在发抖，同时抱怨屋子太冷”。低温袭击了从缅因到佛蒙特，从纽约到弗吉尼亚的大片区域，最终迫使许多破产农户向西迁徙，深入曾经不属于美国版图的大西部。
1816 年夏天，“连续八周”的雨水和低温，让爱尔兰的土豆、麦子和燕麦普遍歉收，“玉米地里的景象很是凄惨，许多地方的玉米地呈现一片黑色”。从 2 月到 10 月，都柏林的平均气温，比正常值低了 16.8 摄氏度。这一年夏天，人口学家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到经济学家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庄园做客，两人却被寒冷潮湿的恶劣天气“囚禁”在室内。虽然他们在人口问题和经济问题上见解不同，却都一致认为，如果眼前的恶劣天气继续下去，英国将面临粮食短缺的社会危机。
1816 年，飘浮在大气中的坦博拉火山灰导致印度洋季风发生系统性紊乱，恒河三角洲干旱和洪涝交替出现。到了 1817 年，反常气候引发霍乱菌株基因突变，并开始在这个英国殖民地肆虐。凶猛的传染病让上百万当地居民死去，更借助殖民者、迁徙者和生意人的身体，从印度次大陆向东进入印尼、菲律宾，向北进入中国和日本，向西穿越阿拉伯世界并最终抵达俄罗斯、法国、英国，再跨越大西洋进入美洲。从 1817 年开始，直到 1850 年代，19 世纪的这场规模最大的传染病暴发，在全球夺去上千万人性命。
国外学者撰写了大量文献，重建坦博拉火山爆发对全球气候的扰乱历史，以及对世界各地的冲击。这些研究，还连带分析了这场灾难给西欧带来的社会动乱和变革，比如：城市中的饥民暴乱，导致了社会治理改革；霍乱暴发，催生了现代公共卫生和医疗救助体制的诞生；燕麦歉收，马匹大量饿死，激发了一个德国贵族发明自行车的雏形……
有些研究者，还考察了气候突变给欧洲文学艺术带来的影响。
1816 年，英国诗人雪莱（Percy Shelley）和作家玛丽（Mary Shelley）在瑞士日内瓦湖畔与拜伦（George Byron）会合，但他 们过得并不惬意，因为那个夏天“天气很冷，老下雨”。按照雪莱和玛丽的说法，很多时候，他们只能待在拜伦的别墅里，烤着火，用聊天打发时间。拜伦提议，他们用写鬼故事的办法来消遣，由此，诞生了号称史上第一部科幻小说的《弗兰肯斯坦》。
笼罩在寒冷之中的阿尔卑斯山脉，更成就了雪莱的著名诗篇《勃朗峰》。
1816 年，平流层中的火山灰使得伦敦和英格兰的黄昏天空， 出现“五颜六色”的暮光。在落日附近，哪怕晴朗无云的天穹，也散发出极为罕见的深红和橘黄。这种奇异天象，导致英国画家透纳（J. M. W. Turner）和康斯太布尔（John Constable），在自己 创作的风景画中使用出乎常规的红色和黄色。一帮欧洲科学家在前些年做了一项研究，他们通过数字手段，分析四个世纪里欧洲风景绘画中的红色使用情况，结果发现，1816 年之后的一段时期 内，红色使用量最多。
一位美国学者近年发表的著作，书名就叫《坦博拉：改变世界的火山爆发》（Tambora:The Eruption That Changed the World）。
在不断搜索信息的过程中，我开始注意到中国。
1816 年，是清帝国的嘉庆二十一年。承接所谓康乾盛世的余 晖，嘉庆皇帝执政的时代，被许多历史研究者认定为清朝衰败的开始。紫禁城里的皇帝和云南农舍里的佃农，根本不知道有一座叫坦博拉的火山在印尼爆发，尽管中国传统话语里，早就有关于“爪哇国”的传说。
国内外相关研究结果表明，从1815 年开始，被坦博拉喷发 抛入大气层的火山灰，让之后十年内整个亚洲的平均气温低了1.2 摄氏度，也让中国经历了一个天气异常的过程。 1815 年秋天， 河北出现严重霜冻。1816 年开年，海南、广西、广东、台湾都 出现了罕见的降雪，广西的积雪达到70 厘米厚，而台湾也记录 到厚达3 厘米的结冰。江西的一些地方积雪厚达数尺，整个冬天 都没有融化。
随着1816 年夏天的到来，受季风气候影响的中国许多地方， 遭遇异乎寻常的霜冻、低温、洪涝和干旱。云南的持续低温和大风冷雨，导致基础粮食作物水稻和荞麦大面积损毁， 暴发了所谓的“嘉庆大饥荒”，饿殍遍野。“观音土”——一种含镁、铝、硅、锌等矿物质的黏性泥土——成为绝望人群的饱腹之物。
有研究者指出，随着1816 年云南农村经济的彻底破产，一种 新的种植物开始取代水稻、玉米和荞麦，出现在那里的山坡上和沟壑间。因为易于生长，更因为提取的烟土能卖出好价钱，罂粟成了云南农户生产自救的不二选择。很快，鸦片种植蔓延到这个西南边省各地，野火燎原一般挤占了农田。按照这些研究者的说法，鸦片在西南地区的大面积种植，嘉庆大饥荒无疑是其导火索。四十多年后，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硝烟散尽，罂粟成了神州农村的一大经济支柱，将人民抛入更深的幻觉和麻木的深渊，将清皇朝进一步推向衰颓的结局。
从某种意义上讲，遥远印尼的坦博拉火山爆发，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看到如此结论，我的确有些震惊了。
国外的地质学、火山学、气候学和环境学研究，通过各种手段，已经证实坦博拉爆发对1816 年的全球气候造成巨大冲击。国 内的气象科学研究者，也通过历史记载、计算机模拟、气象模型演绎，推导出这一年中国各地所受影响，补上了曾经缺席的全球气候历史拼图重要一块。也就是说，至少从自然科学层面，我们已经能确认，这场火山大爆发，造成了显著的全球气候异常。
但是，坦博拉爆发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虽然也有大量文献描述和分析，却多少有些见仁见智的含混，尤其当我们把目光聚焦到中国时。对于中国来说，尽管有天人合一的久远思想传统，但要把1816 年的“天灾”，跟其后发生的“人祸”紧密关联起来， 将清帝国的国运转衰，链接到“爪哇国”一座火山的喷发，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19 世纪前 20 年的欧洲和北美，系统的气象观察和气温记 录才诞生不久。尽管如此，粗鄙的技术工具和观察者日志，媒体的报道——其中还伴随宗教的预言与迷信的末日恐慌，至少可以帮助人们大致重建西方的“无夏之年”。而在那时的中国，气候变化更多被解释为天体运转和神秘力量的结果。朝廷的天象观察，虽然也借助皇家天文台的西式天象仪，但关于天灾的结论推导却带有玄学意味，而不是出于日常观察和记录分析。
中国科学家对1816 年气候异常的讨论，除了借鉴国外的科学 假设和调查成果，最直接的证据，只能从那个时代的历史书写甚至诗歌咏叹中攫取。这些历史叙事，基本上没有借助任何技术手段如温度计、气压计、湿度计等，属于纯粹感官体验。因此，要确凿重建这一年中国的气候异常与坦博拉火山爆发之间的关联，重建由此导致的社会灾难或社会变化，成了一个充满挑战的任务。
我是不可能迎接这个挑战的。
话虽这样说，经过半年多的查询、沉淀，阅读、放弃，我发现自己依然无法摆脱坦博拉爆发的蘑菇云阴影。1816 年，包括那 个寒冷的或者“消失了的”夏天，就像久久盘旋于平流层的火山气溶胶一般，固执地笼罩着我的意识环境和想象世界。
然后我才突然明白，这场惊天动地的爆发，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气候异常，其实是为我打开了一扇特殊的窗口， 让我能从一个奇妙的角度，来观看那个特定的历史时刻，来理解那时的西方和那时的中国。
一直以来，我对国内学界一些庸俗比较研究都不甚感冒。在大多数时候，那些比较文学、比较诗学、比较艺术学和比较文化批评，不过是将中国和西方的各种现象胡搅蛮缠地拉到一起，没有基本的历史逻辑和话语逻辑。而在1816 年，西方与中国的社 会和文化现象，却因为一场火山爆发有了奇异的可比性。
桑巴万岛上的那场天灾，除了夺取当地大约十万居民的性命，将两个王国彻底摧毁，给地球表面留下一个大坑外，也给东方和西方的居民带来无处躲避的气候冲击。无夏之年的气候事件，让地球人在时间和空间里罕见的同步，成了同一个灾难的共同受害者和共同目击者。
如果把1816 年看作一个时间延绵的横切剖面，它呈现出来的 诸多景象，都有一个透视灭点：地球的、气候的、东方的、西方的、社会的、文化的、历史叙事的、植物的、动物的、集体的、个人的……所有这一切，都最终聚焦于坦博拉火山在1815 年 4 月开 始喷发的那一刻。火山物质在大气层里形成的气溶胶膜，向太空反射太阳能量的同时，也变成一面把整个地球都笼罩进去的镜子，映照出不论中国还是欧美的社会和历史，映照出所有人的影子。
找到这个焦点，我的写作也就找到了基本框架。
我真正想探讨的，是1816 年的中国，是它那时的文化语境。 我想知道，产生于那一年的部分中国叙事，如何在全球气候灾难的背景之上呈现？制造这些话语的人，如何想象和描述他们的世界？我们能从这些叙事里，确认坦博拉爆发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冲击吗？在此基础上，我还想知道，今天的我们面对这些文本时，会有什么样的感受，会引导出什么样的阐释。
按照一些历史学家的描述，1800 年代的中国，无论是人口 数量或经济总量，都还站在世界前列。所以在1793 年，乾隆 皇帝才会傲慢地对英国第一位来华使节马嘎尔尼勋爵（George Macartney）宣布，我天朝啥都不缺，不用跟贵国通商。1799 年，嘉庆皇帝在世纪之交接过父亲的江山，按说是继承了一个盛世。然而，根据另一些历史学家的说法，在爱新觉罗·永琰登基之时，这个东方帝国已开始走下坡路。光鲜精美的锦缎黄袍，包裹的其实是一个衰态毕露的统治肌体。
到了1816 年，坦博拉火山爆发的气候效应开始影响亚洲，波 及中国。清朝皇权治下的个别文人，对当时的天灾人祸做出了间接反应。但是，生活在19 世纪初期的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不 会像今天的我们一样，知道他们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他们更不可能像我们一样，知道坦博拉火山在那个叫“咬溜吧”的蛮夷之地东边。他们留下的文本，也许涉及火山爆发带来的恶劣气候和可怖灾难，但他们却根本没有任何可能，将这一现象跟遥远的异邦联系起来。
在今天发达的资讯平台上，坐拥有关那场爆炸和气候剧变的海量信息，我们仿佛变成了无所不知的上帝，俯瞰无夏之年里的芸芸众生。我们不仅能看见他们看不见的空间，也能掌握他们无法控制的时间。我们能透过各种文本，快进和慢放他们的生命历程，并且已经知道，他们奋斗和挣扎的最终结局。人们常说，历史没有如果。但实际上，每一个面对历史的人，不论是书写者还是阅读者，最爱做的假设就是，如果当时……
如果当时的中国皇帝知道，英国已经成为全球贸易和殖民强国；如果中国文人知道，他们认定的所谓天下，只是地球表面的一小部分，传说中的“爪哇国”，已经是英国人跟荷兰人的殖民地；如果欧洲的知识界知道，1816 年寒冷夏天的起因是坦博拉火山爆 发，爱尔兰的饥荒起因是全球气候的突变……然而，他们不可能知道。再聪明的大脑，再疯狂的想象力，也无法让他们超越自己的时空，在这一点上与当下的我们达成共识。其实，这也正是历史书写和批判的乐趣所在：作为书写者，虽然后知后觉，却总是比历史里的当事人拥有更广泛的认知，拥有更全面的视野。
在重建历史人物的生命轨迹和存在语境的同时，高高在上的我们，仿佛获得了一种摆脱实际功利的审美距离。
两百多年过去，科学家们通过封冻冰层中的火山物质，通过树干异常的年轮，通过散布各地的气象记录和文学叙事，重建了坦博拉火山爆发对地球气候的影响模型和效应过程。在此基础上，社会科学研究者和人文学者，也重建了这场巨大地质活动对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冲击图景。耗费如此脑力和体力，去追溯两个世纪前的地质和大气事件，去追溯不同地方不同人群的体验与挣扎，当然不是为了获得事不关己的审美享受。
2018 年 11 月，我最终没有去日惹郊区的默拉皮火山（Gunung Merapi）观光。
这座号称地球上最活跃的火山，曾经在1006 年、1786 年、1822 年、1872 年、1930 年猛烈喷发，最近的几次喷发分别是在1994 年、2001 年、2006 年、2010 年。在我访问日惹前的 6 月 1 日， 这座火山都还短暂苏醒过，喷出的火山灰和蒸汽柱体高达6 千米。 在我离开后的2019 年 2 月，它又再次醒来。
甚至，就在我写作这本书的过程当中，2020 年 3 月 3 日和 27 日、6 月 21 日，它都又发生了多次小规模喷发。
默拉皮在11 世纪初的那次喷发异常剧烈，摧毁了东爪哇的两 个王国。岩浆、浮石和火山灰，将日惹附近一座规模巨大的佛教浮屠掩埋，让另一座恢宏精美的印度教庙宇成为废墟。据说，在此之后，伊斯兰教逐渐成为爪哇的强势宗教，曾经辉煌一时的佛教和印度教建筑群，成了供人回忆的遗迹，成了今天的旅游景点。
生活在默拉皮附近的日惹居民，跟我们一样正常生活，吃饭睡觉，上班休闲，恋爱结婚。尽管已经有相对完备的预警系统，他们其实并不能预测，这座火山将在什么时候再次剧烈喷发，再次以震耳的爆炸、猩红炽热的熔岩和遮天蔽日的火山灰，把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推向灾难边缘，就像1815 年的坦博拉一样。
谁知道呢？
我们以为自己生活在盛世，却不一定知道这盛世景象，已经被大大小小的地震撕出了裂纹。这些地震，其实就是火山即将喷发的前兆。宁静的陡峭山坡上，植物和动物生命繁盛，火山口内，虽然偶有热气蒸腾，却一片安详。然而在这表面的平和之下，压力在火山腔体里不断聚集，无法得到释放，熔岩蠢蠢欲动。
直到有一天……
END
《1816，奇异之年》
易丹
特别声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