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景路
3月7日，是日本第一位赴华女教习河原操子去世77周年纪念日；3月25日，则是被称为日本第一位女间谍的川岛芳子死去74年忌日。同为3月死去，似乎冥冥之中就有了那么一丝的联系，记得曾看过日媒的争议，争议的焦点就是这二人到底谁是在中国活动的第一位日本女谍。
而事实上，川岛芳子是公认的女谍，但河原操子的女谍身份在日本至今还存异议，即使是现在河原操子还被誉为“中国女子教育的先驱者”、“贡献者”，更是名列《日本史伟人传》中，与丰臣秀吉、德川家康、坂本龙马等齐名。这就让人有点蒙圈，河原操子和川岛芳子有没有可比性？她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在中国又都干了啥？
其实，第一问很好解答，川岛芳子再如何变身，她从根本上还是清朝肃亲王的第十四王女，骨子里就不是一个真正的日本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自然也就失去了可比性。那么，我们就来分析一下河原操子到底是哪路大神。
清政府在经历了鸦片战争、洋务运动以及甲午战争一系列的失败后，有识之士们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落后。于是，经过多方考量，政府和民间分别开始通过不同渠道向日本派出留学生并引进日本教习，试图通过日本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军事和机械技术等，以求最终达到“师夷制夷”的目的。正是在这种轰轰轰烈烈的大背景下，梁启超、严复、郑观应等当时的社会名流纷纷站出来通过撰文、演说，指出我国女子教育的不足，呼吁兴办女学，而河原操子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幸成为了赴中国执教的第一位日本女教习。
无疑，从河原操子抵达上海后对中国女子教育表现出的无限热忱，以及她历经艰险到达蒙古后所表现出来的无私的奉献精神、尽职尽责的工作作风来看，都证明了她确实是一位热心于中国教育事业的外国人士，但如果把她的所为放在当时中日文化交流大环境下来考量的话，说她是女谍也貌似不冤。
我们先来看看当时中日之间所谓的文化交流大环境是怎样的。当时的日本东亚同文会（日本的半官方间谍机构）办了一份叫做《东亚时论》的报纸，该报在1899年4月25日，发表了一篇题为《支那的觉醒和吾人的责务》的专栏文章，从中我们可以略窥端倪。作者在文章中明确指出：当下，在进出中国的势力中，西方列强占据了极大的强势，如果任其发展，中国则不可避免的陷于被列强分割的状态之中。而这，对日本是极端不利的。为此，日本需要通过在中国开展教育事业、发行杂志新闻及译书、增加交通往来等促使中国觉醒。只有中国在日本的文化渗透和人员往来的言传身教中觉醒了，中国才会向日本靠拢。如此，也才能让日本势力在中国取得优势，从而使日本的“国益”得到保障。
展开全文
当然，在东亚同文社发表这篇专栏文章的时候，河原操子还没有提出赴清国执教的要求，所以，没有理由说河原操子在那时就与东亚同文社提倡的中国战略同流合污了。但当她正式向下田歌子（日本著名教育家、歌人、东京实践女学校校长）提出想去中国做教习时，她的这一举动，就与东亚同文会鼓吹的文化渗透论不谋而合了，虽然实际上那只不过是适逢其会而已。
但持河原操子为间谍论者，还是通过详细列表形式，向人们展示出了河原操子背后的与中国相关的日本政界、军界、情报界的人脉关系。他们从最初河原操子之父河原忠的好友福岛安正（情报人员出身，1900年为清国派遣军司令官，日俄战争时任满洲军总司令部参谋，最后官至陆军大将）论起，到河原操子最初任教的横滨大同学校名誉校长犬养毅（东亚同文会成员，最后官至总理大臣），再到她在北京大使馆接受“官命”时与浪人川岛浪速（特务，川岛芳子养父，清肃亲王善耆的把兄弟，满蒙独立和刺杀张作霖的策划者）的接触，以及在蒙古与喀喇沁旗王妃（肃亲王善耆之妹）的亲交，尤其是这其中的福岛安正、川岛浪速还都和他父亲一样，最初都是信浓国松本藩的藩士出身。于是，持河原操子为间谍论者认为，这一切都说明了河原操子打小儿开始，所受的就是这些政客、军人、间谍出身者的影响，所以她有能够轻松接受间谍工作的条件和心理基础。
事实也正是如此，河原操子在赴蒙古做教习的同时能毫不犹豫接受政府的“官命”，就说明了她确实拥有这样的心理基础。而且，据她自己回忆说，她在北京接受“官命”时，也接到了自己父亲的来信。父亲在信中说：你是为了祖国带着重要的任务入蒙的，一定要有随时牺牲的觉悟。为此，为父赠你怀刀一把，遇到万一的时候就用怀刀自裁，以免侮了日本女子的名声……云云。
而她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也谈到，自己在蒙期间，是刀不离身的。可见，还是心中有鬼，否则何惧之有？事实上，在蒙期间，她除去正常的教学外，想以自己的行动影响喀喇沁王及王族亲日；监视边界俄军动向；以代号“沈”向北京的负责人汇报工作等。这一切，已经都是赤裸裸的间谍行为了。如此，河原操子的间谍身份也就几乎呼之欲出了。
也许是回国后随着年龄增大，意识到自己在蒙古的所作所为，与自己最初赴中国任教时的初衷大相径庭而感到后悔吧，河原操子生前一直极力反对对自己的间谍定性。她曾激烈地争辩过自己去中国的目的就是教授语言和技能，而不是做间谍。在1942年伪满洲国热河省为庆祝伪满洲国建国十周年举行庆祝活动时，曾大肆宣扬她的不朽功勋并邀请她作为贵宾出席庆典，但却被她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从此点也可以看出，当时已年近60的老太太确实是有点后悔当初的作为了。但这并不能改变她从一位单纯的教习，最后演变成为日本政府的对中国教育渗透、扩张策略的支持者和实践者这一事实，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河原操子的先驱者、贡献者身份也罢，还是间谍身份也好，实际上是不可能真正分得清楚的，因为她的“贡献”里固然有纯粹为清国教育的贡献，同时也有对日本在中国推行的渗透政策的贡献，可以说她的“贡献者”身份和“间谍”身份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似矛盾而又似相辅的。因此，个人认为，双重贡献者，被动的间谍才应是对河原操子最合适的定性。
特别声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