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学家荣格曾经说：“古代人是极富智慧的人民，心理学可以向古代文明，尤其是印度和中国学到很多东西。”他认为即便在中国古代也有着一种“科学”，而这种科学的逻辑与流行于西方的因果逻辑是不同的，而这正是西方人不能理解东方思想的一个关键。在荣格看来，能够表达中国独特原则的就是“道”。“道”具备共时性的特征，也是无法解释清楚的。
关于“道”的解释，荣格举了一个例子。他和麦独孤是朋友，麦独孤有一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麦独孤问这个留学生，什么是“道”。中国学生带他到阳台上，问他：“从这里望去，你看到了什么？”麦独孤说：“我看到了街道和房屋，还看到了过路的行人和来往的车辆。”“还有呢？”那学生接着问。麦独孤说：“还有一座山。”“还有呢？”按学生接着追问。麦独孤说：“还有吹拂的风。”这时，那位学生挥了一下手臂说：“那就是‘道’。”讲述这个故事之后，荣格给听众们总结，“道”可以是任何东西，可以把“道”叫做“共时性”。
“道”曾经被称为自然和社会运行的总规律，总趋势。但这种规律或趋势本身具备一种共时性特征。虽然所有的生物以及自然界的风雨雷电等现象都在起作用，并不具备完全协调性，也不会具备同样的性质，甚至各自起着作用，但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它们具备同一时空共存的属性。而这种同一时空共存的属性并不是某一种生物或者自然现象能够决定的，而是地球决定的，甚至是太阳和月亮共同作用的结果，要是扩展开去，就算是整个宇宙共同决定的结果。毕竟，宇宙中的星体、黑洞、暗物质等也具备共时性特征。在同一时间发生作用，不是人类或者其他生物所能决定的。而这样伟大的力量就被称为“道”，西方人称为上帝，其实是一个意思。上帝不一定是人的形体，甚至根本没有形体，只是人们认为的一种隐秘的伟大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就是地球以及星体的力量，甚至可以决定地球生物的诞生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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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道”本身就是如此，并不具备一定的形体，也不具备一定的精神内核，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老子主张“绝圣弃智”，就是要人放下所有的思想和见解，直接体会虚无的“道”，体会虚无中的力量，体会虚无中的实有。“道”是宏观的说法，也是古人智慧的发现。站在宏观宇宙观的视角看待世界，就会产生一种严重的疏离感，甚至感觉人间很是荒诞，不真实，简直是沧海一粟。人们的生死对自己来说很重要，而对地球来说，却无关紧要。但是，所有人共同出生，共同劳动，共同死亡，就会对地球产生影响了，也会对“道”产生一定的影响。除非有一定的力量干预，不然人类不可能共同出生和共同死亡，不然人类就要灭种了。人类可以共同劳动，在一定的时空共同学习、生活、劳动，共同探索。没有上帝指引，也没有“道”的明确要求，人们就要主动去劳动，去探索。如果说人类的生存危机始终都是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要为了生存去想尽办法寻找食物，寻找栖息之地，甚至为此而发动战争，那么“道”的干预力量就是显而易见的。生存是“道”，死亡也是“道”，学习是“道”，生活是“道”，劳动是“道”，自然是“道”，社会是“道”，人生也是“道”。“道”简直无所不包，无所不能。
越是这样，“道”就越是玄虚。其实，很好理解，只不过人们没有从宏观的角度来看。牛顿晚年研究天体力学，把眼光放到宏观的角度，却相信有上帝的力量，只不过，他穷毕生之力也没有找到所谓的上帝。所有的共时性的活动以及变化，都算是“道”。而“道”本身不变，就像老子说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单独一个个体对“道”的作用力不大，甚至是可有可无的，但是所有的个体一起作用，就形成了一种“道”的规律，一种不可忽视的存在力量。
共时性的事物具备一定的特性，同时也具备一定的公共性，最起码的在一定的时空共同发生，共同起作用，当然也就具备一定的共性了。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考察，“道”在所有的事物之中，在所有的有形和无形的东西之中，甚至“道”在屎溺，“道”在粪中。人们总是喜欢好的事物，却不喜欢坏的事物，岂不知好与坏是同时存在的，也都是人类命名的，在一定条件下，好与坏可以相互转化。善与恶也是如此，都是人类命名的，也都是相对存在的，可以相互转化。如此一来，“道”就像佛陀说的“身外身”，“佛性”。佛说，众生都有佛性，似乎验证了“道”的无所不在。
“道”随处可见，只是并不能指代一处，也不能用很多事物命名，而是在共时性的基础上起了作用。如此理解，似乎可以明白“道”的一些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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