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9年，是乾隆二十四年。这年夏天，天津大沽口外的海面上，来了一艘西洋三桅船，一个名叫“洪仁辉”的英国商人，自称英吉利四品官，说有要事，要进京告御状。
充满好奇心的天津知府灵毓拜会了这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洪仁辉操着流利的汉语说，他们本来在广州与大清进行贸易。可是，在贸易过程中，受到很多欺负，所以，想请大清皇帝评评理。
按照大清制度，是不允许外国人进入天津的，但是，灵毓很同情洪仁辉的遭遇，就表示：我帮助你上访是有风险的，所以，需要你给我五千两白银作为报酬。
经过讨价还价，最后，双方商定以2500块西班牙银圆成交，先给2000，事成之后再给500。
其实，洪仁辉根本不是什么英吉利的四品官，只是东印度公司的一个翻译。只不过他对大清官场很熟悉，普通的翻译根本不可能见到大清的高级官员，所以他才自称四品官。
收了2000银圆后，灵毓允许洪仁辉的船由水路开进了天津，并安排洪仁辉在一座庙里住了七天。
在这七天里，洪仁辉的状子层层上交，到达了乾隆的御案上。
原来，当时中英贸易只能在一个地方进行，那就是广州的十三行。所谓十三行，就是十三家商号。只有这十三家商号允许和外国人做生意。
大清没有外交部，也没有管理外汇的机关，大清所有的外贸事务，都由十三行负责。
结果就是大清的对外贸易全部被十三行垄断，外国人的货物到达中国后，无论价格多低，都只能卖给十三行。而且，无论外商有什么问题，都只能找十三行反应，由他们上报官府。
于是，各种陋规应运而生。海关官员每年都会向十三行索要大批贿赂，当然，最后都得转嫁到外商身上。
比如，外商船舶到达后，要想上岸，需要给所有涉及人员缴纳礼金，全部打点到才行。采购完中国货物离开港口时，则需要重新打点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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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外商只能在夏天进入中国。到达广州后，也只能住在十三行街内，没事不允许外出。也不允许带妻子一起来，更不许找中国女人。甚至不允许他们和普通中国人来往。一旦有人和外商聊天，就会被视为汉奸。
1787年，法国人拉佩鲁斯曾经在广州短暂停留，后来他写道：“人们在欧洲喝的每一杯茶里，无不渗透着在广州购茶商人蒙受的羞辱……”
不过，虽然受到的待遇如此苛刻，仍然有很多外国人仍然乐此不疲。原因也很简单：利润太丰厚。比如一磅茶叶，中国的进价是2先令，英国的售价是14先令以上。
只是，中国官员的敲诈勒索越来越明目张胆，而他们却没有申诉权。于是，英国商人一直在想办法突破十三行的控制。
康熙年间，大清开放对外贸易，设立了四个对外贸易口岸，分别是广州黄埔，福建厦门，浙江宁波，江苏云台山。只不过，自明朝以来，外国人都是在广州做生意。所以，他们仍然按照惯例在广州贸易。
1755年，被逼无奈的洪仁辉船长壮着胆子来到宁波，受到了热烈欢迎。他们的英国货很受欢迎。而且购买的中国货也便宜很多。随后，越来越多的英国商人开始来到宁波。
没想到的是，1757年，洪仁辉再次来到宁波时风云突变，中国人先让他等着，然后没收了他半船货物，和船上所有的火炮。
原来，看到来的英国人越来越多，地方官就上报了乾隆帝。乾隆下旨：对外贸易只能在广州进行。
可是，英国人不想再回头，对他们来说，突破十三行的限制太重要了。英国人的商品，很少能通过十三行打开销路。结果就是，英国商船只能带着10％的货物和90％的银圆来中国。
所以，他们急切地想绕开十三行，去了解中国的老百姓到底需要什么。他们不相信，全世界都欢迎的“英国造”，在中国打不开销路。
最终，在宁波被阻止后，英国人决派洪仁辉进京向乾隆帝控诉委屈，并提出多口岸通商的请求。
他们认为，中国皇帝肯定是通情达理的。只不过多年来被下级官员蒙骗了。如果他们反映了实情，皇帝派人一调查，一切都会真相大白。
毕竟，广州海关的贪污腐败几乎是公开的秘密。英明的乾隆帝或许会彻底改革这种无论从哪种角度看都不合理的外贸体制。
在天津等了七天后，洪仁辉终于等来了一名官员。他告诉洪仁辉，乾隆帝已经读了他的状子。要他返回广州，等皇帝派的专员在广州审理此事。
海关官员的贪污腐败，逼的外商进京告御状，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乾隆帝批示：涉外事件，关系国家颜面，必须高度重视。为了彻查此事，乾隆命福建将军新柱，两广总督李侍尧审理此案。
李侍尧剧照
此案事实清楚，很快乾隆就得到汇报：外商所述基本属实，外国商船进口，自官礼银起，至书吏，家人，通事，头役各种规礼共三十八条。
李侍尧很快做出判决：
一，惩处腐败。以“失察”为名，将广州海关监督李永标革职查办；参与的海关役吏“杖流科罚”。
二，免除部分陋规。由于实际上大部分陋规是政府的半合法收入，所以，将这部分合法化。
三，英国人自己带来消费的食品和生活日用品免税。
四，英国人提出的多口岸经商等改革中国外贸体制的要求驳回，中华体制不可变更。
五，天朝向来严格控制外国人在中国的活动，以防止他们对中国内政有所了解。这次外国人直接跑到天津告御状，显然是有中国人在背后出主意。这样的汉奸必须处理。
经过调查，最终确定，帮助洪仁辉的有两人，一个是帮助洪仁辉写请愿书的四川人刘亚匾，一个是安徽商人汪圣仪父子。
乾隆下令，帮助英国人写状子的刘亚匾砍头，汪圣仪依照“结交外夷罪”杖六十，徒一年的刑罚。敢于北上告御状的洪仁辉抓起来，以“勾结内地奸民，代为列款，希图违例别通海口”的罪名，在澳门圈禁三年，期满后驱逐出境。
顺便说一下，帮助洪仁辉递状子的天津知府灵毓也被砍了头。
出了这件事后，乾隆认为是对外国人管理不严造成的。因此，乾隆命令李侍尧重新制定外国人管理办法。李侍尧精心制定了《防范夷商规条》如下：
一，外商只能在每年的五月到七月间到广州进行贸易，其他时间必须回国，或者住在澳门。不许在广州过冬。
二，在广州期间不许到外面租房住，所有已租房屋，必须退回。
三，十三行街两边都要派人严守，严禁外国人随喜出入。外国人只能在每月初八十八二十八，由中国商人组织，外出到指定地方参观学习三次。
四，外商不得任意与中国人交往，中国人也不许为外商提供信息。以前外商经常雇用中国人到浙江等地打听各种物价高低，民间俗称为“千里马”。中国政府得知后严厉禁止，一旦发现，则严拿究治。
五，外商除了“通事”和“买办”外，不得雇用其他中国人为他们服务。
六，外商无事不许出门闲游，不能到广州城内观光，不得在江中划船取乐。外商不得在中国进行板球、足球等体育活动。外商出门，只能步行，不许坐轿。
七，外商不得学习汉语。刘亚匾被处死的罪名之一，就是教授夷人读书。
八，外商不许带老婆来中国。因为番妇袒胸露臂，有伤风化。另外，中国政府一贯不欢迎外国人在中国久住。如果携带妻儿老小一同住在中国，很容易乐不思蜀，欢送不走，平添不安定因素。
洪仁辉做梦也没想到，他自以为将留为后世传奇的上访就落得了这样的下场。外国商人的受约束状态进一步加剧，而他自己更是被关在澳门的囚车里，苦苦熬了三年。
天朝声威不可挑战，东印度公司的同仁们想尽了办法，还是无济于事，只好任他一个人在中国人的监管下受苦。
洪仁辉在写给英国同时信中说:“像子似的四间小房子里，全部门和窗都上锁，母晚七时，敲过锣和竹筒四五声后，即行上锁。早晨六时才开启，有两个人睡在室内，防我逃走。在另一封信里，他可怜巴巴地说:“我的脚浮肿很厉害，我不得不穿一双大鞋。伸脚时非常疼，希望医生给一些药物……”
洪仁辉画像
也正是因为这次挫折，英国人政府决定，必须派出使团，直接与中国政府建立联系，否则中英间的贸易问题永远无法解决。
只是，等到英国政府派出正式使团，已经是33年后的1792年了。
再看看同一时期英国发生了什么，或许，我们会更清楚那个时代。1733年，英国人发明了飞梭，拉开了工业革命的序幕。
1764年，英国人发明了新式纺车，纺织业异军突起，带领整个工业进入新时代。
机器的大量采用，促进瓦特改进了蒸汽机。工业革命时代正式来临。
实际上，自1492年哥伦布到达美洲，世界就已经开始了全球化。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人，可以互相学习，合作共赢。
只是，这个过程很漫长，直到今天，我们的世界才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很少有一种产品是一个国家独立生产的。而全球化遵循的，是市场逻辑。
乾隆时期，功业革命使英国迅速强大起来，他们需要全世界的商品，同时也需要把自己的商品卖到全世界。所以，英国早早就认识到了市场逻辑的重要性。
可惜，对市场逻辑，乾隆一无所知，客观地说，乾隆帝和当时的英国人处于两个时代，根本无法沟通。
如果乾隆能开放一点，允许大众和外商多多交流，或许，大清也能早早成为世界强国吧？
乾隆时代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盛世，也是西方文明超越中华文明的开始。其中，值得总结的方面很多。
本文参考自著名历史学家张宏杰先生在《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一书，在书中，有更为详细且精彩的分析。有兴趣的朋友一定要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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