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的夏季，重庆通远门外的一片空地，近四万明军聚集在此，他们被编制成上百支队伍，神情哀伤地陆续走到队伍前的木案边，伸出右手放在案板上。站在木案前的士兵手起刀落，那只手应声而断，血液顿时如同泉涌，痛苦的哀嚎声此起彼伏，拔刀的士兵一脚踢开痛得打滚的明军，神色自若地喊着：“下一个！”这是明朝末年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军在处理明军俘虏的场景，起义军上下兴高采烈，对能够处置昔日高高在上的官军，表现得尤为兴奋。
剁手一向是张献忠部惯行用的惩罚手段，惩罚对象主要是那些负隅顽抗的敌人，这些俘虏再也拿不起兵器与农民军为敌，正好用来作为震慑抵抗军队的宣传场景。那些被断去手臂的明军俘虏，争相逃奔到自己的老家，他们把这种恐怖情绪传播到四川的各个角落，以至于张献忠能够兵不血刃地征服四川地区。明朝末年的纷争不断，北方大部分地区陷入战争的苦难，相对于灾祸肆虐的北方，四川地区则是一片平静。
别的地方赤地千里、尸横遍野，天府之国却是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一派太平盛世的景象。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巴蜀大地流行起农民军的歌谣，它们就像瘟疫一样，潜伏到川陕地区的各个角落。
1643年，张献忠率军完成一生最为辉煌的战绩，湖南和江西大部分地区收入囊中，这是张献忠起义生涯中疆土扩大最广的一次。但遥望着远方的李自成已经横扫北方，一统帝国的趋势显露无疑，不甘心向李自成俯首称臣的张献忠，快刀斩乱麻地放弃了这块与李军接壤的肥沃土地。天下易守难攻的地方莫过于蜀地，险峻的地势提供了优越的战略位置，古代人将入蜀之路视作天险，就张献忠目前的处境而言，在蜀地称王立国是最为划算的决策。
好事不能多磨，害怕夜长梦多的张献忠，率领全军溯江而上，打算暂时立蜀地为根据地，然后再从长计议，思考下一步打算。对于破城之后张献忠军队的做法，史书上只有简简单单的几笔，守卫四川的明朝亲王一家悉数被杀，那些俘虏的明军只保留了左边的手臂。相对于正规军而言，农民军的组织能力稍显业余和片面，他们的战略大都单一简易，不需要后勤补给的农民军，一般都会实行粗暴的抢掠政策。拿惯了锄头的手，突然间要去握刀，明晃晃的刀刃有些刺眼，却也照亮了农民军那双蒙满尘埃的眼睛，素来逆来顺受的他们展示起贪婪残忍的另一面。
农民军的兵锋首先指向的必然是直接管辖他们的官吏，仿佛只有痛痛快快的屠杀，才会化解缔结几千年的官民矛盾，暴政夹杂着贪婪，曾经让农民的生活过得生不如死。明末农民军的领袖之一张献忠，无论微信还是实力都要低于李自成，虽然他的名气并不算小，但我们对他本人的了解其实很少。后世文人多将笔墨消耗在张献忠的嗜杀暴虐上，对于他的起事原因和战役过错，则多是一笔带过，关于这方面的史料寥寥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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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张献忠的早年经历，摆在我们眼前的有两个身份，基层干部性质的捕快和半流氓化的兵痞，社会底层出身的他，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奋不顾身地投入到起义洪流中。张献忠不甘心屈居人下，这从他放弃与李自成接壤的地盘，转而进入四川的行为可以看出，他有着强烈的权力欲望，冲动暴躁的性格让他情绪波动大，不善于和上级领导相处。
乱世自有乱世的魅力所在，明朝末年的秩序颠倒，让一切变得混乱不堪，王孙贵胄转眼间就会变成持碗乞讨的乞丐，昔日肚子都吃不饱的农民，却在一波波起义浪潮里称王称霸。
或许是因为性情相合，张献忠尤其注重那些敢于舍命的亡命之徒，他的部队成分以饥民、土匪、叛军为主，都是些好勇斗狠的兵痞。就在张献忠攻入四川的第一年，他正式宣布建立大西王朝，但由于名义上是李自成的部下，张献忠暂时不愿招来太多祸端，只能又改成大西王。
与此同时，四川技术精湛的工匠，开始施展大规模的建造工程，用来作为张献忠的皇宫，文武百官按照礼仪叩拜，扯着嗓子山呼万岁，让张献忠狠狠地过了一把皇帝的瘾。三宫六院的三千嫔妃，生理残缺的宦官太监，张献忠像模像样地做起巴蜀地区的皇帝，还下令要避皇帝的讳，不准用献忠二字。
张献忠的大西政权面临着严峻的治安问题，由于缺乏建设根据地的经验，虽然他号称平定全川，但在大部分地区都是隐蔽的埋伏战，许多地方只是名义上占领的地区。没有基层政治机构的建设，也没有能够深入人心的宣传口号，得不到实际好处的百姓把张献忠当作命不久矣的反贼，反对势力有增无减，让张献忠彻底看清自己薄弱的统治基础。作为掌握一省之地的诸侯，张献忠唯一崇拜和信奉的就是暴力，他所拥有的一切都是通过暴力的方式得来，因此他并不在乎那些虚头巴脑的宣传，拳头和刀枪才是硬道理。
张献忠面对的第二个问题是粮食匮乏，过去张军都是缴纳敌军军粮或者抢掠百姓口粮，现如今建立起绵延千里的小帝国，自然是不能再像以前那么野蛮残暴。缺乏有效经济管理的张献忠，身边也没有能够治国安邦的贤才，于是他将目标定向粮食充足的地主大户，不过主体是兵痞的张军，却奉行起“见粮就抢”的抢粮宗旨，辛苦耕耘的农民也没能幸免遇难。张献忠面对的第三个问题是军力的薄弱，聚在一起的张军可以所向披靡，但如果分派到各个边远地区，就会稀少得可怜，难以维持镇压雨后春笋般的反对势力。
作为一个常年骑在马背上的农民军领袖，张献忠显然没有学会治理帝国这项方方面面都要周到的复杂工程，最初的新鲜感荡然无存。来自四面八方的经济困难和军事压力，让脾气暴躁的张献忠尤为抓狂，他曾无数次将自己的身上的黄袍撕碎，用这污言秽语辱骂着反对势力，对皇帝这个看似风光无限的身份嗤之以鼻。
明朝灭亡的第二年，张献忠的军队节节败退，来势汹汹的清军和兵力强大的南明军，让张献忠的皇帝生涯过得芒刺在背。不知是酒精中毒还是天性残暴，败势已定的张献忠下达了屠戮成都的命令，尽管百姓哀求哭嚎着“大王万岁，我等皆是守法良民”，大西军仍然没有停止对这场近乎疯狂的屠杀，哪怕对象是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望着血流成河的成都城，张献忠不为所动，反倒破口大骂着“川人忘恩负义，私通外敌”之类的话，一座锦绣蓉城转眼变成尸骸遍布的荒野。
更为丧心病狂的一幕发生了，张献忠认为大西军缺乏军粮，随后将这些尸体制成腌肉，充作军粮。收拾干净之后的张献忠率军离开，这时的大西军远远不及开国时的三分之一，这时的张献忠还是一腔豪气，殊不知一场杀身之祸悄然而来。
对于张献忠的死，《圣教入川记》记载：至一小岗上，正探看之际，突然一箭飞来，正中献忠肩下，由左旁射入，直透其心，顿时倒地，鲜血长流。献忠在血上乱滚，痛极而亡。”最后落得一个被多尔衮之子豪哥偷袭射杀的结局，死法与其驰骋疆场而言却十分窝囊，也算是稍偿其罪恶。
参考资料：《圣教入川记》、《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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