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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故事本文相关内容:风月 尼采 的人 自己的

No.10

《文明世界的战争》

(以)阿扎·加特/著 钱铖/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年11月

谈论战争的书太多,可是雄心勃勃的作品依然一部接着一部。阿扎·加特在此书中的核心观点是,人并没有“暴力本能”,但是自然选择赋予了人以一种“暴力工具”,我们在一些情况下,会在心理上倾向于使用这个工具,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却不然。在这方面,人与有亲缘关系的灵长目动物没有什么不同。

不同的地方在于,我们的基因虽然未必决定了我们会热衷集体暴力的做法,可是一段历史是存在的,它并非基因决定,却实实在在地发生。但是,随着暴力工具的变化,即便我们的本性保持不变,战斗方式也在发生变化。书中的有些地方肯定会令人想起史蒂芬·平克的《人性中的善良天使》这样的作品,阿扎·加特运用众多数据证据,证明至少在发达国家的世界,过去的二百年从根本上来讲是逐渐走向和平的。这本书,对那些相信人们有能力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的人来说,是有指导意义的。

No.9《来不及说完的故事: 纳粹大屠杀幸存者生命纪实》

(瑞典)约万·拉杰斯/(瑞典)迪娜·拉杰斯/著 卢建/白丽/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年12月

活跃于11-12世纪之交的迈蒙尼德,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犹太哲人,他曾训诫说,一张纸上如有任何有关犹太经典的文字,则这纸是神圣的,不可随意毁弃。这个宗教性的传统,很容易泛化为对所有认真写过字的纸的敬意,并与犹太人的记忆文化发生了紧密的联系。

本书的作者之一约万,来自二战前生活在贝尔格莱德的一个犹太家庭,在德军入寇、大难临头时,九岁的他被姨父紧急带往另一个城市,并给他随身带着姨婆写的一张纸条,那上面是贝尔格莱德的一个地址。地址没有任何用处,姨婆和其他贝尔格莱德亲属很快被害,约万在集中营熬到了1945年苏联红军到来,幸免于难。之后他结婚,定居瑞典,七十八年后,这纸条仍然在,“我从没刻意将它保存,但它总是不经意间出现在不同的地方……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竟然一直保留着这张小纸条,没有把它弄丢,也没有直接扔掉。”

除了这张纸条,这本书中还记录了许多作者留在身边的家人遗物:父亲的国际象棋,母亲亲手制作的刺绣品,父母的相片,姨妈给的烛台……每一件物品都有彩色照片。犹太人普遍是不囤物的,因为他们的血脉里有随时迁移的基因,但迁移和丢弃不意味着容易遗忘,相反,他们是记忆大师,对随身的物品不仅有感情,更有着自己的叙述风格,并经此而连接他们的民族文化之根。约万对这张纸条的沉思,以及对每一件物品的沉思,都是个中表现。所以这本小书不是单向的伤悼之作,而可以让人享受深情中的睿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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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8《我是炸药: 尼采的一生》

(英)苏·普里多/著 刘翔/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3年1月

苏·普里多从未声称自己解开了尼采之谜:他的思想得自哪里?他为什么疯?他到底有没有过性生活?他的家族是被什么阴暗神秘的东西附体了吗?苏明智地绕过了所有这些问题,而专注地把人性交还给这个没多少人性的思想怪物,还花了更多的笔墨,为尼采邪性的妹妹也做了人性角度的还原。

尼采的妹妹没有接受过教育,她远赴巴拉圭去创建一个雅利安人的殖民地,这个冒险也失败了,而当她灰溜溜回来时,尼采又适时地染病躺平,之后再也没有起来过。苏对她精神崩溃期间说出的各种诳言做了周详的解读,为这二人的双人舞,以及日后纳粹主义如何利用了尼采的论文,都做了很好的陈说。

尼采是个能总能莫名快乐起来的人,在快乐之中他站上了人生的巅峰。这种能力使他得免于各种揭露文人思想家道貌岸然之处的言论——他过于身体力行,根本就与虚伪无缘。苏还给蒙克和斯特林堡写过传记,蒙克的尼采肖像堪称“灵魂画手”级别,而斯特林堡,他几乎是尼采在瑞典的一个翻版,狂傲,神经质,无论个人气质、作品风格,乃至胡须和眼神都那么相似。我十分期待能看到这两部传记的引进,我觉得它们是尼采世界里的必要拼图。

No.7

《比较场所》

(美)巫鸿/著 郑岩/编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2年10月

使静态的画像、墓葬、佛像乃至建筑物的废墟等等,在自己的文字里“活动”起来,对巫鸿这样的美术史家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考验。收入此书中的文章,对绘画、造像的风格做尽可能精详的描述,进而做对比,从中推断出古人的思想和审美的一些关键性的沿革流变。但书中最有意思的文章,当属《“黑画”小史》这一篇2018年的演讲,巫鸿将1980—1990年代兴起的当代中国绘画里的“实验水墨”与古代非传统的水墨画联系在一起,做了一番颇有创意的考察,或会让那些对当代画坛“审丑”倾向不以为然的人有所启发。

No.6

《生日信》

(英)特德·休斯/著 张子清/译广西人民出版社 2023年1月

因为西尔维娅·普拉思自杀,特德·休斯和普拉思,这两位优秀诗人持续六年的恋情,当年成为被研究者、文艺八卦分子、考据癖等等消费的对象,而休斯本人则只是在普拉思每年的冥诞日写一首诗,在他自己的人生尾声,集中交给了出版商出版。这是一段爱诗之人都了解的事情,而这部《生日信》,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成为诗集中的畅销书,本身的每个字都具有那种沉甸甸的感情的分量。

想象一下这位诗人当年的遭遇吧。他不会撒谎,不会因势利导地打造人设,更不会考虑从中获益,他拒绝了各路研究者的拜访却不能避开骚扰。有些宝贵的东西,如果我们不讲,也不去读,就真的要彻底消失了,最起码会浅薄化,变成无穷无尽信息流里坐待上热搜的那一条了。这样的诗句,让我们念一念吧:“在美国独立纪念日,/你出发了。是我,不是死神,/驾驶着汽车。”

No.5《要命还是要灵魂: 医病冲突中的跨文化误解》

(美)安妮·法迪曼/著 汤丽明/刘建台/杨佳蓉/译后浪·上海三联书店 2023年2月

技艺再高超的写作者都需要一部真正的“著作”。安妮·法迪曼这个常年写篇幅不小的“小文章”的作家,终于在1997年写出了这本书。一个苗民家庭的孩子因为患有先天癫痫而被美国医生“保护性带走”,但苗民按其信仰,相信这个孩子的病情是灵魂上的事情。故事因此而起,父母和医生之间观念对立,互相都认为对方失职。若干年后,主治医生的孩子罹患白血病,他们和那对苗民夫妇之间又展开了艰难的对话。在巨大的文化鸿沟两边,人们经受着同一个神灵的强力审判,彼此之间开始生出和解的希望。

对一个好作者来说,为写一本书付出的精力永远是无法用获奖级别、销量之类来衡量的,她唯一也是最大的动力,就是写书这件事本身。法迪曼是一位标准的人文知识分子,也是一个无比有趣的人,但她在此书中涉入的题目虽然很不有趣,可是与她热爱的那些书、作家和个人的日常生活同样事关重大。

No.4《托马斯·曼: 生命之为艺术品》

(德)赫尔曼·库尔茨科/著 张芸/孟薇/译启真馆·浙江大学出版社/译 2022年10月

就像他最重要的小说的名字一样,托马斯·曼是一座“魔山”,他的生命因两次大战之间瞬息万变的德国政局而拉得格外长,他交往的人的复杂而敏感的身份,让与他相关的各种话题都一言难尽。他是个爱国者,曾是保守德国人的代表,是威廉二世的忠仆,甚至当过书报检查官,可是思考和体验犹太人问题,沉浸于同性恋迷思,并始终追随个性中的唯美主义,使他的自由派气质逐渐成熟。在托马斯·曼收获世界性的荣誉之后,他被剥夺了德国国籍,被迫成为捷克人,后来又成了美国人,1938年,他在美国说出了最有霸气的名言:我在哪里,德国就在哪里。

这本书值得最耐心的阅读。曼的形象是一个处在矛盾中心的人,不停地在迎接挑战,在对付各界对他的测试。作者有意识地让曼的问题成为所有人的问题,他在曼留下的文字和言谈里,找到了那些最适合打开这座魔山的钥匙。

No.3《推特机器: 为何我们无法摆脱社交媒体》

(英)理查德·西摩/著 王伯笛/译拜德雅·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2年11月

“茧房效应”、“回音壁效应”、“流量为王”、“躺枪”……七七八八的术语发明,都是为了分析世界在被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统治之后,社会心理中出现的新现象。但本书作者西摩说,对这个世界,我们还没有发明合适的语言来陈说它,尽管一直在尝试。

《推特机器》的重点在于分析被社交媒体—算法机器等等所控制的人。西摩叙述了推特、脸书的发家史,讲述了它们和instagram、YouTube以及谷歌等等这些由硅谷的科技精英奉献给这个时代的事物,在改变世人的行为、操纵世人的体验方面都有着哪些“卓越”表现。西摩不拘一格地引用了众多的文人学者,从弗洛伊德到雷蒙德·威廉斯,从《塔木德》到韩炳哲,而他更多的思想资源则来自现当代的观察家们和行为科学家、研究者的文章和言论,包括扎克伯格与凯文·凯利的观点。而他使用的最核心的隐喻,是B.F.斯金纳的“斯金纳箱”,这个实验箱,利用反复刺激的方式,通过奖励合规行为和惩罚不合规行为,来改变箱内的老鼠和鸽子的行为——这就是西摩眼里社交媒体的本质。

西摩对于陈词滥调极为警惕,对网络喷子、网红和上瘾等现象,他都提出了独到而完备的看法。他强调,算法和大数据机制打乱了许多东西,人们在社媒上无法区分一句话是善意提醒还是恶意讽刺,无法区分围攻某人的人是出于恶意还是出于正义感,人们只是陷入长期的疑神疑鬼状态。人们把自己的碎片时间交给推特机器,为它书写、接受它提供的源源不断的刺激,再把自己的数据交给它。作者没有发出任何有关未来的危言,可是他的愤怒与痛切都是在线的。

No.2《一个市民的自白(三部曲):考绍岁月、我本想沉默、欧洲苍穹下》

(匈)马洛伊·山多尔/著 余泽民/译译林出版社2023年1月

马洛伊·山多尔是个去世后才被他祖国的读者所热爱的作家,他是一个“世纪儿”,生于1900年,逝于东欧剧变时,而他一直是个浪游各地的世界公民,因此也没有在华约时代沾染那些与政治不清不楚的事情。可是,就是这本“灵魂感”十足的自传,当初他都是自己删节后,才得以在匈牙利出版的。

现在我们有了全本,但马洛伊那种刻苦“求真”的风格才是他留下的最重要的财富。在他的记述中,没有一个时刻是不经过审视而匆匆滑过去的,例如他告诉我们,自己旅居过这么多的国家,却无法对任何一个国家做出一些概括性的评价,因为他认识的是具体的人,是具体的城市里的具体的地方,甚至于谈到他的家族,他也不愿意从一个个亲属身上提炼出什么“共同基因”来。

他是一个既骄傲又谦卑的人,是内观的高手,从内部破除了对回忆、漫游、事业、爱情的各种肤浅想象,他走过的岁月既不是峥嵘的奋斗,也谈不上恣情的流浪——而是一段你不读到最后一个字,就不能真正体验完成的冒险,你必须跟随他绵延不断的笔触去朝拜一个神灵,被他所驱驰,一次次在含混的动机之下前进,撤退,拐弯,逃跑。总之,要真正领会马洛伊这部书,就要乘着每一个字的东风像他一样活上一遍。

No.1《法国知识分子的终结: 从左拉到维勒贝克》

(以)施罗默·桑德/著 樊艳梅/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23年1月

我相信施罗默·桑德的历史写作,不是出于任何别的考量——荣誉、地位或证明自己的才能的之类。他唯一的考量是回答自己的困惑。在写“虚构三部曲”的时候,桑德想的是他那些巴勒斯坦学生,他们不知道,作为以色列的二等公民,他们该如何去“认同”以色列这个国家,而写这本书,桑德想的是若干年前的自己:他为加缪的作品激动,在萨特的思辨文章前折服,一页一页啃下了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小说《名士风流》,而今,当他彻底怀疑起法国知识分子的神话的时候,他必须向昔日的热情做一项思想表白。

无论从气质、关怀还是学术诚意上看,桑德都是最接近托尼·朱特的人,他对法国和全欧洲的左派思想脉络有着清晰的掌握,同时又无比地诚实,他喜欢用“我”开头说话,仿佛每句话都在说给一个面对面的读者听。“我一生都想成为一位批判性知识分子”,他在书中说,但如今,在深感写作的分量被不断边缘化时,他转为批判“知识分子”本身的终结,用这种方式来恢复词语和文章的力量。当他的议论对象进入21世纪的人与事件时,他毫不留情地以米歇尔·维勒贝克高度投机的“我控诉”来对比一百多年前,埃米尔·左拉激于义愤的“我控诉”,并说出了神话的破灭。但怀旧是不必要的,对桑德来说,他已经做到了他想要做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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