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海市前山王记粮油批发有限公司怎么样？王石坚叛变_周恩来_情报_被捕

本文目录

• 珠海市前山王记粮油批发有限公司怎么样
• 王石坚叛变
• 王石坚的与李克农
• 熊向晖在国民党中做到什么官,多少岁
• 胡宗南与张发奎关系好吗
• 王石坚的情报工作
• 王世坚柯文哲什么关系

珠海市前山王记粮油批发有限公司怎么样

珠海市前山王记粮油批发有限公司是1999-06-17在广东省珠海市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注册地址位于珠海市前山金鸡路536号9栋101。

珠海市前山王记粮油批发有限公司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是91440400714842373H，企业法人王石坚，目前企业处于开业状态。

珠海市前山王记粮油批发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是：大米加工、批发、零售。根据《珠海经济特区商事登记条例》，经营范围不属登记事项。以下经营范围信息由商事主体提供，该商事主体对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在广东省，相近经营范围的公司总注册资本为105072万元，主要资本集中在 1000-5000万 和 100-1000万 规模的企业中，共212家。本省范围内，当前企业的注册资本属于良好。

通过百度企业信用查看珠海市前山王记粮油批发有限公司更多信息和资讯。

王石坚叛变

被捕叛变
1947年9月，设在北平顺天府东街的王石坚系统秘密电台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破获，报务员李政宣叛变，敌特机关通过逆用这部秘密电台，掌握了西安情报组织的情况，王石坚因此被捕。第二次被捕后，王石坚没能经受住考验，很快就叛变了，写了自白书，把他为共产党做情报工作的详细经过及他领导的华北、西北、东北全部情报组织、地下工作人员及领导人、五部地下电台、报务员、译电员、交通员及他所知道的有关地址都全盘托出，导致44名地下情工人员（大部分是共产党员）被捕入狱，牵连被捕123人。许多人遭到严刑拷打，被判徒刑。著名的“雨花台五烈士”谢士炎、丁行之、朱建国、赵良璋、石淳就是因此案而壮烈捐躯。
王石坚叛变后追随国民党特务机关逃到了台湾，并在特务机关中任少将，后病死。
是否被捕叛变?
据熊向晖在2000年所写的《周恩来、李克农和我党情报史最辉煌的篇章 ──揭穿王珺对“王石坚事件”的胡言乱语》一文中，有这么一句话： “ 中央调查部和党中央从未给王石坚定性。至于为何不给他定性，我不作解释。”

王石坚的与李克农

王石坚在西安情报系统所属的北平秘密电台工作，电台于1947年10月被敌人侦破。这次被侦破是敌人使用
美国的侦听测向设备定位，并派飞贼搜捕而得逞，事态波及西安、兰州、沈阳、承德的情报组织，是中共情报
系统遭破坏最严重的一次。事件之后，李克农立即进行检查，研究对策，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后来，他给周
恩来写了检查，请求处分。周恩来认为这是秘密战线不可避免的，并批示：“有此检讨即可，不必议处！”事隔
多年，李克农首先想到的是自已工作的过失，确实令人感动。

熊向晖在国民党中做到什么官,多少岁

熊向晖在国民党中任胡宗南将军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当时是1947年5月，熊向晖当时28岁。

熊向晖同志1936年11月在清华大学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清华分队负责人之一。

1937年12月，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到国民党胡宗南（时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后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部队“服务”，从事秘密情报工作。

1939年3月在中央军校第七分校（西安分校）第十四期毕业后，至1947年5月，任胡宗南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成了胡宗南的亲信，负责处理机密文电和日常事务，起草讲话稿。

熊向晖担任胡宗南秘书不久，就得到胡宗南的器重。

蒋介石给胡宗南的密令都由熊向晖签收，而胡宗南下达的命令也都是由熊向晖起草。

起草胡宗南的讲演稿更是熊向晖的“拿手好戏”，这个“懂军事又懂政治的助手”深谙胡宗南的脾气，写出的讲演稿“激情和说理兼有”，完全符合胡宗南的口味。

胡宗南由此对熊向晖的态度渐渐由欣赏到完全的信任。

扩展资料

周恩来不慎泄密

熊向晖走进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的会客室，董必武迎上来，一面同他握手，一面说：“真是光阴似箭，一晃就是八年半，你的模样没有变，似乎长高了些。”

他告诉熊向晖，恩来同志很快就回来，有件事，等他谈。

汽车声响，周恩来推门走进，关上门，拉着熊向晖坐在沙发上。周恩来皱皱眉头，说：“我一不小心出了事故。

7号我坐马歇尔的专机去延安，研究东北停战问题，忙着开会，把你在南京的住址写在小本子上。前天开了一夜的会，一直开到昨天上午去机场。

天气热，我没有穿外衣，把小本子放在贴身衬衣的口袋里。我回南京还要谈判，在马歇尔的专机上躺一会，一睡就睡得很死，飞机在南京降落，我还不知道。

同行的同志把我叫醒，下了飞机，回到梅园新村，发现小本子不见了，到处找不到，肯定是在我睡着的时候颠了出来，溜到马歇尔专机机舱里。

小本子上记了几件无关紧要的事，唯一重要的是你在南京的住址。按照秘密工作的做法，本来应该记在脑子里，我一时粗心，写在小本子上，还写了一个‘熊’字。

我原来以为放在身上衬衣口袋里很保险，可是衬衣口袋没有扣子，匆匆忙忙下飞机，也没有注意检查，造成严重事故。我已经打电报报告中央，作了初步检讨，请求处分。”

周恩来真挚坦诚的态度和崇高的品德深深震撼了熊向晖，他激动地说：“请周副主席放心，这是一件小事，我能够应付。

万一出问题，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从宣誓入党时起就准备随时牺牲。”周恩来庄重地说：“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准备随时牺牲，但党组织不应该让党员平白牺牲。

这个事故是我造成的，我要承担责任，要尽一切努力来挽救，不能一误再误。”

他接着说道：“昨天下午4点多，马歇尔的侍从副官来找我，我不在，他一直等到我回来。

他说，马歇尔指示他务必当面送给我一份机密文件。他把一个用厚纸包装、火漆密封的小盒子交给我。我打开一看，里面装的正是我丢掉的小本子。

马歇尔必然让他的亲信把小本子记的内容照了相。这样，你就暴露了。”

“我和董老反复研究，马歇尔照了相，会怎么处理？一种可能是，美国现在偏向国民党，他可能送给国民党。

如果他送，不会送给徐永昌、郑介民这类人，那不合他的身分。

要送，只会直接送给蒋介石。蒋介石架子大，见他必须事先约定，这就给我们一些缓冲时间。

蒋介石一看到，一定派人抓你，这又会暴露马歇尔，使他失去‘调处人’的资格。也有第二种可能，马歇尔不送给蒋，免得因小失大。

我和董老商量了很久，一致认为有这种可能性，必须立足于最坏的情况，同时也要考虑第二种可能。”

周恩来认真分析了目前的形势后，又问道：“你在上海有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不引人注意，找个借口住几天？”熊向晖讲了几处地方，包括著名书法家马公愚的宅邸。

周说：“住在马公愚的家里比较妥当，他在上海地位高，特务不敢轻易打扰他。”

问清上述情况后，周恩来说，他已让延安通过密台告知王石坚，要王提高警惕，注意敌情，准备应变。

如马歇尔把照的相送给蒋介石，蒋一定会交中统或军统查办，交军统查办的可能性更大。中统、军统都沉不住气，军统更沉不住气，急于求成，一定会很快采取行动。

既不敢拖延，也没有耐心放长线。按照他们的规律，从发现线索到捕获目标，不会超过半个月。他们惯于搞突击，突击也会有点前兆。

临变处置侥幸过关

周恩来让熊向晖将情况告诉熊的未婚妻谌筱华，然后立即到上海住半个月，找个借口不出门，由谌注意他家中动静，并用暗语写信给王石坚。

如发现熊向晖家或王石坚处有异常情况，即用暗语快信通知熊向晖，熊即到上海马思南路107号找王炳南，王已作了准备，届时会把他安全地送到苏北解放区。将来再设法送谌去。

周恩来还要熊向晖吸取他这次的教训，对王炳南的姓名住址不要写在纸上，必须记在脑子里，记住九个字“马思南——107——王炳南”。

临别时，周恩来说：“1943年我在西安同你说过，胜利以后再见。

今天我重复一遍，胜利以后再见。”董必武说：“我看不是重复，那次说的胜利是抗日战争的胜利，今天说的胜利是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

熊向晖也说：“胜利以后再见”，与他们握手告别。

离开时，童小鹏领熊向晖上的已不是来时坐的车。汽车驶到明孝陵荒僻处，熊下车，车飞快开走，熊向晖步行很长一段路，才找到公共汽车站。

照周恩来指示，熊向晖在上海躲了十来天，接到谌筱华的信，内写“王兄康泰，阁府安祥”。

这表明一切如常，他立即回南京办留美手续，并于10月初飞到西安试探胡宗南，胡对他的态度丝毫未变。那个“事故”未产生问题，这次泄密事件不过是虚惊一场。

人民网文史-毛泽东高度评价熊向晖：“一人可顶几个师”

胡宗南与张发奎关系好吗

陈忠经，江苏仪征人。1934年考入北大经济系，曾担任北京大学学生会执行委员、学生会主席，是名噪一时的学生领袖，并参加了一二九运动，1937年末加入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并随战地服务团于1938年2月转到陕西凤翔，不久后即取得胡宗南的信任，打入国民党内部，当上了国民党陕西省三青团西京市分团书记。之后，经许焕国（徐晃）的同意，陈忠经冒险夜闯被特务严密监视的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与中共取得了联系。1940年陈忠经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从事秘密工作，成为中共在国民党内一名重要的情报人员。众所周知，陈忠经与熊向晖、申健被周恩来誉为中共情报工作的“后三杰”（“前三杰”指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底），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为中共掌握西北军政情报乃至国民党政府战略动向作出了重大贡献。
陈忠实
一、被胡宗南“保送”留学
胡宗南为培植自己在西北的政治势力，以小组织的方式培养干部，并任用其信任的部下掌握实权。国民党三青团陕西省支团就是胡宗南的重要“组织”之一。陈忠经在获取胡的信任之后，地位逐步上升，先后担任三青团陕西支团组训组组长、支团书记、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执行委员等职。熊向晖在战地服务团时就被胡宗南一眼看中，被胡称之为“要好好培养的一棵小松树”，周恩来乘势将他作为“闲棋冷子”布置在胡宗南周围，经过数年的经营，也获得了胡宗南的信任，担任胡宗南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申健则先是作为陈忠经的助手，继任了西京市分团书记，随后又被提升为省支团视导室的视导，任务是视察督导各地的团务。陈、申以视察各地团务为名，进一步兼带视察各地军纪（得到了胡宗南的赞许），了解胡部各地驻军的调动、军纪、军民关系、军政关系、士气等情况，并与熊向晖等处送来的有关胡部的部署情报相核证，定期综合上报给中共中央。胡宗南的训词讲稿、重要文件、三青团组织规程等，也都是由陈忠经、熊向晖等起草的。1945年8月15日，毛主席在与康生的谈话中提到王石坚、陈忠经等人的工作时指出：“凡是胡宗南的一举一动都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这是情报工作最成功最模范的”。
胡宗南
但就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1946年的春天，胡宗南忽然决定派一批干部“出国深造”，据《民国胡上将宗南年谱》所载，一共派遣17人出国，除马蒙留英外，余皆赴美留学，陈忠经、熊彚荃（熊向晖）、申振民（申健）均在其列。此时正值国民党准备大举进攻解放区、发动全面内战的前夕，王石坚（自1940年10月起任中共西安情报站站长，领导陈忠经等三人小组）认为陈忠经关系重大，不能离开西安，于1946年5月19日致电中央，报告称：“胡宗南拟出资保送五人赴美留学，内有502号（陈忠经）、503号（熊向晖）、504号（申健），一面经外交部向美国某大学交涉入学手续，一面令彼等准备功课，参加自费留学考试，意极诚恳。我拟令502号设法拒绝出（去），因我处组织与工作得502号助力甚大，并近年来环境变化与工作方法的转变，已使我处机构与502号结合一起，故彼一旦出国，恐对组织影响太大，并502号近年地位发展已接最高机要层，如为求将来发展而出国实为脱离现实，舍近求远，不知此种措置是否得当。”同年5月25日中央复电“同意502号设法拒绝出国。”此后陈忠经以种种方式，或书面报告、或面谈，反复向胡宗南表示“来日方长”，眼前工作要抓紧，将来再出去。但是胡宗南始终不同意。10月间周恩来由南京返延安路经西安，王石坚秘密到七贤庄办事处当面向周恩来请示，周恩来了解情况后决定，陈忠经还是按照胡意出去，不宜再勉强争取不去，以免引起胡的怀疑。
于是陈忠经着手准备出国事宜，决心“快去快回”。他取得胡宗南同意后，去北平找胡适，请他向美国大学推荐。不久申请入学的事就有了答复，美国芝加哥大学、威斯康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都同意了申请，经考虑商量，陈忠经决定去哥大，除它名声较大外，也因为它地处纽约市，有利于交往活动。1947年2月11日，王石坚报告中央：“502号已于二月十日（自沪）离国。”
离开西安的当日（12月30日），陈忠经给中央发去一电：“我经过多次多方的要求，终于无效，必须要离此他往，在这个生死斗争的关头，我对被迫离开岗位，心里实在太沉重，但我严肃的认为，我此去的意义是再化一次装，以便更深的进入敌人阵营，进入虎穴，同时藉此机会获得一些更多的实际知识，及人事关系，以便从事长期深入的斗争。我对我的祖国将有无限的惦念，谨祝保卫边区的神圣自卫战斗获得全胜。其余的话准备面告石坚同志，此间一切有关的工作已安排妥当，此致最后敬礼！”
二、风云突变
1947年2月10日陈忠经乘轮船自上海出发，经菲律宾、日本、檀香山，于3月初抵达美国旧金山，然后乘火车到了纽约市，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报了到，并安顿了下来。正在他慢慢适应在美国的学习和生活之时，忽然从国内传来一个晴空霹雳般的消息，他的联系人王石坚被捕了！
在陈忠经的记忆中：“（王）石坚为人精明、能干，有魄力，有见解，有办法。我们在西安的九年，大部分时间是在他的领导下工作的。他的爱人范行先同志原是延安一女工，对党忠心耿耿，勤勤恳恳，埋头苦干。当时他们一家住在一个胡同深处的桃胡巷十五号，离我家不太远。……我们的工作局面愈来愈打开，我和石坚的接触就愈来愈多。都是在晚间，不规则地轮换，多半是我到他家，有时他到我家。先是几天一见，后来是每隔一两天甚至每天连续见面。情报是大量的。”1946年8月29日康生给王石坚的一份电报中称赞他：“你在西安工作中，对党对革命的无限忠心和很大功绩，这是在每天每份电报中，都可以看得到的。”从“每天每份”这个用词可以看到，王石坚的工作是积极努力、卓有成效的。
1944年，王石坚等向中央提出一项“反间计划”并获得中央的认可，目的是使王石坚能在社会上有立足之地，改变原来“昼伏夜出”容易引起怀疑的做法。经胡宗南同意，在西安西大街南侧比较热闹之处，物色了一家铺面和二层楼房，开设了一家“研究书店”（或称研究书社），有意取名“研究”，就是渲染它的“特务性”。王石坚（对外叫赵耀斌）担任经理（社长），潘裕然为副经理，程达（党员）等人参加工作。陈忠经则挂名董事长，作为“后台”，对外可以宣称书店是胡宗南系统的陈某人搞的。这样，由中共隐蔽出资（开办费二百万至三百万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公然开设了这样一个据点，并借此基础扩大发展，建立新闻通讯社，在西安接办了一家报馆，接着在平津、开封、太原、济南、保定、沈阳、长春等地建立分社和电台，派遣记者特派员，使得情报的来源更为广泛。
这一计划获得了极大的成功。1946年5月24日中央给王石坚的指示电中指出：“六年来西安工作，在你的领导下，和各同志的努力下，转变了过去老的脱离社会的秘密方针，创造了新的深入敌内，争取合法，变敌人组织为我们组织的白旗政策，在工作上打破了过去狭小特务情报圈子，建立了包括军事、政治、党务、经济、特务等全面的情报工作，搜集了有关我党决定政策、决定行动的战略情报，在组织上不仅巩固了旧有基础，而且在各地开辟了新的重要据点，在密台的建立与联络技术上，都获得重大的效果，在干部的培养与教育上，不仅对原有基干，在实际工作中加强提高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吸收了社会人才为我之干部。总之，在各方面，你们都创造了许多新的东西，其经验有历史的和全国性的意义，并使西安工作已成为在新形势下开展全国工作的基地，功绩甚巨，对中央帮助很大。因此，毛主席常说，你处的情报工作，是全国的模范。少奇同志说，你处许多重要情报，均值得奖以勋章的。”
就在陈忠经出国后不久，因中共北平军调部人员撤离，中央情报部将原军调部掌握的打入国民党第十一战区的谢士炎、丁行、朱建国等人交由西安情报处负责联系。1947年9月，西安情报处设在北平的密台被敌人破获，导致谢士炎等多人被捕。王石坚也受到牵连，在西安被捕。9月30日当天，王石坚已经知道北平出事了，出于对工作的负责，他买了飞机票，计划第二天一早飞北平了解情况。他的妻子范行先劝他当晚先到一个熟人家里避一避，王石坚去后因为怎么拍门都不开，无人回应，只好又折回家里，遂被捕。
陈忠经于10月间收到潘裕然从西安发来的信，称赵耀斌（王石坚）于9月30日被捕。犹如突遭电闪雷击，这不期而至的风暴令陈忠经久久难以平静。徘徊于斗室之中，震惊与伤痛轮番袭来，他一面忍不住思念同志与家人的安全，一面又暗示自己必须镇静，要坚强起来。当时他确定自己不可能躲起来，于是定下心来，一件件办理善后事宜。他先是立即将此事通知了熊向晖和申健，又给胡宗南写了一封短信，自承“用人失察”，请求处分。不管胡信不信，明面上仍保持国民党方面的身份。陈忠经估计原来按月发放的经费也必然断绝（后来证明确实如此），因此必须在纽约找份打工的机会，维持生活及学生身份，以免被美国移民局驱逐出境。最后，他决心不管多么艰难，也要设法寻找、恢复与党组织的联系。
在随后的几个月中，陈忠经压抑住自己激动的心情，静观其变，心理上也做好了“厄运”随时降临的准备。他找了份洗衣店的工作，每天劳动十四到十六个小时，以维持生活，虽然辛苦备尝，但也坚持过来了。不过，最难办的是，在异国他乡，如何才能重新跟中共党组织联系上呢？
三、脱却牢笼
陈忠经反复考虑下来，此时此地，要找党只有通过苏联外交机构，除此别无他途。但要与苏联外交机构取得联系，又不能触犯所在国的法律或引起注意，确实很伤脑筋。他事先仔细研究了苏联驻纽约总领事馆的地址和周围环境，并准备了要说些什么。11月间的某日，他直接闯进了领事馆，找到负责人，用英语简单叙述来意，希望经过他们的帮助，得到党中央的指示，并告知他们自己的住址。过了几天，陈忠经看看似乎并没有引起什么后果，于是又去了一趟华盛顿，也是到苏联驻美使馆，同样说明意图后，再坐火车返回了纽约。
1947年11月24日，陈忠经写了一份英文报告给中共中央，请苏联总领馆代发。这份报告辗转了两个多月，至1948年2月间，才转到中共中央那里。报告中陈忠经汇报了根据潘裕然来信所得到的讯息，主要是王石坚于9月30日晨4时左右被捕，他承认是共产党，并将西安东大街的电台交出。他的口供中未牵累到别人，只说陈忠经是受其金钱利用。另陈忠经的挚友张镇邦、程达也于10月5日被捕，据说均已承认为共产党员，但未知口供是否牵连到陈。之后再未收到潘裕然的信，陈忠经估计可能是信件被扣或潘也已被捕（按：潘裕然确实亦被捕，因其母与时任陕西省主席的祝绍周系亲戚，通过关系说项，胡宗南下令释放了潘）。潘、张、程等人均了解陈忠经为中共工作的情况。陈忠经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回到西安已无意义，徒然牺牲。他计划在适当时间秘密去莫斯科，然后再回到解放区，希望得到帮助。陈忠经并在报告中请示中央下一步的行动。
后三杰：陈忠实、熊向晖、申健
中共中央收到陈忠经的报告后，随即致电东北局（因陈的报告是苏方经东北局转去的），对如何营救陈、熊、申等三人与东北局和苏联方面反复磋商，过程中几经周折，最后通过苏联最高层才得以解决问题。
2月17日，中央致电东北局，称陈忠经等三人处境危险，而他们过去对党贡献甚大，请他们与苏方协商帮助陈忠经等离开美国转往苏联或东欧新民主国家，然后再回解放区。如不可能，应先隐蔽一段时期，再经澳洲或经菲律宾取道香港回国。此后中央又连发数电，希望通过有关方面转告陈忠经一切从最坏的基础设想，切不可无谓牺牲。经费正设法接济，并正设法联系陈忠经的家属。但是，罗荣桓2月27日报告中共中央，此事已与苏方交涉，苏方拒绝转报，并称是莫斯科的回答。此后中共中央又多次向东北方面催问交涉结果，东北局也据此多次与苏方交涉，但对方都回答说难以办到。
一直到1948年7月，事情才出现了转机。7月5日，李克农报告任弼时、周恩来，帮助陈忠经等人的事和阿乐夫（按：阿乐夫即阿洛夫，系苏联派往延安的医疗专家，同时也是苏共派驻延安的情报小组成员，负责向斯大林报告中共的情况。在西柏坡，阿洛夫也是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的联络人）当面谈了，彼允为代转报。李克农立即拟写了电报，经毛主席亲自修改并签署，7月12日通过阿乐夫直接转发给苏联最高层，希望他们帮助陈、熊、申三人离开美国转往苏联或经东欧转香港回解放区，电报明确表示：“我们对陈等安全极为惦念，假若可能的话（此六字系毛主席用毛笔字所加），仍望设法，从（原稿为“以”，此字为毛主席所改）上述两办法中择其一法助其来我处，并请借给必要（此四字为毛主席所改，原稿为“给以足够”）的旅费与生活费为盼！”周恩来亦将原电报中的署名（周恩来、任弼时、康生）改为“中共中央”，以昭郑重。
这封由毛主席亲自签发的给苏联最高层的电报起了关键作用，此后苏联领馆派人与陈忠经保持了定期的接触。1948年12月25日午夜，苏方转给陈忠经一封英文电报，这是陈忠经到美国后第一次收到了来自中共中央的指示。这封电报除了对他们表示慰问与惦念外，明确嘱咐他们根据战局的发展，已经可以直接从美国回到香港，找章汉夫同志接头（按：后来根据情况变化，最后改为与乔冠华同志接头），然后北返。
此后，陈忠经等人就一面留意国内战局发展等待时机，一面不动声色地做回国的准备。1949年4月，熊向晖先行回国，陈忠经与申健夫妇则于6月中旬抵达了香港。抵港后按照中央的指示，他们与乔冠华接上了头，乘船到天津，于7月1日到北京，回归了中共党组织的怀抱。
四、脱险后的谜团
王石坚
对于王石坚被捕后表现的定性，至今仍存在一些争议。按照中共中央组织部1940年11月所制定的《关于叛徒自首分子及非叛变自首行为的规定》：“共产党员不论被捕与否，若向敌人供出或泄露党的秘密，供出或指证他人及机关，或劝他人自首，均为叛徒。共产党员从被捕被俘到出狱，虽未供出任何人及机关，但只要在言论上有反党行为，或未经被捕，自动向统治阶级悔过自首者均为自首分子。但供出完全公开合法的团体，供出党指定的备供机关，在反省院消极抵抗绝无反省表示、家属亲朋代为自首而本人知道后坚决拒绝但无效者，则不算自首。”若依此衡量，王石坚被捕后很快招认并在敌特机关任职的行为无疑应该被认定为“叛变”或“自首”。但实际的情况千差万别，有时很难用一种固定的模式去划一判断。比如1941年江西“南委事件”中，谢育才通过“假自首”借机越狱后通知组织，使中共地下党避免了更大损失，就是一个特殊的事例。王石坚的事件也存在类似的情形或疑点。
中共掌握政权后，查获的国民党档案中包含有王石坚被捕经过及审讯记录，因而对事件的大体经过已经搞清楚了。王石坚的被捕是情报处在北平的电台被侦破，电台台长李正宣叛变所致。王石坚被捕后虽然承认了共产党员的身份，交出了西安东大街的电台，但在口供中始终保留了陈忠经、熊向晖和申健这三人，只供称是受其利用。有人提出，王石坚被捕后很快就写了自白书，将他领导的华北、西北、东北全部情报组织、地下工作人员及领导人、五部地下电台、报务员、译电员、交通员及他所知道的有关地址都全盘托出，导致44名地下情工人员（大部分是非党员）被捕入狱，牵连被捕123人。这似乎是证据确凿的叛变行为。但是，王石坚手上最重要的情报关系就是陈忠经等三人，他既然已经向国民党特务机关和盘托出，为什么却坚持保留不供出陈忠经等人呢？另外，对于某些他当时掌握的重要关系，如天津的景霖密台以及打入东北保安司令部参谋处的赵炜，也未供出。赵炜能在迁延两周之后顺利自沈阳脱身，不能不说与此有极大的关系。这是疑点之一。
另外，王石坚三十年代曾经历过一次被捕，也经受过严酷的考验，1946年8月19日中央给王石坚的电报中曾提到：“我们常以你过去在监狱中坚定的立场，和你在工作中模范的例子，在干部中进行教育”。赵炜回忆说和王石坚在北平宣武门附近一家澡堂接头时，亲眼看见王石坚脱去衣服后显露全身从胸背到前后下身遍体鳞伤的痕迹，而且多处伤痕各异。可见，他曾在国民党监狱中经受过严刑拷打，未曾屈服，不同于从未被捕过的人。这样一个意志坚强的人为何甫一被捕就立刻招认了呢？这是疑点之二。
究竟王石坚真实想法如何，或许已经无法探明，这可以说是此案留下的永久谜团。
至于为什么国民党政府没有要求美国政府引渡陈忠经等人，周恩来曾有一个很精辟的分析。他认为王石坚供不供出陈忠经等人的真实身份，无关重要。王石坚是靠陈忠经掩护才站住脚的，熊向晖结婚后住在王石坚的家中，这些都是明摆着的事，说是利用关系，鬼才相信。有这些线索，国民党特务机关怎肯轻易放手？但胡宗南要保护他自己。共产党员在他身边这么多年，这样的事情捅出来，蒋介石饶不过他。
周恩来和熊向晖
确实如此。陈忠经、熊向晖与胡宗南的关系非常密切，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团长李芳兰一度怀疑陈忠经和熊向晖是共产党，并威胁要“检举”，但碍于陈忠经等深得胡宗南的信任，不敢轻举妄动。李芳兰曾不无醋意地回忆称：“每次调陈去西安东仓门（胡军团长官邸）工作，都不通知我，胡将军、杨上校（按：指杨尔瑛，三青团陕西分团干事长）、陈忠经他们成了铁三角”，她拿不出任何证据，自然不敢举发。从私人生活的角度，胡宗南与熊向晖的姐姐熊友榛（当时名熊彚苓）曾有恋爱关系，一度还打算结婚。据王石坚1946年5月19日给中央的电报：“503号之姊七年前与胡宗南相爱，胡宗南送她赴美深造，年前胡宗南催伊返国结婚，九月胡宗南至沪迎她相晤后，胡突然变卦促她同别人结婚，现胡令她选择对象结婚后，送彼二人出国。503姊受刺激甚剧，表示愿与最进步者结合，……”，后经王石坚等反复商议，并取得熊友榛和申健的同意，两人最终结合在一起。在胡宗南保荐公派留美英的17人之外，对于“李人士、余忠玲、熊彚苓女士等，亦各补助美金三千元助其出国深造”。可以想见，如果此事一旦暴露出来，胡宗南根本就撇不清干系，所以他必然竭尽全力将此事压下，这也是陈忠经等人幸运脱身的一大关键。

王石坚的情报工作

王石坚在西安的情报工作是紧紧围绕胡宗南展开的。王石坚由陈忠经掩护在西安扎下根来，在巩固原有的情报关系基础上，又进一步拓展了自己的情报网络。王石坚也曾经几次让熊向晖寻机偷出胡宗南的密码，都被熊向晖拒绝，熊向晖的理由是这样太过于冒险，一旦暴露就会前功尽弃。熊向晖不知道的是，就在他刚到胡宗南身边工作的时候，胡宗南的机要室副主任戴中溶已被介绍参加了地下情报工作，最初是由罗青长负责联系，并从延安派来王金平（田光）到戴中溶身边工作，罗青长回延安后，这一情报关系又交给了王石坚。胡宗南非常注意保密，他所接收的机密电报，“由机要室主任送过来，但电报信封两头封口，都有用机器打的镂空的保密条，别人不能拆看”，因此，有许多机密电报熊向晖是看不到的，而戴中溶却凭借自己机要室副主任的身份，能看到“刚译出尚未送给胡宗南的来电和未译发的去电。如蒋介石发给胡宗南的电令和胡宗南给蒋介石的胡部作战计划、兵力部署、部队调动等来去电文”，很多机密电报都是在胡宗南未看到之前戴中溶即已读过了。通过从熊向晖和戴中溶两处得来的情报，王石坚便完全掌握了胡宗南的全部核心机密，加之由其他渠道获得的情报，使得在延安的党中央对西安的情况了如指掌。
后来，在胡宗南进攻延安前夕，熊向晖因要随同其指挥部前进，向王石坚表示无法继续提供详细情报，王石坚表示，“主要的战略情况已搞清，细节会由别人查”。当然，也不能说当时中共的西安情报都是得益于王石坚情报系统，仅从现公开的材料上我们即知道，在胡宗南进攻延安前夕的西安，中共情报机构另外还有西安情报处系统（王超北负责，属中央情报部）、西安通讯工作组（王敦英负责，受中央情报部和陕西省委双重领导）、西安交通站（吴柏畅负责），这些情报组织同样也做出了很多贡献，但就深入敌人内部的程度和获得的情报层次来看，还是以王石坚系统为最突出。正是因为这些情报人员的努力，转战陕北的周恩来才会说：“我们在西北战场上每天都有能用的东西。” 1947年9月，设在北平顺天府东街的王石坚系统秘密电台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破获，报务员李政宣叛变，敌特机关通过逆用这部秘密电台，掌握了西安情报组织的情况，王石坚因此被捕。第二次被捕后，王石坚没能经受住考验，很快就叛变了，写了自白书，把他为共产党做情报工作的详细经过及他领导的华北、西北、东北全部情报组织、地下工作人员及领导人、五部地下电台、报务员、译电员、交通员及他所知道的有关地址都全盘托出，导致44名地下情工人员（大部分是共产党员）被捕入狱，牵连被捕123人。许多人遭到严刑拷打，被判徒刑。著名的“雨花台五烈士”谢士炎、丁行之、朱建国、赵良璋、石淳就是因此案而壮烈捐躯。
王石坚叛变后追随国民党特务机关逃到了台湾，并在特务机关中任少将，后病死。
是否被捕叛变?
据熊向晖在2000年所写的《周恩来、李克农和我党情报史最辉煌的篇章 ──揭穿王珺对“王石坚事件”的胡言乱语》一文中，有这么一句话： “ 中央调查部和党中央从未给王石坚定性。至于为何不给他定性，我不作解释。”

王世坚柯文哲什么关系

台湾省。柯文哲和王石坚在台北政坛是死敌，两人在议会经常交火。他们的敌人是什么时候和好的？据台湾《钟石电子报》报道，柯在节目中爆料。2015年，他刚刚上任。因为台北广清市场的屋顶拆除问题，他迁怒于带着摊贩表达情绪的王石坚，并要求警察把王石坚带出去。只有这样他们才会翻脸。然而，王石坚回应说这是无稽之谈。

日前，柯文哲接受采访，认为王石坚是老参议员，想以新市长的身份欺负他，很霸道。没想到他拍桌子叫警察把王送出去，让他很没面子。但是王石坚说，柯·文哲在胡说八道，因为他正要打仗。“那天要不是有人拉我，他早就被我打了！我看不起人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