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初，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调任远征军司令长官，从湖北恩施抵达云南昆明，再往楚雄开设司令部，毕竟远征军最先接受美械，如此大抓军权的活怎可落入他人之手，军中头号嫡系嘛。问题是陈诚走了，谁来接替战区职务呢？杂牌二级上将孙连仲，被保举出任第六战区代理战区司令长官（1944年转正）。
（孙连仲）
孙连仲较早投到陈诚门下，所以也是原西北军将领中，能够被老蒋认可的寥寥几人之一（还一个得算刘汝明），加之抗战初期作战努力，否则不可能准其出任大多数为中央军的第六战区军事主官。六战区驻防鄂西、湘西和川东，直接拱卫着重庆大后方，位置堪称极为重要，著名的“常德会战”期间，战场最高指挥官就是孙连仲。
但是你以为孙连仲就能够说了算了吗？非也，真正在六战区掌握实权的，连副司令长官吴奇伟、黄琪翔都不行，而是参谋长郭忏中将，土木系“四大金刚”之末。原因很简单，代司令长官是杂牌、两个副司令长官也是粤系，只有郭忏才是真正的嫡系和心腹，陈诚就算去了云南，也不可能真正在六战区放权。
（郭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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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孙连仲在1943年5月爆发的“鄂西会战”中表现很一般，先是对横山勇的判断有误，另外就是各级部队长仍然唯郭忏马首是瞻，会战初期简直是一团糟。无奈之下，老蒋只好急调陈诚临时赶回恩施指挥作战，这才渐有起色，而到了10月间的“常德会战”时期，尽管孙连仲对日军动向的判断基本靠谱，各级部队长还是不那么听招呼。
至于吴奇伟和黄琪翔两位副司令长官，对作战基本插不上手，实际上，许多杂牌出身的战区司令长官、集团军副总司令、乃至于副军长副师长，都属于“虚职”，那就是将领的级别和资历较高，又不能让他们掌握兵权，所以纷纷安排副职“供起来”。当时各战区有一堆副司令长官，有的可能大家都没听过，原因就是存在感太低。
无独有偶，在相邻的第九战区，第三次长沙会战之前战斗序列是：司令长官薛岳，副司令长官王陵基、杨森和罗卓英，参谋长是吴逸志。那么薛岳以下谁的实权最大？别被《长沙保卫战》带沟里去，真正有实权的既非挂三颗星的两个川军将领（均为陆军中将加上将衔），也不是薛岳的密友吴逸志中将，而是陆军中将罗卓英。
因为罗卓英是土木系“四大金刚”之首，是中央军嫡系中的嫡系，远比另外几个人更得老蒋和陈诚的信任，他不能出任司令长官，无非是衔级不够（战区主官至少是中将加上将衔）和打仗不如薛岳而已。某种意义上，罗卓英就是陈诚在第九战区的影子，监军一般的存在，也是中央军嫡系部队的带头大哥，因为严格来说，薛岳和吴逸志都属于杂牌的粤军系统。
（罗卓英）
仅仅两个战区的情况就不尽相同，说明什么问题？那就是军事主官以外，副职和参谋长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不能简单地比“谁大”，而是要分为两个频道去判断和分析：第一，就衔级来说，绝大多数情况下副职高于参谋长，一旦其他部队主官出缺、或者本部主官伤亡，继承军事指挥权的基本都是副职。
所以薛岳在第三次长沙会战的命令电中，特意说明“职如战死，以罗副司令长官接任”，而不可能是自己的心腹吴逸志，因为那不符合程序，也不是那俩川军大佬，因为他们指挥不了中央军。从另外一个层面说，参谋军官虽然多谋，但不一定善断，未必是军事主官的合适人选，这一点就不展开说明了，懂得自然懂。
（吴逸志）
第二，就权力来说，则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也就是要看参谋长是否为嫡系、是否为主官亲信等等，如果条件都满足，则在军事主官没有变动的情况下，参谋长是非常有实权的，对副职只维持表面上的尊重。如果副职还是前文所说的“虚职”，那就更不用说了，比如郭忏虽然不太会打仗，但是六战区的人事、财政和装备分配权，通通把持在手里，孙连仲也无可奈何。
当然，这是由国民政府军队的特殊性质所决定的，那就是中央军嫡系、旁系和杂牌的派系纷杂，以及老蒋和手下“任人唯亲”造成的，比如刘峙抗战后期出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就是奔着接班去的，连李宗仁都拿他没有办法，何况桂系出身的参谋长徐祖贻呢？果然，1945年初刘峙就转正了，李宗仁被明升暗降削去了兵权。
（黄琪翔）
我军则是军政双首长制度，所以在军事主官、副职和参谋长之间，还存在政委这一职务，关于军政主官之间的关系，之前也有说明，不赘述了。战争年代，作战为第一要务，因此司令员、政委和参谋长是最重要的三个位置，副职的存在感并不高，比如二野的刘邓李、四野的林罗刘等等首长，在各类电文中多有体现。
但实际上，副司令员们的资历普遍要高于参谋长，比如华北军区的副司令员徐帅、三野的副司令员粟大将、包括东北野战军副司令员肖劲光大将、吕正操上将、周保中等等。这里面也要分为两种情况，第一是组织上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的任命，在司令员确定后综合考虑后的副职人选，第二也有出于其他因素的考虑，比如一野副司令员、起义将领赵寿山。
（薛岳和吴逸志）
因此就衔级来说，我军的副职普遍要高于参谋长，四大野战军的参谋长，在1955年年授衔时最高仅为上将，比如李达、陈士榘、刘亚楼等等，一野参谋长阎揆要还是中将，而野战军副司令员授衔者，至少也为上将，这就是差距。那么战争年代，副职和参谋长到底谁的权力更大呢？其实很简单，看“前委排名”即可。
举个例子，第四野战军前委（由东北野战军前委改组而成）以林彪为前委书记，前委委员名单为：林彪、罗荣桓、谭政、萧克、陶铸、萧劲光、程子华、刘亚楼等八人，这个排名就可以解释一切问题，因为我们的宗旨是“党指挥枪”，部队里面党的“前敌委员会”才是最重要的决策机关，可以发现，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实际排名最后，尽管在作战期间他的分量更重些。
但是这个分量，其实是“专业领域”的权力范围，跟党内排名不是一回事，战争期间，参谋长是代表司令员下达作战命令，那么前委排序在刘亚楼之前的肖劲光、程子华和肖克等司令员，也必须执行命令，这是不含糊的。但是在其他领域，另外几名前委委员的分量，就要高于刘参谋长了，所以不可以简单地评论“谁更大”。
到了和平年代，没有了那些复杂的因素，参谋长的权限就要低于副职了，基本的晋升顺序就是参谋长、副职、军政主官，比如在个集团军内部，军长、政委和副军长基本都是少将衔，而参谋长是有可能出现“大校”的，不经过副职这一级别，也很少有参谋长直接提拔为军事主官的，和平时期的原则是“按部就班”。
不过得说明一下，我们讨论的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战争年代与和平时期都存在特例，不能以个别现象来推翻普遍标准。
（陕军赵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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