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梅村：中亚锡尔河北岸的康居王庭_西域_康居_锡尔河

中亚锡尔河北岸的康居王庭[1]

林

梅

村

内容提要

本文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探讨锡尔河北岸的康居王庭和粟特古城。我们的结论是：第一，1968年锡尔河中游北岸，以及2001年撒马尔干城郊外发现的游牧人偏洞室墓，当即康居古墓；第二，2004年锡尔河支流阿雷西河畔库勒塔佩遗址发现15块康居国粟特文粘土砖。这里水草丰美，并发现粟特铭文，当即康居王冬都“蕃内地”；第三，康居王夏宫“乐越诺地”在今锡尔河中游北岸讹答剌城附近。此城与康居王冬都“蕃内地”（今库勒塔佩）直线距离约134里，与《汉书·西域传》说康居两王庭相距“一百五十九里”完全相符；第四，卑阗城本为康居境内一座粟特城镇。粟特人摆脱康居国统治独立后，卑阗城成为石国都城。故址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市西南80公里的康卡古城。张骞出使西域时觐见康居王当在卑阗城。

康居国是汉代西域三十六国之一，上层统治者是锡尔河北岸的斯基泰游牧部落，逐水草而居，无宫室城郭。伊朗设拉子附近古波斯王宫波斯波利斯28国贡使造像中有斯基泰贡使浮雕像。1968年以来，在锡尔河北岸和撒马尔罕城郊外相继发现游牧人偏洞室古墓，当即康居人古墓。康居国下层百姓是锡尔河南岸的粟特人，定居于河中地区沙漠绿洲城邦，以擅长经商而闻名于世。汉魏时期，粟特诸城邦在康居统治下，故中国史书起初称之为“康居”。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对策曰：“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广览兼听，极群下之知，尽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此太平之致也。”[2]由此可知，张骞通西域之前康居商人已到长安。

2004年以来，在锡尔河支流阿雷西河畔库勒塔佩遗址（今哈萨克斯坦奇姆肯特市西约54公里）陆续发现15块康居国粟特铭文砖。这里水草丰美，并发现最早的粟特文，当即《汉书·西域传》所记康居王的夏都“蕃内地”。我们还认为，康居王冬宫“乐越诺地”当即《大唐西域记》所记“恭御城”，在今锡尔河与阿雷斯河交汇处的讹答剌。此地东距蕃内地约134里，与《汉书·西域传》说康居两王庭相距“一百五十九里”相符。北魏年间，粟特摆脱康居统治而独立，卑阗城成为石国都城，故址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市西南80公里康家古城。草拟此文，见教于海内外研究者。

一、锡尔河北岸和撒马尔罕近郊的康居古墓

锡尔河与阿姆河是亚洲中部最大的内陆河，两河之间称之为“河中地区”，堪称中亚文明的摇篮。锡尔河发源于帕米尔高原，由费尔干纳盆地东部的纳伦河、卡拉河汇流而成，流经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三国，最后注入咸海，全长2212公里。中亚地区农牧分界线就在锡尔河流域。

锡尔河北岸大草原是康居、突厥、葛逻禄等古代游牧民族的牧场，而河中地区沙漠绿洲则是粟特、花拉子模等农耕者的家园。中亚泽拉夫善河流域的粟特人操东伊朗语，以擅长经商而闻名于世。古波斯碑铭和古典作家称为Sogdian（粟特人），中国史家习称为“昭武九姓”。康居人为斯基泰人的后裔，亦操东伊朗语。公元前2世纪，康居人游牧于锡尔河北岸戈壁草原，并对河中地区沙漠绿洲的粟特诸城邦实施统治，故中国史书最初将“粟特”称作“康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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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苏联考古学家马克西莫娃（A.G.Maksimova）在塔什干市西南103公里锡尔河北岸的查达拉墓地发掘了一批古代偏洞室墓。 [3]随葬品颇具游牧民族文化特征，包括长剑和短剑、斯基泰式青铜鍑、马衔和各类陶器，年代断在公元1～4世纪（插图001）。 [4]历史上，许多古代游牧部落在此地游牧，因此，发掘者不能断定这个游牧人的墓地究竟属于康居人、匈奴人，还是大月氏人。

插图001 锡尔河北岸查达拉墓地游牧人古墓及出土文物

2001年，法国考古队在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城东北郊外科柯塔佩（Kok-Tepe）墓地发掘了一座偏洞室墓，墓葬形制和随葬品与锡尔河中游查达拉墓地相同（插图002）。科柯塔佩古墓出土的汉代四乳四虺镜，流行于西汉晚期及王莽时期（约公元前1世纪）。 [5]法国考古学家罗宾（C.Rapin）认为，墓主人是中亚草原塞克—萨尔马提亚王子（Laprincesse saka-sarmate）。 [6]这个说法不完全正确 。

插图002 撒马尔罕城郊外游牧人古墓及随葬品

2004年，波杜什金（A.N.Podushkin）在奇姆肯特市西北54公里沃尔达巴斯（Ordabasy）县库勒塔佩附近发现古代游牧人墓地。其中一座偏洞室墓保存完好，墓穴底部呈矩形（长３米，宽２米，深1.3米）。墓主人身高达２米。随葬品计有：长短铁剑、斯基泰式弓箭和各类陶器。正如波杜什金指出的，这座墓的主人即中国史书记载的“康居人”。 [7]

插图003 塔什干博物馆藏素连弧纹镜与蒙古高原匈奴墓、塔拉斯河肯科尔墓地出土汉镜

苏联考古学家伯恩斯坦在中亚塔拉斯河上游肯科尔（Kenkol）墓地发现偏洞室游牧人古墓，随葬汉代素连弧纹镜（插图003右）。 [8]这个地方位于康居国东部，今属于吉尔吉斯坦西境多鲁诺村。这个墓地的随葬品有匈奴艺术风格，发掘者伯恩斯坦认为是公元2～3世纪西迁匈奴人古墓。 [9]不过，扎德尼普罗夫斯基认为，肯科尔墓地应视为康居土著居民受匈奴文化影响的一个实例。 [10]

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地区出土过一面类似的汉镜，学界通称“素连弧纹镜”，现藏乌兹别克斯坦国立历史博物馆，年代定在公元1世纪（插图003左上，黄珊拍摄）。河北定县北庄汉墓出土素连弧纹镜与刻有“建武卅二年（56年）二月”铭文铜弩机同出， [11]那么，素连弧纹镜定在公元1世纪是可信的。蒙古高原匈奴墓亦发现素面连弧纹镜（插图003左下，作者拍摄），现藏乌兰巴托蒙古国立历史博物馆。匈奴郅支单于西迁中亚在公元前1世纪，而肯科尔游牧人墓地的年代在公元1世纪，那么，塔拉斯河肯科尔墓地的主人当为康居人。

二、康居国粟特铭文所见粟特古城

哈萨克斯坦奇姆肯特市西54公里阿雷西河畔有一个古代遗址，今称“库勒塔佩遗址”，地理坐标N42°29.532′，E68°57.756′。1964年，哈萨克斯坦考古学家波杜什金首次发现该遗址，年代起初定在公元4～14世纪。不过，2004年以来，波杜什金在库勒塔佩陆续发现15块粟特文粘土砖，年代在康居国时期（约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4世纪），今称“库勒塔佩铭文”（KultobeInion）。2006年，法国中亚考古学家葛乐耐（FrantzGrenet）邀请英国伊朗学家辛姆斯·威廉姆斯（NicholasSims-Williams）合作研究库勒塔佩铭文，并在哈萨克斯坦东方学研究所杂志（Shygys）发表了初步成果。 [12]

2007年，他们又邀请波杜什金合作研究库勒塔佩铭文，研究成果刊于《法兰西学院金石美文杂志》。据辛姆斯·威廉姆斯考证，库勒塔佩铭文是目前所知最早的粟特文（插图004）， [13]甚至早于20世纪初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M.A.Stein）在敦煌汉长城发现的粟特文古书信，1948年，英国伊朗语学家亨宁（W.B.Henning）将这批粟特文古书信断在公元4世纪。 [14]库勒塔佩古城共发现15块粟特文粘土砖，目前只解读了10块。其中，第1～4号砖铭提到一些粟特古城。辛姆斯·威廉姆斯的解读如下 ：

插图004 库勒塔佩古城出土粟特文砖铭

1号粟特砖铭读作：“石国定居者（c c nn pc）……史国（kšy n k）……笯赤建（nawak-methan）……指挥官。”

2号粟特砖铭读作：“这座……城属于石国（c c nn pc）将军（sp δny）本人。”

3号粟特砖铭读作：“这座城市……杀死（？……）分配给定居者（n p）的土地……那黑沙不的（nxšpyk）……和……”

4号粟特文砖铭读作：“这座城市是将军（sp δny）兴建的，……的儿子……。他去那儿，所以分配给定居者（n p）的土地和分配给游牧民（wδ nn p）的土地很可能……，撒马尔罕（sm rknδc）领主、史国（kšy n k）领主、那黑沙不（nxšpyk）领主和笯赤建（nawak-methan）领主都同意了，然后，他把所有珍宝和……和分配给他的土地都据为己有。” [15]

耐人寻味的是，库勒塔佩铭文将康居国民分为“定居者”和“游牧民”两类。定居者（粟特语n p）指康居国的粟特人，而游牧民（wδ nn p）则指康居国统治者斯基泰人。锡尔河中游查达拉和撒马尔罕城郊游牧人古墓的主人，当即康居国统治者。

库勒塔佩铭文提到石国、史国、撒马尔罕、那黑沙不、笯赤建（葛乐耐释作“忸密”）凡五个中亚古城。其中四城在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如粟特语城名c c n（者舌），即石国粟特胡语名称，在塔什干市西南80公里肯卡塔佩（Kanka-tepe）古城。史国（kšy n k）在卡尔希市附近沙赫里萨布兹（Shahrisabiz）古城，或称“碣石”。撒马尔罕城（sm rknδc）在撒马尔罕城附近阿弗拉西亚卜古城，或称“康国”。那黑沙不（nxšpyk）在卡尔希市（Qarshi），或称“小史”。 [16]

库勒塔佩铭文砖两次提到粟特城名nawak-methan（1号和4号）。葛乐耐根据中亚史料推测，这些粟特铭文砖原来可能砌筑在城门上。他还在论文中提出，nawak-methan即《魏书·西域传》所记布哈拉的别称“忸密”。这个说法不一定正确。10世纪末阿拉伯作家纳尔沙希（Narshakhi）《布哈拉史》提到布哈拉两个别称，分别写作numijkath或bumičkath。 [17]前者就是《魏书·西域传》所记“忸密”，后者则为《汉书·西域传》所记粟特五城之“附墨城”，皆指布哈拉城而言。 [18]该古城在布哈拉市以西40公里处，占地面积约9公顷，今称“瓦拉赫沙”（Varakhsha）古城。 [19]

我们认为，nawak-methan指锡尔河北岸的粟特城邦“笯赤建”。《大唐西域记》记载：“恭御城南行四五十里，至笯赤建国；从笯赤建国西行二百余里，至赭时国（唐言石国）。” [20]据马松调查，石国故都在塔什干市东南80公里康卡古城，南距锡尔河约8公里。 [21]605年，石国迁都至塔什干市东南15公里明格鲁克（Mingurjuk）古城。这座古城始建于5世纪，至605～705年间成为石国首都。该古城相当宏伟，占地面积达100公顷。正如《大唐西域记》所言，“赭时国周千余里。西临叶河（今锡尔河），东西狭，南北长。土宜气序，同笯赤建国。城邑数十，名别君长，既无总主，役属突厥。” [22]贞观三年（629）玄奘西行访问的赭时国当在今明格鲁克古城。石国宫廷和衙署在古城中心阿克塔佩(Ak-tepe）。天宝九年（750）高仙芝远征中亚，诱降石国国王那俱车鼻施，送至长安献俘，就在这座宫殿遗址。玄奘说“笯赤建国西行二百余里，至赭时国”，方向恐有误。笯赤建实际上在石国西北二百余里。

关于石国（今塔什干绿洲）至白水城之路，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道里邦国志》记载：“从石国（今塔什干东南15公里的明格鲁克古城）至银矿为7法尔萨赫，银矿就是伊拉格（Ilāq）和比良坎克（Bilānkank），再从银矿至铁门（Bābal-Hadid，今讹答剌城）为2密勒（Mil），再至库巴勒（Kubāl）为2法尔萨赫，再至鹤尔凯尔德（Gharkard）为6法尔萨赫，再至白水城（Isfījāb，今赛兰城）为4法尔萨赫，白水城是荒野。从石国至白水城为13法尔萨赫。”在阿拉伯地理志中，碎叶城亦称“库巴勒”，与《道里邦国志》所记“库巴勒”不在一个地方。《道里邦国志》所记“库巴勒”在铁门之东2法尔萨赫，我们认为此城当即玄奘所记“笯赤建城”。据哈萨克斯坦《丝绸之路申遗材料》，讹答剌东南70公里阿雷西河畔有大片古代遗址，今称“和卓·阿哈麦德·亚萨乌伊遗址群”（HodzhaAkhmed Yassaui archaeologicalcomplex），年代约在4～14世纪。该遗址群西北300米即近年发现粟特文砖铭的库勒塔佩（Kultobe）遗址，玄奘所记“笯赤建城”及阿拉伯地理志所记“库巴勒”，当在阿雷西河畔和卓·阿哈麦德·亚萨乌伊遗址群。 [23]

三、锡尔河北岸的康居王庭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时，访问过大宛国西北的康居国。关于康居国的地理范围，《史记·大宛列传》记载：

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去汉可万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有蒲陶酒。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有城郭屋室。其属邑大小七十余城，众可数十万。……其北则康居，西则大月氏，西南则大夏，东北则乌孙，东则扜罙、于窴。……乌孙在大宛东北可二千里，行国，……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国，与月氏大同俗。控弦者八九万人，与大宛邻国。国小，南羁事月氏，东羁事匈奴。 [24]

大宛国在费尔干纳盆地，今乌兹别克斯坦国东境。大宛人为农耕定居民族，有城郭屋室；而乌孙、康居、奄蔡、大月氏皆“行国”，也即游牧民族，无宫室城郭。张骞时代，乌孙活动于新疆伊犁河上游和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东岸，奄蔡则在咸海和里海北岸草原游牧。张骞说“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那么，康居人游牧于锡尔河中游草原地带。游牧民族按照季节转换草场，故康居王有冬夏两王庭。《汉书·西域传》记载：

康居国，王冬治乐越匿地，［……里］到卑阗城。去长安万二千三百里，不属都护。至［乐］越匿地马行七日，至王夏所居蕃内九千一百四里。户十二万，口六十万，胜兵十二万人。东至都护治所五千五百五十里。与大月氏同俗。东羁事匈奴。 [25]

这段文字颇多讹误和阙文，据相关史料校勘如下。

《汉书·西域传》记载：“大宛国，王治贵山城，去长安万二千五百五十里。……东至都护治所四千三十一里，北至康居卑阗城千五百一十里。” [26]大宛至长安和大宛至卑阗城两个里程相加，可知卑阗城距长安“万四千里六十里”（12550－1510），并非《汉书·西域传》所言卑阗城“去长安万二千三百里”。大宛至都护治所和大宛至卑阗城两个里程相加，可知卑阗城“东至都护治所五千五百四十一里”（4031＋1510）。凡此表明，《汉书·西域传》所记康居国“东至都护治所五千五百五十里”，指卑阗城至都护治所的里程。班固是以卑阗城为地理坐标，介绍康居各地相对位置。因此，《汉书·西域传》康居国所记“至［乐］越匿地马行七日”和“至王夏所居蕃内九千一百四里”，指康居两王庭至卑阗城的里程。

插图005 康居王冬宫乐越匿地（今讹答剌城，努尔兰拍摄）

《汉书·西域传》记载：“乌孙国，大昆弥治赤谷城（今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东岸），去长安八千九百里。……东至都护治所千七百二十一里。西至康居蕃内地五千里。” [27]由此可得以下三组数据：

第一，康居王冬都乐越匿地与长安的相距是“万四千里六十里”，并非《汉书·西域传》康居国所记“万二千三百里”。如果乐越匿地至长安的里程减去赤谷城“去长安八千九百里”，再加上赤谷城“东至都护治所千七百二十一里”，那么，乐越匿地至都护治所为“六千八百八十里”（14060－8900＋1721）。《北史·西域传》记载：“悦般国，在乌孙西北，去代（今山西大同）一万九百三十里。” [28]悦般似为乐越匿之别译。《汉书·西域传》说：“康居西北可二千里，有奄蔡国。控弦者十余万人。与康居大同俗。临大泽（今咸海），无崖，盖北海云。” [29]奄蔡主要活动于里海和咸海北岸大草原。公元2世纪，奄蔡人成为康居附庸国。《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奄蔡国改名阿兰聊国，居地城，属康居。” [30]西方学者将“阿兰聊”比定为拜占庭史料的“阿兰”（Alan）， [31]那么，康居王冬都“乐越匿地”当在锡尔河中游与乌孙西北之间戈壁草原。

第二，《汉书·西域传》记载，乌孙赤谷城“东至都护治所千七百二十一里。西至康居蕃内地五千里”。这两个里程相加，可知康居王夏宫“蕃内地”至都护治所“六千七百二十一里”（1721＋5000）。如果乐越匿地至都护治所里程减去蕃内地至都护治所的里程，可知蕃内地西至乐越匿地“一百五十九里”（6880－6721）。

第三，《汉书·西域传》所记康居国“东至都护治所五千五百五十里”，指卑阗城至都护治所的里程。由此推算，乐越匿地至都护治所六千八百八十里，蕃内地至都护治所六千七百二十一里，而卑阗城西距康居王夏宫“蕃内地”一千一百七十一里（6721－5550），西距康居王冬都“乐越匿地”一千三百三十里（6880－5550）。

综上所述，《汉书·西域传》康居国条应该修订为：康居国，王冬治乐越匿地，［一千三百三十里，原文遗漏里数］到卑阗城。去长安万四千里六十里（原文误作“万二千三百里”），不属都护。至［乐］越匿地马行七日，至王夏所居蕃内一千一百七十一里（原文误作“九千一百四里”）。户十二万，口六十万，胜兵十二万人。东至都护治所五千五百五十里。与大月氏同俗，东羁事匈奴。

据余太山考证，蕃内地当即托勒密《地理志》（VI-16）所记Pialae， [32]但是他不能确定蕃内地究竟在锡尔河北岸什么地方。值得注意的是，库勒塔佩位于锡尔河支流阿雷西河南岸，水草丰美，并出有年代最早的粟特文，当即康居王夏都“蕃内地”。

四、塔什干绿洲的卑阗城

《汉书·西域传》以卑阗城为地理坐标，那么，卑阗城是破解康居地理之谜的关键。《汉书·西域传》有一封西域都护郭舜致汉成帝（公元前32～前7年在位）上书。文中说：“而康居骄黠，讫不肯拜使者。都护吏至其国，坐之乌孙诸使下，王及贵人先饮食已，乃饮啖都护吏，故为无所省以夸旁国。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贾市为好，辞之诈也。……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国，给使者往来人、马、驴、橐驼食，皆苦之。” [33]这些活跃于丝绸之路上的康居商人并非康居本族人，而是康居统治下的粟特人。康居人是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无城郭宫室。康居统治下的粟特人则为农耕民族，定居城郭之内。因此，卑阗城实乃康居境内一座粟特城镇。显然，库勒塔佩铭文提到的c c n（石城、石国）就指卑阗城。从读音看，卑阗城之名似源于粟特语βγδ n k-knδc（神庙之城）， [34]那么，卑阗城也许从当地一座祆祠逐渐发展而来。

《北史·西域传》记载：“者舌国，故康居国也，在破洛那（今费尔干纳盆地）西北。去代一万五千四百五十里。太延三年（437），遣使朝贡，自是不绝。” [35]者舌，《大唐西域记》称“赭时”或“石国”，那么，石国建于康居故地。《汉书·西域传》所记“康居五小王”无石国王，说明汉代石国在康居国直接统治下。十六国后赵建立者石勒（274~333年）祖籍中亚石国，有助于说明3世纪中叶石国已摆脱康居统治而独立建国。

关于石国（或赭时国），《大唐西域记校注》说：“大致范围为锡尔河支流Barak（Parak）河流域，此河现名Chirchik河。古赭时城当在距离今天Chirchik不远处之Binkath。此城全毁于蒙古时期。” [36]中山大学周连宽教授则把古赭时国都定在塔什干市西南50公里班那卡特（Benakat）。 [37]不过，据苏联考古学家马松（V.M.Masson）调查，石国古都在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市西南80公里康卡（Kanka）古城，南距锡尔河8公里，占地面积达200公顷。 [38]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605年，康卡古城一直是塔什干绿洲的政治文化中心，那么，康卡古城就是汉代康居境内的卑阗城。

康卡出土了许多粟特文钱币。其中一枚重3.7克，直径2.1厘米（插图006）。钱币正面为康居王胸像，背面有16～17个粟特铭文。读作č č n np čwnwnhwb，意为：“受到石国定居者赞美的胜利者。” [39]在粟特铭文中，定居者（n p）指河中地区沙漠绿洲的粟特人，而游牧民（wδ nn p）则指在锡尔河北岸戈壁草原游牧的康居人。这枚粟特钱币约打制于公元2～4世纪，那么，钱铭所谓“受到石国定居者赞美的胜利者”当指石国统治者康居王。

插图006 康卡古城出土粟特文康居钱币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时，访问过康居国。《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大宛［王］以为然，遣骞，为发导绎（译），抵康居，康居传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为胡所杀，立其太子为王。既臣大夏（今阿富汗西北马扎里沙里夫）而居，地肥饶，少寇，志安乐。” [40]张骞从别迭里山口（今新疆乌什县西北天山达坂）越过天山，至郁成城（今吉尔吉斯斯坦乌兹根市）、贰师城（今吉尔吉斯斯坦奥什市）、大宛国首都贵山城（唐代西鞬城，今乌兹别克斯坦纳曼干市西北25公里），西至康居国。 [41]然后，康居王派向导和翻译送张骞至阿姆河北岸的大月氏王庭。从铁门（今乌兹别克斯坦南境铁尔梅茨）渡阿姆河，至大夏国都蓝市城（今阿富汗西北马扎里沙里夫）。如果张骞觐见康居王之地在卑阗城（今康卡古城），那么，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路线当如下图所示（插图007）。 [42]

插图007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路线图

《汉书·西域传》记载：“大宛国，王治贵山城，去长安万二千五百五十里。户六万，口三十万，胜兵六万人。副王、辅国王各一人。东至都护治所四千三十一里，北至康居卑阗城（今康卡古城）千五百一十里，西南至大月氏（今乌兹别克斯坦铁尔梅兹阿姆河北岸）［三千］六百九十里。北与康居、南与大月氏接。” [43]《汉书·西域传》说贵山城至大月氏王庭的里程“六百九十里”显然有误。从现代地图看，两地之间的里程至少“三千六百九十里”，并不比卑阗城至大月氏王庭近多少。

张骞之所以舍近求远，取道康居国去大月氏，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康居国是粟特诸城邦的宗主国，必须经过康居王同意，张骞才能假道粟特去阿姆河北岸的大月氏王庭。第二，贞观末年，玄照法师西行求法亦走此路。所行路线“背金府（今兰州）而出流沙，践铁门而登雪嶺（今兴都库什山）。漱香池以结念，毕契四弘；陟葱阜而翘心，誓度三有。途经速利（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南康卡古城），过覩货罗（今阿富汗西北马扎里沙里夫），远跨胡疆，到土蕃国（今西藏）” [44]。玄照舍近求远，走沙漠之路并无政治因素。我们认为，当是季节原因。冬季无法走青藏高原的唐蕃古道，只好选择沙漠之路。

综合全文的讨论，我们似可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1968年以来，在锡尔河中游北岸和撒马尔罕城郊外发现的游牧人偏洞室墓，当即康居古墓。第二，2004年以来，在哈萨克斯坦锡尔河支流阿雷西河畔库勒塔佩遗址（今奇姆肯特市西54公里）陆续发现15块康居国粟特文粘土砖。这里水草丰美，并发现最早的粟特文，当即康居王夏都“蕃内地”。第三，康居王冬宫“乐越诺地”在《大唐西域记》所记“恭御城”。所谓“恭御”，即康居之别译，在今锡尔河与阿雷斯河交汇处讹答剌城附近。此城东距康居王夏都“蕃内地”（今库勒塔佩）直线距离134里，与《汉书·西域传》说康居两王庭相距“一百五十九里”相符。第四，卑阗城本为康居境内一座粟特城镇。《汉书·西域传》就以卑阗城为坐标，介绍康居国地理范围。粟特人后来摆脱康居统治而独立，卑阗城则成为石国都城。故址在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市西南80公里康卡古城。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时访问过康居国，张骞觐见康居王之地当在卑阗城（今康卡古城）。

注释

滑动查阅

[1]原文提交2016年10月21～24日韩国中亚学会在首尔举办的“中央亚细亚硏究的新动向”国际学术讨论会，并收入会议论文集。为了便于中国学者查找此文，承蒙《西域研究》重刊，谨致谢忱。我们还删去了原文关于唐代恭御城的考证，这部分内容可参见作者新发表的论文（林梅村：《通往恭御城之路 ——兼论中亚历史上的讹答剌城》，《江海学刊》2016年第2期，第169~172页）。

[2]〔汉〕班固：《汉书·董仲舒传》，中华书局，1972年，第2511页。

[3]A.G.Maksimova et al.，Drevnosti Chardari，Alma-Ata，1968.

[4]插图001引自〔匈〕哈尔马塔主编；徐文堪等译：《中亚文明史》第二卷，中国翻译出版公司，2002年，第379～380页。

[5]程林泉，韩国河：《长安汉镜》，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27页。

[6]C.Rapin，“La tombe d une princesse nomade à Koktepe près de Samarkand”，en collaboration avec M.Isamiddinov et M.Khasanov， Communication Académie des Inions et Belles-Lettres ，12 janvier 2001，pp.33-92(插图002引自该文)。

[7]陈俊锋：《哈考古学家发现古康居国将军墓》网络版，参见《北京文博》2004年7月12日网页。

[8]插图003引自哈尔马塔主编；徐文堪等翻译：《中亚文明史》第二卷，第378页。

[9]单月英：《匈奴考古学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12年，第327页。

[10]扎德尼普罗夫斯基：《亚历山大入侵后中亚北部的游牧人》，哈尔马塔主编；徐文堪等翻译：《中亚文明史》第二卷，第377～378页。

[11]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定县北庄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第2期。

[12]Nicholas Sims-Williams and Franz Grenet，“The Sogdian Inions of Kultobe”， Shygys (Almaty) ，2006，pp.95-111.

[13]Nicholas Sims-Williams，Franz Grenet，and Alexandr N.Podushkin，“Les plus anciens monuments de la langue sogdienne: les inions de Kultobe au Kazakhstan”， Compte-rendus de Ɩ Académie des Inions et Belles-Lettres ，2007［2009］，pp.1005，1025-1033（插图006引自该文公布的照片）。

[14]W.B.Henning，“The Date of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vol.XII，1948年，p.608.

[15] N.Sims-Williams and F.Grenet，op.cit.，pp.95-111.

[16]刘迎胜：《“草原丝绸之路”考察简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3期。

[17]Richard N.Frye (trans.)， The History of Bukhara .Translated from a Persian Abridgement of the Arabic Original by Narshakhi.Cambridge，Massachusetts: The Medieval Academy of America，1954，p.21 and120，note.103.

[18]阿富汗Bamiyan，《魏书·西域传》称“范阳”（冯承钧等编：《西域地名》，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0页），故知bumičkath就是《汉书·西域传》所记粟特城邦“附墨”的粟特语名称。

[19]1991年，南京大学刘迎胜教授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草原丝绸之路考察队访问过该古城，认为始建于公元前3世纪，7～8世纪达到鼎盛，直讫11世纪，见刘迎胜：《“草原丝绸之路”考察简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3期。

[20] 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第81页。

[21]V.M.Masson，“Pre-Islamic Central Asia”， Encyclopaedia Iranica ，vol.II，Fasc.3，1986，pp.308-317.

[22]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第83页。

[23]林梅村：《通往恭御城之路——兼论中亚历史上的讹答剌城》，《江海学刊》2006年第2期。

[24]〔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72年，第3160～3161页。

[25]〔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72年，第3891～3892页。

[26] 〔汉〕班固：《汉书》，第3894页。

[27] 〔汉〕班固：《汉书》，第3901页。

[28]〔唐〕李延寿：《北史》，中华书局，1975年，第3219页。

[29]〔汉〕班固：《汉书》，第3893页。

[30]〔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72年，第2923页。

[31]〔匈〕哈尔马塔主编；徐文堪等译：《中亚文明史》第二卷，第379～380页，第375页。

[32]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要注》，中华书局，2003年，第125～126页。

[33]〔汉〕班固：《汉书》，第3892～3893页。

[34]B.Gharib，Sogdian Dictionary，Tehran: Farhangan Publication，2004，p.101.

[35]〔汉〕司马迁：《北史》，第3225页。

[36]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第83页。

[37]周连宽：《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中华书局，1984年，第97 页。

[38]V.M.Masson，“Pre-Islamic Central Asia”， Encyclopaedia Iranica ，vol.II，Fasc.3，1986，pp.308-317.

[39] B.Gharib，op.cit.，p.101；Edward Rtveladze，“Pre-muslim Coins of Chach”， Silk Road Art and Archaeology ，Kamakura，vol 5.1998.

[40]〔汉〕司马迁：《史记》，第3158页。

[41]刘迎胜：《“草原丝绸之路”考察简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3期。

[42]本文所用《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路线图》，根据谭其骧《西汉时期全图》（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地图出版社，1974年，第13～14页）改绘。

[43]〔汉〕班固：《汉书》，第3894页。

[44]王邦维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华书局，1998年，第10～19页。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来源：《西域研究》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