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福建大规模全面调查、整理、出版历代文献典籍——《八闽文库》全媒体出版工程又一重要成果——《福建民间契约文书》全球首发，海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围绕东南地区民间文书的丰富内涵和特殊价值展开热烈讨论。
“眼光向下”看见活生生的历史
文 ｜ 葛兆光
葛兆光（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历史学系）
2020年12月，《八闽文库》出版第一辑，当时我曾经用“包容”“创新”“开放”而又“传统”这四个词来概括福建文化的特色，也曾经说到《八闽文库》在保留历史记忆和守护地方文化上的意义，对《八闽文库》的出版抱有极大的期待。两年来，尽管病毒肆虐，疫情蔓延，而《八闽文库》的编辑出版仍然持续，这真是令人鼓舞。现在，《福建民间契约文书》五十册又即将面世，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
近年来，我越来越感到福建在中国文化中的特别意味。我是研究历史的，总是会想到福建的地，是背山而面海，福建的人，是移民加上土著，福建的历史，是延续唐宋中原传统，又开创明清海洋文化。这种多样、交错与融合的因素，造成福建文化既传统又开放的特色。《八闽文库》正是在汇集地方性古典文献中，呈现和传承着这种独具一格的福建文化。
说到这一点，请允许我用一个私人故事作为例证。我家在福州黄巷葛家大院。老宅的葛家，曾经被传说祖上是明代来自古麻剌朗国也就是如今的菲律宾棉兰老岛，因此，葛家大院也曾经被说成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例证。但是，前些年我曾经根据洪塘葛家墓地的碑刻，证明葛家祖上是永乐年间的进士，《明实录》里面有他的名字，可见葛家本是来自北方的移民，时代比古麻剌朗国王来华还要早。因此，所谓葛家来自古麻剌朗，只是一个美丽的误会。但恰恰在这个误会中，大家可以想象到福建的文化，其实正是来自北方移民带来的传统中原文明，和漂洋过海而来的外来文化交错互动，也许，它正象征着福建必须守护传统，又对外开放。
说到《福建民间契约文书》，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我越来越感受到近年学术界文化界的新趋势。这个新趋势，一方面包括“眼光向外”，开拓中国与域外的研究，正如我过去提倡的“从周边看中国”和“以亚洲作为历史视野”，宋代以后的福建，作为环东海南海区域的节点，始终是牵动环东海南海神经的关键，也是中国与域外海洋交往的出发点；另一方面，这个新趋势也包括“眼光向下”，也就是从历史聚焦于王朝政治和精英文化，转向社会底层与日常生活。这种自20世纪初梁启超以来就始终提倡的方向，更需要广泛发掘社会生活史的资料。而《八闽文库·福建民间契约文书》部分，一定会大大促进这一领域的进展。不要认为这只是一些草根的、底层的、边缘的历史，其实，现代的历史学，就像法国年鉴学派不断转型中显示出来的那样，不仅要关注“阁楼”，也同样要关注“地窖”。在地窖中，其实隐藏着更深刻的传统、经验和生活，这正是活生生的历史，因此它也是国际学界普遍关心的领域，而这方面福建正好有得天独厚的文献遗存。
非常高兴《福建民间契约文书》的出版，衷心祝愿《八闽文库》编纂出版研讨会给《八闽文库》下一步要继续编辑出版的部分，提供更好的经验和建议，共同努力把这项了不起的工程做好。
《福建民间契约文书》收集、整理与出版过程
文 ｜ 郑振满
郑振满（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
展开全文
《福建民间契约文书》正式出版了，并在福建省委宣传部、海峡出版发行集团和福建人民出版社的精心安排下召开了新书发布会。作为《福建民间契约文书》的主编，我分享下这套书收集、整理和出版的过程。
这套书收录的民间契约文书，包括契约、账簿、收据、税单、分家文书、礼仪文书、诉讼文书，等等。这些契约文书都是传统社会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文字凭证，反映了民间社会利用文字处理日常事务的悠久传统，可以说是中国特有的写本文献和民间历史档案，对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从学术史上看，我的老师傅衣凌教授最早研究民间契约文书，开创了“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1939年，傅先生随福建省政府内迁永安山区，在一座老宅中发现了一箱契约。他后来用这些契约研究明清以来的农村社会经济，撰写了学术名著《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在国内外学术界有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从最近几十年的学术发展看，全国各地发现了不少民间契约文书，每年都有不少相关新书整理出版，也有不少国家级和省部级的研究计划。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各地政府主导的重点文化工程中，契约文书一般都不列入“乡邦文献”的整理规划，也就是说并不进入地方经典文献整理的视野，在这方面，《八闽文库》开了先例，可以说是一大创举，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关注《八闽文库》的朋友会知道，这套书是《八闽文库·专题汇编》的第二种。按照出版计划，《福建民间契约文书》规模将达到100册，本次推出的是第一批，共50册。第二批和第三批已经开始编辑，大约2023年、2024年可以全部出版。
就《福建民间契约文书》本身而言，相对于已经出版的各种民间契约文书，它有几个显著的特点：第一点，这套书收录的契约文书，主要来自于田野调查，反映了民间契约文书的“原生态”，具有特别重要的史料价值。第二点，在契约文书的整理过程中，我们特别注重原有的文书系统，尽可能维护和再现原始保存状态。第三点，在编辑过程中，我们采用属地和归户、归物相结合的三级编辑体例，建立了契约文书整理、出版的新范式。
关于这套书，还有几点需要说明。
首先，第一批50册的资料，都是在福州市永泰县收集的，这离不开永泰县各级政府和当地乡亲的配合和支持。永泰县为了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专门设立了古村落保护办公室，邀请我们到永泰开展历史文化遗产调查，为我们收集契约文书提供了很多有利条件。
其次，第一批11卷的分卷主编，都是厦门大学历史系的学生。他们全程参与了永泰契约文书的收集、整理和编辑过程，有的还用这些资料撰写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因此，通过这项工作，培养了一批现有专长的年轻学者，这可以说是我们的最大收获。
最后，《八闽文库》的编辑团队，全程参与每一卷契约文书的拟题、编目、编号和编辑体例的研讨过程，付出了许多心血。我有必要代表我们的全体分卷主编，对海峡出版发行集团和福建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团队表示衷心的感谢！
跨区域研究价值很高
文 ｜ 王振忠
王振忠（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最近数十年，各地陆续发现了大批民间历史文献，而厦门大学则是民间历史文献研究的学术重镇。《福建民间契约文书》中收录的民间文献种类不少，涉及的内容颇为丰富，对各类文献的解题也相当到位，印刷也很精美。比如说，明朝万历十一年碓头村山场图、清嘉庆十一年八月卢温两姓争控图说，不仅资料极为珍贵，而且以高清彩色图幅展示，可以最大限度地让研究者看到民间历史文献的原貌。这些资料对于福建区域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在这方面，郑振满先生和他的团队已有不少比较全面、深入的研究，毋需赘言。
《福建民间契约文书》中的9-2-6-5号，是民国五年九月杨声斗等的投状。这个投状说的是福州府永泰县三十六都姓杨的一个人，向显佑伯都城隍公爷的投状，非常有意思。这让人想到《闽都别记》等福州地方文献中的一些记载，也让我联想起2019年在莱顿大学图书馆读到的一些东南亚契约，其中也有类似的资料。因为作为省城和府城，由于人群的流动和定居，福州的民间信仰与福州府属县乃至整个福建省各县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这份文书，对于研究福州府城的民间信仰有着相当重要的学术价值。除此之外，此类文书还具有跨区域比较研究的一些意义。
不久前召开的第六届“徽州文书与中国史研究”学术研讨会上，安徽师范大学的一位学者专门研究徽州的投状文书。他认为：“在民间纠纷发生后至正式面官起诉前，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投鸣特定对象以调处纷争，并为正式诉讼预留证据。”为此，他对投状文书做了比较细致的研究，不过他认为，投状文书目前只见于徽州。如果我们看了《福建民间契约文书》，就会清楚，投状文书应当在不少地方都有遗存。永泰县的这份文书虽然是向城隍老爷告阴状，与阳世间的情况有所差别，但它当然也应当是人世间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投状的一种折射，这一点，可以与徽州文书中众多的投状比照而观，进而加以深入探讨。
从这个小例子可以看出，《福建民间契约文书》的出版，本身也超越了福建区域史研究的范畴，具有跨区域研究的学术意义。我想，随着永泰等地文书的进一步披露，一定会对福建区域史研究和国内民间历史文献的收集、整理和研究，起到进一步的推动作用。
原生态编排方式的价值
文 ｜ 丁荷生
丁荷生（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八闽文库》编辑出版团队决定整理、出版《福建民间契约文书》，是件功德无量的文化工程。这些资料都是“原生态”的，对学术研究有不可思议的引领作用。
我与葛兆光先生在《八闽文库》的总序中提出的许多重要想法有很强的共鸣。我们原有关于中国历史的知识，都是依靠典籍化的图书馆中的资料。现在这些契约文书都是从乡下找到的，拓展了我们的学术视野。郑振满老师的序言提到，“官有政法、民有私约”，这些“私约”就是我们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手资料。
我特别欣赏《福建民间契约文书》的编排方式，特别是重视原来的“包契纸”。“包契纸”的存在说明了这些资料有它自己的整理原则。通过分析这些资料的组织方式，我们可以得到很多对民间社会的新理解。我刚知道第一批已经出版了五十本，但目前我只看到珠峰村的第一本，不知道还有哪些村的资料。我们的图书馆应该买这套书，我认为所有汉学图书馆都应该买。
福建人民出版社已经出版了《庄寨密码》，可以帮我们解读永泰契约文书的内容。我也希望今后有更多的研究成果出版，尽量利用新的资料开展新的研究。比如，明朝永泰的屯田、移民进入山区的过程，以及这两批人如何进入当地的里甲系统。还有，当地人在开发山区之后，到城里去发展，最后又到村里投资，我们非常希望了解这个过程。研究这些问题，可以让我们对中国的社会史、经济史、日常生活史有更深入的理解。
我还没有机会去永泰，但我看到《庄寨密码》有很多照片，让我想起了世外桃源，很值得去看。我特别感兴趣的是盖洋村的宗族组织、清水祖师的仪式联盟，因为我感觉这些资料可以反映山区的社会组织，可以看到山区和城镇的经济来往。这些资料的价值是难以估量的，真的是很了不起的发现。
“以人民为中心”的文献宝库
文 ｜ 赵世瑜
赵世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八闽文库·福建民间契约文书》的出版，不仅是出版界的盛事，也是学术界的盛事。疫情期间存在诸多困难的情况下，这样一套大型民间文献资料的问世，说明学者们和出版社始终孜孜以求，精心耕耘，以为后人留存珍贵的记忆遗产为己任，体现出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郑振满教授及其团队继承老师辈的志向，数十年来一直在福建的山海之间搜集、整理和研究民间文献，已经产生出许多对国内外都有巨大影响的成果。2018年，我随郑振满教授到永泰，不仅看到他们在村寨中搜集、整理契约文书的工作过程，见证了郑振满、宋怡明工作室的成立，也跑到几个庄寨和乡村里做了一点田野观察，意识到这里真是民间文献的宝库。在30年的时间里，我随厦门大学的学者多次跑过闽南、闽北和闽中地区，今年又到闽东沿海地区跑了几天，在这个俗称“七山二水一分田”的省份，处处都会发现惊喜，常常会引发我的创作灵感。我相信，以不断发现和整理、出版的这些资料为基础，厦门大学的团队会不断产生出国际一流的研究成果。
《八闽文库》专设了“专题汇编”，将以往传世文献类书中不予重视的民间文献收入其中，这是一个创举。因为以往各地在编纂此类文献时，大多只是将传统的经史子集分类中的文献选择收入，几乎不考虑民间文献，或多或少有将前者视为阳春白雪、后者是下里巴人的观念在作怪。这种观念已经太陈旧了。“专题汇编”这一体例上的创新，为《八闽文库》开拓了一个广阔的空间，使得各类民间文献有了纳入其中的可能，使《八闽文库》不再只是精英文献，而同时也真正成为“以人民为中心”的文献宝库，泥腿子也走上了庙堂。
《福建民间契约文书》中，不仅收入大量契约，还包括了账簿、阄书、诉状、收据、税单等，所以这个“契约文书”不是一个只包括田产买卖或租赁合同的概念，而是包括“契约”和“其他文书”的复合概念，这与全国各地已经出版的契约文书资料集有所不同，体现了编者所说的“归户性”原则。这反映出一个问题，即学者们是带着怎样的问题去利用资料的，是否理解普通百姓为何将这些不同类别的文书放在一个箱子里或包在一起，这些东西对他们的生活有什么意义，然后再开始研究，还是仅仅挑出契约来，只研究地权、地价等等问题，我想这个背后的研究理念是有区别的，这样一种文献的搜集和整理方式实际上反映的是一种文献的“生态学”。
《福建民间契约文书》里有写不完的论文
文 ｜ 宋怡明 （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
最近中国收集、出版了很多契约文书，但是《福建民间契约文书》的出版还是有特别的学术意义。从这些文书的保存状况和搜集过程看出，它们非常适合做“在地性”的研究，经过编辑团队六年多的努力工作，可以让这些资料跟其他资料、跟地方历史做一个对话。我们不但可以看到这些文献的创造，还可以看到它们的“来生”（after life），这是这套书最主要的特点，也是其他文献做不到的地方。从这些文献的“原生态”看，潜在的研究价值特别大。
我们最近在哈佛结束了契约文书的课程，课上有哈佛的研究生，也有哈佛燕京学社和费正清中心的学生来旁听，他们无一不被吸引过来。要学会读懂这些资料，并不是那么简单的。有的同学认为，自己的母语是中文，这些资料可以很容易读懂，后来才发现，读契约文书需要专门的培训，这不容易，但也非常有意思。我跟同仁一起研读了永泰契约文书，读出了一些当时人的人生故事，比如珠峰村有个姓谢的人，他买了一个布政司衙门的书役，然后倒买倒卖……还有漈头村的吴履人，他是本地人，后来有外地人进来了，他无以为生，只好兜售所有财产，最后出卖的财产是粪池（厕所）。我用了这些资料去不同的地方演讲，也在哈佛大学，以及加拿大和马来西亚等地发表了一些初步的研究成果，反响都很不错。
我很荣幸参与了永泰契约文书这个项目。郑振满老师经常在上课的时候说，这批文书可以写博士论文。我毫不夸张地说，读《福建民间契约文书》，可以写无数的博士论文。之前我想关于永泰文书应该写一本书，现在的想法是我们至少要写三本书，从社会史、经济史、信息史等角度出发，都可以。研究福建民间契约文书，可能是下半辈子都做不完的事。因此，很期待《福建民间契约文书》全帙的出版，也希望不久后可以跟郑振满老师等同仁面对面交流，一起到福建农村跑田野。
契约文书入《八闽文库》是学术进步
文 ｜ 刘志伟
刘志伟（中山大学历史学系）
近些年契约文书的收集、编辑、出版蔚然成风，不过，把契约文书编入像《八闽文库》这种大型的地方文献丛书的，在我所知，并不多见。
我们常常说中国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而这种传统长期以来都是由大量传世的文献作为载体。但是，过去在文字使用的传统上，一直存在一种偏见，即只有士人留下的文字才能登上大雅之堂。日常生活中的文字传统，历来都不能登堂入室，未能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以文人学者的书写为核心，列入典籍文献，编入文库，入藏书楼的，都是上层的、国家的、帝王将相的、读书人的、有高深学问的学者笔下的文字。那些看起来凌乱、细碎的民间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文字，都被学界所看不起，没有进入文库之列。
虽然从梁启超创导新史学以来，一代代学人呼吁了一百年，要把民间的，反映日常生活的文字纳入史学研究的视野。但这种呼吁，不要说在政府、社会，甚至在学界，都应者寥寥。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从梁启超的呼吁到顾颉刚等学者的大力提倡，从民俗学运动到后来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领域，重视民间文书的收集、整理、研究，也一直是我们的坚持。
傅衣凌先生、梁方仲先生等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开创者们，他们从开创社会经济史研究传统的那一刻起，就开宗明义地把民间文书作为主要的追求，呼吁开创新史学，尤其是社会经济史研究，要注重这些在民间日常生活、经济活动里留下来的记录。前两年郑振满教授带我们去永安，到黄历乡看傅衣凌先生开始利用乡村契约做研究的地方，我们当时感觉就是一次朝圣之行。
我们多年一直在沿着老一辈学者开拓的这条路走下去，尤其是厦门大学的几代学者，从傅先生、杨国桢老师、郑振满、陈支平等到现在更年轻一代的学者，他们的努力现在已经成果蔚然。几代学者的接续努力，终于改变了人们的观念。不管是国家社科基金，还是到学校资源的投入、社会人士的关注，民间文书研究都已经成为显学。所以，《福建民间契约文书》被列入福建省政府古籍整理出版工程《八闽文库》，还专门召开高规格的发布会和研讨会，不禁让人感慨这是几代学者努力的一个标志性的成果，也让人想跟郑振满、宋怡明在永泰，在更广大的乡村中去看他们的研究。
契约文书研究离不开学术传承
文 ｜ 森正夫（名古屋大学历史学系）
郑振满先生在前言中说，傅衣凌先生1944年出版的《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开创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术传统，而我认为，傅先生在1961年出版的《明清农村社会经济》，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也有非常大的影响。这两本书的资料来源都是在永安黄历村发现的契约文书。
1961年我27岁，是京都大学的博士研究生，读了《明清农村社会经济》非常感动。1962年，我在一个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这本书的书评。21年后的1983年2月，我访问厦门大学一个多月，跟傅衣凌先生、杨国桢先生进行了多次共同研讨，汇报了最新的研究成果。1985年，在《东洋史研究》杂志发表了共同研讨的报告。傅衣凌先生的学术思想对我的“地域社会论”有很大影响。
在多次研讨中，杨国桢老师介绍了很多南平、建瓯的契约文书，讨论了清代福建北部民间土地买卖的情况。他认为，福建北部除了私人土地所有以外，还有国家和乡村所有，这两个“共同体所有”比较发达。郑振满先生后来系统搜集、整理和研究福建民间契约文书，并通过发展乡族的研究跟其他外国学者进行交流。
郑振满先生的《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是在傅衣凌、杨国桢先生的研究基础上完成的。如果没有福建契约文书，就没有傅衣凌、杨国桢、郑振满先生的研究成果。但是，未来如何开展《八闽文库·福建民间契约文书》的研究，年轻人的工作非常重要，应该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2022年8月，厦门大学举办了研究生暑期学校和博士生论坛，其中有三个报告是利用永泰县契约文书，比较详细地讨论民间契约文书的调查和搜集过程。如果持续开展这样的活动，民间契约文书的研究方向就会发生变化。所以，年轻研究者的持续加入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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